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資料，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建於昭和五年(1930年)，在這之前，學校早在大正八年(1919年)4月就已創立，全名“臺灣總督府嘉義農林學校”。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就在台灣總督府下設學務部，為台灣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次年6月公佈〈國語傳習所規定〉，台灣第一所“國語傳習所”在芝山岩成立，以學務部官員六名擔任教學，卻被義軍殺害。於是次年改制，教育事務歸民政部學務課管轄。同時，針對日籍學童，特別成立國語傳習所的“小學分教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7月28日總督府將“國語傳習所”轉變為“公學校”，供台灣學生就讀，日本學生則進入“小學校”，並設置了修業年限兩年的包括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實業部，同時也設立“尋常高等小學校”。
台灣的現代職業教育，濫觴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台南農事試驗場的農事講習，爾後又有林業講習所、國語學校實業附屬鐵路、電信科糖業講習所(1904年)、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1911年)的開辦，但創建於大正三年(1914年)的商業學校和改制的台灣公立台北工業學校，都只限收日本人。
大正八年(1919年)，建立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的《台灣教育令》頒布後，台灣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以府令第66號發布〈台灣公立實業學校規則〉：“設立三年制的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一所”，嘉義農林學校就是那唯一的一所。入學條件包括：修畢六年公學校課程及未來有志從事農業工作，還必須通過國語、算術、地理、理科之測驗。大正十年(1921年)改制為“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分設農業及林業兩科。戰後易名“台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
大正十一年(1922年)，具有日台共學，教育機會精神的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田健治郎又以府令第76號發布〈臺灣公立農業學校規則〉，規定農業學校設立宗旨：“在教授從事農業者必要之知識技能兼涵養德性”，性質：“農業學校均為州立”，分科：“可依各地情況設置農業科、養蠶科、園藝科、畜產科、林業科等”，修業年限：“以尋常小學畢業資格入學者，修業3至5年，以高等小學畢業資格入學者，修業2至3年”。昭和十年(1935年)入學資格放寬為公學校修畢者皆可入學，初等科程度者修業四至五年，高等科程度者則修業三年。嘉農在日治時期始終維持兩個科系，沒有增置。
嘉義農林學校校址，原本是在東區的山仔頂，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1日，台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在這裡創校，農林學校也同時遷到今西區民生南路，即今新民路現址。台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現已改制為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一直留在原址，而嘉義農校則在1965年升格為五年制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又別在1971年及1975年增設二年制夜間部及日間部，1981年改隸中央，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1985年行政中心遷至學府路蘭潭校區，1997年7月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年2月1日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整合為國立嘉義大學，原校地除1938年總督府撥交的中埔鄉社口實習林場外，校本部改名嘉義大學民生校區，2006年改為新民校區。
在嘉農校史上最被人們稱道的，應該是嘉農野球隊。昭和三年(1928年)，嘉農創校九週年，該校棒球隊成立，任代數老師安藤為教練，參加當年7月14日甲子園台灣地區預賽，連續三年都無法獲得首勝。出生在日本愛媛縣松山市的近藤兵太郎，曾以松山商校主將參加甲子園比賽，也是早稻田大學名將，後應聘回松山商校當教練，大正八年(1919年)來台，大正十四年(1925年)，任教於大正十年(1920年)以“嘉義簡易商工學校”之名創校，次年即改名的嘉義商工專修學校，昭和三年(1928年)他開始指導嘉農棒球部，昭和六年(1931年)就任總教練。
在過去，台灣代表權選拔賽，都是台北學校的囊中物，像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等學校有四次，1923年夏、1929年夏、1930年春夏，台北州立台北商業學校三次，1924年夏、1926年夏、1927年夏，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兩次，1925年夏、1928年夏，昭和六年(1931年)，在他指導下的嘉農，改變了“不過濁水溪”的局勢。
就在這一年，他帶領嘉農(Kano)進入第17回夏季甲子園──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一直到總決賽，才以0-4敗給甲子園歷史上唯一獲得三連霸的中京大學附屬中京高等學校，取得準優勝。總計他任教期間，嘉農出戰春季甲子園一次，夏季甲子園四次。優異的表現，引起日本極大的震憾，給予“天下嘉農”的稱號。
這些嘉農選手，後來都為台灣棒球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石，貢獻極大。至今日人來台，仍間有往嘉農朝聖者。1998年12月31日，朝日新聞社董事永山義高，特意前來完成好友司馬遼太郎“在嘉農棒球場跑一圈”的遺願，就是一例。可惜，去年(2008年)12月23日，當年的第二棒中外野手蘇正生，這位最後凋零的嘉農好手，也躲不了終局的命運，留給球迷無限的懷想。
2007年嘉義市文化局登錄“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為市定古蹟，我很快的就來到了這間位於忠孝路的文化資產，大門深鎖。木造日製官舍，家居格局，小時候也曾住過。從門縫望去，年代雖久，看起來保存尚好。
當年這座官舍，從屏東阿猴公學校調來的第一任校長藤黑總左衛門，決計沒住過，因為他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7月，調任北港郡守時，官舍還沒建。
官舍也不是第二任校長柳川鑑藏建的，他在昭和二年(1926年)4月21日就調宜蘭，創建宜蘭農林學校。
1931年7月24日，甫獲得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冠軍的嘉農隊，在監督濱田次箕和教練近藤兵太郎率領下，從台北凱旋，那位陪著當時嘉義市尹松岡一衛，連同市役所職員、學校學生及市民千餘人前往火車站迎接的嘉農校長島內庸明，會是官舍的第一個住戶嗎？會在官舍接待棒球英雄嗎？
很顯然，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1日，嘉農沒將校長官舍併同山仔頂校區移交結嘉商，後來的校長依舊住在這裡。
那位大正十一年(1922年)才從北海道帝大農業經濟學科畢業的鹿討豐雄，來台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助教授，教授農業經濟學課程，曾經是李登輝的老師的鹿討豐雄，昭和十五年(1940年)還是總督府視學官，最後成為了嘉農末代校長，他曾住這裡嗎？
昭和元年(1926年)在嘉義開設振山眼科醫院的臺大醫學博士劉傳來(1900-1985)，在昭和十年(1935)與十四年(1939年)連任兩屆嘉義市議員，戰後，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遴選為嘉農首任代理校長，後來，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前往南京選舉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1946年被地方人士推舉當選臺灣省參議員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連任十餘年，應該不會住官舍吧？他父親劉闊是末代通事，番路庄長，兒子為蔣經國的御醫，任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院長，都用不著住得那麼寒酸。
1946年，劉傳來當選國代，走馬薦諸葛，他的妻舅──京都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年富力強的蔡鵬飛繼續代理校長。到任不久，11月14日省教育處所派教務主任的福建人程遠，帶同鄉人陳澄清和教育處二科科長的介紹書一起報到，強令聘陳為訓導主任，蔡不明究理，暫以國文教師聘。後因變名重領薪津，將陳解聘，不久，教育處派薛健吾視察嘉農，報處令該校應行改造十五項辦理具報，又以黑函十二條向處告發，蔡自請處方派員調查，經視察王襄平查係謊報，但仍有“易長”之議，校友會為他奔走請命。查所謂應行改造十五項，居然有：
應接室中所懸之富士山照片宜除去。
學生宿舍所懸有日本國徽之長鏡宜撤除。
本國史筆記中不准夾用日本文。
日本教育之長處固宜保存，本國教育之優點更宜採取，不得迷信舊法、拒用新規等情。
這些指控，讓人回憶起當年白色恐佈的時代，以文字圖片羅織人罪，應該是秘密警察的手法，居然出自教育官員的報告，可以想見當時政治氣氛，令人不寒而慄。結果風景照為之撒去，鏡裡紅圈因此抹除，顯然蔡校長有被嚇到。
所謂“應在校內闢室供獨身教員寄宿之用”，顯係校地規劃、分配的問題，在“校外現租有日人宿舍二處”嫌遠，“校內闢室專供獨身教員與外來教員寄宿之用”的，又覺得“離市街太遠”，不願居住。他們想的是屬於接收的“日產”的那種校外卻又靠近學校的宿舍，一則舒服，二則位置適中，何況又有校工“清掃房屋、修理破損，並設備水火等，事無所不周”。但終究要等“原住之人搬空之後始行搬進”。
又指控“蔡校長接收器具移交冊”，有以多報少的情事，還有“搬移家用”的。此種種弊端，當然要徹底查究，“光復後，日軍退出本校之後，即有國軍前來駐紮，而且曾經換防三次”，又“市府於去年七月間，要求第一棟教務、事務、圖書室等搬空，以備蔣主席蒞嘉應用”，這樣，“校內之圖書、校具等具迭經移動”，甚且“國軍軍人亦有私自帶去，或破損以致有所損失”，如果損害和遺失都有“據實存報”，既不會也不算“以多報少”，不論有無損失，只要藏匿不報，那就核銷不實，最好檢據以告，方能坐實侵吞之罪。
至於“搬移家用”的指控，由於向來都是“國內來臺之獨身教員出具借條”，這樣就算是向指定保管人借用，這些尋常家具的暫移至宿舍，即使不妥，也是借用人和保管人的責任。但“程遠教務主任之宿舍借用之種類最多，如桌、椅、鍋、碗等，無所不要”，不就是作賊喊抓賊了嗎？
以上情節，根據〈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家長同學聯合會呈請臺灣省參議會轉知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收回更調該校校長成命由〉，發文時間為1947年2月16日，才過3天，教育處正式下令蔡校長“應候任用”，調宜蘭高農校長陳霖蒼接任，受學校師生罷課抵制，不敢報到，再過9天，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228事件。這些誣陷上司的狐群狗黨，見機不可失，居然向有關機關及報社發黑函，說蔡校長為學生軍總司令，於是通緝捉拿，他趕緊逃到新港、雲林躲避，等局勢安定，才出來“自首”，那已是年底的事了。後應友人邀為台南縣農林處技正，後升組長，調回嘉義，不再敢出頭，也算是228受害人。1991年接受許雪姬訪問，說他姐夫劉傳來和其兄劉傳能都曾被強制承認為共產黨員，險遭殺身之禍。他表示當時政府有意將所有校長“外省化”，嘉中、嘉女、嘉工、嘉商都是，只有嘉農是本省人，難怪被當眼中釘，肉中刺。原先安排接任的陳霖蒼是福州人，等他逃難，更不敢報到，改調屏農，屏農校長廖季清接掌嘉農，嘉農終於“光復”。蔡校長當時就住官舍，嘉中校長江蘇人唐秉玄也住附近，228時，學生衝進唐家，他過去解圍，或許就這樣被誤以為“首犯”。這樣看來，他應是住官舍住得最不安穩的校長。
我想，合併成嘉義大學後，歷任校長決計不再住這間官舍了，現代人不慣居住日式木造房子。當嘉義人懷念它的時候，校方居然以擬拆建為“多功能教學服務大樓”回應。這所學校不是府立就是州立，不是省立就是國立，似乎從來不屬於嘉義縣、嘉義郡、嘉義街、嘉義市，但始終以嘉義為名，能叫嘉義人不寄情，不共榮辱嗎？校園裡傳統建築已改建殆盡，遠離校園的官舍，曾經住過不少寫歷史的人物，發生過不少風雲歷史，不值得做個見證嗎？
我嘉義朋友不少，蘇興世在嘉中退休，麥治容、何美融、李燕珠都是嘉女的。可我到嘉義，都會想起詩人渡也，不因為他曾在嘉農教書，而是他一直以情義待我，不因為他曾載我到處看房子，請我吃飯，而是他看重我的諸葛之見。他退休時，不少同事慶幸，副座想留他兼任，卻被婉拒。“除非你當主任”，也許我還在讓他失望，這也無可奈何，當年用殘缺的任繼愈《中國哲學史》換一個厭勝錢，至今還躺在我的車上，駕車南征北討時，總會拿出來端詳，人都是有感情的，毀譽是另一回事。期待下回不經意來到農林校長官舍，能多體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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