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游喚,政大中文系的學弟,我大四為了考研究所,應邀住幸福餐聽頂樓加蓋的房子,毗鄰而居,木板相隔,真是雞犬相聞。
    他夫人在勤益任教,家在太平,為免奔波,從成功大學跳槽,成了我的同事。
    以前每個暑假,夫婦倆就從台灣消失,遍遊神洲大陸。論省市自治區沒我多,但論古蹟數量我沒他多,至於台灣,他無法跟我比。每次同事聚餐,我看我319鄉鎮走透透,說得興高采烈,他總會說:“沒走過張鍚銘路線,不算走透透。”
重訪吳鳳廟主要觀察近來的變化

     從嘉義阿里山鄉到高雄縣那瑪夏鄉的道路,地圖上標示著產業道路,為什麼成為他口中的“張錫銘逃亡路線”,我不是很清楚,但每次聽到這樣“挑釁”的說法,就很想“接受挑戰”。終於在今年2月17日開學前夕,獨自前往“探險”。取道台3,到大埔買了一包餅乾,掉頭上茶山,直接南下。這條道路現在嘉、高兩縣都標示129縣道,根本沒有預期的難駛,直下那瑪夏鄉的三個主要村落──南沙魯村、瑪雅村、達卡努瓦村,繞行一圈,在90級依礽考上沒報到的三民國中校門前面略作休息,心想:“游喚必定是來訪視88級鄭瓊華,才走了這條路。”本想從甲仙出玉井,後來還是決定原路駛回茶山村。
    由於兩趟路走來,“如履平地”,怕游喚說的是茶山到阿里山那一段,於是再往北走,新美、達那依谷、山美、龍美,接上阿里山公路。想起上次和好友同遊奮起湖,居然漏拍了神社的照片,於是往上衝去,彌補了小小的“遺憾”。原想天黑前趕回彰化,但途經吳鳳廟,還是拐了進去。顧不了收費,為省時間,將車停在中華民俗村,拿起相機,就往裡衝。
    我想看的是,1988年原住民打破吳鳳神話之後,吳鳳廟的文化圖騰有什麼變化。設在兩廡間的吳鳳文物館裡,依舊陳列了不少戰後吳鳳神話的油畫、塑像,甚至還有來自對岸吳鳳故鄉平和對吳鳳的贊揚。後殿很詭異的供奉著“吳鳳公神位”,依據漢人宗教思維,真令人迷惑他的元神所在。更特別的是前後兩任總統所頒的匾額,李登輝的“成仁取義”和陳水匾的“深仁厚義”,我寧可相信他們出於選票,而非公義。相較而言,漢人當年祠吳鳳的心理實在單純多了,只是保鄉衛民而言。
後殿供奉著吳鳳的神位

前後兩位總統的賜匾

    在吳鳳廟前的庭園兩側,依舊矗立著大正元年(1912年)後藤新平的〈阿里山蕃通事吳元輝碑〉,還有昭和六年(1930年)嘉義郡守佐藤房吉的〈改修吳鳳廟碑記〉,碑文不可避免的都有破壞的痕跡,而且後藤碑還被移了位,原先立碑的台基,1952年被無視於宗教氛圍的人換成了蔣介石 “毋忘在莒”碑,當然也遭到噴漆破壞。
    我想,管理單位實在也無法判斷這些是不是“文物”,也無法從歷史、藝術、文化等多角度去認定它們的價值,所以需要“專家”。雖然,在專家曾在認定中正廟時褻瀆了他們的身份,但納稅的廣大民眾對他們也無可奈何。幸好,吳鳳廟的這些文物也未必在古蹟保護的範圍,但也不表示民眾可以任意破壞,只期望文物別再增加了,尤其那些握有權力的人,平時造的孽已經夠多了,別再增加吳鳳廟的負擔。
    最近,我無名小站《二魚古蹟歷史建築之旅.吳鳳廟》有無名仁兄提出指教,認為本人誤讀了《台灣通史.吳鳳傳》。本來語言的問題應從語言去解決,我也喜歡單純從語言分析問題,畢竟自己也摸索了幾年。可是語言終究不是孤立的,它作為各種人文學科、自然學科表達的唯一形式,就不免牽涉到各式各樣學科的實質內容。就好像“三氯氰氨”是語詞,形式的語言的,內容卻是化學的。語言學家會告訴你,“奶粉包括了三氯氰氨”,犯了用錯動詞的謬誤;邏輯學家也會告訴你,“所有奶粉那添加了三氯氰氨”,犯了全稱概括的謬誤。至於“奶粉有沒有添加三氯氰氨”,那就要食品營養專家告訴我們了。
前殿供奉著吳鳳的畫像和騎馬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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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訪蔡廷蘭進士第,在澎湖30年罕見大雨的第二天,怕雨再下,匆匆瀏覽,鼠竄而去。
    2006年初,經“微笑319活動”的笑友北雁南飛君指正,說我在“無名小站”掛的“澎湖蔡廷蘭進士第的圖,應該是蔡家的祠堂”,一直讓我引以為憾。
    次年,室如博士論文《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初審,明德兄特別囑咐應納入蔡廷蘭的《南海雜著》,說起他遇颶風漂流越南的故事,並告以益源兄對此書有深入的研究,後來益源兄也有來參加室如畢業論文口考,對論文給予相當的肯定,但沒提到蔡廷蘭。
這個門額的誤導,讓我把祠堂看成進士第

濟陽堂是蔡氏祠堂

濟陽堂前的坐像就是蔡廷蘭
    去年7月3日,我再訪澎湖,終於找到蔡廷蘭故居,不久,在指定科考閱卷場上,跟益源兄提及,他說以前情況更糟,門板還是他從地上翻找出來的。益源兄投入域外文學有年,2006年出版的《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更是全面考察其人其書的著作,擲地有聲,佩服有加。
    嘉慶六年(1801)8月20日,蔡廷蘭出生於澎湖廳林投澳雙頭掛社,天資聰穎,8歲能文,13歲補弟子員,每試都第一,很快當了廪餼生。初名崇文,字仲章,廷蘭為學名,字香祖。澎湖通判蔣鏞非常賞識,特別延請他編輯《澎湖廳志續編》。道光十二年(1832年) ,澎湖饑荒,興泉永道尹周凱奉命勘賑,廷蘭寫了著名的《請急賑歌》,為民請命,受到周凱垂愛,授以前人讀書法,到處揄揚。次年(1833 年)周凱以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引他主講於府城的引心書院,當時是道光十四年(1934年)。次年(1935年),他到省城福州參加秋試,從金門返澎途中,遭遇颶風,竟然飄流到越南廣義省菜芹汛,位在茶蓬江入海口。越南政府因他有廩生的身份,不但加恩增給錢50緡、米20方,而且不用依規定,等來年吹南風時由海程返回送歸國,當年──明命十六年(1835年)12月19日就准他陸路北行回國。
    他在最多華人的會安城,南義巡撫官潘清簡一日筵敘了兩次。他除夕夜來到王城順化,想晉謁國王──阮朝聖祖,但東閣大學士關仁甫怕他被慰留待船,只好作罷。明命十七年(1836年)2月6日,他來到黎氏王朝都城東京──河內,參觀了著名的黎氏故宮、同仁社二女廟。3月5日他回到中國,4月 20日抵廈門,謝周凱,5月8日回澎湖拜見老母。前後118天,經歷大小68個城鎮,走了將近7,000里,在《南海雜著》裡留下詳盡的記錄,其中 “順化歷史建築群”和“會安古鎮”在分別1993年及1999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蔡廷蘭這些早了160年以上外國人觀點的歷史記錄,更是彌足珍貴。該書的價值首先被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團注目,1877年由將它翻成俄文,次年再由俄文翻成法文,近代還翻成日文和越文。
進士第的門廳和護龍塌陷得不成形了。
門廳上的屋頂全沒了
    蔡廷蘭回國後,道光十七年(1837年)中舉,當時周凱回任台灣道,薦知府聘他主講府城崇文書院,兼引心書院及澎湖文石書院主講。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進京會試,中式孫毓溎榜209名,殿試二甲61名,賜進士出身,即用知縣,籤制分發江西省。
    蔡廷蘭為開澎進士,也是唯一進士。所以澎湖人對他的經歷仕宦特感興趣,先後組織“蔡廷蘭江西仕宦地考察團”和“蔡廷蘭越南行跡考察活動”做實地勘察。大致獲知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4月為峽江知縣,咸豐二年(1852年)任江西省鄉試同考官,冬改南昌水利同知,咸豐六年(1856年)署豐城知縣,咸豐九年(1859年)卒於任所,享年59。峽江任期只有短短3個月,治績不明顯,豐城任內,正值太平軍興,他組織團練,勸捐修復土、石隄,又因郷紳捐輸砲船經費,奏准增加文武永久學額各1名,又廣一次學額4名,重修縣城衙署及考棚,巡撫耆齡以軍功報,保升同知賞載藍翎。嚴格說來,世亂官小,長才抱負多未施展。
    對地方的貢獻,比較突出。他未第前,曾總董當地義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後通判玉庚及王廷幹聯名贈匾“鄉國善士”,嘉許他賑災勸捐撫恤的積極。對於家族,他也不忘本源,道光五年(1825年),他再赴鄉試,不第,經金門,赴瓊林,拜謁祖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立碑文及柱聯於瓊林蔡氏宗祠和欽旌節孝坊。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登科後,回金門祭祖,為瓊林“一門三節坊”的中聯題字。深明宗教為民眾信仰依歸,為當地大道公宮掛“至誠之道”匾,返澎後,也在媽宮後殿清風閣掛“功庇斯文”匾。
幸好進士第的匾額還在,可以確定“身份”。

還能看出大廳嗎?
 
還能看出捲棚嗎?
 
還能看得出土(塗)埆()子砌的

    也就這次返郷,他在雙頭掛舊宅右建“進士第”,目的在光耀門楣。面寬11米,進深15.3米,佔地168平方米的兩落建物,接近方形,中留天井,四面有房,由正廳、兩廂、門廊組合成“一顆印”的傳統四合院民宅建築。門廊面寬4.5米,深3.3米,正立面採“倒吞砱”退凹式作法,充分的表現了當地特色。正廳前有捲棚,連同門廊正身屋面均為硬山燕尾屋脊,為澎湖之僅有。正廳門面由木質格扇組成,也表現了官宅的特殊性。
    可惜進士第建成之後,進士沒回來住過,子孫也沒大規模的整修改建,整體結構因此完整保存,但厝身經不起歲月摧折,嚴重塌陷,情況很不好。
    回想當年細雨紛飛,乍見“興仁進士”山門,粉漆斑駁,而當時誤認為“進士第”的“濟陽堂”,朱瓦黃牆,畫磚拼成美麗的牆面,身份象徵的一對旗桿前,矗立著蔡廷蘭官服坐像,充分體現出家族的光榮與驕傲。二度登臨,濟陽堂依舊光彩,夏陽下的塑像也精神許多,前埕也添置不少迎賓的花草。只是第一次見面的縣定古蹟,捲棚、正廳只剩樑架依舊苦苦撐著歷史的重擔,燕尾硬山還給了沈沈的文獻檔案,門板帶著半新朱漆擱在牆邊,等待著漫長的行政程序。只有玄武岩製的進士第匾額,花崗石製的麒麟堵及松鶴圓窗,以頑強不屈的姿態,零落的守著了門面。
麒麟堵還完好
只是快泥土掩埋了

    蔡氏家族聚落以濟陽堂為中心,展現倫理秩序,進士第並無所僭越。族人經濟情況多反映在新式樓房的興建,封建思想和資本主義也不是多艱深的詞彙。熱天午刻,社區裡沒有多少人走動,雖傳來炒菜聲,卻沒聞到米飯香,攔下了外籍新娘,也不知要問什麼?只能示意同行的摩托車騎手發動車子,帶著說不出的心情離去。
    第一次載我來的,是另外一位學生,從他們的表情,似乎也讀不到什麼感觸,我想自己也是那樣吧?要不然就多幾絲失落。
    我讀蔡氏《請急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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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9日參觀大埔石刻,正逢一所小學戶外教學,當時我整個心都被沈有容吸引住了,返航途中,相詢之下,方知來自南竿的仁愛國小,帶隊的教務主任相當熱情,親撥電話到機場確定機位,使我省去不少麻煩,當晚就回到台北。當我知道該校毗鄰鐵堡,不免多所諮詢,減少盲目找路的困擾。
    當年9月15日下午,帶著輕鬆的心情,重返南竿旅遊。道路雖不似北竿的起伏,但50cc的摩托車走在戰備道上,卻也特別顛簸。小騎士特別欣羡站哨蛙人結實的肌肉,我則努力搜尋海岸突出的工事,就在同車異夢的情況下,綠葉掩映間,鐵堡以寧靜展現它的身影。
    停妥車子,正好迎接返程的遊客,除了倦容,看不出特別的表情,原本南竿的景觀就不多,鐵堡在行程上也在可有可無之間。
若只告訴你台灣風光,那會誤以為在東北角海岸風景區。

看到涼亭,會讓人油然興起野餐、烤肉的念頭。

平緩的海面,習習的暖風,人間哪得徜徉如此無憂無慮的海外仙山?

    鐵堡原本是海上岩礁小島,國共戰爭使這個島嶼成了軍事碉堡,稱“51據點”,駐守著一線海防連隊。為了強化它的戰備功能,營區以坑道形式構築,廚房、廁所、床鋪、中山室、儲藏室、衛兵室、戰備水槽、機槍堡室等,一應俱全。
    鐵堡以小橋與陸地相連,取名鐵堡,不知是鐵色礁岩,抑或如銅牆鐵壁之堅固,或者兩者兼俱。這裡還能看到一隻有軍階的軍犬故事,為鐵堡增加了傳奇性。
    走過步道,跨過小橋,你大可縱目四望,湛藍藍的穹廬,飄著幾朵白雲,磯波有規律的輕撫,配合著節奏緩慢的濤聲,壓根兒就不會想象冬夜陰風怒號,四面八方竄出的無數水蛇,活似要撕裂吞噬立足所在的礁岩的景象。
誰能料到仙島隱藏著地下坑道,它竟是軍事碉堡?

    午後的驕陽,斜斜的穿入坑道,也沒放過任何邊緣角落,小房間內通體明亮,方才覺得有些焦橾,海風微微的輕拂而來,帶走了炎熱,留下了和暖,讓人眼簾沈沈想睡,決計不會想象冷風挾著濕氣,到處流竄,竄進濕臭的衣服,竄進發霉的被窩,竄進酸痛不堪的脊髓。
    平緩的潮間帶上,偶爾出現覓食的小蟹,優雅從容,岸上滿佈著的綠色植物,緩慢的伸出新枝嫰芽,周遭是如此的靜謐,又如此的充滿生機。這時,你更不會想象,子彈呼嘯,炮聲隆隆,火光飛迸的景象,更不會想象,艦炮墜落,摧牆毀壁,營舍解體,人跡忙亂,四處哀嚎。
    當然,這些景象也不曾發生過。眼前只看到岩間殘留了許多小水泥塊,可以想象那些曾經從台灣本島徵調而來,困坐愁城的軍士們,不斷的在石頭上,岩縫間,插上鐵釘,插上玻璃碎片,一根接著一根,一片接著一片,密匝匝的,防範著那曾經,或者不曾,摸上岸的共軍水鬼。經不起拍岸波濤反覆衝擊,剝落了,再小小翼翼的補上去,日復一日。蛛網被扯破了,它會在別處另結新網;蟻穴被踩平了,它們也會另立門戶,唯獨人們那麼堅持。或許是,廉價的勞工,過剩的勞力,苦悶也須排遣吧?
通亮的床鋪,有多少戰士在此渡過濕冷的冬夜?

機槍陣地透露了絲絲的緊張氣氛。

    無數的戰士在這裡消費他們的青春,終於,鐵堡也退役了,成為觀光景點,浪花戰勝了人的意志,留下了原本嶙峋的岩面,還有峙立岩上的工事。
    我終於明白了,人就是那麼矛盾,當你防一個人時,不就把自己層層包裹,活像隻戰鬥力強的刺蝟,拒馬、蛇籠、鹿砦、刺繩、棘藜、地雷,密不透風,全用上了,別說接觸,就是稍一靠近,也不行,非得把大家搞得全身緊繃、不眠不休,直到精神耗弱,也不停歇。
    等到情勢改變了,收了對方的友善的禮物,解除了厚重的武裝,芳心可可,羅衫輕卸,一絲不掛,還不是任人摸撫,又幾曾若迎似拒呢?
殘留水泥塊像極了棲息岩礁上的藤壺。

原本可是滿插著鐵釘和碎玻璃。
    鐵堡已非鐵,更非堡,整理了心情,往津沙去,那兒有老街,有美食、民宿,但我沒逗留多久。
    在馬祖港用晚餐,點了紅糟肉,那以前很厭食的,不知怎地吃得特別香,至今仍好奇心境哪得平復得那麼快。
離開鐵堡可到津沙老街逛逛。

也可以到馬祖港,這個建物可是馬祖的地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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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梓桑,字迺蘭,號德馨,同治十三年(1874年)7月14日生於雞籠堡新店街,幼失怙,母胡氏敎以詩經。有人說他本姓胡,為基隆許姓商賈收養。他漢文造詣深厚,擅詩詞。又有人說他為淡水縣庠生,不過,資料上都沒顯示他前清秀才的身份;又有人說他受業於舉人江呈輝(1872年-1917 年),江氏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18歲時中舉,光緒十九年(1893年)奏准設立崇基書院,為基隆官學之始。不過館舍甫落成,台灣就易主了,僅舉行一次月課,就將書院供奉孔子、倉頡移到慶安宮。許氏果有庠生的出身,淡基分治,受教於江舉人,理之所當然,就是沒有庠生的身份,也未嘗不能遊學門下。宣統元年(1909年)江氏返台,暫住許家,可見兩人之關係。
    江呈輝比許梓桑大兩歲,由於成名較早,據說受到唐景崧的器重,民主國成立,或許曾給他一些任務,但不久就挈眷回籍。於是,有人給他“ 抗日保台舉人”的稱譽。許梓桑是不是有這層師生關係,反而受到日本人重用,不得而知,但當時基隆另外一位名人──顏雲年,跟許氏同庚,也打著江呈輝門生的旗號,給日本人當翻譯,一樣受到當局的重用。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在台北縣下設基隆支廳,明治三十年(1897年)改為基隆辦務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獨立為基隆廳,明治四十三年 (1909年)改為基隆支廳,隸台北廳,大正九年(1920年)設基隆郡,大正十三年(1924年)改基隆市,這些地方長官,不論廳長、支廳長、署長、郡守、市尹、市長,都由日本政府派日本人擔任。而基層地方組識,沿用清領時期的保甲制度,置街庄事務所,辦理官命之傳達,法令之通知,戶口之調查等事務。由日本政府指派本地人擔任街庄長。當時基隆街指的是石牌、玉田、草店尾、福德、暗街仔、媽祖宮口、崁仔頂、新店、後井仔、和興頭街等地。
整修後的梓桑巷,盡頭就是慶餘堂的正面,那曾是文風薈萃之處。

    最初,許梓桑被指派擔任基隆區街庄長事務所的書記,由於“治事精勤”,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獲總督府授予“紳章”,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任基隆街庄長,那時,他還不到30歲。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9月以勒令第217號公布《在臺灣街庄社設置區長及區書記案》,廢街、庄、社,改設區,區設區長役場,置區長1員,助役1員,輔助廳長執行管內事務。他就擔任基隆區長。在他之前的區長陳文貴、吳志清,陳文貴在清領時期就擔任基隆街總理,政權交替之際,毀譽參半,吳志清是宜蘭人,任期皆短,只有他的能力受日本人肯定。
    大正八年(1919年)推行同化政策,實施文武分治,民政與警察行政分立。同年7月26日以勒令第281號公布修正《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制》,廢廳改州,改支廳為郡、市,區、堡、里、澳、鄉改為街、庄,原庄、小庄(土名)改為大字、小字。當時基隆街轄基隆、大沙灣、社寮、八斗子、深澳坑、田寮港、大水窟、石硬港、獅球嶺、蚵殻港、大武侖、大竿林、内木山、外木山、仙洞、牛稠港等16個大字。大正十年(1921年)派他為基隆街助役,後經公舉,成為基隆街街長。昭和三年(1928年)獲總督府授藍綬褒章,昭和十二年(1937年)他還被選派為臺北州會員、台北州協議會員。。
    當時日本人也沒給本地街庄長什麼政治權力,所以也難有什麼政治作為,他前後任職20餘年,為地方服務長達50餘年,只能倡導或參與有限的地方公益事業。
古厝殘破成這樣,後面的迺園更不用說了。

    在教育方面,他推動日語普及工作,組國語練習會,擔任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基隆公學校保護者會長、基隆市教會委員、基隆市教育會評議員。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他捐助基隆公學校校舍新建費,大正元年(1911年)又捐助許多教育相關費用,大正九年(1920年)開設基隆同風會幼稚園。
    在社會服務方面,他還擔任了公益社理事,為消防工作盡了不少心力,擔任消防組、保甲協會的顧問,也擔任方面委員。光緒七年(1881年)基隆通判梁純大與士紳捐設棲流所於後井仔,收容流離孤貧,一度廢棄,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修復,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許梓桑募款將它遷到石硬港,改名“養命堂”。
    在實業方面,他擔任台灣水產會社監察、台灣勸業無盡會社董事、基隆劇場株式會社董事,在工商服務方面,他擔任基隆商工會顧問、基隆總商會會長。
    他投身地方工作,也不純粹站在配合和協助的地位,也有展現本地人實力,分庭抗禮的意味。他篤信本土宗教,曾倡議重修城隍廟、代天宮、月眉山靈泉寺等,其中基隆街上的精神中心──慶安宮,在牛稠港的土地有了糾紛,管理人王六轉涉嫌變賣廟產,為街紳蔡天培制止,經街民會議向基隆廳長山名金明訴願,纏訟多年,才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公選當時為街庄長的他為新管理人,那時可運用的現款僅13.9圓,他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組織董事會,重修慶安宮,次年廟成,親自率團遠渡湄洲進香,恭迎聖母神像,農曆4月17日舉行安座儀式。至今該宮已擁地13甲餘。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的林來發氏願獻1甲多地為靈泉寺基地,許梓桑為董事,經鑑定決定動工建寺。基隆著名的大竿林仙公廟代天宮,昭和六年(1931年)地主蕭發捐獻土地,獲許梓桑全力資助,募捐籌備,鳩工興建,於次年完工,至今香火鼎盛。
    基隆民間戲劇向有西皮和福祿之爭,經常藉迎媽祖鬥奢競侈,釀成械鬥。大正二年(1913年)許梓桑在區長任內,倡議市內市外不分西福,一切合併,同日賽會。可惜未付實行。
    唐羽說:“梓桑先生,崇儒禮佛,倡導孔孟,力善風俗,頗著勞績,德望甚高。”他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組“天然足會”,明治四十二年 (1909年)組“斷髮會”,後來參與“風俗改良會”,大正三年(1914年)還擔任“敦俗會”會長,大正九年(1920年)改名“同風會”,仍擔任會長。這些社會教化活動,不單純是配合日本同化政策,多少還有移風易俗的儒家思想在焉。
    唐羽又說:“梓桑固從貨殖且荷公職,惟不棄文墨。閒居喜倡吟哦。其詩且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詩既傳,匪惟梓桑、雲年之名益著,而基津詩文之盛,亦由遠播。”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的瀛社,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農曆2月16日在艋舺平樂游酒樓舉行成立會。公推洪以南為社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謝汝銓為副社長。創社後,每年召開大會,由顏雲年推動,與桃園桃社、新竹竹社時開擊缽聯吟大會,顏氏任三社聯吟會會長。大正三年(1914年)顏雲年築“環鏡樓”成,招集全島第一次詩人聯吟大會,聘前清進士許南英主詩盟,成《環鏡樓唱和集》,許梓桑與會,為重要成員。
    許梓桑最為人稱道的詩作,是《基隆八景》,詩見於石坂莊《基隆港》,該書為大正六年(1917年)6月10日出版的“改訂第三版”,前兩版都是小冊子,未載錄該詩。謹錄於後:
      雞山驟雨:雞山屹立冠群峰,風雨蕭蕭驟幾重;極目微茫迷鳥道,高低雲樹匝陰濃。
      獅嶺匝雲:指顧獅峯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山容隱約誰能辨,絕巘高岩盡綺紋。
      魴頂瀑布:雙龍飛瀑落岩中,入耳泉聲玉韻通;任爾狂風吹不斷,銀河遠瀉上天空。
      鱟魚凝煙:雌雄鱟嶼海西東,毓秀鍾靈氣象同;樹色迷濛疑斷雨,憑欄一望碧烟籠。
      仙洞聽濤:空留石洞隱仙蹤,髣髴桃源一樣同;海國波濤長擾夢,聲聲入耳聽玲瓏。
      社寮曉日:旭日東昇彩鳳鳴,雲霞散漫曉風生;天開曙色曈曈映,水國清光入畫明。
      海門澄清:開門八尺本天成,萬古常流一色清;好是晚來霞爛熳,魚穿雲錦漾分明。
      杙峰聳翠:萬水星羅繞杙峰,杙峰不與眾山同;孤高千仞凌霄漢,一望蒼茫鎮海東。
    其實,同治十年(1871年)楊浚(1830年-1890年)編《淡水廳志》,收錄了“雞籠八景”,就有“鱟嶼凝煙、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峰聳翠、奎山聚雨、毬嶺匝雲、峰頂觀瀑、仙洞聽潮”諸景,許梓桑改動了幾個字,各繫以詩,這類詩並不對景物進行真實,只管山水意象的塑造,以引發讀者審美情感,臻於情景交融的境界,許梓桑並沒突破傳統的窠臼。
    在顏、許帶領下,基隆文風大盛,大正十年(1921年)8月24日蔡癡雲、張一鴻、鄭如林、黃梅生等人成立“小鳴吟社”,大正十二年(1913年)5 月13日,併入瀛社為“基隆分部”。網珊、復旦、月曜等吟社成立於大正十五年(1926年),鐘亭、晶社成立於昭和四年(1929年),而大同吟社也在昭和六年(1931年)4月20日天長節成立。
    昭和五年(1930年)12月15日傳統詩半月刊《吟稿合刊詩報社》(簡稱《詩報》)創刊,發行人為桃園周石輝,編輯者為葉文樞。剛開始以“桃社 ”為主,基隆贊助者只有許梓桑。昭和七年(1932年)10月1日,編輯及收支事務歸蔡清揚,次年(1933年)12月1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12月1 日,發行人及印刷人均為張曹朝瑞。蔡清揚是瑞芳詩人,曾應基隆張添進之邀共設“鐘亭”,和張曹朝瑞都是大同吟社成員,張曹朝瑞經營“ 仁華活版所”,《詩報》就由該所印刷,該刊以記錄詩作及詩社動態為主,是日治時期發行最久的傳統文學刊物。早期未有“社長”之設立,只有副社長杜香國、盧纘祥,昭和七年(1932年)1月1日刊出〈啟事〉,稱社長盧纘祥有要事,將《詩報》讓予許梓桑經營,許梓桑列名榮譽社長。
    可以看出,他晚年為了詩文自娛,構築宅第園林,作為文學活動的場所。顏雲年成《環鏡樓唱和集》之後,大正七年(1918年)買下木村久太郎的別墅──“木村御殿”,取名“陋園”,次年(1919年)10月,舉行詩人擊鉢吟會,成《陋園吟集》,又是一次全島性的文學盛事,這些許梓桑都看在眼裡。不過,顏氏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罹傷寒去世,失去友人的許梓桑,開始有了退老之想。簡萬火《基隆志》說他“近為靜養心神,乃築廈屋於玉田山上,取名曰‘慶餘堂’,以樂晚年。”
    原來許梓桑的老家在市區,因日本人改正市區,拆為築港地,所以他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遷到“新店街八番地”,昭和六年(1931年)他選擇了當時玉田街的山腰,興建了“慶餘堂”。當時的地址是“台北州基隆市玉田町3之59番地”,今為玉田里愛四路2巷15號。從山腳通往慶餘堂的道路,為紀念他對地方的貢獻,稱為“梓桑巷”。
    慶餘堂是閩南三合院式建築,地上二層磚牆結構,還有地下室,特別的是,它採用當時台灣煉瓦株氏會社製作的TR磚砌築。壁堵也有許多西方花鳥彩色磁磚裝飾,顯得特別氣派。
    慶餘堂所在的山嶺,當地人稱“少將山”,據說是因為日治時期這裡建有要塞司令部的少將官邸。許梓桑的慶餘堂在此山北面,後來,他在後山構築“迺園”,整個宅第園林矗立在山巔,規模宏偉,是當時明顯的地標。後面的山崖,陡峭壁立,當地人稱為“皇帝殿”,在它的映襯下,自然表現出尊貴的地位。
    昭和六年(1931年)5月3日午後7-12時,剛成立的大同吟社,假許梓桑新成的“慶餘堂”開例會,20餘人參與,題擬〈大同〉、次擬擊鉢吟〈擬慶餘堂春夜小集〉。(事見《詩報》第12號)詩社成立時就推他為顧問,後來成為首任社長。
    歲月不饒人,據說,1945年台灣光復,他扶病應邀代表基隆參加受降典禮後,遺言:“我之夙望已達矣!”,猝逝於慶安宮禪房內,享年72,著有〈筠窗吟草〉1卷,未傳世。
    許氏死後,慶餘堂也慢慢老化,子孫逐漸搬離。由於山坡迎風面,風雨侵蝕,屋體多已損毀,屋頂塌陷,牆面剝落。雜草叢生,斷壁殘垣,老榕的盤根,,大力的伸向頑抗的磚塊。依稀可見的”慶餘堂”三字,無力的掙扎出現在眼前,似乎想努力引起人們的注意。對比於山下的廟口人聲囂雜,大太陽底下,尚覺清冷,甚至淒涼!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走向現代化。台灣脫離了中國,直接面對全新的學術文化,沒有太多掙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李漢如與伊藤政重創 “新學會”,當時參與者如洪以南、王慶忠、羅秀惠、謝雪漁、李聯璧、顏雲年、許梓桑等人,大多是知名的漢詩人。在台灣,白話文不負責宣傳、教育的任務,這樣,漢詩沒有真正的對手,依舊在文壇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創作分擊鉢和閒詠兩類,一般認為言閒詠高於擊鉢,然而,惟有擊鉢才能引起結社聯吟的盛況,成為漢學存續的象徵,進而調和了傳統和現代的矛盾,實踐了漢體西用的理論。
    大正十三年(1924年)新年,當時聲名不甚好的台灣總督內田嘉吉作詩言志,許梓桑步其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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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石TAPUNG古堡,一般都稱李崠山古堡,說起這個古堡,不得不從文明人入侵泰雅族人的蕃息地說起。
    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政策,在南北兩路設理番同知。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任台灣巡撫,才全面展開撫番工作,設全臺撫墾總局於大嵙崁,裁撤民隘,以營勇代隘丁,隘租悉作撫番經費,將腦稅移作隘勇線上的費用。撫番工作以北路為主,其中北路隘勇5營,中營駐甘指坪、前營駐外加飛、左營駐五指山、右營駐三角湧、後營駐水流東,全力對付泰雅族人,泰雅族人也全力反抗。第二年(1886年)劉朝祐督隘勇1500人,進入大嵙崁溪及支流三角湧溪之間的枕頭山、角板山,附近番社紛紛請求歸順,命統領鄭有勒築隘勇線,引起角板山社和竹頭角社的番亂,亂平,12月從上坪分兩路剿五指山番,林朝棟自十八兒社攻石加祿南路,鄭有勒率副營由哇西熬進剿石加碌北路,石加祿五社及哇西熬等十七社請和,進撫密拿栳、京駭兒等24社歸順。第三年(1887年)秋大豹社番亂,鄭有勒率隘勇1000人,分從屈尺庄、成福庄兩路夾擊,事稍平,9月,劉銘傳命澎湖水師總兵吳宏洛調親兵及隘勇23營,11500人,吳將中軍,鄭為右翼,張安珍左翼,並在枕頭山架設砲台,以火力壓制竹頭角奎輝等社,終因砲台失守,死傷過重,和解收場。光緒十七年(1891年)馬速社殺20餘名隘勇,統領高楚桁鎮壓無效,公告懸賞凶番,部分漢人濫殺以求賞,再度引起大嵙崁番亂,撫墾總辦林維源調兵,中軍竹頭角、水流東,左翼三角湧、屈尺,右翼鹹菜硼,五路進攻,戰火延及五指山,最後仍以和解收場。幾次番亂,迫使後來的巡撫邵友濂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奏請將撫墾局升格為南雅廳。
    隘勇線的構築,大多是柵欄、石牆或挖掘深溝等防禦方式,和早期土牛番界沒有兩樣。隨著光諸十七年(1891年)劉銘傳去職,隘勇制度逐漸廢弛,私隘死灰復燃。
一路攀爬,乍見古堡,難掩心中的喜悅。
一堵隔牆,遮不住古堡的雄偉的姿態。

門楣上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題字不見了,應是遭到破壞吧?

    日本人來了,總督府殖產部長與台北縣知事會見了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司那基(snazi)社及角板山社22名代表,邀其中5名到台北晉見樺山資紀總督,贈酒、食、煙、布等物品,後來還招待泰雅族大嵙崁群等13位有勢力的頭目,到長崎、大阪、東京與橫須賀觀光,極盡攏絡之能力。另方面,全面接收了劉銘傳建立的撫墾署和官隘隘勇線,在大嵙崁街設出張所,對部分“合作”的私隘進行經費的補助,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還擴大為“官督商辦”的模式,一方面維護樟腦事業的利益,另方面防堵抗日份子進入山地。次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宣布製腦專賣,這時隘勇線也就不可避免的向前推進。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6月以保護因開放山地製腦而大量湧入的漢人為名,推進了三角湧與水流東的隘勇線,隘勇人數達220人,使鄰近的大豹群(ncaq)、大嵙崁前山群(sbtunux)與馬里光群(Mrqwang)馬武督(mbutu)的泰雅族人受到極大的壓迫,爆發首次衝突。原來,泰雅族最重要文化根源與社會範疇──Gaga,Mgaga(出草)是對Gaga的仲裁行為,過去越界狩獵、採集或耕種,都被視為違反Gaga,就不可避免的透過Mgaga解決。以前的對象是入侵的隘勇,後來就是步步進逼的隘勇線上的人。
    日本派出守備一中隊及警察隊,中隊長以下死傷慘重,被迫終止討伐,改採山地封鎖政策,禁止米、鹽、刀、子彈的交易,架上鐵絲網,掛上響鈴、鋁罐,嚴防泰雅族人越界,增設砲台,加強警備,以物資與行動的管制,逼迫他們歸順。
從堡內欣賞大門,更顯得挺拔氣派。
古堡原名“李崠隘勇監督所”。
李崠隘勇監督所不是消極的防制原住民的攻擊,它還作為隘勇線前進司令部、討伐司令部及李崠山軍區司令部。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隘勇全部官派,納入警察直接指揮的警備系統。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制定《隘勇線設置規程》、《山地警備員勤務規程》及《隘勇傭使規程》,開始清除隘勇線兩側30米內的草木及障礙物,以架設監視電話線,改良道路,同時不分晝夜的巡視隘勇線,次年更在隘勇線上架設通電鐵絲網。次年(1905年)在五指山方面新設隘勇線,次年1906年修築比來社隘勇線,同時推進了獅頭山方面隘勇線、十八兒隘勇線。
    明治四十年(1907年)佐久間左馬太為台灣總督,態度轉趨強硬,為了推進瓦厝埔、烏才頭、白石鞍山、打鐵坑到白沙鵠的隘勇線,大嵙崁支廳長井阪支廳長率警與大豹群總頭目Watan Syat激戰,成功推進2里多的隘勇線。次年,為了推進阿姆坪、枕頭山、插天山與李貌岸監督所的隘勇線,南北兩路討伐。深坑廳順利攻上插天山,桃園廳遇到頑強抵抗,造成警務課長等200多人死傷,勉強功上枕頭山。徵召全島各廳巡查及隘勇數百人,最後徵召全島各廳,組織警部12人、警部補17人、巡查330人、巡查補75人、隘勇750人的搜索隊,連實習生都上陣,完成討伐任務。同時認為桃園廳咸菜硼支廳的彩和山及三十八份山的隘勇線設在山下,不利防備,於是推進到山頂,完成3里18町包圍區域2方里的隘勇線。
    明治四十年(1907年)制定《理蕃大綱》,推出第一次《五年理蕃計劃》,預計開鑿10條隘勇線及貫通中央山脈南北的縱貫隘勇線,目的在誘使原住民從“線外”,遷到“線內”。當年繼續推進加拉歹群馬福社(Mklapay)附近的隘勇線與大南澳的隘勇線,次年(1908年)推進鹿場與油羅山的隘勇線,次年(1909)推進了內灣及上坪隘勇線。
儲水槽已被蔓藤包裹得無法辨識。
許多軍事工事都被綠包圍了。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進行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全面討伐,主要目標是互相聯繫支援的馬里光群、基那吉群(MKnazi)和大嵙崁後山群(Mkgo gong)。過去漢人侵墾,相對於泰雅族人出草,也提出“殺番賞”的制度,後來甚至形成“食番肉”的文化,將番肉跺碎熟煮,同樣讓泰雅族人心生畏懼。強硬的理蕃政策,在部落裡流傳的是日本人也同樣會用大鍋煮食蕃人,也促使三個社群形成部落同盟(phapan),絕對不讓侵略者進入他們的傳統領域(Qyunan)。
    宜蘭方面的日警,在5月9日組織隘勇線前進隊,依據《大嵙崁後山群(ガォガン)蕃方面隘勇線前進計劃》,出動4個部隊、輸送隊2分隊及救護班,共1,814人,向大嵙崁後山群發動攻勢。同時依《罔罔山隘勇線前進計劃》,從松蘿桃李分遣所沿排骨溪、梵梵山(即罔罔山)、巴伯庫魯山推進到巴陵,設置巴壟山砲台。
    同時,為牽制馬里光群對大嵙崁後山群的支援,4月就組織前進隊,分3個部隊,1255人,由新竹內灣進入,將隘勇線推進到油羅溪上游。6月12 日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以隘勇線受到威脅為由,命令警部組織前進隊,自己擔任隊長,剛從彰化廳北斗支廳長調來的蕃務課長宇野英種警視為副隊長,動員1046人,分5隊和電話鐵網架設隊,在拉號社(Rahau)上方的合流山監督所設置前進司令部。8月1日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親臨視察,次日,以蕃務總長大津麟平為總指揮,以李崠山為目標,發動攻擊。部隊分從上野山、合流山和田勝山出發,配合軍方第一守備隊及第二守備隊山砲兵的火力支援,當天第三部隊在部隊長警部和田莊三郎率領下,就依計畫攻取李崠山最高地,並構築砲臺陣地。沿鳥嘴山至李棟山稜線設置隘所,架設鐵絲網、電話線,由於不斷受到泰雅族人抵抗,加上兩次颱風襲擊,直到10月31日才完成任務,有人稱這次行動為“李崠山戰役”。這次《李崠山方面隘勇線前進計畫》,完成5里26町隘勇線前進鐵絲網的架設,日本警部以下死79、傷65,共144名,大部分都在攻佔李崠山以後,死傷不少。但也配合了罔罔山的行動,在卓高山社(Takasan)會師,於11月20日打通從宜蘭到桃園的橫貫東西向的道路,完成切割大嵙崁後山群與屈尺群(Mstranan)的隘勇線與電路通信,形成北面的包圍網,為西面的討伐打下基礎。
不用在牆上找到彈孔,也能感染到當年肅殺之氣。

當年從這些射口發出多少殺人的子彈?平添多少冤魂?

    西面的包圍網是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進行第二次《李棟山隘勇線前進計畫》時展開,陸續設置完成宜蘭到桃園的隘勇線及各重要戰略高地砲台,直接壓制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MKnazi)的居住地。隘勇線的高壓電線造成人畜誤觸傷亡,也壓縮了他們活動範圍,嚴重影響生活物資的取得;山頭砲台見炊煙就打,造成屋舍、田地、人員損傷,影響日常生活作息。據口訪原住民回憶:“以前跟日本人打戰的時候,最多的不是戰死,而是被電死。那時候,日本人為了要限制我們的行動,便從Bohin Bonay(義興橋)開始,延稜線經內橫屏山、牛角山、向天湖山、轉向西邊到錦屏山、高台、島田山、石麻答山、屯野生台山,直到秀巒為止。”可見他們痛恨的程度。
    大正元年(1912年)8月28、29日,颱風來襲,新竹內灣發電所故障,導致隘勇線通電鐵絲網及電話斷電,加上道路崩壞,橋樑流失,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的泰雅族人認為機不可失,9月11日攻打李崠山、田勝山、太田山等地的分遣所及那魯山監督所,史稱“太田山事件”。此時,“李崠隘勇監督所”已設立,成為泰雅族人戰略目標,意圖孤立李崠山,切斷與其它監督所的聯絡,於是率先攻擊李崠山下方的太田山砲台,太田山是紀念陣亡的分隊長太田角太郎命名的,新竹廳緊急動員了3次,出動軍隊支援,仍無法阻止泰雅族人攻進彈盡援絕的砲台,砲台內的速射砲、輕野砲、機關砲各1門,以及山砲2門,全被推落溪底,分遣所、隘寮也全被燒毀,彈藥庫被引爆,烈焰沖天,響震山谷,大嵙崁後山群的族人也加入戰局,全力攻打李崠隘勇監督所,並沿馬里光溪,14日攻佔巴蘇(Basui)分遣所,17日大舉進攻太田山至八五山一帶,被李崠山大砲擊退,戰鬥期間正好遇上9月14-18日與9月28日-10月1日兩次颱風,這些從族裡挑選出來平時狩獵最多山猪及熊的泰雅族勇士,急著返回嚴重受災的部落防颱,攻勢頓時趨緩,日方趁機收復各分遣所、監督所,也因颱風造成隘勇線嚴重損壞,通話全斷,直到10月10日戰鬥結束才恢復。整個事件造成日本軍警戰死36名、受傷16名。
    同年(1912年)10月,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執行《馬里光群(マルコフン)方面隘勇線前進計畫》,動員2385人,編成7個部隊,吉田電話班、鐵絲網及救護隊各1班,由蕃務課長高塚指揮,在10月1日抵李崠山前進司令本部,10月3日晚上10點開始行動。左翼由江口良三郎率領福屋、內田、和田莊三郎、中田秀造等部隊,從李崠山監督所往東南,將隘勇線推進到馬里光溪谷,右翼由北蕃監視區長永田綱明率領賀來倉太、野田、長崎、犬塚等部隊,從太田山砲臺往西南,將隘勇線推進到溪谷,意圖切斷馬里光群和基那吉群的聯絡,次日凌晨5:40和田部隊在馬美社(Mame)上方遭到攻擊,11日野田部隊長在小森山鞍部遇伏陣亡,17日福屋部隊長戰死,同時也擴增永井、下山、山田久次郎(羅東支廳警部)、岡本亮太郎(羅東支廳長屬)、佐藤辰之進等10部隊編制。19日在中日稜線佈置砲陣,與李崠山砲台相互支援轟擊。27日長崎部隊佔領巴蘇社。31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在伊關、相澤等警視陪同下,來到李崠山本部。
堡內還留有登山客的最愛,紅漆猶然新上的。

    在這次戰鬥中,泰雅族人從敵人身上學會了“掩堡”的守禦工事。“敵蕃有蓋掩體長約八間,寬約兩間,架有堅固的柱子,掩蓋是重疊木材三層,以大石覆蓋其上,設置槍眼。掩堡之後半面,也茸蓋兩重竹子,並在將一層木材重疊於其上。”從戰鬥開始,就陸續奪下這種泰雅族人設置的野戰掩堡。
    11月18日計畫攻取烏來山,20日在烏來社山頂配置20拇臼砲一門,12月1日佔領烏來山南方高地,山田、下山、永井等部隊也佔領馬美山。次日進行搜索,已人去山空。日本人乘隙在重要據點建瞭望台,加強鐵絲網防護李崠山、馬美山、烏來山、巴蘇等砲台,配置3-6門山砲嚴加防備,其中烏來山配置7釐米山砲2門、迫擊砲2門、臼砲2門。13日解散了前進隊。這次行動,有人稱為“馬里光戰役”。
    在解散同時,樹杞林支廳長中田秀造隨即組織警部6名、警部補6名、巡查334名、巡查補2名、隘勇342名、工手1名、搬運工10名、醫員2名、看護人3名、工人4名、共710名,編成搜索隊,由兼任新竹廳理蕃課長永田綱明警視監督,任務包含2里20町隘勇線鐵絲網的架設及電話線的修補,設置巴蘇、烏來等監督所的據點裝備。在烏來山加設3英吋速射砲1門、克式輕野砲2門、9釐米臼砲1門、12拇臼砲1門、機關砲1門,12月17日完成作業。此役,日本戰死205名、傷288名,因作業死亡3名、受傷38名。換來的是,李棟山前進基地──東有太田山,南有烏來山,北有巴陵山等砲台呈犄角環衛,沿李崠山稜線圍困馬里光群、大嵙崁後山群、基那吉群等部落。
李棟山莊是上山必經的標的。

不強制的清潔費,你拿得出來嗎?
    大正二年(1913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達了對居住在偏遠的泰岡溪、塔克金溪合流處上方的基那吉群六社的征伐,6月20日在李崠山成立討伐警察隊司令部,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內田嘉吉為總指揮官,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副指揮官,台灣總督府警視山本新太郎、江口良三郎及警部外豬口安喜等2人、警部補1人、巡查28人為總指揮官專屬,即日開始行動。這個陣仗,幾乎和1年後“太魯閣蕃警察討伐隊”的陣仗相同,可見聲勢浩大。
    新竹討伐警察隊長由台灣總督府警視永田綱明擔任,新竹廳蕃務課長今田警視為副隊長,計有本部外4個部隊並砲隊、輸送隊、赤十字救護班, 1376人。桃園討伐警察隊長由台灣總督府警視松山隆治擔任,桃園廳蕃務課長山內警視為副隊長,計有本部外4個部隊,輸送隊、警察救護班、赤十字救護班,1402人。永田和松山在前一年都參與馬里光隘勇線前進計畫,也在次年太魯閣蕃警察討伐隊裡,分別擔任立霧溪和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的隊長,可說借重他們豐富的討伐經驗。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桃園廳廳長西美波負責後方事務。
    副指揮官龜山和總指揮官內田分別在6月24日及25日抵達李崠山討伐警察總司令部,下達開始執行《基那吉群(キナジ─)方面蕃社討伐計劃》,這次討伐,有人稱為“基那吉戰役”,在25日晚11時分別行動。7月1日因為宜蘭廳大半警備員參與征伐,恐溪頭群和大南澳群乘機起事,總督佐久間令平岡茂少將的台北第一守備隊的步兵1個聯隊及山砲隊及特設隊立即出動。
上山的道路,陽光幾乎照射不到。

或許當年保護祖地的勇士也穿過這裡。
    7月4日龜山指揮新竹伐隊突擊泰岡社(Taiyakan),內田以非常召集新竹廳巡查班長6名、巡查60名、警手40名、隘勇40名,同時令宜蘭廳隘勇 150名以急行軍趕赴支援。6日宜蘭告急,平岡少將隔天從台北出發來到李崠山司令部,8日命一支隊由留茂安(Rumoan)進攻基那吉群側面。15日新竹、桃園討伐隊在泰岡溪、塔克金溪合流處控溪會合。23日桃園松山隊長在溪底物資集積所會見馬里光群烏來、宇老、泰平、抬耀、留茂安、巴蘇、馬美、石磊、李埔(Ripo)等九社頭目,傳達總督的命令,25日到期向烏來山本隊繳交槍械。新竹永田隊長也在24日召集基那吉群傳令押收槍枝,兩隊在8月2日包圍泰岡社,前後新竹隊繳得135挺、桃園隊132挺、塔克金(Takegin)支隊105挺。8月5日總督府命宜蘭廳組織“薩拉茅(Saramao)方面蕃社討伐警察隊宜蘭支隊”,當日攻入溪頭群的四季(Sikikun)社,9日攻下馬諾源(Manauyan)社,12 日攻下埤亞南(Piyanan) 社,9月5日完成任務。8月15日,總督府再命新竹廳組織“霞喀羅群(Shyakaro)方面討伐隊”,由松山隆治率領,8月底霞喀羅群四社繳械。這樣,隘勇線從宜蘭廳濁水溪(今蘭陽溪)上游留茂安,前進到埤亞南鞍部,再從南投廳下的斯卡謠(Shikayau),經薩拉茅鞍部,前進到白狗群(Ha kku)、馬力巴群(Malepa),連成一線,形成大包圍圈。
    在泰雅族文化裡,雙方的打鬥無法平息時,需要雙方坐下來協商討論,如果雙方有交換東西,表示可以停戰,恢復友好關係,進行Sbalay(和解) 日本人和泰雅族人談的,都是有條件的繳械。應允支付各部落頭目津貼外,而且繳械者都支付相當金額作為交換代價,滿足了Sbalay儀式,泰雅族人也不認為歸順。這樣,五年理番計畫的泰雅族戰事就暫告一個段落。
    佐久間總督到9月2日進行解甲儀式,撤除李崠山軍區司令部,文武官員一行在烏來山砲台露宿。龜山副指揮官也在9月5日解散李崠山警察司令部。這次行動警察隊警部以下死35人,傷69人,搬運工死46人,傷65人。軍隊將校以下死17人,傷13人,換來的是征伐太魯閣蕃的時間和空間。
當山林的陽光開始充足,表示離目標近了。

或許我們不必學當年勇士那樣猱身而行。
充滿著生機,也瀰漫著殺機。

    討伐的時代過去了,2002年新竹縣政府以“尖石TAPUNG古堡”登錄為縣定古蹟。TAPUNG,打不翁,是泰雅族語,原義是森林茂密之地才會出現的苔蘚類植物,泰雅族人取這樣的名稱,過去也應該是未墾之地,是不容其他社群人進入的獵場。日本人看上了它高地的戰略價值,不惜一切的奪取下來。很快的建立了“李崠隘勇監督所”,加強它的軍事防禦工事,兼作砲台與指揮所。為求穩固,採用鋼筋混凝土建築,但山區交通實在不便,以捆紥鐵絲來代替鋼筋。平面為四邊型長28米、寬22米。牆壁厚達60釐米,上層採砌磚。東西側有有一座稜堡,大門面西北,門外有一堵隔牆,防砲火直接進入。壁上共開有射口31個,西北壁根設儲水槽。門楣掛有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題的“慎守其一”匾額,惜已不見,堡內原有建築全都不見了,只有從斷壁殘垣的夾縫中掙扎出來的芒草,依舊在冷冷的艷陽底下,挺直的腰桿,靜默的生活著。
    這個地方,作為日本理蕃的監督所,曾經作為隘勇線前進司令部,也曾經作為討伐司令部,也曾經作為李崠山軍區司令部。台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來視察,並且住過。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曾兩度來視察,並擔任基那吉群討伐隊總指揮官,後來成為台灣第九任總督。擔任基那吉群討伐隊副指揮官的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也曾在這裡坐鎮指揮,並主持解甲儀式。在李崠山前進隊擔任隊路長的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以及擔任副隊長的宇野英種,都曾蒞臨李崠山,宇野後來在總督府擔任理蕃課長。在馬里光戰役擔任右翼前進隊長的永田綱明,和擔任部隊長的賀來倉太,後來都在總督府擔任理蕃課長,後者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提出《蕃地經營方針》,才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有相當豐富的理蕃著作,也是漢詩人;在馬里光戰役擔任左翼前進隊長的江口良三郎,後來擔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曾倡議築花蓮港,身後米侖居民在鳥踏石建了座《江口廳長頌德碑》紀念他。在李崠山戰役擔任第一部隊長的中田秀造,在馬里光戰役也擔任部隊長,前進隊解甲後,以樹林杞支廳長的名義組織搜索隊,後來當了東勢郡守、台中州理蕃課長,花蓮港廳第六任廳長。在基那吉戰役擔任總指揮官專屬的山本新太郎後來轉任總督府直屬砲兵大佐,參與桃園大圳工程;豬口安喜後任民政局警察本署理蕃課長,參與總督府多部史料編纂工作。在基那吉戰役擔任桃園討伐警察隊長松山隆治,後來也擔任霞喀羅群方面討伐隊隊長,後為台中州東勢庄首任庄長。基那吉戰役在李崠山成立戰區司令部的台灣第一守備隊司令官平岡茂少將,後來也參與太魯閣蕃討伐戰,大正四年(1915年)退役。以上這些人,都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為了前進、討伐,都上了李崠山,也都不可避免的沾上了血腥。
    2004年農曆年甫過,我來到了李崠山,為了把握時間,捨碎石子路,攀直上的山路,為此,至今仍感激好友的犧牲,他可穿著新買而有跟的鞋子。在山上,遇到一群新埔人,在古堡旁邊寛廣的地方烤肉,還招呼我們吃香腸。他們是從另一條路上來,是登山客,對古堡沒似沒有興趣。當時忙著交際,也沒感受到任何人去堡空的蒼涼。
   大一寒假和同學一起到桃園復興鄉找鍾禮章,他是長興部落的泰雅人,在山地房屋裡渡過奇怪的一夜,寒氣不時從夾縫襲入,溫暖的背子和床塾,終敵不過濃重的疲累,誰也沒想去洗澡,一直看到晨曦在壁隙閃爍,大夥就急著享受山區的空氣,沒人期待在那裡再過一夜。他小姊姊長得秀麗美艷,一起帶我們到小烏來瀑布,享受泰雅式烤肉,留下難以抹滅的記憶。年輕的鍾禮章有著大而亮的眼睛,清秀的臉龐,加上矯捷的身手,大學時代在運動場上相當活潑。他現在是福豐國中校長,89級的岡輔是他的教學組長,91級怡婷和秀霞是他的王牌,94級的雅雯在他指導下驚險的通過教甄,文昌宋慶瑋校長和山腳王冠銘校長都曾為他的總務與教務主任,他是相當成功的長官。那年帶毓芸和雪玲去拜訪他,從電梯走下一個糟老頭,又瘦又小,好似縮了水似的,幾乎認不出來。去年找我去演講,正為高中校長甄試第一名卻沒選上而心情低落,我也慚愧不能給他實質的安慰。只感覺桃園族群的比例,似乎不足以象徵性的給泰雅族人當個高中校長或教育處長了,雖然他的歷練和能力是那麼綽綽有餘。
滿地楓紅讓人聯想到鮮血。
通往秘境的山徑,讓我熱血沸騰,永生難忘。
    下山時,飄落的楓葉使山路鋪上一層紅,紅得就像鮮血一樣,或許這是當年喜歡垂直升降的山豬獵人走出的路,山豬的血灑在山林草葉間,養活了小獵人和小小獵人,山豬沒有變成日本人,日本人也沒看上山豬,卻也讓山林草葉灑遍了獵人的血。我開始時空錯亂,腦子裡一片朦朧,原始的山林,滿地的腐葉,喚起我狂野的本能。我仿佛看到少年鍾禮章,我蹂身在綠色世界裡,依稀幻作山豬獵人,呼嘯在靜謐的原始山林裡,穿梭在老藤巨木之間,成為這荒蠻大地的王者。當野砲隆隆響起,殺聲振天,我番刀出鞘,寒光乍起乍落,毫不遲疑的,刺向入侵者熱血沸騰的軀體一陣喑嗚、狂嗥、哀鳴、呻吟過後,刃尖劃開天地玄牝,大母神汩汩流出那律動的生命源泉。
    我不期望修復TUPUNG古堡,修好了我應不會再去,它都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了,不也就這樣,會改變嗎?
美好要珍惜,謹以高山上的百合,遙祭往昔歲月的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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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客家人,45歲以前沒去過苗栗市,第一次去是載老母參加歌手張善為之妹的婚禮。後來到苗栗的次數就多了。
    幾次來到原稱福星山福星公園的貓貍山貓貍山公園,賴氏節孝坊總令我流連。
    賴氏節孝坊表揚的是賴四娘,根據資料,她是貓貍街賴萬盛之女,自幼與劉獻廷長子劉金錫指腹為婚;又有資料,說她是公館鄉人,自幼家境貧寒,父母將她送到劉家當童養媳。
賴氏節孝碑從文昌祠移到天雲廟旁,再從天雲廟旁移到貓貍山

維修後的賴氏節孝碑,現已開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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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峰舊名阿罩霧,原本林家園邸是唯一地標,自從省議會搬到那裡,就成了新地標。
    台灣自治史相當坎坷,日本雖自稱君主立憲國家,但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台灣總督同時擁有立法權及行政權。於是就有在台灣設置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議會”的要求。
    大正十年(1921年)1月30日林獻堂、蔡惠如開始以日本帝國議會為主,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大正十二年(1923年)2月21日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在東京台灣雜誌社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繼續推動。
象徵民主無門禁的省議會無門之門,以前人都不太相信

    台灣總督府一開始以缺少民意基礎的“總督府評議會”回應,帝國議會也以“不採擇”、“審議未了”、“不上呈”的方式拖延。經過14年15 次請願活動後,台灣議會終難成形。昭和九年(1934年)年9月2日,在台中市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宣告終止。
    另方面,也能符合地主、資本家利益的“地方自治改革”,在昭和五年(1930年)8月17日,由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等人召集,在台中市醉月樓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隨後成立各地分部,舉辦巡迴演講,鼓吹地方自治。就在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終止後1個月,台灣總督府宣佈次年實施地方自治。州市議會議員官派與民選各半;街庄仍為諮詢機關;選舉權人限納戶稅五圓以上。昭和十年(1935年)11月22日,舉行地方選舉投票,結果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多所斬獲,意義在於臺灣總算跨出民主的第一步。
    戰後,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在1946年4月15日辦理了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的間接選舉,選舉人是各縣市參議員,選出30名省參議員。同年5月1日,臺灣省參議會成立。根據國共重慶談判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在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又從這些參議員推選出17位制憲國大代表。參議員任期2年,但因中國政情,一直延至1951年12月10日。
剛發生921不久,離震央不遠的省議會似乎不受影響。

去年夏天的省議會又顯得清幽許多。

    1947年台灣省政府成立,1950年重劃行政區域與選舉縣市長,原由17縣市選出的省參議員無法充份代表民意,但中央以省縣自治通則尚未立法為由,決定改設“臨時省議會”,選出55位議員,1954年6月2日成立的第2屆臨時省議會,議員由公民直接普選產生。
    1957年4月21日選出來的第3屆臨時省議會議員,到1959年隨著台灣省議會的改制,全都成了第1屆的省議員。
    1994年12月3日舉行台灣省長選舉,宋楚瑜當選首任也是未代省長,連帶的省議會也在1998年隨著台灣省政府功能調整走入歷史,前後共10屆。
省議會議事大樓據說是模仿美國白宮建造。

門口一對閉口獅暗示什麼?

從這個角度應該拍得出議事廳的圓頂,可惜沒拍好。

精省後的上班日,走廊還是冷清清。

    省議會改為省諮議會後,從民意機關轉型為行政機關,諮議員由行政院提請總統任命,扮演省政諮詢角色。
    省參議會會址,原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在台北市南海路。1955年省政府籌議疏遷中部,臨時省議會也準備一併搬遷,最初擬定的地點以霧峰鄉為中心,後來省府變更計畫移往草屯的營盤口(即中興新村),議會仍選在霧峰,並推議長黃朝琴為疏遷廳舍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19 57年3月3日議會大廈破土奠基,1958年5月1日落成啟用。第2屆臨時省議會剩下的會期,和後來省議會、省諮議會業務,全在這樣執行,為地方自治作出貢獻。
    台灣回歸祖國,當時政治菁英,對得來不易的省級政方自治抱著相當高的期望,省參議員選舉就有高達1180位候選人,不料,執政當局運作議長選舉,有意的使由大陸返臺人士掌握領導階層,如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及秘書長連震東,迫使林獻堂臨時退選。次年228事件,省參議員王添燈、林連宗失蹤,郭國基、林日高、洪約白、馬有岳被捕入獄,韓石泉、顏欽賢與蔣渭川被通緝,其中林日高228逃過一劫,1955年白色恐怖被槍決。這些對議員問政都產生寒蟬效應,導致1951年臨時省議會議員選舉只有140人登記,除黃朝琴續任議長外,副議長林頂立還是特務頭子呢。
朝琴館還是黃朝琴親自主持奠基典禮的。

朝琴圖書館還是黃朝琴自己命名的。

    謝東閔從當選第3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崛起,他在第3屆接替黃朝琴議長的職務,續了1任,1972年6月6日被蔣介石擢為第9任的臺灣省政府主席,結束了周至柔、黃杰、陳大慶三任的軍人省主席的時代,1978月5月20日更被蔣經國提拔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不過他一直是台灣人口中的“半山 ”,黃朝琴、林頂立和連震東也都是。
    另一位“半山”李萬居,情況不同,他是中國青年黨資深黨員,直言敢為,與郭雨新、許世賢、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等人並稱省議會的“ 五龍一鳳”,受1960年雷震案牽連,為當道所不容。其他許、吳、李及兩郭等人,能在威權時期,善盡言責,帶領人們走過白色恐怖的陰霾,為台灣民主政治樹立典範。
    台灣70年代經濟活絡,過去接受博雅教育而有社會威望的地主士紳逐漸老化,新興的工商企業家及地方角頭開始虎視耽耽,在腐朽老化的黨國機器運作下,走向金錢暴力政治。一批甫從學院理論燈塔走出來的知識青年,開始從議會路線及群眾路線,挑戰傳統威權,1977年第5屆省議員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爆發中壢事件,使同時進行的第6屆省議員選舉結果,有結構性的改變,非國民黨勢力開始崛起。1979年底又爆發美麗島事件,也塑造了林義雄、蘇貞昌、游錫堃等政壇風雲人物。
提供議員開會下榻的議員會館。

議員會館也是黃朝琴主持奠基典禮的。

議員會館落成啟用也在黃朝琴任內。

    從省議會歷練出來的政治人物的確不少,第4屆的吳伯雄、第7、8兩屆議長高育仁,現在仍為舉足輕重的人。現任各縣市長,大部分還有省議會的資歷,以前的,更不用說。值得一提的是,第1屆桃園縣選出來的王新順,是我的族人,後來參選縣長失利,退出政壇。
    省議會風華已缷,短短10年,也歷經了4屆諮議會。2008年4月10日登錄為台中縣定古蹟,理由是“議場建築型式雄偉、寧靜,顯現民主政治之神聖,配合全區優美之庭園造景,成為獨立、完整之行政園區。”在我看來,想要闢建為觀光旅遊的“省議會紀念園區”才是主要目的。
    古蹟指定的範圍包括1957年興建的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及議員會館,還有1963年4月12日奠基興建的朝琴館,都由建築師林柏年設計的,據說 “議場採圓頂圓型西方國會建築型式,雄偉、寧靜,顯現民主政治之神聖。”而園區會入口的拱門,據說無門之門的設計,象徵民主沒有門禁。議事大樓前兩座閉嘴獅,代表進入民主殿堂要肅敬,廳內孫中山銅像前有龍的圖形,象徵帝王權力在此任人踩踏,主權在民。這些隨處可見的象徵,在建築物落成時,也許都是反諷,幸賴民主先進的努力,也保留了一些民主香火。
立在議事大樓前的黃朝琴銅像。

總不會黃朝琴為自己立像吧?

    走進省議會園區,感覺充滿著黃朝琴的個人色彩。作為建築群核心的議事大樓,以及供開會議員下榻的議員會館,都是黃朝琴奠基啟用的,而朝琴館,原名“朝琴圖書館”,也是在1963年他缷任前親自命名的。當天中午議員們還在會館歡宴他,並獻紀念品。當年5月28日全體議員又呈獻銀盾,並轉發黃杰贈送的紀念品。現在議會前還有一座他的銅像,一副堅忍卓絕的樣子。大樓前面的大片的庭園,栽種著植熱帶及亞熱帶植物,有墾丁國家公園植物的2/3多,取名“朝園”,還留下一方他題的《庭園花木培植記》石碑。
    為什麼這樣?是紀念興建議會之功,還是紀念他為首任台灣省級地方自治議會議長,抑或紀念他無人能及的前後連續五任議長,而且歷經三種議會名稱?或許三種都有吧,但值得嗎?
    黄朝琴,字蘭亭,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10月25日生於鹽水港,曾祖從泉州南安來台,次子錦興經營糖業致富,獨子宗海娶布袋嘴蔡寅,生朝琴。就讀鹽水公學校,後入彰化公學校實業科,大正九年(1910年),進早稻田大學政經系,1926年為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碩士。
我原以為這塊石碑是某位省主席豎立的。

結果是黃朝琴的《庭園花木培植記》。

    他早年曾入書房習漢學,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曾加入早大瀛士會,創辦《台灣民報》,1925年加入國民黨,學成回中國,任職中華民國外交部僑務局,歷任亞洲司科員、科長,駐舊金山、加爾各答總領事。1945年以外交部駐台特派員兼任戰後首任台北市市長,次年即開始他長達17年的議長生涯。
    這期間,他也出任第一銀行董事長、台灣銀行常務董事及第五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等。1952年起,他進入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核心中央常務委員會,是半山裡頭的佼佼者。
    他回台最大的政績就是逼退林獻堂,雖然這也可以賴說當局顧忌林氏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威望,但就像阿沛.阿旺晉美一樣,如果自己不想著榮華富貴,難不成當局就拿刀子架你脖子上?所不同者,阿沛原本在西藏就有一定的名聲,黃氏沒有。不過,他在回憶錄提到當年8位林氏支持者的下場,非死即被捕或通緝,倒是寶貴的史料。
朝園也是黃朝琴規畫的。

想必歷任議長經常在園子裡散步。

    黃朝琴有兩個老婆,中日混血的郭佩雲是中國大使館一等書記官的女兒,在日本認識,大正十一年(1922年)結婚,攜手赴美求學,對他的政治立場有一定的影響;中英混血的陳印蓮是任加爾各答總領事娶的,郭氏沒生,續弦就有理由。
    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日治時期是通往台灣神社的表參道,戰後又是蔣介石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上班必經之地。他也很有眼光的買下日本人留下的大正町別莊──蘭園。該地毗鄰美國大使官邸,1951年他租給美軍顧問團蔡斯中將,動用公款修繕,後來又神通廣大的賣給 “國賓大飯店”,他也成為該飯店的董事長。關於這件事,吳濁流的《台灣連翹》(1986)作了嚴厲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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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福建船政大臣的沈大人沈葆楨,以籌辦防務來台,日軍登陸,改授沈葆楨“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看頭銜,也知他擁有重權。
    事後,他奏准在大甲溪以北設台北府,將淡水廳及噶瑪蘭廳改制為淡水縣及宜蘭縣,另設新竹縣、基隆廳,以淡水為附郭縣,計四縣一廳;而大甲溪以南仍為台灣府,劃嘉義縣曾文溪以南為附郭縣台灣縣,析彰化縣另立埔里社廳,另在瑯嶠設恆春縣,在後山設卑南廳,連同原本的鳳山縣、澎湖廳,共五縣三廳。這樣,從過去的一府四縣三廳,一下擴展成二府八縣四廳,建省就是遲早的事。
    台灣設省分治是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法戰後,官方正式名稱福建台灣省,為同時裁撤福建巡撫,原巡撫劉銘傳改為首任台灣巡撫。
“曲奏迎神”應是說明原大北門地近萬春宮。

    劉大人到任後,最初析彰化縣設鹿港廳,成為二府八縣五廳。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二品的台灣巡撫調低為從二品的福建臺灣巡撫,但劉銘傳台灣郡縣添改裁撤的工作,卻按部就班的實施中。
    台灣博物館收藏的一份當時台灣知府程起鶚《札行恆春縣知的巡撫劉銘傳會同閩浙總督楊昌濬具奏籌議台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大略情形》,可知想在彰化縣橋孜圖地方建立省城,添設台灣府為首府,增設台灣縣為附郭縣,在彰化嘉義之間添雲林縣,分新竹縣設苗栗縣,栽撒鹿港廳,連同原先的彰化縣、埔里社廳,共四縣一廳。同時,原台灣府改為台南府安平縣,卑南廳升格為台東直隸州。
台灣博物館收藏
    被劉銘傳選為省城的“橋孜圖”,後來稱“橋子頭”,位在東大墩街之南,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見於文戲的東大墩街是相對於西大墩街而稱的,原本就是大墩街,大墩是柳川和綠川之間的小山丘,取水方便,遂以大墩為中心形成街市,雍正十一年(1733年)設貓霧束汛於犁頭店街時,駐分防千總於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犁頭店街,在貓霧拺堡犁頭厝莊,距縣東北三十里。堡內更有大墩、新莊二小市。”。
    劉銘傳會選擇大墩作為省會,選擇橋孜圖建築省城,是經過勘查的,據說“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弘敞,又當全省適中之地”,“襟山帶海,控制南北”。
    不過,築城期間,劉大人人在台北,在今延平南路與武昌街口設巡撫衙門,主持台政。而以本任臺南府調知臺灣府的程起鶚也因府衙未建,暫駐彰化縣城。築城工作全交給代理台灣縣(台中縣)知縣的黃承乙。
大北門幾經整修,已非舊觀。現名望月亭,了無風雅可言。

    光緒十五年(1889年)開始興建台灣省城城廓及衙署廟府,實際築城範圍在東大墩、頂橋仔、新庄仔一帶,最初規劃為八門四樓的八卦形城池,其門樓相對位置為:
       大東門為“震威門”,樓曰“朝陽樓”,今建成路與振興路口。
      大西門為“兌悅門”,樓曰“聽濤樓”,今光明國中與法院間。
      大南門為“離照門”,樓曰“鎮平樓”,今南門路與明德街口北面。
      大北門為“坎孚門”,樓曰“明遠樓”,今台中公園大門口立體停車場附近。
      小東門為“艮安門”,今復興路陸橋與鐵路交會處東側。
      小西門為“坤順門”,今仁德街與復興街口。
      小南門為“巽正門”,今大振街南端。
      小北門為“乾健門”,台中醫院大門前榕樹旁。
    次年,劉銘傳任命鄉紳吳鸞旂為總理,監造建城事宜,另命棟字軍統領林朝棟親自督勇,開始構築城牆。帶有監生身份的吳鸞旂,接下築城工作,他個人覺得光榮驕傲,所以選在今大智路與復興路口興建公館,以便接待來往的官員和賓客。
目前大北門也只剩門樓部分,城門早已拆光。

    劉銘傳的新政是臺灣近代化的先驅,但未考慮官吏的廉潔以及台灣財政的負擔,也因此黯然離開台灣。光緒十七年(1891年),邵友濂補授台灣巡撫,停止絕大部分劉銘傳的新政,有人譏他目光淺短,但也的確做到官治清廉,節省經費,與民休息。
    對這兩人,歷史自有公評。
    也為了減輕財政負擔,他決定以台北為省會,至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12月已完成北門、小北門至西門一帶工程的台灣省城,也就永遠擱置了。
台中公園是台中市街發展的中心。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內渡,劉永福繼任,將中部以北防務委台灣知府黎景嵩指揮,義軍兵敗尖筆山,吳彭年、吳湯興、徐驤退守八卦山,當時捒東堡庄鄉紳林大春、賴寬豫設國姓會,募1000人,在頭家厝庄襲擊日軍,吳彭年檄彰化知縣羅樹勛往援,戰火延長到溝背,以客家為主的義軍相持畫夜,日軍最終還是進入台中,早已停工的台灣府城,也沒發揮什麼防禦功能。
    在建城同時,城區新庄仔與下街市肆漸集。日本人來了,派兒玉利國擔任台灣縣知事,改東大墩為台中街,後來台灣縣改名“台灣民政支部”,由彰化遷到台中,兒玉利國為支部長,他有意將台中設計為“圓形放射狀都市”,而總督府內務省衛生工程顧問巴爾頓(W.K Barton)前來勘察,提出“台中市街區劃設計報告書”,規劃台中為“棋盤狀都市”。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年1月6日台中縣告示第五號《台中市區改正》,其中包括公園預定地,不過後來預定地用作台中火車站,次年6月28日,再以第七十五號公告《市區改正區域及附屬地平面圖》,將台中公園設計在現在的位址。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台中縣升格為台中廳,市區改正才真正付諸實施,這樣,廢棄已久的台灣城牆和門樓,就很難免於拆除的命運。
更樓是築城總理吳鸞旂公館的一部分。

    台中公園的興建,霧峰林家捐了不少土地,民眾也募集了不少經費,當年10月28日正式開園,在地方鄉紳請求下,將拆除城牆還保下來的大北門城樓移到公園小丘上保存,以資紀念。
    現在這座城樓還在台中公園內,單開間疊斗薄瓦歇山翹脊形式,近年修為建鋼筋水泥構造,已非舊貌,但它見證了清領末期台灣建省到日本台中市區建設的歷史,有極高的保存價值。
    現在城樓有一方台灣知縣黃承乙所題的“曲奏迎神”匾額,有人說當年大北門外的小丘陵是大墩街郊外的墳場,設有祭壇,以供外地官員亡故時暫厝靈柩,題“迎神”是對孤魂野鬼的敬稱。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漢人觀念,“人鬼殊途”,神鬼也殊途。如係孤魂野鬼,該設的是臨時性的 “厲壇”而非“祭壇”。何況游宦客死他鄉,一般多寄菆寺廟之中,哪有特設祭壇之理?人死只有喪歌,古《薤露》、《蒿里》之類,怎有迎神之曲?“曲奏迎神”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個門樓鄰近寺廟,經常傳來迎神樂曲。
吳鸞旂公館難逃拆除之命運,能留下更樓,移置台中公園,真是邀天之幸。

    問題來了,是哪座廟呢?考察當時文廟和城隍廟的位置,最有可能的,就是現在成功路上名聞遐邇的“萬春宮”。有一種說法,當時大北門在今公園路與平等街口,從位置上看,是可以採信的。
    北門樓在戰後,1948年台中市長陳宗熙重新整修,改名“望月亭”,或許他自以為文雅,但失去了意義。
    吳鸞旂雖然沒有完成築城任務,但新庄子吳鸞旂公館可建得美崙美奂,戰後,他兒子吳子瑜將公館賣給國大代表顏欽賢。1955年,市長楊基先倡建臺中孔廟,戰後國府的土地政策,迫使顏氏大量捐地,吳鸞旂公館跟他沒太多感情,以極低的價格,讓售臺中市政府,後來市府又因堪輿不宜建廟,為充實地方建設經費,逕行標售,但又虛情假意的為了“保存古蹟”,1983年將更樓遷到中山公園裡面,“以發思古之幽情”。這座更樓,原為吳鸞旂公館正門上面,又稱鼓樓、譙樓,下門上樓,主要用來守望,也能置鼓報時。當時政府缺乏保護文化資產的觀念,加上財團的覬覦,房子就這樣拆了,我們也無可奈何。總比現在雖有了保護文化資產的法令,首善之區的文化局長還鬧出拓石毀碑的笑話強多了。
    每次走進台中公園,看到這些“劫餘”的古蹟,心裡總是憮然良久,還好,人還算念舊的,走過的歲月,雖然留不下完整的記憶,留下鴻爪麟趾,也還有個片片斷斷。回想自己也渡過不少歡樂時光,和自己,和別人,自己留下什麼,別人又留下什麼?每天垃圾筒清出去的東西,很多都是滿滿的記憶,很多我捨不得丟,但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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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為百年大計,作為征服者、統治者,教化工作一直都擺在重要的位置。
    台灣的原住民,一直被認為未受教化,外來征服者、統治者,始終沒放棄過教化他們的工作。
    荷蘭人把教育番民的任務交給了教會,明遺老沈光文晚年定居目加溜灣社,教授平埔族人漢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開始設立官方的土番社學,乾隆時各地蓬勃發展。後來由於漢化過速,找不到學童,竟至廢弛。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中港社番胡經國經臺灣道縻奇瑜薦取儒學佾生,道光元年(1821年)中港社、後壟社、新港社、貓裏社等四社稟請將公租口糧穀番抽出80石,作為社學經費,成為土番義學的濫觴。不過,隨著漢化加劇,原住民進入漢人設立的義學、義塾,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這些教育工作,都只限於熟番、化番。
丁日昌《撫番開山善後章程》(收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
    這種情形,到了光緒元年(1877年),有了很大的改變。當時,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確定了開山撫番方針,將台灣府北鎮路理番同知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埔里社廳。雖然實際仍駐鹿港,但理番工作進行得很積極,對象就是過去視同禽獸的生番。
    在番民教化方面,光緒三年(1879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就有“附近番社市鎮,均宜廣設義學,選擇善於勸導之塾師,隨時為之講說禮義,導以尊親,化其頑梗。其各番社頭目,尤應勸令,多送子弟入學,以資化道。現已奏請番童准進庠序,將來番童如有講書明理者,即准其應試上進,庶冀懷我好音,仍隨時派員,分投稽查課程考校塾師優劣,分別賞罰,以儆怠惰。仍於朔望宣講聖諭二次。”裡頭提到初一十五要宣講的“聖諭”,指的是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的上諭,摘成16條,他兒子雍正爺在即位的第二年,為了讓臣民“俾服誦聖訓者咸得曉然於聖祖牖民覺世之旨”,逐條作了廣訓,於是《聖諭廣訓》成了官方重要宣導教化的文書。
    從丁日昌擬議上看,不但設立教育機構,還有教學內容。這個擬議,由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札飭各廳縣,成立義學,一時形成蜂擁之勢。
楠仔腳蔓社學堂真正的位址已不復可考,現代的涼亭只是紀念性建築。

    光緒五年(1879年)吳光亮就《聖諭廣訓》精神,頒佈了《化番俚言三十二條》,飭令通事以番語為土番講解。關於教育,有謂“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為賢,大如忠孝節義廉恥,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教讀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番庄,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准自辦。本軍門為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為等閒,有負厚望焉。”
    吳軍門的話,從今日看來,有些傲慢,但也說明了事實,開山撫番政策,番地農林工商之利,立刻成為漢人地主豪強覬覦的對象,既然將生番納為子民,為免姦宄欺詐,頻添事端,至少交易書券數目等基本知識,就必須加以灌輸。
    從丁日昌的擬議,“凡准番民交易之處,無論城鎮應設公局,招墾局,置撫墾委員。”也可以看出教育和開墾、交易是同時併行的。
《萬興關紀念碑》除了古碑之外,也是後來建的紀念建物。

    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提出籌兵、練兵、清賦及撫番等四大急務,其中撫番為首務。認為台灣防務“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理為難,若得生番全服,僅防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開山伐木,以裕餉源”。當年,他增設埔里社廳撫民通判,委棟軍統領林朝棟辦理中路營務處及撫墾局,給與“林合”墾契,許在北港沿山招佃墾耕,專賣全台樟腦。
    次年(1886年),劉大人在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直隸於巡撫,同時在原住民界各要關設撫墾局,局下設分局,其下再設換番官市局或換番貨市局,辦理原住民之物品交易,並以官費饗宴原住民,於是在埔里社設立撫墾局。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路軍統領林朝棟代理埔里通判,辦撫墾事務,同年7月,埔裡社熟番合邵族的水社、田頭、貓蘭、沈鹿與布農族的卓大社,襲擊集集水尾道守兵,林朝棟率領棟軍入山討平。從劉銘傳委派劉朝棟軍事經營埔里,可以看出化番和掠奪山地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只有“萬興關碑”是當年遺物,出於撫墾委員陳世烈之手。

    雲林設治是劉銘傳既定政策,光緒十二年(1886年)委派攝理斗六門縣丞的陳世烈“設縣分治、度地築城、撫番招墾”等任務,10月命陳世烈進駐林圯埔之雲林坪,成立雲林城工總局,自任督辦,另設雲林城撫墾局,自任委員,辦理撫墾事宜,次年(1887年)成立雲林腦務分局,積極開發中路山區。
    陳世烈,字竺軒,廣東嘉應人,他在中路撫墾很有成效,當時沿山有郡番16社、巒番、丹番37社,番丁4,000餘;又有楠仔腳蔓等7社,番丁400餘,先後薙髮歸化。
    依劉銘傳政策成立的撫墾局,綜理撫墾事務,“立學堂,施教化”也是重要任務之一,主要因為生番“不難於撫,而難於化”,只有送子入學,教以辨音識字,相習成俗,才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寺高懸吳光亮手書“佑我開山”。

    光緒十四年(1888年)4月10日裁撤斗六門縣丞,陳世烈成為第一任雲林知縣。在這之前,他有項重要政績,就是看到阿里山番歸化已有150多年之久,卻“常居深山,與漢人無通,教化不逮,詩書禮儀,握算權量,素所未悉”,於是在楠仔腳蔓社(Namakaban)開辦番學堂。
    楠仔腳蔓,又稱楠仔腳萬、南仔腳萬,最初見於漢人記載,應該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裡“阿里山八社”的 “八童關之鹿堵社”,後來又稱鹿株大社,社人自稱namahavana。
    楠仔腳蔓是鄒族語“肥沃平原”的意思,是鄒族鹿株大社Luhuto,在日治時期還稱楠仔腳蔓溪(ナマハバン溪)的阿里不動溪與陳有蘭溪會流,海拔約800米的左岸河階台地建立的番社。1730年左右,原住在曾文溪上游樂野(Lala'uya)社東方的ベリヨオ社人,屬於鹿株大社的分支,有的記載說是特富野社人,查ベリヨオ(Beliyoo)音近Feyo(米洋),或許當時存在過米洋小社,他們打獵時發現了上述土地肥沃、鳥獸聚集的地方,開始進行遷移,與原住民全仔大社人(Imutsu,Imucu,伊姆茲)發生戰爭,全仔大社連連失利,又遇上瘟疫,終至滅社,從來從ベリヨオ社及達邦大社移入相當多的人口,形成和社及楠仔腳蔓社,這兩社原本都屬於鹿株大社。
楠仔腳蔓社現為信義鄉久美部落。

    也有人說楠仔腳蔓是鄒族番鹿株大社的獵場,在阿里山山脈的東側、陳有蘭溪西岸,神木與新鄉之間,日人認為那裡“綿亙數百甲步的平坦的高原地帶,地當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沿線,距離平地約五里,為具台車之便適於移住之地”,選作布農族集團移住的場所。
    楠仔腳蔓社在吳光亮開闢八通關越嶺道上,陳世烈選在這個交通要道上開辦番學堂,一方面積極通過教育,消除語言隔閡,建立漢番的信任感;另方面,藉由文教機構設立,消極的避免原住民的襲擊,具有相當重要的撫化意義。
    學堂選擇在楠仔腳蔓社外之埔地建築,規模、制度都比照書院。聘廣東人陳國安為教官,以通事掌理助教之職,先期招收資質聰穎的鄒族番童20餘名,授以漢文,教以讀書寫字,教學內容王凱泰《訓番俚言》與吳光亮的《化番俚言》為主,兼授三字經。
久美部落居民大多都不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的後代。
    楠仔腳蔓番學設立之後,埔里社撫墾局於水沙連設巒大社番學,次年(1888年)宜蘭叭哩沙撫墾局設頂破布鳥莊番學,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台北城內設台北番學堂,在恆春城內設番義塾,此外,還有鳳山番學社、卑南義學,是劉銘傳任內設立的七所番學堂,其中以楠仔腳蔓番學最早,自有不凡的意義。
    由於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以致學童興趣索然,滿心厭倦。又急於灌輸,呵責、體罰,毆打成傷,造成避學、逃學的現象,未週年,學生絕跡,教師也托詞去職,學堂終致荒廢,生番教育宣告失敗。
    日治時期的生蕃教育,有文教局的“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也有警務局的“教育所”。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1月1日斗六廳楠仔腳萬山地官吏駐在所招收楠仔腳萬社兒童10人,成立楠仔腳萬(魯富都)蕃童教育所,進行現代化的教育,顯然受到楠仔腳蔓社番學的啟發。
久美部落居民已不排斥現代化教育,楠仔腳蔓社學堂有草創之功。

    大正年間有高雄郡社史家移入,不久日本人也認為和社與楠仔腳萬社分居,不利於撫育、指導,開始遷移整併,這些都不能不佩服清人的眼光。
    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學堂,當時沒有受到當地人重視,荒廢之後也沒人管理、維護,反而任其雜草叢生,樑傾柱倒。大正十五年(1916年)當地分駐所警察草野豐吉發現了一方石碑,長方型,雕刻文字清晰可辨,為“萬興關”三個大字,上款“光緒十三年春月”,下款“嶺南陳世烈建”,經人類學家森丑之助鑑定,才考察出清代在此設立番學堂之事。
    這方見證原住民教育的珍貴石碑之所以大書“萬興關”三字,應係勒碑者當時身為撫墾委員陳世烈為學堂取的漢名,“萬”是“楠仔腳萬”的簡縮詞,“興”是“興隆”的吉祥詞語,“關”是古代在交通險要或邊境出入的地方設置的守衛處所,帶軍事性,“關”還有第二義,就是貨物出口和入口收稅的地方,楠仔腳蔓並不在漢番分界之處,也無軍事和稅賦的作用,取名“萬興關”,或許可以看出陳世烈經營楠仔腳蔓的籃圖,而這座學堂,當時或許可以稱為“萬興關學堂”,是地方建設發展的起點。
    戰後,這方日治時期出土的珍貴文物,又棄置在荒煙蔓草,甚至淪為垃圾場。1981年又重新喚起人們的注意,但這座學堂,史料不足,無法得知現場確切位置,只能新建一座水泥五角亭,供人憑弔,旁邊建有洗石子方碑一座,分為兩段,將原本置放學堂入口的“萬興關碑”嵌在上段,另將寫於同年8月的《萬興關紀念碑記略》嵌於下段。
    從文明的觀點,學堂的設立是值得大筆直書的事,但原住民一開始對它並沒有什麼期待,後來還有些畏懼,它的興廢,沒有多少人關注。但從清領、日治到國府時代,教育火苗卻悄悄的傳遞下來,現在信義鄉久美村民應該都瞭解教育的重要了。其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及他們的子孫呢?早在大正、昭和年間,大量布農族郡社與卓社群良久社人從社外遷移進來,居民已有結構性的改變,可謂地是人非,學堂和相關文物對他們來說,不但陌生事物,而且毫無感情聯繫,涼亭和紀念碑不過是另一個文化垃圾,也不會有多少人過來參訪。
    你我懷著不同的心情結伴而來,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依舊為你的人生奮鬥,但我累了,讓我躺在這不合時宜的古碑下,看看那一成不變的白雲飄過,看膩了,或許換上另一批住民,變了另一付臉孔,我會告訴你,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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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十四年(1888年),台灣巡撫劉銘傳以小型燃煤蒸氣發電機發電,供應在台北裝設的電燈,打開了台灣電力史。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土倉龍次郎成立台北電氣株式會社,開始興建龜山水力發電所,不久就由總督府接手,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完工,開始向台北送電,為台灣水力發電及電燈事業的開始。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公佈了《官設埤圳規則》,修築全台14處埤圳,並利用河川與埤圳落差附帶進行水力發電事業5處,同時為了打狗建港需求,興建竹仔門發電所。
水路側壁用鵝卵石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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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一直認為肉體的凌虐是懲罰犯人的主要方式,走了很長的路,才有監獄的概念。
    當西方帝國主義伸向東方,產生不少西方人犯罪問題,畏懼東方刑罪的殘酷,竟然運用不平等的“治外法權”處理西方人犯罪問題,引起人民對司法不公的怨懟。隨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高張,也開始檢討反省本國的司法及獄政,作出改良的決定。
    明治維新,司法及獄政改良也是重點之一。明治三年(1870年)頒佈了從形式到内容都模仿明清律的《新律綱領》,明治六年(1873年)司法省颁布仍屬傳統法律的《改定律例》。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年)公佈了模仿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帝國刑法》,取代了《新律綱領》及《改定律例》,改良了日本司法。

    同時,明治四年(1871年)派遣囚獄權正小原重哉到東南亞英國殖民地實地考察,根據報告制定發布《監獄則及圖解》,為日本第一部現代化監獄規則。
    清領時期,相對於中央的刑部監,地方也有府監、州監、廳監,另有拘禁輕罪犯人的押館,都以“雜居制”處置。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人入主台灣,11月在嘉義城內水師提督標營班兵散居的提標巷內設置“嘉義監獄署”。明治三十年(1897年)5月,“ 嘉義監獄署”改制為“臺南監獄嘉義支監”。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梅山地震,嘉義支監嚴重受損,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廢舊城內嘉義支監,另在城外雲霄厝東北方平山頂設嘉義支監,大正八年(1919年)改制“台南監獄嘉義出張所”,並重新建築監獄,地址為台南州嘉義郡嘉義街臺斗坑209番地。
    主要工程包括行政大樓、中央台、三座舍房翼樓、工場、女監等監獄建築群,由當時受刑人負責施工興建,耗資12萬圓。整個工程在大正十一年 (1922年)完工啟用,不久,改制為“嘉義支監”,11月,又改制為“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
    由於日人在台始政之初,正處於他們獄政現代的過程,大量吸收法國、德國等法制理論,聘請外藉顧問,組織“監獄評議委員會”,成立“監獄官練習所”、“警察監獄學校”,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發佈了《監獄法》,同時台灣總督發佈《台灣監獄令》、《台灣監獄令施行細則》等法令,看得到當時台灣獄政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上。
    當時世界各國普遍接受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觀念。這個監獄在1829年在費城設立,它承襲1776年賓州憲法以拘禁代替肉體刑罰的主張,牢房呈放射狀,強調獨居監禁,以中央戒護台作為監舍管理中心,從這裡放射出的監舍的房門外有直通中央戒護台的走道。它根據年齡、性別和犯罪類型加以隔離,減少人力運用、分區明確且容易支援,犯人無法離開房門,彼此交談,確實達到自我反省的作用。但受刑人心理難以調適,造成性格偏差或精神錯亂,不利犯人能改過自新,回歸社會。
    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基本上採用了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建築設計,監房以扇面狀排列,精減管理人員。但在管理方面,它沒有完全襲取賓州精神,而是採取分房制及雜居制的折衷主義,在檢束、衛生及作業方面都有改良,應該是在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經驗和地方的民情來建造。
    在建築構造方面,包含了台灣建築技術的演進,這裡可以看出木構造、磚木混合造、加強磚造、RC造和木造RC混合造,建材方面,也能看到光面鋼筋到竹節鋼筋的演進,再加上某些日本常見的雨淋版、竹木舞壁等傳統元素與工法,以及防震作用的斜撐,還有地近阿里山,原料都是山上珍貴的扁柏、紅檜、杉木、檜木等,都成了建築的特色。
    戰後,更名為“台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1947年又改為“台灣嘉義監獄”,並置“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院看守所”,1955年看守所與監獄劃分獨立,建分隔圍牆和看守所接見室。1994年為配合法務部《改善監所計畫》,嘉義監獄遷往嘉義縣鹿草鄉,舊址改為“臺灣嘉義監獄嘉義分監 ”。
    1996年都市更新,嘉義舊監獄面臨拆除問題,當時法務部長廖正豪下令研擬成立獄政博物館。1998年,嘉義市政府函法務部請求無償撥用嘉義舊監獄土地,以供嘉義大學之用;1999年又函請將嘉義舊監獄土地變為文化、大學用地。2002年在“嘉義舊監保存與再利用推動小組”與“催生台南司法博物館推動小組”及民間司法改革團體共同努力下,嘉義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2005年內政部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
    嘉義舊監獄的發展與台灣近代獄政沿革關係密切,天照大帝之神座、舍房 、木門 、門鎖、監視孔、送飯口、透風菊狀窗、黑鐵條窗框、及空中巡邏道、收容人馬桶清洗池。一、二工場,樑柱上昭和年間的標示,日新堂、女監之舍房建築形貌,舍房後側屋樑上之揀札等,三、四工場,古卉,外農澆水桶、牛軛、鐵把、豆腐板、檢收所搓草繩機,戶酒簍及作業工具,衛生科牙醫診療台及病舍設施。呈現受刑人的生活樣貌,也保存象徵威權歷史遺蹟等。
    世界完整最保存的賓夕凡尼亞式監獄,就是建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網走刑務所,當時收容道路開發工事的犯人,現在開發為博物館。目前台灣只剩嘉義監獄與宜蘭監獄,都是三條舍房,而宜蘭僅剩一條舍房,更突出嘉義監獄的完整。古蹟保存的專家學者,也多次前往網走博物館參訪借鑒,相信未來能以更好的面貌迎接世人。
    2007年10年23日清晨,我驅車前往嘉義舊監獄。原本偏僻近山區的舊監獄,現已在市區中心,北邊是嘉義大學,南邊是監獄、看守所、地檢署的宿舍區,東側舊監外農場已成了嘉義地檢署。高峻而厚重的大門仍象徵著威嚴,剛辦過活動的彩色橫幅標語依舊懸掛著。大門深鎖,我也無從進去參觀。看著新刷的門窗,又看到剝落的壁漆。或許嘉義舊監獄潛隱太久,在千呼萬喚中,還在猶豫吧?這幾個月來,受制於論文、選舉等因素,我訪古情緒低落不少,幾乎沒有行動,可也是一種猶豫,畢竟沈潛一段時間,很多過去的情緒,一時不容易喚回,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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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來校演講《詩與史的交會》,我慕名前往聆聽。他認為光憑周幽王寵幸褒娰,還不足以亡國,從《詩經》的社會反映裡,發現西周王朝的覆滅,在於連年征戰,造成軍士普遍厭戰,貴族之間也離心離德,才是主因。這讓我想起當年修《禮記》、《古文字學》等課程,也看過同樣的論調,認為殷紂王不可能寵妲己亡國,且從甲骨文等文獻上看,殷王國的末代統治者──帝辛,經常發動戰爭,而且都戰勝敵人,最後卻走向毀滅的命運,除了國力大量耗損之外,身為各級貴族的戰士,由於連年戰鬥,不但身心俱疲,利益也發生了矛盾衝突,造成統治階級分崩離析,不走向敗亡的道路也難。
    日本天皇一直都是政治信仰的中心,但沒有實權,政治力量大都掌握在武家手中,這種體制一直牢不可破,通過封建關係、主僕關係等嚴密的控制體系,以及儒家思想的建構,武士對主家絕對效忠。明治維新結束了幕府政治,武士絕對的效忠從將軍轉到天皇,成為真正的皇軍,原本由主君給的秩祿改由國家負擔。
    出身蕯摩藩,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的西鄉隆盛,明治元年(1868年)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率領效忠天皇的武士,兵不血刃進入江戶城,進而平定東北的幕府殘餘勢力,為歷史著名的戊辰戰爭。
 
    戰後西鄉隆盛擔任陸軍大將和近衛都督,但這時武士階層逐漸沒落。明治三年(1870年)禁止庶民带刀,明治五年(1872年),實行《散髮脱刀令》武士失去象徵榮譽,失去作為生命一部分的刀,已事態嚴重,何況失去謀生工具?次年(1873年)又發佈《徵兵令》,舉國皆兵,武士等於失去穩定的工作,秩禄處分後,至於無以維生。西鄉隆盛為恢復武士的勢力,興起征韓、征台的念頭,但大久保利通等人認為一切應以內政為重,否決他的提案,憤而下野。
    明治七年(1874年)西鄉回到薩摩藩鹿兒島縣,建立了“私學校”,弘揚士道。私學校包含砲隊學校、鎗隊學校及各地136處分校。當時鹿兒島縣行政組織全都掌握在私學校手裏,成為以西鄉為中心的軍事體制。
    同時士族問題也越演越烈,當年(18742年)2月4日爆發“佐賀之亂”,明治九年(1876年)10月24日爆發“神風連之亂”,同月27日爆發“秋月之亂 ”,次日爆發“萩之亂”。終於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15日導致“西南戰爭”,9月24日西鄉兵敗自殺。

    戰後建立軍國主義體制,明治十年(1877年)制定《參謀本部條例》,參謀本部直隸於天皇,陸軍卿山縣有朋為首任參謀本部長,同年8月山縣發佈以“忠實、勇敢、服從”為基本精神的《軍人訓誡》,要求軍人絕對無條件服從天皇。
    維新政府早在明治元年(1868年)就成立了“京都軍校”,後改名“陸軍兵學寮”;海軍方面,也在明治二年(1869年)開設“海軍操練所”,後改名“海軍兵學寮”。等到明治七年(1874年)6月西鄉隆盛開辦的私學校,同年10月22日正式成立“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寮也在明治九年(1876 年)遷往東京築地,正式成立“海軍兵學校”。
    就在西南戰爭開打前夕,明治九年(1876年)3月21日海軍省創設了外郭團體“水交社”,作為海軍將校之親睦、研究團體。名稱取自《莊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具有雙關義。總裁為海軍將官、現役皇族,社長由現任海軍大臣兼任,平成十年(1998年)會員数達6000人。

    陸軍偕行社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15日創立,作為陸軍將校修養、親睦團體。當時陸軍將校約3000人,以“一心同體”為目標,建東京九段坂上集會所。名稱出自《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有同甘共苦,互相扶持的意思。
    維新政府在西鄉隆盛開辦私學校弘揚舊武士道精神後,先後開設陸軍、海軍事學校,又在西南戰爭開打前,先後成立水交社和偕行社,多少在軍事和思想教育等方面上,有強化的意味。西南戰爭之後,日本現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掌握了軍權,開啟長州藩人控制陸軍的慣例,日本也開始走向軍國體制,水交社和偕行社也都扮演著軍官情感聯誼、思想交流的角色。
    後來日本陸軍在各師團所在地或部隊駐屯地都設有偕行社,作為將校集會所,運用將校會費朝財團法人方式經營發展。各地的偕行社也逐漸加強提供宿泊施設,提供軍裝品販賣。

    中國也有陸軍偕行社,不是日本人設置的。原來清末西學東漸,在知識分子積極奔走下,宣統元年(1909年)雲南圖書館成立於昆明九龍池西北隅的省會中學堂,即原經正書院舊址。民國元年(1912年),軍政府成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雲南都督蔡鍔,也模仿日本成立陸軍偕行社,命令位於翠湖北岸的雲南圖書館騰讓給該社,圖書館遷往舊糧署内。
    台灣有三座陸軍偕行社,即北投偕行社、台北偕行社和台南偕行社,都是日本人設置的。
    北投偕行社是座溫泉偕行社。日本人早在戰國時代,就以溫泉浴場作為傷兵療傷所。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進入台北,發現了北投草山的溫泉資源。同年11月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與陸軍軍醫藤田嗣章到北投視察,隨即指示購地以供陸軍醫療之用,次年(1896年),台灣守備工兵第一中隊著手開闢大稻埕至北投的道路,同年8月,軍政廳財務課長松本龜太郎開始興築私人別墅“松濤園”,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駐北投兵工隊建立“陸軍偕行社”,專供部隊休假與泡湯之用。戰後不知如何接收法,現為私人住宅。

    當時駐守台灣的部隊是成立於昭和二十九年(1896年)4月6日的“台灣守備混成旅團”,轄有台北守備混成旅團、台中守備混成旅團及台南守備混成旅團,隸屬台灣總督。
    台北偕行社和台灣守備隊有關。明治四十年(1907年)8月台灣守備混成旅團廢止所屬6步兵聯隊,縮編為“台灣守備隊”,總司令由台灣總督兼任,轄台灣第一守備隊與台灣第二守備隊。大正八年(1919年),台灣總督轉為文官,台灣守備隊整編為台灣軍,另派台灣軍司令官。
    大約就在大正四年(1915年)以後,台灣總督仍兼台灣守備隊總司令時,在當時總督府後面的書院街鄰近西學堂與番學堂的登瀛書院舊址,已改建為二層洋樓建築的淡水館,在這個建築基礎上改建為陸軍偕行社,根據大正九年(1920年)地圖顯示,台北陸軍偕行社就已存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1950年蔣宋美齡成立婦女反共聯合會時,佔為會館,取名至德堂。


    台南偕行社和台灣步兵第二聯隊有關。當時台灣軍司令部轄台灣守備隊司令部、台灣山砲大隊、台灣高射砲第八聯隊、基隆要塞司令部、澎湖島要塞司令部、飛行第八聯隊,其中台灣守備隊司令部仍轄在台北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和在台南的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台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就是現在成功大學的大成館及舊文學院,根據大正十三年(1924年)地圖,陸軍偕行社就出現在臺南市街上。
    台南陸軍偕行社大門面對台南公園,視野奇佳,佔地100坪,屬於住宿休憩建築。主要入口內凹,挑高的室內大廳,設置L型木造樓梯。建築分二層木石造及一層木造,二層木石造建築,立面採三段式處理,開設通風口的大型石塊為基座,一樓外牆採拋泥式設計,二樓木構外露作壁面,上承斜屋頂石片瓦作屋面。一層木造建築呈L型,包圍內部庭園的窗戶採落地設計,為用餐聯誼賞景之用,建材十分講究。
    戰後,台南陸軍偕行社為軍方接收,供軍眷居住,2007年國防部協調搬離,決定拆除,經居民發動搶救行動,希望保存活化為鎮北坊社區營造文史館,終獲台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今年年初,走了一趟南瀛,在公園南路找不到停車位,只好拐到北門路,穿梭在小巷鬨內,看到偕行社雜廁在現代洋樓之中,和網路上看到的舊照片,已大不相同,但終究保存了下來。木石構造的北歐農村建築,尖斜的屋頂不見了,木造的日本北方農村建築,也剝落得快不成形了,但終究保存了下來。日本雖然發動了大東亞戰爭,但幸運的台灣沒淪入戰場,想來也沒什麼大人物來台灣,更沒大人物到過偕行社。它能保存了下來,更顯得不易。
    日本陸軍偕行社有點類似台灣的軍官俱樂部或國軍英雄館,前者一直無緣進去,後者我去過北高兩市的英雄館。到台北市的國軍英雄館,全都在蒙藏委員會任職期間。兩次到高雄市國軍英雄館都是投宿,第一次1999年是帶團參加中山大學全國大專詩人聯吟,第二次純屬路過投宿,都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始終有人關心著我,但終究牽扯太多,無法好好照顧,本來我就很容易獨處,獨處時就消費這些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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