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瘴癘地”，不獨中國大陸為然，台灣地處亞熱帶，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軍征台役，戰死僅164人，但病死高達4,642人，另有26,094 人住院治療。這讓日本學者立即意識到“熱帶殖民地統治之成敗乃繫於衛生如何”的道理，在當時台灣公眾醫療與衛生設施缺乏的情況下，立即在台北成立台灣病院，次年台中、台南各地病院相繼成立，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台東診療所設立，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遷址，更名“ 台灣總督府立台東醫院”，負責台東地區醫療衛生工作。
同時，醫生出身的後籐新平，在台灣始政時，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認為日本殖民帝國無傳教士做先鋒，可以醫生作為殖民統治之基礎。除了要設置醫學校培養醫療人員外，也要建立公醫制度，從事鄉庄的醫療衛生工作。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台灣公醫規則》公佈後，公醫成為地方醫療衛生的主要力量。公醫不屬於官吏，卻由總督任命，有公家津貼，在執業所在，負責地區公共衛生與醫事相關業務。諸如上下水道之清潔與改善，傳染病、流行病、地方病之檢疫與預防，種牛痘、衛生消毒、貧民醫療、屍體檢驗、鴉片、公園衛生、中毒處理，以及衛生與醫事統計等。不過，公醫衛生事務的執行，要與警察配合，衛生工作與建設需要的衛生費，也由地方保甲長在警察配合下徵收。
想取得公醫資格，要先通過官方醫務人員檢定，取得限地醫師資格。限地醫師在資格檢定後，派往偏遠鄉下擔任住地醫生。日後再依年資和經歷給予公醫的資格。
共榮醫院的前身是東屋敷公醫診療所
後山的偏遠山地，現代醫療設施嚴重缺乏，加上高砂人敵視日人，治療工作多求助巫醫，衛生觀念落後，醫療工作推動很吃力。但為了遏止疾病蔓延，影響經濟生產，醫療衛生政策必須落實。於是，大正十二年(1923年)在利家社等處設置公醫。
利家社，在清領時期稱呂家、呂家望、呂家罔(Rikavan)，名稱取源於族人種植之芋葉成帽子之形(K-um-avokavon)，另說位於台東平原邊緣丘陵之頂端，望之如帽。在血緣上，屬知本社群之一支。相傳利家社與射馬干社(Kasavakan)、知本社(Katipol)與阿美族都是發祥地Ruvoahan的巨石裂生，卑南社則是panapanayan的竹子所生。阿美族北遷，卑南社徙海岸，利家社、射馬干社與知本社的祖先移Ka-hadawayan。知本先祖西哈西浩(Sihasihau)建立強大的卡砦卡蘭社(kazekaLan)，經常派次子邦奧利安到北方徵收獵稅，邦奧利安的女兒西奈漢(Sinaihan)、摩阿蓋(Moakai)，就在通往北方縱谷地區的中途站──利家社，改為永久聚落。
1638年1月，荷蘭第五任長官德包爾(Johan Van DerBurg)，派遣來自哥本哈根的高級醫師兼商務員馬丁．衛瑟林(Maarten Wesseling)率部駐守卑南覓，尋找傳說盛產黃金的哆囉滿河(Danau River)，1641年9月，一名荷蘭士兵逃返大員，帶回衛瑟林被大巴六九社(Tammalacauw)及利家社 (Nicabon)人殺害的消息，利家社之名始為外界所悉。次年1月，第六任荷蘭長官保羅．杜拉弟紐司(Paulus Traudenius)親率領一支353人的部隊，展開報復性攻擊，大巴六九社遭焚燬，利家社倖免流離失所。1652年6月12日，荷蘭人召開“臺灣東部地方集會”(Landdag)，34社代表齊集卑南，利家社Nickabon、Nicobon(或譯尼家堡)均與會。
大火燒了共榮醫院，燒了列管的老榕樹，醫師娘也葬身火窟。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鳳山縣志的地圖裡已出現“呂家罔社”，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朱一貴餘黨王忠逃亡卑南覓，總兵藍廷珍檄千總鄭維蒿往諭土目文結搜捕，凡漢人皆逐之。並劃定番界，立石禁入番地。雍正二年(1724)臺灣鎮總兵林亮，命水師中營守備吳崑，帶領通曉番語之人，同舊歸化卑南覓社土官，偏歷山後各社，宣布德威，招徠歸化 65社，呂佳罔社在列。
咸豐六年(1856年)，水底寮商人鄭尚，募佃入墾卑南，形成“寶桑庄”，不久就有漢人入墾利家。漢人進入台東平原，造成了卑南各社之間勢力的消長，卑南王室式微，呂家望崛起，是光緒元年(1875年)建社的阿美族馬蘭社的最大威脅。英人泰勒(G.Taylor)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親自目睹知本和呂家望的戰爭。同年劉銘傳奏疏表示：“南路之番，以呂家望為強族，嘗以地大番眾，雄視一隅，聞諸番薙髮，出而阻止，各社因而觀望。”
光緒十四年(1888年)6月，大庄客家人劉添旺不滿水尾墾撫局委員雷福海壓榨欺凌，引起“大庄事件”，共同起事的有迪階、馬魯零、觀音山、大庄、頭人埔、萬人埔、李仔坑、石牌、里坑、公埔、新開園和里瓏等12庄。8月5日與吕家望社聮手，圍清軍於埤南廳署。8月21日，劉銘傳調台灣鎮總兵萬國本率部乘伏波輪登陸，內外夾擊，起事民眾退守呂家望，8月29日萬國本、記名提督李定明和鎮海後軍總兵張兆連分三路進攻呂家望社，而澎湖鎮總兵吳宏洛也率部2400人趕到。9月1日天津總總兵丁汝昌率北洋水師致遠兵輪管帶鄧世昌、靖遠兵輪管帶葉祖圭，自海上發砲助攻，9月21日呂家望社不敵投降。事後，根據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臺北府發的劉銘傳《埤南叛番圍攻廳治派兵解圍摺》謂：“埤南附近呂家望社，素稱強悍，役使鄰近百數十里內之各番社，號曰番王，前已就降，仍出殺劫。上年戕殺射馬干社番兩人，抗犯不交。”從這種秋後算帳的文句看，呂家望社的勢力相當強大。
大庄事件促使清廷在當年11月將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什級為臺東直隸州知州。至於呂家望社，光緒十六年(1890年)，南村改稱“遵化社” ，北村易名“迪化社”，各立社長，分化他們的力量。其實，經過一場戰火洗禮，呂家望也無力反抗台灣的統治政權了。初鹿的北絲鬮社(Basikao) 頭目馬智禮之生父福建人朱來盛，大約就在這時入贅呂家望女子杜哇那。
日本人一向視卑南族為良蕃，但也不此放鬆殖民統治的腳步。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設“台東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改設蕃人公學校，“呂家番人公學校”是第一批成立的學校。由於辦學成績優異，還獲得天皇獎的肯定。簡單的日文，成了原住民之間共同的第一語文。然而呂家向有會所制度，巴拉冠(parakoan)不但是推動部落公共事物的中心，同時也是實踐傳統年齡階層制度的重要場所。呂家將人生分為幾個年齡階層，每個年齡階層都有不同的職責，男子滿12歲就要離開父母，通過猴祭的考驗，才能進“少年會所”，接受年長族人的知識教育和嚴格的體能訓練，成為“米阿布丹”，然後在大狩獵祭後，晉升“邦沙浪”，進入“青年會所”，接受殘酷的叢林戰鬥訓練，直到20歲。新式教育的引進，直接衝擊傳統的會所教育。然而，一直到戰後，呂家望培養了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這又說明了什麼？
警察是殖民政府在地方的代表，同年(1905年)呂家派出所也成立了，有關全社事務的會議改在派出所進行，而且警察有指導會議的權責，只有小事才能在會所商量。警察也負責徵收槍枝，這樣也改變了呂家狩獵的生活型態。日本也鼓勵警察攜眷住在蕃地派出所內，推展日式生活和文化精神，使警局成為執行懷柔政治的文教中心。
日治初期，呂家社人主要分佈於南村的Karibok、Rabirabi和北村的puHanuHanun、muHanun，大正九年(1920年)將“呂家”易名為和風的“利家”，昭和三年(1928年)為了廢除利家人的生活習慣，同時為了行政管理方便，最好的方式就是“部落改建”，於是將puHanuHanun重新規劃，改造為街道整齊的住宅區，平均分配每戶0.75分地，同時禁止漢人混居於社區，只能住在社區邊緣，原漢交易須徵得警察同意。
呂家的傳統權力結構是藉由祖家制度實現的，祖家(karumahan)是親屬祭祀的場所，親屬關由經由祖家制度來體現。呂家有kazayiran、Pararan、 Kiamian、Riyarinyai、Sayiradon、Patekel六個擁有會所的領袖祖家，只有kazayiran和Pararan是全社領袖祖家，由歸屬於會所的會員，構成政治團體，各有所屬的獵場。頭目(ayawab)為這個團體的政治和軍事的領導人，管理著會員與會所的財產，會員有納稅和服役之義務。頭目一般會在生前指定繼承人，跟隨見習職務。然而，昭和六年(1931年)，會所多已廢置，於是日本人將六個會所併為一個。次年又將頭目改為保長，廢頭目世襲制，改為日人任命，不准再向頭目納稅，收獲要到派出所登記，嚴禁部落戰爭。於是，原來作為政治中心的會所，也失去了它的作用。
為了促進台東經濟開發，大規模將原住民土地劃入農業區，同時開鑿水圳，引進漢人勞力，引進甘蔗等經濟作物，引進水稻耕作技術，大幅提升農業生產質量。但也開始對原住民課稅，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又將卑南族納入普通行政區，同時放寬土地買賣限制，不但使他們勞役加重，也讓他們賴以為生的土地逐漸流失。
現代化一直衝擊利家部落的傳統文化，部落的人能選擇的實在有限。公醫的設置，在積極的意義上，通過醫療，恢復健康，取得人民信任，達到歸順的目的；衛生觀念的推廣，改變了舊有的生活習慣，自覺傳統文化的落後，讓部落失去了文化的主體性。這些意圖，在知識青年身上反映得最為明顯。
縣府以無修復之可能，註銷了歷史建築的登錄。
日治時期，在台東廳共設了6個診療所、27箇療養所，利家的公醫診療所由牙醫師東屋敷仁助主持，又叫東屋敷診療所，從昭和十二年(1937年) 台東廳公醫分怖情形及分佈地區，當時台東日籍公醫還不少，戰後，他“引揚”回國，被推為“臺灣開業醫師齒科醫師引揚者同志會醫師代表”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12月8日向國會眾議院厚生委員會陳情，希望從台灣引揚的醫師能在內地得到開業許可。
戰後，利家又改為具有唐風的名稱──利嘉，國民政府的村里制度，進一步破壞了部落原有的政治生態，1950年實施地方自治，通過選舉，村里長取代了頭目，活動中心取代了會所。同時原本被禁止傳教的山地部落，長老會在1952年，天主教在1954年，開始進入利嘉傳播福音，加上原本和漢人接觸引進的佛、道教，對傳統文化都有很大的改變，連巴拉冠都賣給天主教堂。
原本公醫診所，兼作住宅。戰後診所被列為日產，由鄉公所管理。1946年，台灣省衛生處派彰化籍醫生甘共榮接收利家診療所。甘共榮是日本東京醫事學校畢業，後來甘醫生偕夫人想在此定居，就向卑南鄉公所價購，設立共榮醫院。他仁心仁術，當地人無分貴賤，大都找他看過病，遇有低收入患者，醫藥費還全免。診療地區除利嘉外，太平、泰安、大南、新園、煙仔寮、田寮、東興等地。受到全民健保衝擊，改為共榮診所，年輕人多往市區大型醫院求診，病患銳減，仍堅守醫療崗位。在利嘉行醫達58年，終因年事漸高，體力衰退，2004年停止營業，返回西部，含飴弄孫，安養天年。
利家共榮醫院是地上1層日式木結構建築，除了天花板、廚房等略有整修外，其空間格局大致保存日治時代原貌。為卑南地區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建築，也作為利嘉社區發展中，居民生命歷程的見證。遂在2003年12月31日登錄為台東縣歷史建築。
利嘉河載了多少故事逝向大海
診所後面有棵老榕樹，為縣府列管珍貴樹木，2000年8月碧利斯撲襲台灣，老榕傾倒壓壞診所，報縣府處理，協調移植史前博物館，但居民不捨，未付實施。
2005年10月18日，本人駕車前往參訪，以“醫院”詢問居民，都說沒有，但以“甘醫師”相詢，人盡皆知，但已人去樓空，只有週遭老榕，慣見利嘉風月，輕拂細髯，訴說歷史滄桑。
2006年12月27日清晨，火起診所，建物全部燒燬，旁及老榕。據說甘醫生夫婦雖在台北養老，但想念住慣了的利嘉，偶爾回來看顧。起火原因可能是甘夫人用火不當，竟以身殉。縣府也以無修復之可能，撤消歷史建築登錄。
我曾透過電視媒體，觀看利嘉社區大狩獵祭，有看到為居民“改服除喪”的儀式。這讓我朦朦朧朧的回到30年前，先父過世，一段黯然的守喪時期，不能拜神，不能到親友家作客，家裡的生意急轉直下，鄰居皆以不潔目之，直到換服除喪，才得以正常生活。然而，前年母親過世，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服喪習俗了。也許漢人的文化習俗，也在不知不覺中，受時空條件影響，變了味了。但在利嘉，或者其他卑南族部落，卻以非常鮮明的儀式，從守喪過渡到除喪。是古老漢族和利嘉人有共同的宗教思維和行為模式嗎？抑或某一族群向另一族群輸出文化呢？這容或人類學者以時間來比對分析，但近年來，部落文化開始重建，是出於文化自覺還是文化商品化，就不得而知了。
據2004年3月戶口普查，利嘉村共17鄰，422戶，1351人。其中平地原住民241戶，人口783人，山地原住民7戶，17人，原住民仍佔6成。
也許社區還在蛻變中，利嘉人也沒有多少資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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