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為百年大計，作為征服者、統治者，教化工作一直都擺在重要的位置。
台灣的原住民，一直被認為未受教化，外來征服者、統治者，始終沒放棄過教化他們的工作。
荷蘭人把教育番民的任務交給了教會，明遺老沈光文晚年定居目加溜灣社，教授平埔族人漢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開始設立官方的土番社學，乾隆時各地蓬勃發展。後來由於漢化過速，找不到學童，竟至廢弛。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中港社番胡經國經臺灣道縻奇瑜薦取儒學佾生，道光元年(1821年)中港社、後壟社、新港社、貓裏社等四社稟請將公租口糧穀番抽出80石，作為社學經費，成為土番義學的濫觴。不過，隨著漢化加劇，原住民進入漢人設立的義學、義塾，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這些教育工作，都只限於熟番、化番。
丁日昌《撫番開山善後章程》(收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
這種情形，到了光緒元年(1877年)，有了很大的改變。當時，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確定了開山撫番方針，將台灣府北鎮路理番同知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埔里社廳。雖然實際仍駐鹿港，但理番工作進行得很積極，對象就是過去視同禽獸的生番。
在番民教化方面，光緒三年(1879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就有“附近番社市鎮，均宜廣設義學，選擇善於勸導之塾師，隨時為之講說禮義，導以尊親，化其頑梗。其各番社頭目，尤應勸令，多送子弟入學，以資化道。現已奏請番童准進庠序，將來番童如有講書明理者，即准其應試上進，庶冀懷我好音，仍隨時派員，分投稽查課程考校塾師優劣，分別賞罰，以儆怠惰。仍於朔望宣講聖諭二次。”裡頭提到初一十五要宣講的“聖諭”，指的是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的上諭，摘成16條，他兒子雍正爺在即位的第二年，為了讓臣民“俾服誦聖訓者咸得曉然於聖祖牖民覺世之旨”，逐條作了廣訓，於是《聖諭廣訓》成了官方重要宣導教化的文書。
從丁日昌擬議上看，不但設立教育機構，還有教學內容。這個擬議，由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札飭各廳縣，成立義學，一時形成蜂擁之勢。
楠仔腳蔓社學堂真正的位址已不復可考，現代的涼亭只是紀念性建築。
光緒五年(1879年)吳光亮就《聖諭廣訓》精神，頒佈了《化番俚言三十二條》，飭令通事以番語為土番講解。關於教育，有謂“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為賢，大如忠孝節義廉恥，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教讀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番庄，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准自辦。本軍門為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為等閒，有負厚望焉。”
吳軍門的話，從今日看來，有些傲慢，但也說明了事實，開山撫番政策，番地農林工商之利，立刻成為漢人地主豪強覬覦的對象，既然將生番納為子民，為免姦宄欺詐，頻添事端，至少交易書券數目等基本知識，就必須加以灌輸。
從丁日昌的擬議，“凡准番民交易之處，無論城鎮應設公局，招墾局，置撫墾委員。”也可以看出教育和開墾、交易是同時併行的。
《萬興關紀念碑》除了古碑之外，也是後來建的紀念建物。
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提出籌兵、練兵、清賦及撫番等四大急務，其中撫番為首務。認為台灣防務“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理為難，若得生番全服，僅防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開山伐木，以裕餉源”。當年，他增設埔里社廳撫民通判，委棟軍統領林朝棟辦理中路營務處及撫墾局，給與“林合”墾契，許在北港沿山招佃墾耕，專賣全台樟腦。
次年(1886年)，劉大人在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直隸於巡撫，同時在原住民界各要關設撫墾局，局下設分局，其下再設換番官市局或換番貨市局，辦理原住民之物品交易，並以官費饗宴原住民，於是在埔里社設立撫墾局。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路軍統領林朝棟代理埔里通判，辦撫墾事務，同年7月，埔裡社熟番合邵族的水社、田頭、貓蘭、沈鹿與布農族的卓大社，襲擊集集水尾道守兵，林朝棟率領棟軍入山討平。從劉銘傳委派劉朝棟軍事經營埔里，可以看出化番和掠奪山地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只有“萬興關碑”是當年遺物，出於撫墾委員陳世烈之手。
雲林設治是劉銘傳既定政策，光緒十二年(1886年)委派攝理斗六門縣丞的陳世烈“設縣分治、度地築城、撫番招墾”等任務，10月命陳世烈進駐林圯埔之雲林坪，成立雲林城工總局，自任督辦，另設雲林城撫墾局，自任委員，辦理撫墾事宜，次年(1887年)成立雲林腦務分局，積極開發中路山區。
陳世烈，字竺軒，廣東嘉應人，他在中路撫墾很有成效，當時沿山有郡番16社、巒番、丹番37社，番丁4,000餘；又有楠仔腳蔓等7社，番丁400餘，先後薙髮歸化。
依劉銘傳政策成立的撫墾局，綜理撫墾事務，“立學堂，施教化”也是重要任務之一，主要因為生番“不難於撫，而難於化”，只有送子入學，教以辨音識字，相習成俗，才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寺高懸吳光亮手書“佑我開山”。
光緒十四年(1888年)4月10日裁撤斗六門縣丞，陳世烈成為第一任雲林知縣。在這之前，他有項重要政績，就是看到阿里山番歸化已有150多年之久，卻“常居深山，與漢人無通，教化不逮，詩書禮儀，握算權量，素所未悉”，於是在楠仔腳蔓社(Namakaban)開辦番學堂。
楠仔腳蔓，又稱楠仔腳萬、南仔腳萬，最初見於漢人記載，應該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裡“阿里山八社”的 “八童關之鹿堵社”，後來又稱鹿株大社，社人自稱namahavana。
楠仔腳蔓是鄒族語“肥沃平原”的意思，是鄒族鹿株大社Luhuto，在日治時期還稱楠仔腳蔓溪(ナマハバン溪)的阿里不動溪與陳有蘭溪會流，海拔約800米的左岸河階台地建立的番社。1730年左右，原住在曾文溪上游樂野(Lala'uya)社東方的ベリヨオ社人，屬於鹿株大社的分支，有的記載說是特富野社人，查ベリヨオ(Beliyoo)音近Feyo(米洋)，或許當時存在過米洋小社，他們打獵時發現了上述土地肥沃、鳥獸聚集的地方，開始進行遷移，與原住民全仔大社人(Imutsu,Imucu,伊姆茲)發生戰爭，全仔大社連連失利，又遇上瘟疫，終至滅社，從來從ベリヨオ社及達邦大社移入相當多的人口，形成和社及楠仔腳蔓社，這兩社原本都屬於鹿株大社。
楠仔腳蔓社現為信義鄉久美部落。
也有人說楠仔腳蔓是鄒族番鹿株大社的獵場，在阿里山山脈的東側、陳有蘭溪西岸，神木與新鄉之間，日人認為那裡“綿亙數百甲步的平坦的高原地帶，地當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沿線，距離平地約五里，為具台車之便適於移住之地”，選作布農族集團移住的場所。
楠仔腳蔓社在吳光亮開闢八通關越嶺道上，陳世烈選在這個交通要道上開辦番學堂，一方面積極通過教育，消除語言隔閡，建立漢番的信任感；另方面，藉由文教機構設立，消極的避免原住民的襲擊，具有相當重要的撫化意義。
學堂選擇在楠仔腳蔓社外之埔地建築，規模、制度都比照書院。聘廣東人陳國安為教官，以通事掌理助教之職，先期招收資質聰穎的鄒族番童20餘名，授以漢文，教以讀書寫字，教學內容王凱泰《訓番俚言》與吳光亮的《化番俚言》為主，兼授三字經。
久美部落居民大多都不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的後代。
楠仔腳蔓番學設立之後，埔里社撫墾局於水沙連設巒大社番學，次年(1888年)宜蘭叭哩沙撫墾局設頂破布鳥莊番學，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台北城內設台北番學堂，在恆春城內設番義塾，此外，還有鳳山番學社、卑南義學，是劉銘傳任內設立的七所番學堂，其中以楠仔腳蔓番學最早，自有不凡的意義。
由於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以致學童興趣索然，滿心厭倦。又急於灌輸，呵責、體罰，毆打成傷，造成避學、逃學的現象，未週年，學生絕跡，教師也托詞去職，學堂終致荒廢，生番教育宣告失敗。
日治時期的生蕃教育，有文教局的“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也有警務局的“教育所”。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1月1日斗六廳楠仔腳萬山地官吏駐在所招收楠仔腳萬社兒童10人，成立楠仔腳萬(魯富都)蕃童教育所，進行現代化的教育，顯然受到楠仔腳蔓社番學的啟發。
久美部落居民已不排斥現代化教育，楠仔腳蔓社學堂有草創之功。
大正年間有高雄郡社史家移入，不久日本人也認為和社與楠仔腳萬社分居，不利於撫育、指導，開始遷移整併，這些都不能不佩服清人的眼光。
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學堂，當時沒有受到當地人重視，荒廢之後也沒人管理、維護，反而任其雜草叢生，樑傾柱倒。大正十五年(1916年)當地分駐所警察草野豐吉發現了一方石碑，長方型，雕刻文字清晰可辨，為“萬興關”三個大字，上款“光緒十三年春月”，下款“嶺南陳世烈建”，經人類學家森丑之助鑑定，才考察出清代在此設立番學堂之事。
這方見證原住民教育的珍貴石碑之所以大書“萬興關”三字，應係勒碑者當時身為撫墾委員陳世烈為學堂取的漢名，“萬”是“楠仔腳萬”的簡縮詞，“興”是“興隆”的吉祥詞語，“關”是古代在交通險要或邊境出入的地方設置的守衛處所，帶軍事性，“關”還有第二義，就是貨物出口和入口收稅的地方，楠仔腳蔓並不在漢番分界之處，也無軍事和稅賦的作用，取名“萬興關”，或許可以看出陳世烈經營楠仔腳蔓的籃圖，而這座學堂，當時或許可以稱為“萬興關學堂”，是地方建設發展的起點。
戰後，這方日治時期出土的珍貴文物，又棄置在荒煙蔓草，甚至淪為垃圾場。1981年又重新喚起人們的注意，但這座學堂，史料不足，無法得知現場確切位置，只能新建一座水泥五角亭，供人憑弔，旁邊建有洗石子方碑一座，分為兩段，將原本置放學堂入口的“萬興關碑”嵌在上段，另將寫於同年8月的《萬興關紀念碑記略》嵌於下段。
從文明的觀點，學堂的設立是值得大筆直書的事，但原住民一開始對它並沒有什麼期待，後來還有些畏懼，它的興廢，沒有多少人關注。但從清領、日治到國府時代，教育火苗卻悄悄的傳遞下來，現在信義鄉久美村民應該都瞭解教育的重要了。其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及他們的子孫呢？早在大正、昭和年間，大量布農族郡社與卓社群良久社人從社外遷移進來，居民已有結構性的改變，可謂地是人非，學堂和相關文物對他們來說，不但陌生事物，而且毫無感情聯繫，涼亭和紀念碑不過是另一個文化垃圾，也不會有多少人過來參訪。
你我懷著不同的心情結伴而來，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依舊為你的人生奮鬥，但我累了，讓我躺在這不合時宜的古碑下，看看那一成不變的白雲飄過，看膩了，或許換上另一批住民，變了另一付臉孔，我會告訴你，能嗎？
後記：2015年 3月11日，考試委員浦忠成到我系參加《人文講座》，以《從史前到現代──鳥瞰原住民族文化與文學進程》為題發表演講，提到他母親就是久美部落的人，順便也說到一段往事。也就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知道前清在這裡建立社學，想了解設置社學的成效，於是找來了以前社學的學生，考查他的漢字書寫，結果有方塊之形，都不成字。浦忠成寫過《回首原民考試路》，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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