筆者 2008年至2012年間在《無名小站》部落格連續發表《克師公墓》、《王媽楊儒人墓》、《來台祖王克師》、《王仕甲墓》一文，承蒙族人王興銘多所指教，提供許多先人訊息，受益良多，總覺有空應再深入研究。
後來由於該站停用，文章全部轉入《隨意窩》，但也因此與興銘失聯，無法進一步追蹤資料，一直覺得可惜。現在也只能就有限材料，看看能說明什麼？
興銘是仕泮公派下，應該多少有承自父祖的口述歷史，可以補書面資料之不足。
仕泮公為克師公長子，克師公逝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當時楊氏媽27歲，仕泮公才9歲，仕甲公出生還沒滿8個月。母年輕弟在襁褓，自己又未成年，何以營生？幸賴當時南崁尚有族人，如隨克師公來台的仕福公，另外還有十二世廷仁公之長子克享公。(註1)等到仕泮公長大成人，就一力扛起家計，奉養母親，照顧諸弟，非常辛苦。
再怎麼辛苦，兄弟還是有分家的一天。《景班公手抄王氏族譜》提到：
是時創業二百餘租，及後三子各成長大，婚配畢，家務繁忙，商議分居，各創事業。
三子包括克師公次子仕種公，但他生辰不詳，《三槐王氏族譜：王克師派下》僅存忌日“三月二十八日”，有“嗣男一天應”，而天應公“幼亡，九月六日為忌辰，嗣男啟服”。完全沒有婚配的記錄，天應公是否仕種公親生，也不清楚。就算他結婚生子，天應公幼亡，也應再立嗣子，可惜還沒立嗣，仕種就辭世了。台灣二次葬俗，骸骨進了壽塔、佳城之後，會定期曬金。仕種公派下佳城尚在，對於仕種公和天應公之陽壽，多少知曉。
後來立的嗣不是仕種公的，而是天應公的，以天喜公四子啟服公為天應公嗣子。天喜公為仕泮公次子，生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族譜並沒有啟服公和他的三位兄長的生辰，只有天喜公之四子啟琳公是道光八年(1828年)生，推估應啟服公的生辰，大概在道光元年到七年之間，即1820年-1827年。
啟服公繼承仕種公──天應公的產業是事實。根據《三槐王氏族譜．王克師派下》裡的〈分鬮書範例〉，天喜公長子啟善，早亡無嗣，以次子三子之孫景瑞、景煌各立一半與啟善為嗣，所以當時參與鬮分的有二子啟尚、四子啟琳、長孫景瑞、次孫景煌，並無啟服公。主要是啟服公已以天應公嗣子的身分，繼承了仕種公的產業，才沒有參與生父天喜公產業的鬮分。
如果完全依照《景班抄譜》所說的時間點，“三子各成長大，婚配畢”，只能以仕甲公的婚配作為推算。仕甲公何時婚配呢？《景班抄譜》說：“二十三歲娶賴氏媽為婚”，仕甲公虛歲二十三歲時，就是乾隆五十五年(1788年)，也就是三子分家時間的上限。
不過，就在這段文字後面：“ 於乾隆壬子(1792)年二十七歲，生長子天恭公，及後分居，各理家務”，又將三子分家時間推遲到天恭公出去之後。這樣下限只好劃在天縱公出生前，也就是嘉慶五年(1800年)，不過，那時仕甲公年已34，仕泮公43，也不太合常理。
幸好在《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地申告書》的《理由書》的三房分產資料。
右者之業王景石、王景富、王七妹等緣景石之曾祖父王仕泮，景富之曾祖父王仕甲，七妹高祖父王仕種兄弟三人，自乾隆四十七年分業之時，先抽踏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名大坑門首田壹所，及山林正身厝一棟，為仕伴、仕種、仕甲等之父王克師之公嘗田業，每年所收租額，盡為王克師春秋祭費之資。此嘗業三大房每房一人管理，不得變壞，永遠為王克師之公嘗，歷管無異，現今土地清丈之時，合具理由，委員區長連署稟明功叩。
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台北縣桃澗堡安平鎮庄公業主王克師
管理人仝庄一百三十六番戶王景石
仝堡東勢庄六十番戶王景富
仝堡南崁頂庄三十壹番戶王七妹
委員曾順
庄長曾力士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地申告書》，第56-57張，理由書)
這個資料將三房分家的時間，直指乾隆四十七年(1780年)。當時仕甲公虛歲15，而仕泮公24。
當時參與鬮分的，或許就是仕種公本人，也有可能是嗣子天應公。無論是哪一位， 由於天應公早夭，仕種公也沒立其他嗣子，一直到前述啟服公出世，才立為天應公嗣子，承襲產業。
總之，三子分家之後，仕泮公對克師公遺留下來的產業，擔負著比較重的責任，是無庸置疑的。
他的發展策略主要在“墾”。就在父親克師公的基業上，繼續承墾南崁社埔地。根據《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
立給招批字南崁社土目武生，今有白番使攝承父遺下自己應分山坑荒埔一塊，坐落土名西勢坑，東至打馬臣田頭園頭山面為界，西至坑面田頭、直上山頂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屋背、直上坑內山頂為界；四至界限踏明。其埔地乃系山崎石藪之所，不成片假，而自己無力間墾，托土目招到漢人王仕官前來承墾。即日備出山埔底銀一十三元正，交攝親收足訖；其埔地任從王仕官前去開築坡圳，架造房屋，墾成田園。每年所收粟石，照莊例一九五抽的，佃人得八五，業主得一五，車運本社倉前經風扇淨交納。其埔委系攝自己承父之業，上下左右並無番人墳墓，亦無地不明等情；倘有不明，系土目與攝一力抵擋。日後佃人或回籍別創，任從出退銀兩，以充開墾工力，本業主不得刁難阻擋。此系二比甘願，兩無勒逼，恐口無憑，立給招佃批一紙，永為執照。
嘉慶三年十一月日。
在場番差□□□
在場見番願仔
原招墾白番使攝
代筆潘明義
立給招佃批南崁社土目□□□
(〈第三章番大租第二節番社給墾字五四〉)
這份文書裡的王仕官，從時間、地點來看，應該就是仕泮公。仕泮公，表字正魯，名字都和儒學教育相關，想來上過私塾，取仕官為學名，也說不定。而周代諸侯的學校叫“泮宮”，也有可能是“宮”之形訛。西勢坑不知是否今之西勢湖，已跨出大坑、員林坑、陳厝坑的範圍。嘉慶三年(1798年)仕泮公41歲，仕甲公33歲。
另外還有一筆以“王正魯”的名義和游德愛合買的產業。
根據《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地申告書》第二冊，第77張，理由書：
理由書
台北縣桃澗堡南崁大坑庄 一業
右者茲因游垂照、垂圳、貽棟、貽彩等承祖父游德愛與王正魯合夥明買過曾振恩之業一處，於光緒拾參年立約分管作三股均分，王景發、景星共得貳股，游垂照、垂圳、貽棟、貽彩共得一股。
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這份《土地申告書》稱“游德愛與王正魯合夥明買曾振恩之業，兩家子孫在光緒十三年(1885年)合議分三股均分，其中王景發與王景星共得兩股。查《三槐王氏族譜．王克師派下》：“仕泮公，克師長子，字正魯。”顯然當年合夥之時，仕泮公出資三分之二。
如果這份田產是仕泮公獨資，應由仕泮公派下子孫均分，但王景星，事實上卻是繼承仕種公鬮分之業的景生公，另一位景發公卻是九房鬮分天縱公產業時，立為長孫的王景發，繼承預留的長孫田。
這裡“王正魯”的產業分作兩股，分別由代表二房的王景星和代表三房的王景發所得，惟獨缺少代表自己派下的大房子孫，這是怎麼回事？
個人認為，“王正魯”應該是仕泮公成立的墾號，資金來源為仕泮公、仕種公、仕甲公三兄弟，和游德愛拆股之時，只說王景星、王景發共得兩股，並不是各得一股，後來兩股如何拆分並不清楚，應該會考慮各房持股情形。這裡沒有大房的人，可能是景星公為啟服公之子，啟服公名義上是仕種公嗣男，但血緣實際上屬於大房，也算大房代表。畢竟當時克師公派下子孫，住址還登記在大坑的，也只有景星公而已。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大房的人只剩也代表二房的景生公還在大坑繼營，其他子孫都走出南崁。
早在三子分家前後，附近已不平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崁、龜崙口一帶發生閩粵械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發生一次，道光六年(1826年)又被閩粵械鬥波及，接著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十三年(1833年)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桃園、中壢一帶，都有閩粵械鬥情事發生。
械鬥造成人員傷害，房舍作物損壞，迫使住民必須走出家園，和相同族群的人加強聯繫。三子分家，仕泮公、仕種公田產大致在大坑、員林坑一帶，仕甲公田產大致在陳厝坑。無論田產在哪，他們取得了佃權，也未必親自耕種，也可以另招現佃人，收取小租。
有了小租的收入，自然可以走出南崁。仕甲公走的是經商的道路，等有了積蓄之後，再從事土地經營。
事實上，仕甲公發展策略是“購”，和仕泮公完全不同。他購入土牛溝內已拓墾的土地。從南勢口向安平鎮、北勢、東勢、南勢及鹹菜甕等地擴展。
《景班抄譜》說仕甲公“至四十餘歲，遷移平安鎮居住，續後建造祖堂”，仕甲公虛歲41時為嘉慶十一年(1806年)，49歲時為嘉慶十九年(1814年)，而仕泮公當時50-58歲，在這期間，仕泮公都留守南崁家園，守護先人的土地。
由於仕甲公出色的經營，也帶動仕泮公的子孫，跟著仕甲公走出南崁，仕泮公三個兒子──天宗公、天祿公和天喜公。天宗公三世單傳，至嗣子萬火，子息方旺，其繁衍情形尚待追蹤。
至少生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天喜公，已來到安平鎮發展，留下產業。
前文提到的〈分鬮書範例〉，事實上是咸豐三年(1853年)，天喜公之二子啟尚、四子啟琳、長孫景瑞、次孫景煌鬮分天喜公之田產，這份是四子啟林的〈信字號鬮書〉。裡頭有“又踏安平鎮本屋田心陂尾田業為氏夫婦蒸嘗批炤”，“又拈安平鎮內護屋廚房貳間”等內容，證明天喜公在安平鎮己有住家和田產。
除了安平鎮房產、田產之外，〈信字號鬮書〉還提到：
羊寮坑內自買番婦記娘田業三處，小租參拾石。
南崁大坑承典連春田業小租捌石陸斗。
又帶汶水坑田分小租粟陸石壹半。
這些都是鬮書所謂“自創”的部分，也就是天喜公和他的四個兒子開拓的田產，而且還是啟林拈鬮所得部分，其他三人數量大致相同，可見當時家業不小。
在南崁除了連春典田外，還有買自番婦記娘的羊寮坑田業。當時安平鎮的房產應該是向外開拓的橋頭堡，值得注意的是汶水坑的田產，已經到了今新竹縣新埔鎮的地界了。
中央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收藏有〈光緒12年10月王啟林等立退典盡水田埔薗屋宇地基契字〉及〈明治30年11月王景南等立收回典價佛銀字〉等兩份文件，都涉及到汶水坑口庄田地出典的問題，分別由王啟林、王景星、王景瑞、王景南和王景龍、王景南、王景輝所立，景瑞公、景輝公為啟尚公之長子和次子，景龍公為啟琳公長子，景星公應為景服公之次子景生，都是天喜公之子孫，然而景南公為天恭公之第三個孫子。看來這些田產又非盡啟林公所獨有，當時土地向外開拓，族人應以合資方式取得，才會有這種現象。
仕泮公在道光元年(1820年)辭世，而長子天宗公逝於道光十年(1830年)，次子天祿公逝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天喜公逝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南崁員林坑先翁鬮書田業存為仕泮公蒸嘗”，“又買坑頭田業踏仕泮公蒸嘗”，從〈信字號鬮書〉中，似乎透露出某些訊息，就是天宗公、天祿公和天喜公鬮分田產時，直接將作為仕泮公之蒸嘗的田產交由天喜公管理，後來又將歷年租榖購買坑頭田業，也作為仕泮公之蒸嘗。這部分祀產，鬮書雖說是員林坑，不過後來地籍段界劃在大坑。
至於天祿公之子孫，《桃仔園廳桃澗堡水尾庄土地申告書》保存了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3月12日王萬標、王景輝、王景石的“中壢新街六十八番戶”業主的申告書(第101張)，他登錄的住址是中壢新街67番戶，而景輝、景石都是安平鎮庄百一十六番戶。而且王萬標加註“亡曾祖父王天祿稱繼承人”，而王景輝、王景石也都註“亡祖父王天祿稱繼承人”。萬標為天祿公長子啟愿之長子景佑之長子，景石為天祿公次子啟昌之獨子，但景輝為天喜公次子啟尚之次子，但啟尚也嗣於天祿公，所以景輝也稱“亡祖父天祿公”之繼承人，看來這份產業來自天祿公無疑，可見仕泮公子孫也很早就來到中壢新街了。至於王萬標本人“中壢新街六十七番戶”業主的申告書(第102張)，則加註“亡父王景佑子繼承人”，兩戶相鄰，以當時新街之繁榮，也算大有斬獲。另3月15日王萬標之妻“王門葉氏喜”也申告附近一塊畑地。
當年仕泮公的田產，應該還有一筆天宗公、天祿公和天喜公鬮分未盡部分，《臺灣總督府檔案》收有一份〈明治三十三年王景輝等以乏銀別創立杜賣盡根契字〉：
立杜賣盡根斷水田契人王景輝、王景孫、王景石，姪王萬標、七妹、元泉、元登、萬全叔姪孫等，有承祖父王仕伴鬮分水田、茅屋、山林、物業壹所，坐落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名大坑。下下則田，七分壹厘參絲，納地租金壹百七拾七錢五厘。又下下則田，四分七厘貳毫零七忽，納地租金壹百貳拾錢九厘。第壹段，圳下厝連厝前田及山埔，東至大溪心為界；西至過路岸游家田毗連為界；南至圳溝為界；北至大路為界。第貳段，圳頂田連埤共壹段，東至王景富田為界；西至過路岸為界；南至景富田為界；北至圳溝為界。第參段，田連場共壹段，東至蔡家田毗連直上山頂為界；西至過路岸游家田毗連，直上曾家山毗連透山頂為界；南至角頂天水流源為界；北至石堆岸蔡家田毗連為界。第四段田，東至入水邊入水坵頂岸游家田毗連為界；西至小溝埋石，由北邊埋石游家田毗連為界；南至圳溝為界；北至大路為界。其田帶食本坑大溪水圳□透田，通流灌溉本田，大租參石五斗正。曾祖叔父對南崁社番頭目買入明白，歷年免納，其界內水田、茅屋、山場、餘埔、曠地、風圍、竹林、樹木、什物等項一切在內，各四至界址明白。
今因乏銀別創，叔姪孫等相議，願將此物業及本田大租，概行出賣與人，先儘問房親人等，俱不欲承受，託中引就蔡天水父子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議時值盡根斷田價，龍銀壹仟零捌拾圓。即日天水備足契內田價銀，仝中交輝叔姪等親收足訖，隨即踏仝中踏明各四至界內水田、茅屋、山場、餘埔、曠地，以及風圍、竹林、樹木、雜物等項概本田大租，盡行指交買主前來掌管，出贌收租抵納課，永為己業。自此，輝等物業一賣千休，割籐永斷，各四至界內，寸土無留。日後輝等身及子孫，不敢言增，亦不敢言贖。保此物業係輝等承祖父應份之業，與房親人親疏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為碍，亦無大租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如有情弊，輝等出首一力抵當，不干買主之事。此乃現銀明買明賣，銀清契明，亦無債貨估折。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又無逼勒。恐口難准，今欲有憑，立杜賣盡根斷水田契壹紙，付執為照。
即日，景輝叔姪孫等仝中實親收到契內田價龍銀壹仟零捌拾圓正足訖。完照。
再批明：其契劵係景富手內收執；其補仕祥鬮書，係景輝等手內收執；又景添于歸就□琳歸就字，景添手內收執。倘有要用，皆當取出公照，不得刁難。批 照。
再批明：此第番頭目公佃字，係王標手內收執，倘要用，當取出公照，不得刁難。批照。
代筆人 曾清淮
說合中人 曾秀洋
游永漢
在場見人 王榮富
王榮氏
王元氏
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 日 立杜賣盡根斷水田契人 王景輝
景石
姪 萬標
七妹
元泉
元登
萬全
景添
(〈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名大坑二八八之一〉)
土地買賣時間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從根據的書契看來，原始書契是景富公收執，景富公仕甲公派下，也有地與賣出的土地接壤，應該都是克師公向南崁社土目購入的番佃地，賣出的地是仕泮公拈鬮取得的，仕泮公棄世之後，子孫並未鬮分，所以產權歸屬派下子孫。在契書內提到的土地所有人有：王景輝、王景孫、王景石，姪王萬標、七妹、元泉、元登、萬全，大致與後面花押名字相同，王景孫應該就是王景添 。
其中元泉、元登在族譜找不到對應。其他，景石是天祿公房啟昌公長子，萬標、萬全為天祿公房啟愿長子景佑之長子、三子，景輝是天喜公房啟尚公次子，景添是天喜公房啟服公三子。惟獨缺少天宗公房，不過天宗公房啟益公之獨子景裕無子，以景佑公四子萬火公為嗣，萬火公逝於1896年。而景添公為啟服公三子，啟服公嗣於仕種公嗣子天應公，或許就因為繼承了仕種公產業，所以就將他的共有權之一部轉移給□(啟)琳，所以才立了一份〈歸就字〉。
比較特別的是七妹，族譜記載：“萬七公：景生次子。又名七妹，生於光緒十八年(1892)七月三日，幼亡，十月六日為忌日。”景生公為啟服公次子，而且明確為王克師公業代表仕種公的管理人，何以也列名其中？
這或許是一份分割未盡的土地，但看得出來，閩粵械鬥的結果，族人逐漸向外開展，為了湊足更多的資金，也開始出賣祖產，求取更有利的發展條件。
右者王(盼)即仕伴應得(撥單)即鬮分之業，址在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名大坑，仕伴繼承曾孫王景輝等，自光緒十三年將鬮分併合約字向蔡天水胎借銀圓，至光緒十四年清丈領收丈單貳張，亦交天水收執。迨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夜蔡天水被土匪闖入家屋，丈單及鬮分合約字盡被土匪掠奪，迨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景輝等與蔡天水割定抽回之田業，景輝叔姪人等招集相議，先抽租粟額拾貳石，每年為曾祖父仕伴永遠香祀之費，各不得變壞，其餘尚剩租額，照房份人等收入，當場齊集面約，公舉三人管理，每年辦為祭祀，據實無異，現今帝國土地清丈之時，合具理由委員庄長連署稟明，切叩。
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台北縣桃澗堡安平鎮庄公業主王仕伴
台北縣桃澗堡安平鎮庄百三十六番戶王景輝
仝庄百三十六番戶王景石
仝堡中壢新街四十番戶王萬標
委員曾順
庄長曾力士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地申告書》，第53-54張，理由書)
從《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土地申告書》看，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申告土地時，除了克師公和仕泮公、仕甲公的祀業，還有一些神明會的祀產外，也只有二房的王七妹，和三房的王景發以業主身分提出申告書。土地使用人未必是土地所有人。目前還有族人在大坑、員林坑和陳厝坑，依舊經營先人土地，只是多半操持閩南口音，早就忘了饒平話了。(註2)這也是不可抗拒的時代變遷，筆者從小都說四縣，饒平話只剩少數詞彙而已。至於下一代，連四縣都不會了，環境如此，無可奈何。
文峰公業、克師公業和南崁宗祠，一直都由仕泮公派下經營。仕甲公到安平鎮開基，在南勢口起公屋，後來形成植槐堂。植槐堂後來經過多次重建，都是合仕甲公三大房之力，應與仕泮公派下無關。詳見拙文《平鎮植槐堂(未定古蹟)》。
依興銘的說說法：“‘南勢王屋’在仕泮公派下的老人家口中都稱為‘老屋下’。”以當時族人交際頻繁看來，仕泮公子孫附居南勢公屋也未必不可能。但天喜公在“安平鎮本屋田心陂尾”的田業，還有啟林公拈得的“安平鎮內護屋廚房貳間”，應該都不在南勢口的植槐堂，而是平鎮里平德路的“太原堂”。
植槐堂分別以仕甲公和賴氏媽的忌辰為春秋兩祭，而太原堂的春祭是仕泮公忌辰，秋祭是文峰公忌辰，另外克師公忌辰還有祭祀活動。這些原本在南崁宗祠的祭祀活動何時遷移過來，和天喜公來安平鎮發展，不無關係。
(註1)〈廷仁公派系來台祖簡略〉：“後其長子王克享遷移淡水上崁莊，在王克師宗兄家居住，經營生意，並耕作克師兄之田，以維度日。(《三槐王氏族譜王克師派下》，P56)
(註2)在南崁內厝還有一群堅持客家話的族人，不知是否饒平腔。(見蔡武晃《「客家島」-被遺忘的南崁客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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