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梓桑，字迺蘭，號德馨，同治十三年(1874年)7月14日生於雞籠堡新店街，幼失怙，母胡氏敎以詩經。有人說他本姓胡，為基隆許姓商賈收養。他漢文造詣深厚，擅詩詞。又有人說他為淡水縣庠生，不過，資料上都沒顯示他前清秀才的身份；又有人說他受業於舉人江呈輝(1872年-1917 年)，江氏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18歲時中舉，光緒十九年(1893年)奏准設立崇基書院，為基隆官學之始。不過館舍甫落成，台灣就易主了，僅舉行一次月課，就將書院供奉孔子、倉頡移到慶安宮。許氏果有庠生的出身，淡基分治，受教於江舉人，理之所當然，就是沒有庠生的身份，也未嘗不能遊學門下。宣統元年(1909年)江氏返台，暫住許家，可見兩人之關係。
江呈輝比許梓桑大兩歲，由於成名較早，據說受到唐景崧的器重，民主國成立，或許曾給他一些任務，但不久就挈眷回籍。於是，有人給他“ 抗日保台舉人”的稱譽。許梓桑是不是有這層師生關係，反而受到日本人重用，不得而知，但當時基隆另外一位名人──顏雲年，跟許氏同庚，也打著江呈輝門生的旗號，給日本人當翻譯，一樣受到當局的重用。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在台北縣下設基隆支廳，明治三十年(1897年)改為基隆辦務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獨立為基隆廳，明治四十三年 (1909年)改為基隆支廳，隸台北廳，大正九年(1920年)設基隆郡，大正十三年(1924年)改基隆市，這些地方長官，不論廳長、支廳長、署長、郡守、市尹、市長，都由日本政府派日本人擔任。而基層地方組識，沿用清領時期的保甲制度，置街庄事務所，辦理官命之傳達，法令之通知，戶口之調查等事務。由日本政府指派本地人擔任街庄長。當時基隆街指的是石牌、玉田、草店尾、福德、暗街仔、媽祖宮口、崁仔頂、新店、後井仔、和興頭街等地。
整修後的梓桑巷，盡頭就是慶餘堂的正面，那曾是文風薈萃之處。
最初，許梓桑被指派擔任基隆區街庄長事務所的書記，由於“治事精勤”，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獲總督府授予“紳章”，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任基隆街庄長，那時，他還不到30歲。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9月以勒令第217號公布《在臺灣街庄社設置區長及區書記案》，廢街、庄、社，改設區，區設區長役場，置區長1員，助役1員，輔助廳長執行管內事務。他就擔任基隆區長。在他之前的區長陳文貴、吳志清，陳文貴在清領時期就擔任基隆街總理，政權交替之際，毀譽參半，吳志清是宜蘭人，任期皆短，只有他的能力受日本人肯定。
大正八年(1919年)推行同化政策，實施文武分治，民政與警察行政分立。同年7月26日以勒令第281號公布修正《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制》，廢廳改州，改支廳為郡、市，區、堡、里、澳、鄉改為街、庄，原庄、小庄(土名)改為大字、小字。當時基隆街轄基隆、大沙灣、社寮、八斗子、深澳坑、田寮港、大水窟、石硬港、獅球嶺、蚵殻港、大武侖、大竿林、内木山、外木山、仙洞、牛稠港等16個大字。大正十年(1921年)派他為基隆街助役，後經公舉，成為基隆街街長。昭和三年(1928年)獲總督府授藍綬褒章，昭和十二年(1937年)他還被選派為臺北州會員、台北州協議會員。。
當時日本人也沒給本地街庄長什麼政治權力，所以也難有什麼政治作為，他前後任職20餘年，為地方服務長達50餘年，只能倡導或參與有限的地方公益事業。
古厝殘破成這樣，後面的迺園更不用說了。
在教育方面，他推動日語普及工作，組國語練習會，擔任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基隆公學校保護者會長、基隆市教會委員、基隆市教育會評議員。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他捐助基隆公學校校舍新建費，大正元年(1911年)又捐助許多教育相關費用，大正九年(1920年)開設基隆同風會幼稚園。
在社會服務方面，他還擔任了公益社理事，為消防工作盡了不少心力，擔任消防組、保甲協會的顧問，也擔任方面委員。光緒七年(1881年)基隆通判梁純大與士紳捐設棲流所於後井仔，收容流離孤貧，一度廢棄，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修復，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許梓桑募款將它遷到石硬港，改名“養命堂”。
在實業方面，他擔任台灣水產會社監察、台灣勸業無盡會社董事、基隆劇場株式會社董事，在工商服務方面，他擔任基隆商工會顧問、基隆總商會會長。
他投身地方工作，也不純粹站在配合和協助的地位，也有展現本地人實力，分庭抗禮的意味。他篤信本土宗教，曾倡議重修城隍廟、代天宮、月眉山靈泉寺等，其中基隆街上的精神中心──慶安宮，在牛稠港的土地有了糾紛，管理人王六轉涉嫌變賣廟產，為街紳蔡天培制止，經街民會議向基隆廳長山名金明訴願，纏訟多年，才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公選當時為街庄長的他為新管理人，那時可運用的現款僅13.9圓，他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組織董事會，重修慶安宮，次年廟成，親自率團遠渡湄洲進香，恭迎聖母神像，農曆4月17日舉行安座儀式。至今該宮已擁地13甲餘。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的林來發氏願獻1甲多地為靈泉寺基地，許梓桑為董事，經鑑定決定動工建寺。基隆著名的大竿林仙公廟代天宮，昭和六年(1931年)地主蕭發捐獻土地，獲許梓桑全力資助，募捐籌備，鳩工興建，於次年完工，至今香火鼎盛。
基隆民間戲劇向有西皮和福祿之爭，經常藉迎媽祖鬥奢競侈，釀成械鬥。大正二年(1913年)許梓桑在區長任內，倡議市內市外不分西福，一切合併，同日賽會。可惜未付實行。
唐羽說：“梓桑先生，崇儒禮佛，倡導孔孟，力善風俗，頗著勞績，德望甚高。”他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組“天然足會”，明治四十二年 (1909年)組“斷髮會”，後來參與“風俗改良會”，大正三年(1914年)還擔任“敦俗會”會長，大正九年(1920年)改名“同風會”，仍擔任會長。這些社會教化活動，不單純是配合日本同化政策，多少還有移風易俗的儒家思想在焉。
唐羽又說：“梓桑固從貨殖且荷公職，惟不棄文墨。閒居喜倡吟哦。其詩且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詩既傳，匪惟梓桑、雲年之名益著，而基津詩文之盛，亦由遠播。”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的瀛社，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農曆2月16日在艋舺平樂游酒樓舉行成立會。公推洪以南為社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謝汝銓為副社長。創社後，每年召開大會，由顏雲年推動，與桃園桃社、新竹竹社時開擊缽聯吟大會，顏氏任三社聯吟會會長。大正三年(1914年)顏雲年築“環鏡樓”成，招集全島第一次詩人聯吟大會，聘前清進士許南英主詩盟，成《環鏡樓唱和集》，許梓桑與會，為重要成員。
許梓桑最為人稱道的詩作，是《基隆八景》，詩見於石坂莊《基隆港》，該書為大正六年(1917年)6月10日出版的“改訂第三版”，前兩版都是小冊子，未載錄該詩。謹錄於後：
雞山驟雨：雞山屹立冠群峰，風雨蕭蕭驟幾重；極目微茫迷鳥道，高低雲樹匝陰濃。
獅嶺匝雲：指顧獅峯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山容隱約誰能辨，絕巘高岩盡綺紋。
魴頂瀑布：雙龍飛瀑落岩中，入耳泉聲玉韻通；任爾狂風吹不斷，銀河遠瀉上天空。
鱟魚凝煙：雌雄鱟嶼海西東，毓秀鍾靈氣象同；樹色迷濛疑斷雨，憑欄一望碧烟籠。
仙洞聽濤：空留石洞隱仙蹤，髣髴桃源一樣同；海國波濤長擾夢，聲聲入耳聽玲瓏。
社寮曉日：旭日東昇彩鳳鳴，雲霞散漫曉風生；天開曙色曈曈映，水國清光入畫明。
海門澄清：開門八尺本天成，萬古常流一色清；好是晚來霞爛熳，魚穿雲錦漾分明。
杙峰聳翠：萬水星羅繞杙峰，杙峰不與眾山同；孤高千仞凌霄漢，一望蒼茫鎮海東。
其實，同治十年(1871年)楊浚(1830年-1890年)編《淡水廳志》，收錄了“雞籠八景”，就有“鱟嶼凝煙、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峰聳翠、奎山聚雨、毬嶺匝雲、峰頂觀瀑、仙洞聽潮”諸景，許梓桑改動了幾個字，各繫以詩，這類詩並不對景物進行真實，只管山水意象的塑造，以引發讀者審美情感，臻於情景交融的境界，許梓桑並沒突破傳統的窠臼。
在顏、許帶領下，基隆文風大盛，大正十年(1921年)8月24日蔡癡雲、張一鴻、鄭如林、黃梅生等人成立“小鳴吟社”，大正十二年(1913年)5 月13日，併入瀛社為“基隆分部”。網珊、復旦、月曜等吟社成立於大正十五年(1926年)，鐘亭、晶社成立於昭和四年(1929年)，而大同吟社也在昭和六年(1931年)4月20日天長節成立。
昭和五年(1930年)12月15日傳統詩半月刊《吟稿合刊詩報社》(簡稱《詩報》)創刊，發行人為桃園周石輝，編輯者為葉文樞。剛開始以“桃社 ”為主，基隆贊助者只有許梓桑。昭和七年(1932年)10月1日，編輯及收支事務歸蔡清揚，次年(1933年)12月1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12月1 日，發行人及印刷人均為張曹朝瑞。蔡清揚是瑞芳詩人，曾應基隆張添進之邀共設“鐘亭”，和張曹朝瑞都是大同吟社成員，張曹朝瑞經營“ 仁華活版所”，《詩報》就由該所印刷，該刊以記錄詩作及詩社動態為主，是日治時期發行最久的傳統文學刊物。早期未有“社長”之設立，只有副社長杜香國、盧纘祥，昭和七年(1932年)1月1日刊出〈啟事〉，稱社長盧纘祥有要事，將《詩報》讓予許梓桑經營，許梓桑列名榮譽社長。
可以看出，他晚年為了詩文自娛，構築宅第園林，作為文學活動的場所。顏雲年成《環鏡樓唱和集》之後，大正七年(1918年)買下木村久太郎的別墅──“木村御殿”，取名“陋園”，次年(1919年)10月，舉行詩人擊鉢吟會，成《陋園吟集》，又是一次全島性的文學盛事，這些許梓桑都看在眼裡。不過，顏氏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罹傷寒去世，失去友人的許梓桑，開始有了退老之想。簡萬火《基隆志》說他“近為靜養心神，乃築廈屋於玉田山上，取名曰‘慶餘堂’，以樂晚年。”
原來許梓桑的老家在市區，因日本人改正市區，拆為築港地，所以他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遷到“新店街八番地”，昭和六年(1931年)他選擇了當時玉田街的山腰，興建了“慶餘堂”。當時的地址是“台北州基隆市玉田町3之59番地”，今為玉田里愛四路2巷15號。從山腳通往慶餘堂的道路，為紀念他對地方的貢獻，稱為“梓桑巷”。
慶餘堂是閩南三合院式建築，地上二層磚牆結構，還有地下室，特別的是，它採用當時台灣煉瓦株氏會社製作的TR磚砌築。壁堵也有許多西方花鳥彩色磁磚裝飾，顯得特別氣派。
慶餘堂所在的山嶺，當地人稱“少將山”，據說是因為日治時期這裡建有要塞司令部的少將官邸。許梓桑的慶餘堂在此山北面，後來，他在後山構築“迺園”，整個宅第園林矗立在山巔，規模宏偉，是當時明顯的地標。後面的山崖，陡峭壁立，當地人稱為“皇帝殿”，在它的映襯下，自然表現出尊貴的地位。
昭和六年(1931年)5月3日午後7-12時，剛成立的大同吟社，假許梓桑新成的“慶餘堂”開例會，20餘人參與，題擬〈大同〉、次擬擊鉢吟〈擬慶餘堂春夜小集〉。(事見《詩報》第12號)詩社成立時就推他為顧問，後來成為首任社長。
歲月不饒人，據說，1945年台灣光復，他扶病應邀代表基隆參加受降典禮後，遺言：“我之夙望已達矣！”，猝逝於慶安宮禪房內，享年72，著有〈筠窗吟草〉1卷，未傳世。
許氏死後，慶餘堂也慢慢老化，子孫逐漸搬離。由於山坡迎風面，風雨侵蝕，屋體多已損毀，屋頂塌陷，牆面剝落。雜草叢生，斷壁殘垣，老榕的盤根，，大力的伸向頑抗的磚塊。依稀可見的”慶餘堂”三字，無力的掙扎出現在眼前，似乎想努力引起人們的注意。對比於山下的廟口人聲囂雜，大太陽底下，尚覺清冷，甚至淒涼！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走向現代化。台灣脫離了中國，直接面對全新的學術文化，沒有太多掙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李漢如與伊藤政重創 “新學會”，當時參與者如洪以南、王慶忠、羅秀惠、謝雪漁、李聯璧、顏雲年、許梓桑等人，大多是知名的漢詩人。在台灣，白話文不負責宣傳、教育的任務，這樣，漢詩沒有真正的對手，依舊在文壇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創作分擊鉢和閒詠兩類，一般認為言閒詠高於擊鉢，然而，惟有擊鉢才能引起結社聯吟的盛況，成為漢學存續的象徵，進而調和了傳統和現代的矛盾，實踐了漢體西用的理論。
大正十三年(1924年)新年，當時聲名不甚好的台灣總督內田嘉吉作詩言志，許梓桑步其韻：
天運初開國運新，昇平藻繪萬象春；廿年黽勉從公事，覺世無非重牖民。(〈敬次內田督憲瑤韵〉)
相較於陳虛谷在內山離台時寫的詩：“來是堂堂去杳然，此時心事亦堪憐；也應舟出基隆港，感慨榮枯易變遷。”“思想絲毫不變更，依然壓迫再橫行；可憐汝亦痴愚甚，贏得千秋唾罵名。”(〈應社詩薈．內田總督撤職有感〉) 後者看起來有氣骨多了，但一出於酬酢，一出於評論，時機與目的不同，不可遽分人格高下。然而，昭和元年(1926年)上山滿之進銜命督台，署名蔗庵，寫了一首〈任臺灣總督書感〉：“遽拜恩綸荷顯榮，樓船破浪向南瀛；摩天阿里山容秀，扼海澎湖島影橫。已以微躬膺重寄，只當一念竭精誠；糟糠內子今無在，欲整衣冠暗淚生。”(見當年8月21日《台灣日日新報》)不少台灣文人以詩和之。許梓桑就有兩首：
躬承簡命沐恩榮，節制南彊入海瀛；胞與為懷知好惡，經綸在握計縱橫。省方問俗關民隱，勸課明倫重志誠；自此內臺同一視，強仁慕義撫蒼生。
涉足龍門分外榮，竟看學士共登瀛；文章華國英才著，壇坫吟秋老氣橫。治道廣求徵意見，民膜訪察費精誠；多公雅待叨光寵，末席重辜感此生。(〈敬次蔗庵督憲瑤韻〉，見《台南新報》8930期1926-12-16)
當時陳虛谷發表〈為台灣詩壇一哭〉以諷，引來《台灣日日新報．無腔笛》專欄抨擊，陳氏〈駁北報的無腔笛〉反擊。虛谷的現實小說更是尖銳，對殖民統治者作威作福的嘴臉，和台灣仕紳攀附權貴的醜態，有鮮活的描寫。
88級學生王秀鳳，返校在職進修，以《陳虛谷詩歌研究──以傳統詩為研究對象》為畢業論文，當時校外委員是櫟社專家廖振富，我好奇的問他，陳虛谷在日治時期反抗意識那麼強烈，為何228卻不吭聲？振富兄沒給答案。其實，日本人對異議份子，一般也只依法關幾個月或幾年，而當年國民黨對待台灣人，也包括外省人，只要有嫌疑，不經審判就直接槍決，陳虛谷可不想這樣枉送性命。
陳虛谷不認同殖民統治者，不認同那些攀附的鄉紳，那他認同中國，認同民主，認同台灣民眾嗎？這些，我不清楚。但許梓桑認同了新時代，也認同了傳統漢文化，那可是昭然若揭的。
人跟人之間，你認同我，我認同你，就可以相處；你不認同我，我不認同你，就不能相處。但在國家機器前，你不認同他，或他不認同你，會怎樣呢？或許有些人找到解決方問，有些人沒有。
後記：王國維在北伐軍即將攻進北京城之際，自沈昆明湖，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有人說他“殉清”、“愚忠”，但我覺得他不認同北伐軍，至少還忠於自己的感覺，只可惜他太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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