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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泉三塔在靈泉禪寺右側,由東寶座、西蓮台、正方寶塔共同構成。是地上二層,上方三座塔狀之建築物。

    靈泉禪寺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創建的,開山祖師是善智、妙密兩位禪師。

    佛教是漢人宗教信仰之一,隨著漢人移民四處傳播。台灣在明鄭時期,佛教就有很大的開展,當時已有竹溪寺(小西天)、彌陀室、龍湖巖等三大名剎。而且陳永華創建龍湖巖之後,還在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延請福建僧伽參徹駐錫。



    清領時期,佛教更為發展,各地寺廟林立,有規模者,還會到福建延請法師主持。根據學者考察,來台和尚以福州鼓山湧泉寺居多,也有來自有“西禪寺”之稱的怡山長慶寺,還有少數來自福清黃蘗山寺。

    由於台灣宗教寺廟是官員、鄉紳及善男信女聚集的公共領域,遠遠超越清修的場域。這些來台的和尚,弘法之餘,也不免走入世俗。

    佛教學者藍吉富以台南大天后宮為例,歷代住持多為臨派宗法脈僧伽,第七代住持勝修與第八代住持弈是如公,還兼任台灣府僧綱司,尤其是後者還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為府城名剎開元寺住持,為臨濟宗第三十八世僧人(印明《重修開元寺碑記》)。這種正統佛教的法師,出任教內素所斥責的外教神道廟宇的住持,還持續數十任,可見當時還是祈福解厄,誦經薦亡的信仰氛圍。

    當時台灣既納入中國版圖,其間也有內地僧伽自行前來。在今五股的西雲岩寺,相傳就是福建鼓山省源大師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渡海來台開基結廬,奉祀觀音佛祖。雖然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該寺為合組胡林隆墾號的胡焯猷、林作哲、胡習隆等人獻地所建;即使不是這樣,建廟的土也和經費也不是一般雲水僧負擔得起,到頭來,還要靠胡焯猷等鄉紳們贊助,也難免世俗化。

    依據漢傳佛教的傳統,一般人想成為真正的僧侶,必須接受佛門戒律,在以前台灣寺廟都不具有這樣傳戒的資格,如果想到內地求戒,必須經歷黑水溝的凶險,這固然無法阻擋宗教之熱忱,但以當時經懺佛教的氛圍,實無渡海求法之必要。

    清英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反省自己文化的契機,對台灣何獨不然。台灣、淡水兩地成了國際港口,帶來了洋商,也帶來了傳教士,在新文化的刺激下,也開始了佛教信徒求法的心靈。

    出生在鳳山縣的榮芳法師(?—1882),字達源,自幼出家,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臨濟宗四十八世僧,又到河南少林寺參禪習武,同治年間返台,為府城開元寺住持。

    榮芳法師算是開台灣人渡海求法再返台弘法之先聲,他還積極鼓勵後進。住府城上横街石門腳的傳芳法師(1855—1918),俗姓陳,名春木,家道殷實,以茶為業,少年時常與榮芳談論佛法,光緒七年(1881年),獲新婚甫四月的妻子諒解,攜榮芳函,禮福州鼓山湧泉寺維修上人出家,得戒於怡山長慶寺復翁和尚。後因門徒開元寺玄精法師為日人所逐,大正二年(1913年)返台升座為開元寺住持。俗姓蔡名漳的玄精,鹽水港布袋嘴人,由傳芳法師剃度,到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昭和三十六年(1903年)為開元寺住持。

    鼓山湧泉寺會成為台灣渡海求法之首選,主要是該寺與莆田廣化寺、泉州開元寺、厦門南普陀寺並稱福建四大叢林,為八閩第一名刹。相傳原為毒龍潭,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當時福州從事裴冑請靈嶠禪師誦《華嚴經》鎮之,後來就在潭邊建華嚴台,不久荒廢。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王審知填潭建寺,迎請閩侯雪峰寺神晏法師來此住持,名“國師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賜額“白雲峰湧泉禪院”,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賜名“湧泉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欽頒御筆“湧泉寺”泥金匾額。

    鼓山湧泉寺傳承禪宗,據虛雲法師資料,開山靈嶠禪師嘗求法於馬祖道一,馬祖從南嶽懷讓開悟。然而真正奠鼓山千年之基的是神晏國師,他屬於“青原行思一石頭希遷一天皇道悟一龍譚崇信一德山宣鑒──雪峰義存一鼓山神晏”的傳承,他的弟子了覺智嚴、了宗智岳、了悟清諤,相繼住持鼓山,尚屬青原一系,宋元明三朝87任住持大多為南嶽一脈。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無異元來禪師應請住持本山,元來嗣法於曹洞宗壽昌系的創立者無明慧經禪師(1548-1618),此後37任住持多傳曹洞法脈。

    即使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擔任第百三十代住持的虛雲古巖禪師,他在鼓山湧泉寺出家、受戒,並在鼓山“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匡扶法眼,延續溈仰,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但根據明清湧泉寺住持字號,傳承的是“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並徹地,耀古復騰今 ”,基本上應屬於無明慧經的壽昌法系。

    基隆是國際港口,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禮,也最早對自己文化產生省思。在雞籠市街上有一座建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源齋堂,該佛堂屬於齋教龍華派,創建人是當地人張賜歡,號普漢,自認篤信佛教,曾赴鼓山湧泉寺皈依三寶,後來又到福州福寧縣觀音埔的“壹是堂”受法,該堂為龍華第十祖陳普月所建,被視為中國南方龍華派的本山,張普漢列身“太空”之位。返台後,在後井子發起興建齋堂,同治二年(1863年) 竣工,大正十年(1921年)第二代堂主張添福重修擴建,改名代明宮,戰後改奉“太陽公”或“太陽媽”,四代堂主同屬一家。

    善智法師(1852—1906),俗姓胡,名阿紅,基隆廳草店尾人。據資料,他38歲以前,拜基隆龍華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張普漢雖到湧泉接受佛法,但終究選擇了齋教,這給誠心學佛的善智更明確的啟發。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39歲,與同參妙密上人渡海求法,在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由景峰和尚剃度為僧,住寺苦修三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返台,駐錫在俗稱聖王公廟的基隆玉田街奠濟宮的後殿清寧宮。這在當時佛道不分的宗教氛圍裡,也是權宜之計。

    善智在清寧宮弘法,造就不少佛學後進。像本圓法師(1883-1945),也是基隆人,俗姓沈,明治三十年(1997年)14歲時,依清寧宮住持釋元精,次年善智、妙密在清寧宮弘法,本圓和善慧法師都在此同時跟兩位法師研習佛法,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他渡海拜在鼓山湧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先後任聖王公廟及月眉山靈泉寺當家,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1月任觀音山凌雲禪寺住持。日治時期,正統佛教有四大系統,即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其中月眉山為善智所開創,本圓就是觀音山系統的開創者。

    至於同為基隆人的善慧法師(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祖籍福建汀州府永定縣。光緒十五年(1889年)入媽成書房,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隨母郭氏皈依龍華佛教,也拜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皈依在清寧宮弘法的善智,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3歲時,與善性禪師、善昌禪師、善法禪師等多人,4月8日由善智率領到鼓山湧泉寺,參加住持妙蓮和尚的授戒儀式,祝發於景峰和尚,受具足戒,下式出家,法名常覺,與善智同為師兄弟,時人譽為臺疆二甘露門。嗣法於志泉和尚,5個月後,同返台灣。



    此外還有同為基隆人的德馨法師(1882-1952),俗姓邱,名媽盛,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18歲時,依善智師出家,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得戒於鼓山湧泉寺妙蓮老和尚,大正十五年(1926年)10月10日就任臺北寶藏寺住持,昭和五年(1930年)任靈泉寺住持。

    和善智一起參佛返台的妙密上人,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7月27日示寂,弘法重任全落到善智肩上。這時由於信徒皈依者不斷增加,於是就有擇地建寺的想法。

    最初考慮建廟地點在紅淡林寶明寺現址,但董事許松英認為龍脈不佳,極力反對,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齋友林來發獻地1甲餘,經董事許梓桑鑑定,在江忠良、許松英資助下,選在基隆東郊月眉山建寺。

    有資料記載,咸豐九年(1859年)依福州鼓山湧泉寺妙蓮和尚出家受具足戒的虛雲法師,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雞足山募款,前往南洋弘法,次年(1906年)回國,經台灣參訪靈泉禪寺,前往日本考察佛教。此時台灣已在日本人手裡,即使在台灣也能考祭日本佛教,虛雲船經台灣,順道參訪,可以理解,不過這時靈泉寺才開始修建,應該沒多停留。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9月善智在新建落成的大雄寶殿頌經,突感不適,回方丈室休息,不久圓寂。師弟善慧法師接下建廟重任,從福建鼓山返台主持寺務。

    明治四十年(1907年)善慧法師入日本曹洞宗僧籍。次年(1908年)靈泉寺初步建成,舉行晉山大典,天皇敕賜大圓玄致禪師的曹洞宗大本山管長石川素童,特別渡海來臺與會,親任善慧為駐臺佈教師,兼靈泉寺第一代住持。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善慧增建功德堂一座,次年(1910年)增建前殿、天王殿、西歸堂、報恩堂,大正元年(1912年)在天王殿增建講堂、一座禪堂。

    同年善慧與蔡桂村居士,赴日考察日本的寺院制度,會見內務省宗教局長,石川素童授與南北龍藏及新修點訓大藏經,作為鎮山之寶。不久,復攜門徒德融遊歷大陸東南各名山,翌年更赴印度朝禮聖蹟,並雲遊緬甸,請得玉佛廿餘尊及佛舍利回寺供養。

    善慧注重僧眾教育。根據佛教律制,傳戒要有“三師七尊證”才算合法,在特殊地區至少“三師二尊證”,所謂“三師”,是受具足戒滿20年的和尚,才有資格擔任,而七尊證師也要受具足戒10年以上才有資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三師七證的傳戒條件在台灣完全具備,所以靈泉寺就在當年9月23日開傳授在家居士戒法會,次年(1910年)靈泉寺開設短期學院,以訓練青年僧。大正元年(1912年)舉辦“愛國佛教講習會” ,聘請日僧渡邊靈諄和閩南高僧德會泉法師擔任主講,開中日佛教合作之端。大正六年(1917年)他協助曹洞宗創辦了“臺灣佛教中學林”,大正九年(1920年)任臺灣佛教中學林林長。前一年(1919年)臺灣佛教青年會成立,擔任幹事長。

    靈泉三塔創建於大正二年(1913年),大正六年(1917年)落成。塔的樣式仿造印度佛塔,在全國已不多見。其中的東寶座是奉安靈泉寺法師父母的遺骨,西蓮台則開放給善信護法。三塔在2006年7月24日被基隆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個人覺得,它的歷史意義應回歸到塔成時啟建陽幽兩利水陸大齋法會。

    茲錄大正6年10月29日《台灣日日新報》以“靈泉寺大闡宗風”為標題的新聞報導。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禪師,因造築三座石塔落成,擇九月十四日起,修建水陸齋會七天。並大集全臺官紳士庶,及佛教各宗布教師,講演佛法大義。先期赴支那四明佛地,聘請圓瑛大法師主持講壇,岐昌老和尚主修水陸醮事。嗣圓瑛法師因事不克來臺,轉請太虛法師為代表。聞岐昌老和尚率靈意法師,已偕太虛法師於九月初間至山寺,日內將即開壇,作諸佛事。茲將要目列下:十四日發表祝聖,十五日午前秋季祭典,午後進塔引魂,十六日祝今上天皇聖壽萬安,十七日為諸首士祈禱增福延壽,十八日為諸先靈諷經夜放水燈,十九日夜放五壇焰口施食大會,二十日為全島戰死者進悼會,各宗布教師及諸官紳臨場,每日午前後說教。

這件事受到重視,不但請到了太虛和岐昌等高僧主持法會,而且靈塔和水陸法會都是台灣首創。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8歲時,在福州湧泉寺出家,從妙蓮法師受具足戒的圓瑛,後來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到新加坡、檳榔嶼弘法,回程受善慧之邀,到基隆弘法,還主持了傳戒大會。

    茲錄當時《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訂來廿二日(舊九月十三)起,至廿八日(舊九月十九)止,一週間,大開在家授戒法會。特聘支那南海圓瑛法師,古(鼓)山聖恩和尚,來蒞斯會,想奉佛諸優婆塞、優婆姨善男信女,前往授戒者,當不乏其人。而基津許梓桑、顏國年、吳和三氏等發起,即於該法會一週內之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虔開關東罹災者之追悼會,經由發起人柬請各方人士拈香,諒屆期必有一番盛況也。(大正十二年10月21日〈靈泉寺授戒法會〉)

上月廿四日,基隆佛教團同有志佛學學者,公請支那甯波接待寺圓瑛大法師,於公會堂講演。到會有遠藤郡守、山內街長、間瀨憲兵隊長、上野公學校長及內臺各界人士百餘人。先由許梓桑君宣開會詞,次由靈泉寺住持善慧師紹介,謂圓瑛大法師,係福州人,少安儒業,十九棄俗,參訪諸方,研究教理,為支那著名講師。曾在北京,講經五月,各界信仰。政府頒給藏經令,由交通部,送寺供奉。與鄙人係十二年深交,前二次敦請來臺,皆因事未果。此次聞法師由南洋羣島講經回國,特派代表往請,時機既熟,惠然肯來。已到三星期,在敝寺講經半月。今日到會講演,寔是一番大因緣。法師諳臺語,由臺北曹洞宗中學林學監沈德融師,翻譯日語。茲錄其講演大意如下,今日講題,定佛教與人心之關係。(大正十二年12月1日〈基隆佛教講)演〉

可見圓瑛之來,是用了善慧的交情。弘一、圆瑛、太虛、虛雲並稱近代中國四大高僧,有三位來過台灣,而且都和靈泉寺有關。可以看得出近代台灣佛教歷史的縮影。

    受西方宗教的壓迫,原本在神道齋堂氣圍下的台灣佛教,沒有傳戒能力,只好藉由國際性的港口,開始向過去台人心目中有一定地位的福州鼓山湧泉寺,展開行動上的認同。

    從劉銘傳開始的現代化,和日本人帶來的資本企業開發,台灣經濟能力,已非動亂的中國可比。初期仍繼續向湧泉寺輸入佛教軌儀法制與文化,但隨著自己傳戒能力的完備,也開始自足,甚至反饋。大正四、五年(1915-1916)善慧先後應福州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寺之請,開壇傳戒,,大正十三年(1924年)受鼓山湧泉寺之邀任傳戒和尚,次年又應怡山長慶寺之聘傳授四眾戒會。。

    發生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台灣人武裝抗日活動,由於涉及宗教力量,引起日本當局重視台灣宗教,佛教也不例外,早已編入日本曹洞宗的善慧和靈泉寺都走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善慧在這個歷史洪流中,運用個人身份地位,為台灣佛教走出自己的道路,成就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說來也令人欽佩不已。靈泉三塔的落成和啟建的水陸法會見證了這一段歷史,有其深厚的歷史意義。



    靈泉禪寺所在的月眉山,在清法之役相持不下之時,法軍曾轉攻於此,著眼在於此處為基隆經暖暖通往台灣內陸必經之路,選在這裡建廟,不光只為了風水。取名之由,根據《基隆市誌》:“靈泉禪寺舊名香蓮菴,在金山冷水坑,咸豐三年編為廟宇,有泉、清冷涼入心脾,騷客到此品茶,謂之靈泉試茗。”這個記載應該是錯誤的,因為建在咸豐三年(1853年)的“香蓮庵”,的確在同治三年(1864年),因寺前有泉改名“靈泉寺”。但後者的地址是在“金山冷水坑”,既說是善智、妙密開山,又哪來的咸豐同治的記載?經查該靈泉寺就是新竹著名的開台金山寺,方志顯然誤植。靈泉寺是公共場域,水源所在稱靈泉,大致就是這樣。

    2005年9月5日赴靈泉寺參訪開山堂,尚不知有三塔,2007年知有此勝景,當年在大理旅游的印象極為深刻的崇聖寺三塔,躍入眼前,欣然規往。那時適逢清明前後,滿山都是拜塔人。停車就往前擠,參訪甫畢,又急著找我的福星,可謂匆匆。

    其實,你也不用羡慕善慧,一定要走在什麼關口上,創造什麼歷史。自己也不就常在歷史關口上?學位有了,就找工作;工作有了,就想結婚;婚姻有了,就想生子;生了孩子呢?就想兒孫滿堂。如果這樣,台灣佛教還是停留在齋教氣圍裡,畢竟民眾也不是不能接受。而戰後佛教的發展,也沒照四大系統的路數去,那靈泉寺代表什麼,你思考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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