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在“別叫我林老師”的《文化‧資產‧八里坌》部落格裡，有一篇〈洋人洞？寒石洞‧1660年代〉，根據外國人採集的資料說，八里坌的洋人洞和基隆的仙人洞有地道相通，現在看來，中間還隔了淡水河，一點都不可靠。但這種說法，是漢族傳說的類型之一，學長李豐楙稱之為“洞穴潛通說”。
    《水經湘水注》有云：“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同書《沔水注》也有：“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也就是說，洞庭湖的君山有洞穴可直通太湖邊的包山。從距離看更不可能，但言之鑿鑿，多少訴諸神秘。
    目前雪山隧道是東南亞最長的公路隧道，全長不過12.9公里；目前世界最長的公路隧道是挪威的洛達爾隧道，全長24.5公里；而目前世界最長的鐵路隧道是青函隧道，全長53.9公里；甚至世界最長的輸水隧道──美國的德拉瓦隧道，全長169公里。這些都遠不及傳說的洞穴長。

    以今日開鑿工具和技術進步，將來隧道長度還會再創新高，或許達到傳說的長度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但回到過去工具和技術不充裕的年代，開鑿隧道的確是不容易的事。
    很久以前，人們就為了軍事開鑿地道，《後漢書．袁紹傳》提到，“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壍以拒之。”後來這種地道戰就很常見，一般都是攻方使用地道，以便攻進城內，減少軍士在萬箭攢動，砲石交集下的損傷。
    1940年8月20日屬於中共的八路軍發動了所謂“百團大戰”，重點破襲正太路，其次破襲平漢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晉路。這場戰役的指揮官彭德懷没有等候批准就擅自發動，事後卻得到中共中央部的嘉獎。事實上也將中共的敵後解放區的部隊暴露在日軍視線內。日軍在華北平原只留少數兵力，因此調回20萬部隊進行“掃蕩戰”，南京的汪精衛政府協同治安肅正作戰，在1941年至1943年間進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結果八路軍幾全部撤出山西，調整回最低限度的游擊。對於敵後根據地的部隊，日軍採取“鐵壁合圍”、“梳篦拉網”、“剔塊清剿”，實行所謂的據點、碉堡、壕溝、修路、築牆“五位一體”的“囚籠政策”，造成敵後解放區的軍兵很大的損傷。

    為了進行“反掃蕩”，1942年冀中平原地區的游擊隊，從地窖躲藏中發展出村村相連的地道系統，達到殲敵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地道戰”。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日本重創美國的士氣，迅速在太平洋中擴充勢力，次年6月4日中途島戰役和8月7日瓜達康納爾島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上的轉捩點，盟軍由防禦轉為進攻，戰略主動權完全轉入盟軍手中。
    1943年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指揮在西南太平洋進行“跳島戰術”，有選擇的攻佔了對美軍推進有重要意義的島嶼。這位在1942年2月22日奉羅斯福總統命令撤離菲律賓的四星上將，為了達成切斷日本和南洋交通線的戰略目標，陷入海軍建議攻打台灣，陸軍建議光復馬尼拉的戰略思考之中，最後他選擇實踐“我會回來的”(I shall return)的誓言。

    在台日軍可不想為了猜測麥克阿瑟的心意，而坐失戰備的先機。他們設想高雄港為盟軍戰略目標，為了反制美軍登陸作戰，推遲敵人前進，牽制敵軍部署，從昭和十八年(1943年)起，就徵召軍夫及高雄州鳳山郡小港庄、林園庄、大寮庄等地的居民，以鑿子、鐵鎚、鋤頭、圓鍬、畚箕、台車等簡單的傳統工具，配合炸藥開鑿完成，是當時台灣大型的軍事工程。
    主坑道從林內庄到中坑門和鳳鼻頭之間的入海口，出口本身是自然的淺坑通谷，自明鄭以來就是軍事要地。支坑道從入海口，盤根錯節，向北延伸到大寮，一直到鳳山陸軍步兵學校附近，地形相當繁複。
    地質結構大部分是咾咕石，即珊瑚礁石灰岩，少部分是土。坑道以單層式隧道為主，也有雙層式隧道。因應不同用途挖出不同工事，有指揮部、會議室、碉堡、廚房、寢室，和通風用的天井，主坑道還可以通行軍用卡車，支坑道有1-2人通行的寬度。

    看得出來，為了充分發揮防禦功能，當時坑道的工事並沒有停止下來，只是後來美軍並沒選擇登陸台灣作戰的策略，這個坑道也沒遭到任何炮火襲擊。否則，我們在紀錄片或故事片裡，看到1945年2月19日琉璜島戰役，美軍為了對付坑道裡的日軍，灌海水、倒入汽油，以手榴彈、火焰槍攻擊，最後許多日軍在坑道裡自殺，種種慘狀，也會發生在這裡。
    日本在這裡留駐大量的軍隊，戰後，海峽氣氛緊張，依舊有大量的駐軍，坑道全劃入軍事管制區，有些坑道出口直接連到軍營，而遭到封閉的命運。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坑道也漸不符合現代戰鬥需要，至於荒廢不用。
    1982年台灣水利局選擇林園鄉林內村的“鳳山池”建立了“鳳山水庫”，主坑道入口即被封閉。1996年採礦公司挖斷了駱駝山東西向300米的支坑道，目前保存較完整的部分，只有位在林園鄉潭頭村清水巖風景區內清水寺旁龍盤洞的一段，但也不容易看出它的軍事用途。

    台灣許多清水巖，名為巖卻是廟，以供奉泉州安溪清水巖清水祖師得名，但這個清水嚴則不然，它是座石灰岩山，由隆起珊瑚礁石灰岩地質構成，海拔不到50米，山麓有伏流泉水從石中湧出，水量充沛，遇乾旱也不乾涸，灌溉良田數百畝，水質清澈，因此命名“清水巖”。
    清水巖供奉釋迦牟尼佛及觀世音菩薩，所以正名為“清水寺”，祭祀圈包括林園鄉各村落和大寮鄉部分村落。但根據1971年的〈清水寺落成碑記〉記載：“本寺位於鳳凰山麓清水巖下，因地命名，故稱清水寺。前清康熙五年(1666年)僅為茅庵，供奉釋迦牟尼佛及觀世音菩薩。”依據當時實際行使主權的明鄭正朔換算，應該是永曆二十年創立。但根據《鳳山縣采訪冊》記載這座觀音寺“在鳳山麓(小竹)，縣東南十八里，屋十四間(額‘清水巖寺’)，道光十四年(1834年)總理間立募建，光緒十四年(1888年)總理黃合春號董修。廟租二十五石，糖一千四百斤。”並沒提到創寺年代。不過也可以看出清末該寺已有14間的規模，廟租相當可觀，可想見受鄉人崇敬的程度。也因此“巖”為該寺所專有，現在林園鄉其他奉祀觀音佛祖的寺廟，當地人都稱“巖仔”，如苦苓腳的龍潭寺就是，不能與“清水巖”單稱“巖”相比擬。
    高雄縣政府有鑑於清水巖戰備坑道見證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地位，2003年12月登錄為歷史建築。由於就在清水巖旁邊，不難找到，但坑道內部複雜，如有人引導更好，部分路段還有鐘乳石，但也遭有心人盗採，防範措施有待加強。
    2005年10月2日我到清水嚴旁的蟠龍洞作很粗略的探視，也到後山上的另一個出口。雖然自稱全台古蹟走透透，但也不是每個都熱情的參訪。近來活動力短了，原不以為意，最近無意中發現，當年參訪的熱情，原來不在古蹟本身，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或許是自己的中年危機，以青春浪漫的心靈，證明將軍未老。當然這無異自欺，日軍戰備坑道不也這樣，整個戰略局勢都走向窮途，軍事行動能挽回什麼？日本人似乎沒考慮政治解決。去年台灣大選之後，不也發展出什麼情勢，我們朝野領導人有前瞻性的想法嗎？

 

    聖道明會是聖道明(St. Dominicus,1170-1221)於1215年和他的追隨者在Toulouse建立的兄弟團體，雖然沒有得到第四屆Lateran大公會議准許，但1217年教宗Honorius Ⅲ接受了他成立的宣道會，也就是聖道明會。
    出生在西班牙Calaruega的聖道明，1199年就成為Osma教士，1203年隨Osma主教Diego de Avezedo到Languedoc宣教，以對抗Albigensians異端，1205年晉見教宗Innocent Ⅲ，接著在Fanjeaux為Albigensians異端講道，1207年Prouille建立修女院，道明會創立後，1220年他在羅馬San Sisto 會院建立會士團體，次年又在San Sisto建立第二所修女隱修院，而Santa Sabina也賜給修會，同時他從1220年連續兩年5月在Bologna舉行總會議，不久死於Bologna，1234年7月3日教宗Gregory Ⅸ在列蒂Rieti列聖道明為聖人。
    16世紀末，墨西哥的道明會士建立了玫瑰會省，隨著西班牙人，立足菲律賓，向遠東傳播福音。1619年馬尼拉的西班牙統領委任道明會士Bartolome Martinez 攜外交文件前往中國，遇暴風台灣東海岸登陸。1626年玫瑰會省會議決定到福爾摩沙開教，當時升為省會長的Martinez隨征服隊和5名會士從三貂角(Santiau)登陸，抵雞籠(Santisima Trinidad)，並在社寮築San Salvador城，而道明會的都羅司祿山都斯聖堂也同時設立。隨後1628年西班牙軍隊在滬尾建造了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天主堂也跟著設立。不久，金包里(Kimari)、大巴里(Tipari)等社區都有了教堂，這些教堂也成了傳教士進入日本和中國的前哨站。
    隨著西班牙在台勢力衰退，原住民也開始反抗西班牙，教堂成為攻擊的目標，淡水的傅耶慈(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雞籠的羅睦絡神父(Luis Muro de San Miguel)及艾基水神父(Jacinto Esquivel del Rosario)殉教。1642年8月24日荷蘭人攻下San Salvador城，逮捕了5 名傳教士，連同投降的士兵一起送熱蘭遮城，以囚犯加以拘禁，轉送印尼Batavia，經1年的庭詢獲判無罪，遣送馬尼拉，結束了台灣開教的歷史，總計成立了至少10間教堂，34位神父來過台灣。

    明永曆十六年(1662年)，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有意進規菲律賓，召廈門的密督陸立志神父至台灣，命他出使馬尼拉，勸降西班牙總督，雖不能如願，但仍兩度返雞籠傳教。1673年，岷答那峨聖道明會為領台時4000教友著想，派尼加律羅撒略等3名神父到雞籠，遇颶風抵安平，受到軟禁不能傳教。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馬尼拉聖道明會，擬派伯多祿牟諾等神父來台，但一直不能如願。
    咸豐八年(1858年)開放台灣、淡水等港口的天津條約甫一簽定，聖道明會副總會長Antonio Orge神父即命玫瑰會省籌備再啟福爾摩沙傳教事業。次年(1859年)會省派郭德剛(Fernando Sainz)偕柳道來神父，從岷答那峨出發抵廈門準備來台，柳道來神父不諳漢語，暫留福建，由洪保律神父 (Angel Bofurull)代理。
    一行人在5月18日下午4時抵達打狗，該地以平埔馬卡道族打加奧社所在得名，相對於東港，也有人稱為西港。22日在戲獅甲賃屋，驚動附近民眾，引起紛爭，申訴於鳳山縣，竟被拘留，得英鴉片商之助，知縣前倨後恭，道歉開釋，不久洪保律神父染疾返廈門就醫。
    郭德剛神父在打狗，由於居民仇視，直到6月10日才在前金以月租6元向海盗頭子租得居處。當年9月13日德國輪船在前金拋錨，居民馳援，有人趁機打劫，殺害船長，激起外僑公憤，走避商船，發砲攻擊鹽埕，縣城調兵前來，居民深明駐軍需索無度，反請郭德剛神父兩面調停。後為免雙方誤會，避居廈門。事稍定返打狗，11月上旬以62圓在前金今玫瑰堂所在，購地建草屋聖堂，次年(1860年)從馬尼拉回台灣，又以600元改建為土埆聖堂，正式成為前金堂區。

    同年8月7日在馬尼拉及福州主教會議上，推選Mariano Anton神父為台灣區會長，1861年1月就任，11月水土不服返回福建，12月12日省會長命郭德剛神父繼任。次年7月2日還派楊真崇神父(Andres Chinchon)及黎茂格神父(Miguel Limargues)前來協助。1862年9月再斥資2500圓，興建 75坪的紅磚及老古石的玫瑰聖母堂。
    1869年郭德剛神父調任香港道明會會長，後調回馬尼拉，1895年回到天主身邊。總計在台期間，除創玫瑰堂區含山腳、五塊厝傳教站外，還成立了萬金堂區含溝仔墘、老埤聖堂及府城本堂。
    郭德剛神父離開台灣之後，道明會的傳教事業仍不斷發展。在中部，1872年阿成哥傳道師籌建竹子腳道理廳不果，1875年吳萬福神父建羅厝聖堂，1876年羅厝之王靈牧神父建沙崙仔小堂區，1877年沙崙仔韓若翰神父創埔姜崙小堂區，1882年又創斗六和西螺傳道所，1892年沙崙仔高恒德神父設他里霧傳道所，並成立鹿寮小堂區。在北部，1887年何安慈神父創和尚州小堂區，1888年又在大稻埕設臨時聖堂，1890年雷賽逸神父派駐興化店傳道所。除了居民仇視外，也頗受長老教會的威脅。
    日治時期，仇視天主教的情形已經少見了，在這種情況下，道明會得以自由開展。1913年7月19日台灣教區脫離廈門教區獨立，林啟明神父為首任教區長，對教務聯繫更為方面。

    在這之前，各地教務也有許多成果。1889年在台北創蓬萊街天主堂，下轄和尚州、石碇兩小堂區與新店傳道所。1915年將羅厝的傳道師養成所移到蓬萊街，不久因學生廢學中止，1936年又將斗六天主堂開設的小神學生養成所移來台北。1917年4月1日成立台北私立靜修女子中學校，教區長林啟明神父為首任校長。樺山天主堂在1927年設立，為日本教友專用。淡水天主公教會是1906年林啟明神父購地成立的，後來又發展了石門傳道所。1910年他又在山仔腳設傳道所，直到1929年孫濟慈神父購得現址，成立基隆天主教公會，後又發展了四腳亭與暖暖兩傳道所。
    台中天主堂在1910年創於葫蘆墩，羅厝馬百達副會長在1914年購得現址建立臨時聖堂，1919年洪羅肋神父重建聖堂，1920年改為今名，轄彰化天主公教會、劉厝傳道所、三家春傳道所、秀水傳道所。羅厝庄天主堂在馬百幸神父接任本堂時，1905年開設傳道師養成所，轄員林天主公教會、面前厝天主公教會、蕃子田傳道所、大東傳道所。田中天主堂是1915年駐沙崙仔的閃佑道神父來建的聖堂，轄大新、赤水、鼻子頭等3個傳道所。斗六天主公教會是在1918年馬尼拉支會戴識靈會長蒞台巡視教務時，發現聖堂頹圯，捐資重建的，轄竹山天主公教會與勞水坑傳道所。樹子腳天主堂是1897年當地教友就住宅充為修道所，1904年洪羅肋神父改建為木造教堂，1928年改為磚造，下轄水尾及西螺傳道所。埔姜崙天主堂，在1897年希烈神父設駐在所，1900年首任本堂洪羅肋神父興建，轄斗南天主公教會、鹿寮天主公教會、土庫傳道所、崙仔頂傳道所。
    由於埔姜崙天主堂轄區過大，1934年成立嘉義天主公教會，轄下有民雄天主公教會及小梅、大湖、北港、頂寮等傳道所。自1892年台南設立教會以後，教友一直不多，後經希烈神父、洪羅肋神父的募款，重建台南天主堂，下轄大灣、新化等天主公教會，另有台南傳道師養成所和高雄孤兒院。至於歷史最悠久的高雄天主堂也在1929年興建玫瑰大堂，下轄五塊厝天主公教會、舊城天主公教會、山下傳道所和鳳山傳道所。
    東港開發甚早，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台灣納入滿清版圖時，就在下淡水東港，設置淡水巡檢司署，派出第一任巡檢袁玟，“水土毒惡，歷任皆卒於官，甚至闔官無一生還”。(陳文達《鳳山縣志．衙署》)在鼎革之際設巡檢，想必當時人口已然不少。軍事地位也很重要，當時設置東港汛，乾隆時還分為水師東港汛和陸路東港汛。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出版的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東港在縣西南六十五里，面臨大海，港道甚闊，可通巨艦，有商條到此裝載米豆貨物。”可見當時商業貿易之盛。

    人類發明文字之後，認為它有神奇的魔力，不是人人都能使用，最初的文字一般都掌握在巫師手裡。《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不但可以劾鬼，也能制精靈。
    符原為古代君主傳達命令、調動軍隊的憑信。用在神秘世界，可以召劾神鬼。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日書》乙種本記載“禹符”的使用方法，“投符地， 禹步三”，可見要配合禹步實施。
    現存最早的符是寫在漢墓出土的解注瓶上的解注文。解注，即墓門解注，巫師在墓門持行解注儀式，以解除過失或解逐陰氣。東漢早期道教吸收了這類道術，系統發展成大量的符書，如《太平經複文》、《靈寶五符》、《三皇文》都是。
右為五雷鎮水碑，清楚的表明出自普庵派法師。

    道符以道士自創的符字、符篆為主，有時配以星雷、厭勝或神像。符可以燒，可以置水中，可以佩帶，可以服食，又稱吞字。可以祛邪避鬼，溝通神祗，召喚天兵，富貴顯達，治病癒疾，長生不老。一般還配合咒語，並稱符咒，後來廣泛用於道術和醮儀，建壇、召將、上章、立獄、驅邪、破幽、水火煉度等，都用得上。
    人間符原本是以木、竹、金屬為之，神鬼符也未必黃紙丹字。不過竹符、木符並不稀見，甚至流傳到朝鮮、日本、琉球，石符則不多見。
    竹符、木符是古代巫符的殘留，石符未必不是相沿發展出來的巫符。只是以石為材，或許還跟解注、厭勝有關。
從後面照，左邊是五雷鎮水碑碑陰；右為泰山石敢當，前後符篆相似。

    巫符本身就有解注、厭勝的作用，厭勝作為巫術，和解注微有不同，它偏重於壓制、戰勝，一般要配合厭勝物。《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那時厭勝法已相當流行，威斗是金屬厭勝物。
    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三犀牛就是石刻的厭勝物。
    咒語是另一種語言魔力，原始宗教和道教都相信通過祝、咒可以禁制鬼神。佛教密宗也相信通過誦念真言可以辟邪，但咒語多以贊念佛號為主，它對中土的影響，使厭勝從壓邪攘災部分往喜慶祈福發展，大量的佛號和真言摩崖石刻，也豐富了中國宗教思維。
兩碑現陳列在海端2號堤頂，當時天候已晚，畫面不清楚。

    一般相信孫悟空的原型是長得像猿猴的無支祁，相傳大禹治水到桐柏山，遇到驚風走雷，石號木鳴的怪象，原來作怪的是淮渦水神名無支祁，他“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最後大禹將他“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這則故事收在《太平廣記》卷467，出於唐人小说《戎幕閑談》，無支祁是被鐵鍊索縛，不是用石鎮壓。
    可是到了《西遊記》就不同了，孫悟空跳不出佛祖掌心，“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他伸出頭來，佛祖從袖中 “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唵嘛呢叭咪吽’。遞與阿儺，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即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縫。”小說顯然指明佛祖是用六字大明咒貼在石上鎮住了齊天大聖，這個後世宗教思維很大的影響。
    臺灣大學圖書館接收了台北帝國大學收藏的拓碑，有兩件拓自日治時期臺中州鹿港街的咒文碑，題名咒文碑甲是“唵嘛呢叭咪吽”，題名咒文碑乙是“南無阿彌陀佛”，原碑年代不詳，這些都是佛教的咒文碑。
澎湖到處可以看到豎符，作用不是鎮水，是鎮風。圖中豎符在七美鄉。
    在台灣，有人把它們稱為“豎符”，清代文人樂鈞(1766-1816)寫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耳食錄》，記：“鄉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豎符。”(〈奎章道士〉)，看來豎符也見於清中葉的江西臨川，大概為死者歸煞作準備。
    台灣的豎符，功能微有不同，歸屬於制沖型的聚落辟邪物，與石敢當功能相似，和一般空間型的竹片五營豎符不同，它具有永久設置的特性。內容除上述佛號和咒文外，最常見是符篆和神佛押煞符，也有太極、八卦和厭勝符號等。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澎湖縣白沙鄉後寮庄民所立的魑魅魍魎碑，置於奉祀保生大帝的威靈宮門口，上刻雨字頭的“魑魅魍魎”等自創文字，基座刻有麒麟、仙鶴等吉祥圖案，作用當為鎮煞。在澎湖各地還能看到全國最多的豎符，大多用來鎮風的。
    豎符，福佬話應唸作khia-hû，應該寫作徛符，但受俗寫豎燈篙(khia-ting-ko)影響，才寫作豎符，應不同於江西臨川的豎符，是能站的符，不是使符站立之義。
七美豎符為大將軍驅邪符，符篆形制和關山五雷鎮水碑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和新武呂溪是有感情的，每回走南橫到後山，都在趕路，不是天色已晚，就是怕油料不足，要不就是尿急。當車子飆到新武橋霧鹿溪匯入後新武呂溪之處，心裡就安定不少，似乎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關山位居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橫跨卑南溪東西兩岸，光緒元年(1875年)，西岸沖積扇端終年不斷湧泉，吸引大量平埔族、阿美族和漢人入墾，逐漸形成里壠、雷公火和德高班寮等聚落。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鄉民集資2000餘元修築里壠圳，引卑南溪水灌溉德高班寮、里壠一帶220餘甲土地。大正年間(1912-1925)也著手修築雷公火圳，灌溉100餘甲農田。
七美豎符後面，和關山五雷鎮水碑一樣有泰山石敢當，只是石敢當上沒有符篆，更接近原始形制。
    新武呂溪從海端流入關山，在池上鄉萬安村附近往南流，即為卑南溪，年年溪水漲溢，日治初期，鄉民多次試圖開墾河灘地，困於橫流，無功而返。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在大正八年(1919年)5月17日完成花蓮至璞石閣(玉里)間的輕便鐵路，同年12月16日台東開拓會社也完成卑南(台東)至里壠 (關山)間的鐵路。次年(1920年)，總督府為貫徹交通系統一元化政策，收買台東開拓會社興建的鐵路，改為官營，次年(1921年)繼續修築璞石閣至里壠間的鐵路。
    有鑑於鐵路東側大片土地渺無人煙，大正十年(1921年)為鼓勵移民開發關山，防治洪水氾濫，就在新武呂溪南旋為卑南溪處，動工築堤。大正十二年(1923年)完成里壠一號堤防，昭和十二年(1937年)完成了里壠二號堤防。
    五雷鎮水碑就是在那個時代興建的，真確的立碑時間存在三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在清領時期就已存在，因過去溪水遇洪氾濫，從德高班寮一直淹到里壠市街，毀屋壞田無數，後來長山師父經過當地，發現地有邪氣，畫了兩張“犁頭符”，上頭分書五個雷字與合境平安以及一些符咒文字，吩咐立碑鎮邪，居民依言，立今海端火車站附近。
    一種說法是堤防修建前，據當地居民表示，鎮水碑原為里壠一號堤防南側聚落所立，等堤防修好才搬到堤上，後來又移到新武路驛(海端火車站) 後方。
    另一種說法是興建里壠一號堤防以後，上德高北庄居民擔心潰堤，求神庇祐，擇日祭山川，求取靈石，請道士畫五雷符，刻於石上，豎於新武路驛東方50米溪岸，以鎮煞制水。
    戰後，里壠一、二號堤防改名為海端一、二號堤防，築堤護岸工程持續進行。然而颱風多次襲擊，堤防潰決，德高、新福一帶飽嘗水患之苦， 1973年10月9日強烈颱風娜拉(Nora)掩至，山洪沖毀四號堤防，直入新福里，田園遭掩埋。災後復耕，當時新福里里長特向豐泉里水井仔代天府五府千歲祈求符篆，遠至花蓮富里鰲溪取觀音石，刻“泰山石敢當”一方。1974年5月端午節，連同原有的五雷鎮水碑，一同遷設至海端二號堤防上。
    以泰山石敢當鎮水，求得心理平安即可，原無定期祭祀活動，新福里里民也沒納入生活儀式之中。
    反而，以德高里以德高橋為界，北部上德高的北庄、西庄、日新、東明、中慶等各村落居民，卻將它納入伯公祭祀體系之內。
    原來光緒七年(1881年)移入里壠的，以大庄平埔族為主，他們是道光(1821—1850)初遷入花東縱谷的南部西拉雅人，咸豐(1851—1861)時恆春半島的客家人隨當地平埔族一起遷居後山，人數不多，寄居平埔部落，漸成不講客家話的“平埔客”，光緒初年，部分恆春阿美族人回到花東縱谷，建立了德高班寮社和雷公火社。
    客家人大量移入後山是在日治時期。大正四年(1915年)，台東支廳的客家人600人，里壠支廳254人；大正十四年(1925年)，台東支廳976人，里壠支廳1147人，同年里壠的福佬961人。可見大正十年(1921年)築堤期間，大量的客家人湧入里壠。人數快速成長的原因，和當地蔗糖、製腦、咖啡及製紙等產業的發展有關，但住在上德高的居民，大多是堤防修築期間到此拓荒的客家人。
    客家人的神明不多，但在水頭和水口拜伯公，守護庄田卻是典型的客家崇拜。個人相信原碑應是里壠漢人苦於水患所立，一直置於無人開墾的荒埔上，也就在今海端站附近，因為厭勝物，無人祭拜。修堤期間，文化水準不高的客家移民，發現了這方石碑，就逕以為“石牌伯公”(sag -pai-bag-gung)或“石碑伯公”(sag-bi-bag-gung)，加以膜拜。這和我在美濃考察採訪得到的“大樹伯公”(tai-su-bag-gung)、“石頭伯公 ”(sag-teu-bag-gung)和“田頭伯公”(tien-teu-bag-gung)出於同一文化思維。
    當地人對五雷鎮水碑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水頭雷符”，客家人對溪河溝圳的流水，本來就有“水頭”(sui-teu)、“水尾”(sui-mi)的說法，水頭雷符意即“在水頭那邊的雷符”。
    李豐楙老師〈安鎮、厭勝與辟邪求安〉一文提到，“辟邪物的材質與取象、作用有關”，他舉例說，“在巨石文化傳統中，石敢當就以硬石的厚重材質為要”，“所有立碑之石亦以堅硬而耐久為主要考慮，這是欲其天長地久如石之硬質”；而年例性的更新儀式，“配合轉換時間的歲時需求，就可考慮只需一段時日的使用性”，他舉台南縣台江內海舊區內迎送王爺必以鯉魚旗為例，“布質而塗以桐油，若舊則可修補或換新，三年一科厥為其時間的定期、週期，就不必以木雕、陶塑而影響科年每到主辦廟刈香”。至於鎮水碑之類，他認為：“在水神神話中需要在江水中插置一支厭水、厭蛟之物，水勢之猛、蛟精神象自是需要採用鐵鑄之柱，至少是石雕之像”。立鎮水碑、石敢當的是里壠和新福里的人，目的在永鎮水患，材質說明作用，自然沒有定期香科的設計。
    這樣就足以說明了先後兩碑，立碑居民不拜而當地居民膜拜的原因了。
    那祭拜日期為何選在農曆7月29日及3月23日媽祖生日呢？
    原來，宗教活動有整合地方的功能。關山天后宮是全鎮最大的祭祀中心，祭祀活動分由兩個爐主會輪值。其一是“值年爐主會”，負責上元、媽祖生、五榖爺生、帝君生、下元等五次祭典，同時為了辦好活動，須向全鎮七里里民籌募上元、媽祖生、下元等三次緣金。另一是“中元爐主會”，分東、北、南、西四輪值區，中元普渡祭典經費由輪值祭典區負責。
    由於族群等不明原因，原名德高班寮社和雷公火社的德高和電光兩里居民，並沒整合進祭祀圈內，德高里民每年媽祖聖誕前，都以媽祖戲暖壽，所以不題關山媽祖生緣金。電光媽祖戲起源更早，自行塑造金身，前往北港進香，不過仍參加關山媽的值年爐主會。
    這樣，完全離開關山媽祭祀圈的上德高各村村民，在為媽祖暖壽後，就在媽祖生和中元關鬼門兩大重要節日儀式，前往“水頭雷符”作代償性的祭典，不就是這樣嗎？
    2001年關山鎮公所及第八河川局應居民要求，將海端二號堤防上豎立石碑處，擴建為寬6米、長60米的平台，並建涼亭兩座，以配合關山親水公園延伸道路──海端堤防堤外便道的景觀規劃。
    2004年台東縣政府登錄以“關山大圳五雷鎮水碑及泰山石敢當”為歷史建築，不知為何兩件文化資產為何領屬於“關山大圳”，其草率可知。 2006年2月26日連假，原欲飛馬祖，但機場霧封，只好以頭文字D藤原拓海山路飆車的方式，夜渡南橫，凌晨在台東馬偕動手術之後，隨後即首航蘭嶼。228北返時，走9號省道，過關山，近北庄，在上橋前往右拐去，竟找不到防汛道路。問當地人，正思索如何表達之時，居民一聽石牌，就指示方向，往省道左側駛去。雖未能立刻找到，也沒花多少時間，趕在天黑前找到。
     這次行程是我平生最奇特的一次，原有的後來失去，不知該喜還是該悲，現在愈來愈遠，人生真是無常。五雷鎮水碑上，上為五雷，中為普唵，下為天師押煞符，應為持普庵小法所為，頗見師法。而泰山石敢當為六組符篆的組合，看不出師法。然而，哪一方碑才具有鎮煞之效呢？《紅樓夢》裡頭，賈寶玉向王一貼求“療妒方”，不意還真有療妒湯，寶玉問藥效，道士回他：“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人間多情，你或許可以求張回心符，有效嗎？死了，回不回心，不就沒意義了，當然就談不上效不效了。有意思吧？
 

    訪墓要在清明，在墓主後人掃墓前後，不單是墓址好找，墓貌也較完整呈現。
    可是我訪古成癖，當我在網路上看到“八德林奇珍古墓”的信息，隨即在7月11日驅車前往。墓址還算清晰，“八德市建興街92巷”，我想總比府城那幾座藏身在公墓的古墓好找吧。
    巷子走到接近盡頭，看到一片草地，心知不妙，當年在金門找“陳顯墓”的經驗，又浮現眼前。但望見草堆裡兩根大樹，直覺古墓近在眼前。沒忘記夏季蟲蛇，倒忘了小白裡頭的雨鞋。鑽在腰高的芒叢裡，爛泥早弄滑了我的腳底板，只好退回柏油路，再往巷底探去。
林奇珍應是八塊厝的住民，而不是墾民。

    小時候常跟父親泡溫泉，由於家住台北，大多也以北投為主，也偶爾去烏來，中南部就是關子嶺。當時在家洗熱水澡，還要先煮水，相當麻煩，泡溫泉的確省事，但有所花費，有點奢侈。
    91級學生畢旅去了知本，瑋雯和心怡興高采烈的說了個新名詞SPA，引起我的好奇，也開啟了我對溫泉的興趣。
    我從台北往東北走，去了金山、礁溪、蘇澳，有次還在鳩之澤享受自認為最滑膩的水。行旅無法趕回台北，會選在阿里史冷泉旁的旅館過夜。
安通溫泉據說是明治三十七年由日本人出口久米七發現的。

    往南走，常經過新埔溫泉，但始終無緣進去，清泉溫泉在訪張學良故居時，只是經過，尖石溫泉倒去了幾次，曾到美人湯蓋章，沒泡，2007年 10月7日毀於柯羅莎颱風(KROSA)，但次年又原址重建開張，真是商業利益帶來靭性。
    中部地區，泰安、谷關、廬山、東埔等溫泉，後二者在大學和初任公職時去過，不過再去時，已無當年記憶。南部地區，曾在六龜的不老溫泉和四重溪溫泉投宿過，關於後者，投宿的“清泉溫泉名所”，為日治時期的“山口旅館”，昭和五年(1930年)天皇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還曾偕新婚妻子親臨泡湯呢。
    台東知本比較常去，當時新裝設的東台溫泉旅館，多功能的設施的確令人流連忘返。其它延平鄉的紅葉溫泉和太麻里鄉的金峰溫泉，不是遇上整修不開放，就是價格太高不敢恭維，還有綠島的朝日溫泉，和89級學生作畢業典禮前的旅游時，還能在那裡邊看日出邊泡湯，後來都要收費了，想來已無多浪漫氣氛了。
海岸山脈的阿美族人遷社到這裡，以Ancoh稱呼此溪，Ancoh是阿美族語尿騷味。

    花蓮瑞穗溫泉和安通溫泉，每回都在環島趕路中錯過。直到2004年花蓮縣政府以“安通溫泉旅舍”登錄為歷史建築，我開始好奇的想過去參訪，2005年10月7日拜連假之賜，一路車抵壽豐志學，車停火車站睡了一晚，次日抵安通。
    由於溫泉區都是現代建築，一直以為還在山區，就一路上山，沒想到這條就是連結花東縱谷和花東海岸的玉長公路，編號台30線，從花蓮玉里安通到台東長濱白桑安，當時還在修築，根本就還沒開通。
    回程找到了“安通溫泉旅舍”，當時維修已畢，尚未開放使用，天色也晚，未能泡澡休息，就趕路去了。
漢人譯Ancoh為紅莝、甕索，日本人定名為安通。

    根據資料，安通溫泉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由一位上山採樟腦的日本人發現，還有名字，叫“出口久米七”，身份是腦丁。
    在以前，樟腦為鄭芝龍和日本人貿易項目之一，製腦技術隨鄭成功傳入台灣。雍正三年(1725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請台澎水師98艘戰船就台灣設軍工廠修建。軍工廠設軍工料館，專辦船料，軍工匠首負責採伐船料，每年繳納一定的船料，卻無穩定工資，於是就以伐樟熬腦的“山工銀”貼補，軍工匠首獨佔樟腦之利。受到國際市場對台灣樟腦的需求，台灣開港後，同治二年(1863年)艋舺料館改為腦館，竹塹、後龍、大甲等處均設小館。為遏止外商介入私製私賣之勢，劉銘傳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設全台腦磺總局，直屬於巡撫，又分別在北路之大嵙崁及中路之彰化設腦務總局。
    日治之初，昭和二十八年(1895年)10月公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有關樟腦製造及管理仍襲清朝規定。次年(1896年)公佈《樟腦營業取締及樟腦課稅規則》，改由殖產部拓殖課撫墾署管轄。昭和三十一年(1898年)廢撫墾署，改由辦務署掌管。次年(1899年)6月總督府實施樟腦專賣，在臺北、新竹、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等地設樟腦局。又次年(1900年)7月臺北樟腦局升為樟腦總局，其他各局改為分局，並在各地設立督察所。又次年(1901年)台灣專賣局成立，併入樟腦業務。
昭和五年在這裡建造了警察招待所。

    台灣總督府回收專賣權，以賠償金減少對腦戶的影響，並以公開招標方式，緩和外商的反對，進行利用外商在國際市場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更重要的是，運用核准的權力，大量引進日本資金和企業，使台灣製腦株式會社負責製造，三井株式會社負責銷售，掌控了樟腦的專賣。
    原來日本的製腦技術來自朝鮮，大多在九州的薩摩藩製造，以長崎為主要出口港，而當年來台人士又多出於九州，當然也吸引了不少來自九州的腦丁。
    台灣樟腦的製作與生產大多掌握客家人手裡，清末有很多客家人移入璞石閣，以採樟焗腦為業。在山區，腦丁待遇優渥權力又大。日本人來安通充當腦丁，上山採樟，然後發現溫泉，這是可以理解的。
戰後，玉里鎮公所接收了安通警察招待所，1973年轉讓民營。

    後來阿美族人也發現這裡泉質異常。據說大正六年(1917年)有一支阿美族人，原住在海岸山脈，日本人為了管理方便，強迫他們往山外遷移，一支移居海岸山脈東部海岸，另一支往花東縱谷移動，後面這一支沿紅莝溪西行到山腰，發現溪畔有溫泉露頭，天然湧泉不斷流出，霧氣瀰漫，於是決定在那裡定居，因為南岸較陡，於是就選在北岸平坦的地方落腳，也就是部落今址。
    原來這裡溫泉屬硫酸鹽氯化物泉，PH值8.8，略帶硫磺味。阿美族先人剛遷來這個地方，聞到上游溪裡溫泉的硫磺味，覺得很像小孩子的尿騷味，就稱此溪為Ancoh，在他們詞彙裡，Ancoh有“臭味”、“尿騷味”的意思。Ancoh音近“安糟”，從光緒元年(1875年)吳光亮開通八通關道路就湧進璞石閣的漢墾民，初次聽聞這個名稱，就以其音轉，書寫為“甕索”、“紅莝”，這條溪也被稱作“紅莝溪”。
   “安通”之名，是日本人改的，也是取音近Ancoh的漢字定名，時間是昭和二年(1926年)，後來隸屬於花蓮港廳玉里郡玉里街落合庄大字。日本人在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將哈拉灣社、武勞灣社改名落合，戰後改為樂合。
四重溪溫泉的清泉溫泉名所，為日治時期的山口旅館。

昭和五年天皇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曾偕新婚妻子親臨泡湯。

   安通後來也被用來作部落名稱，安通是阿美族部落，和哈拉灣住民不一樣，後者是遷徒過來的西拉雅平埔族。
   安通部落最早遷入的族人叫Sinkan，一度以他的名字作部落名稱──“新岡部落”，最初建社的地方是安通溪口北岸的Tailaan，現在的部落是大正六年(1917年)遷社形成的，居民237人。一般所稱“安通地區”，還包括安通溪南岸的富里鄉吳江村19到22鄰，這個範圍內大致還分佈了4 個聚落區。
    從日本腦丁發現溫泉，阿美族安通部落建社，一直到昭和五年(1930年)才在這裡建造了警察招待所。
    日本人相信溫泉有療傷效果。台灣地處亞熱帶，潮濕炎熱，日治之初，軍方討伐抗日份子，醫藥缺乏，傳染病蔓延。在征討過程中發現溫泉，等亂事平息後，就會將駐在所設置溫泉附近，一方面便於管理，另方面藉由溫泉進行休憩及療養。隨後警察理蕃也一樣，在溫泉附近設立警察官吏分駐所或派出所，進而設置警察招待所。
    我們從日本官方設置的溫泉，大抵可以看出最早是軍用，後來多警用的情形。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在臺北州七星郡北投庄開設的臺北衛戍病院北投分院，在臺北州宜蘭郡礁溪庄湯圍開設的溫泉保養所，臺北州蘇澳郡蘇澳庄開設的礦泉保養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高雄州恆春郡四重溪開設的陸軍療養所，高雄州打狗庄哨船頭開設的陸軍療養所；昭和三十三年 (1900年)在臺南州新營郡白河庄關子嶺開設的轉地療養所；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在臺東支廳知本社開設陸軍溫泉轉地療養所，都屬於軍用溫泉。
苗栗泰安溫泉，又稱虎山溫泉，在日治時代稱上の島溫泉。

    後來許多警察駐在所都設在溫泉地，諸如：

    東莒島位於馬祖列島的最南端，根據近年科蹄灣遺址、熾坪隴遺址的考古挖掘，早在4、5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的痕跡，接近福建越人文化。
    從出土的宋元青瓷片來看，漢人文化大約在五代十國以後才進來的。有人說朱熹稱此地為“白犬”，恐怕失實。但當時已有人在灣澳居住，過著簡單的半漁半耕的生活。
    大明政權一開始就實施海禁，但“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嚴，漁樵不通，生理日蹙，轉而為盗。”(趙文華《嘉靖平倭祗役紀略》卷5)當時稱為東沙的東莒，住的也許就是有時會變成假倭的漁民。不過，萬曆四十五(1617)年這裡還真來了倭，日本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桃煙門出海，尋找前一年派出的遠征高砂艦隊司令──村山秋安，沒想到就在東沙擱淺，被水標參將沈有容招降，這件事還被記載在《大埔石刻》裡。
東莒原名東沙山，位在白犬嶼(西莒)之東，有人就稱東犬嶼，連帶的西莒也有人稱西犬，但就沒人稱西沙。

    我有理由相信，明代記載裡的東沙就是今之東莒，當時又有東沙嶼、東沙山的異稱；而毗鄰的西莒，當時稱為白犬嶼。萬曆七年(1579年)蕭崇業以戶科左給事中奉使琉球，據所作《使琉球錄》：“梅花頭，正南風，東沙山。”當時朝廷使者，通常從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廣石梅花所開洋，梅花是所名，在閩江口外，取南風可到東沙山。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為冊封琉球中山王，以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為正使，王士楨副之，他們同撰的《使琉球錄》記載了整個出使過程，說“梅花頭開洋，過白犬嶼，取東沙山”，書中所附〈琉球過海圖〉作“東沙嶼”。這明顯在東沙山之前的白犬嶼，除西莒以外，還會是哪一座島嶼？
    康熙二十二年(1685年)台灣初平，當時工部尚書杜臻，奉詔與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撫視，曾說：“東沙、白犬二山，相連在磁澳正東，北望竿塘，南望東庠，東沙澳水深九托，可泊南風船百餘，用單已針三更可至牛山，白犬形似蹲犬得名，繞島石稜如鋒，碇索遇之輒斷，泊時倘遇颶風，即有不測之危。”(《閩粵巡視紀略》卷五)東沙、白犬明明就是兩座不相連的島嶼。
    從東沙推出西沙，說乾隆時並稱白沙，又稱西沙為上沙，稱東沙為下沙，那都是後來的事。同樣的，白犬本為西莒專名，說兩島並稱白犬，認為形似蹲伏在閩江口外的兩隻犬，那也是後來推論的。
東犬燈塔是總稅務司赫德在中國沿海興建的第二批燈塔，取名中犬燈塔。

   2003年10月29日宜蘭縣政府公告“蘇澳鎮舊垃圾焚化場”為歷史建築。根據資料，這個焚化場建於1980年，而“中正紀念堂”也在同年完工。不過後者一直到2007年3月台北市政府才列為“暫定市定古蹟”，同年11月6日文建會以“台灣民主紀念館園區”之名，指定為國定古蹟，政治操作明顯。相形之下，前者成為文化資產的時間較早，當時它才23歲，而後者已有27了。看來，年齡不是文化資產指定的關鍵素因素。
    說起垃圾，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是生活的一個部分。早期的人們都用集中的方式處理，有的堆高，有的掩埋，遺留成為今日考古界所說的“ 貝塜”和“灰坑”。
    漢人承襲了祖先“焚帛”與印度人“火化”的觀念，在台灣到處可見聖跡亭和敬字亭，將刊印聖人發明文字的廢棄紙張，以焚化的方式處理，說來也寄寓著環保觀念。

    以前在公家機關服務，當時保密工作作得嚴密，為防洩密，所有有文字的紙張，都要銷燬，最常見的就是碎紙機，幾乎每個辦公室都有。但大宗文件，還是以焚燬的方式處理，但只有大單位才能有此條件，小單位只好行文借用。
    一般廢棄物，形式多樣，就不能這樣處理。小時候常看眷村有水泥造的垃圾箱，定期有人來收，也不知收走如何處理。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蓬勃，垃圾也成為反對團體抨擊的目標，畢竟台灣人可不喜歡與垃圾為伍，一直到現在，還是反對黨，甚至執政黨議員習慣操作的議題。
    我唸研究所時，遷到內湖居住，每天往返木柵，南港垃圾山都會映入眼簾。當時台灣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垃圾山和福德坑掩埋廠是當時市議會黨外三雄──謝長廷、陳水扁、林正杰問題的要點。
    過去政府垃圾處理主要有焚化、衛生掩埋兩種方式。後者並不是好辦法，因為它涉及土地問題。台灣地狹人稠，人口還不斷擴充，活人已經不斷和死人爭地，哪還有掩埋垃圾的地方。
    加上台灣地處地震頻繁的西太平洋島弧，能真正符合垃圾掩埋場地質條件的地方極度缺乏；而多雨潮濕的亞熱帶氣候，垃圾掩埋的操作條件與技術品質都有待高度提昇。面對著垃圾數量與日增，終究還得找出其它解決途徑。
    具有減量、衛生、安定、回收等特色的垃圾焚化處理，就被認為有“實屬必要”的選擇。
    台灣垃圾焚化處理始於1979年，分別設置在新竹縣新埔鎮、湖口鄉、台北縣新店鎮及宜蘭縣蘇澳鎮。不過，這四座焚化爐目前都已停止運作了。主要是因為經費不足，以致原設計的焚化量沒有作周詳的考慮；加上垃圾的質與量改變太快，原設計無法符合需要，導致處理功能降低；尤其沒有養成國人垃圾分類的習慣，只能購買混燒式的焚化爐，即使如此，金屬、玻璃、磚塊等質料堅硬的垃圾，仍極易磨損爐體，增加機器耗損與故障率；地方政府也因經濟拮据，無力作周全的維護保養，以致焚化效果大打折扣；同時焚化爐也不是過去一些簡易的焚燒場，它是一座精密的工廠，必需專人管理，而地方也正缺乏具有技術與管理能力的人員。
    新竹縣新埔鎮焚化爐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式焚化爐，1979年啟用，日處理量10噸，但不到3年就嚴重故障而停工。台北縣新店鎮焚化爐，1080年啟用，日處理量200噸，不到2年，也遭到相同命運。相形之下，蘇澳鎮舊垃圾焚化場運作時間還算久些。
    蘇澳鎮舊垃圾焚化場不是我國第一個焚化場，會列入歷史建築，主要是全國4座佐佐木型直立式垃圾焚化爐目前唯一保存者。
    而當時焚化場的建築為地上2層，地下1層，本體牆身材料為鋼筋混凝土，屋身構造為RC柱樑結構，外敷洗石子，簡潔樸素。內部除行政管理及控制室外，主要為深4米的垃圾儲槽，高12米的爐體室及高29米的煙囪。
    蘇澳焚化廠正式啟用後，每8小時可焚燒10噸垃圾，平均每日處理14-15噸垃圾，最高曾焚燒蘇澳鎮垃圾20多噸。
    1990年焚化廠因爐內耐火磚崩塌而停用，7月14日以後，改在廠外用簡易掩埋方式處理垃圾，目前作為資源垃圾回收堆置廠。1996年6月以後，蘇澳鎮垃圾運送到頂寮蘇澳區垃圾掩埋場處理。
    就在那民意遂漸高張的時代，國人環保意識也遂漸形成，1982年行政院衛生署環境衛生處升格為環境保護局，同年台北市與高雄市分別將環境清潔處與環境管理處改組環境保護局，次年(1983年)台灣省政府水污染防治所與環境衛生實驗所合併成為台灣省環境保護局。
    1987年8月22日甫從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了當年統計資料，“焚化處理者僅新店市、蘇澳鎮及湖口鄉三處，其處理量計249公噸／日，處理率為1.5％，以衛生掩埋處理者共計104處，處理量為9,881公噸／日，處理率為59.1％。於是行政院在1990年《垃圾處理方案》，規定“配合都會區發展，未來垃圾處理應以焚化為主；垃圾焚化廠之處理能量應考量經濟規模及能源利用等問題，並設置中大型垃圾焚化廠為原則。”
    台北市環境保護局一直到1985年才籌劃興建大型都市垃圾焚化廠，1987年內湖垃圾焚化廠成立。1991年試車運轉，1992年正式接管運轉。其間經歷了許水德、吳伯雄和黃大洲三位市長。
木柵垃圾焚化廠在1995年3月28日正式營運，北投垃圾焚化廠在1998年完工進行試運轉。這些都在第一任民選市長陳水扁手上完成。
    現在三個焚化廠仍在運轉，說來時間上遠遠落後於新埔、湖口、新店及蘇澳，也不失為首善之區之羞。
    至於南港垃圾山呢？1997年行政院指示儘速清除，台北市政府都以“體積龐大”回應，歷經了三任市長，其中兩個市長都當上了國家元首，也已無暇理會這些瑣事吧。
    蘇澳鎮舊垃圾焚化場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最後走向失敗，而台北市有能力，也有別人的經驗，行事卻如此龜速牛步。蘇澳不可取，台北呢，市民多的是包容。
    馬英九在1998年當上了台北市長，立即宣布隨袋徵收垃圾費。台北市擁有全國最多的地方分配款，反而在垃圾費跟老百姓斤斤計較，是何道理？為了達到完全徵收的目標，還拆掉公共場所所有的垃圾桶，以致大熱天不小心買了涼水喝，還要拎著濕黏黏的紙杯子回家。相對的，他又退回陳水扁對並排停車等四項重大違規停車超收的罰款。實在不明白他為何施恩於違規民眾，而卻刁難規規矩矩的處理廢棄物的無辜人民。這樣還能一再勝選，市民的包容力可想而知。
    據說，宜蘭縣政府認為該廠焚化設備保存良好，可見證當時焚化技術，將焚化場規劃在武荖坑風景區內，進行開發，也許將來能夠成為環保教育的重要基地，帶給國人更正確的環保觀念。
    由於舊垃圾焚化場現為垃圾回收堆置廠，2005年10月7日我驅車前往，一路上閃避垃圾車，路況不好。從廠址進武荖坑風景區還是有收票口，我也沒進去，不是費用問題，而是想將車子停在附近的蘇澳新站，搭火車去花蓮參訪，但後來不知誤了啥事，也沒去成。以前都這樣，隨興所至，未來也許改不了，人生不就是這樣，何必一再計劃，計劃太多，反而綁手縛腳。但，公部門也可以這樣嗎？
 

    顏天佑走了。
    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學長，更是我的好友。
    他大我六歲，也大我六屆。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1977年政大923大水過後，那次大水，是我心目中，比今年88大水更凶惡，雖然沒死半人，卻是我親身經歷，眼睜睜看著山洪湧進木柵，半小時內，就吞沒了整個政大山城。
86級乙班陳銘稻提供
    災後，我們幫老師整理家園，在羅宗濤老師家，看到一群博碩士生，高聲的走進來打掃，顏天佑就是其中之一，個頭高大，印象深刻。
    我那時剛考上研究所，救災工作全聽同學兼系助教洪讚的指示，由於打掃羅老師家人多，方炫琛學長又邀我打掃高明老師的房子，所以只工作一天，就沒去了，後來也就沒跟他們聯繫了。
    再次見到他，就是洪讚想牽大學兼研究所同班同學周滿枝的紅線，對象當然不是顏天佑，因為那時顏天佑已經有了女朋友，就是歷史系的郭伶芬。他只是敲邊鼓的幫手，郭伶芬也是，還有黃景進老師、林逢源等人。滿枝的父親以福佬人贅入客家庄，受到歧視，她不想重蹈覆轍，立誓不嫁福佬人，所以線是不成了，但也讓我們和學長間有了接觸。不過，他們經常舉辦的登山活動，我都有心無力，沒有參加。
94級乙班林佳沂提供

    靈泉三塔在靈泉禪寺右側，由東寶座、西蓮台、正方寶塔共同構成。是地上二層，上方三座塔狀之建築物。
    靈泉禪寺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創建的，開山祖師是善智、妙密兩位禪師。
    佛教是漢人宗教信仰之一，隨著漢人移民四處傳播。台灣在明鄭時期，佛教就有很大的開展，當時已有竹溪寺(小西天)、彌陀室、龍湖巖等三大名剎。而且陳永華創建龍湖巖之後，還在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延請福建僧伽參徹駐錫。

    清領時期，佛教更為發展，各地寺廟林立，有規模者，還會到福建延請法師主持。根據學者考察，來台和尚以福州鼓山湧泉寺居多，也有來自有“西禪寺”之稱的怡山長慶寺，還有少數來自福清黃蘗山寺。
    由於台灣宗教寺廟是官員、鄉紳及善男信女聚集的公共領域，遠遠超越清修的場域。這些來台的和尚，弘法之餘，也不免走入世俗。
    佛教學者藍吉富以台南大天后宮為例，歷代住持多為臨派宗法脈僧伽，第七代住持勝修與第八代住持弈是如公，還兼任台灣府僧綱司，尤其是後者還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為府城名剎開元寺住持，為臨濟宗第三十八世僧人(印明《重修開元寺碑記》)。這種正統佛教的法師，出任教內素所斥責的外教神道廟宇的住持，還持續數十任，可見當時還是祈福解厄，誦經薦亡的信仰氛圍。
    當時台灣既納入中國版圖，其間也有內地僧伽自行前來。在今五股的西雲岩寺，相傳就是福建鼓山省源大師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渡海來台開基結廬，奉祀觀音佛祖。雖然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該寺為合組胡林隆墾號的胡焯猷、林作哲、胡習隆等人獻地所建；即使不是這樣，建廟的土也和經費也不是一般雲水僧負擔得起，到頭來，還要靠胡焯猷等鄉紳們贊助，也難免世俗化。
    依據漢傳佛教的傳統，一般人想成為真正的僧侶，必須接受佛門戒律，在以前台灣寺廟都不具有這樣傳戒的資格，如果想到內地求戒，必須經歷黑水溝的凶險，這固然無法阻擋宗教之熱忱，但以當時經懺佛教的氛圍，實無渡海求法之必要。
    清英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反省自己文化的契機，對台灣何獨不然。台灣、淡水兩地成了國際港口，帶來了洋商，也帶來了傳教士，在新文化的刺激下，也開始了佛教信徒求法的心靈。
    出生在鳳山縣的榮芳法師(?—1882)，字達源，自幼出家，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臨濟宗四十八世僧，又到河南少林寺參禪習武，同治年間返台，為府城開元寺住持。
    榮芳法師算是開台灣人渡海求法再返台弘法之先聲，他還積極鼓勵後進。住府城上横街石門腳的傳芳法師(1855—1918)，俗姓陳，名春木，家道殷實，以茶為業，少年時常與榮芳談論佛法，光緒七年(1881年)，獲新婚甫四月的妻子諒解，攜榮芳函，禮福州鼓山湧泉寺維修上人出家，得戒於怡山長慶寺復翁和尚。後因門徒開元寺玄精法師為日人所逐，大正二年(1913年)返台升座為開元寺住持。俗姓蔡名漳的玄精，鹽水港布袋嘴人，由傳芳法師剃度，到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昭和三十六年(1903年)為開元寺住持。
    鼓山湧泉寺會成為台灣渡海求法之首選，主要是該寺與莆田廣化寺、泉州開元寺、厦門南普陀寺並稱福建四大叢林，為八閩第一名刹。相傳原為毒龍潭，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當時福州從事裴冑請靈嶠禪師誦《華嚴經》鎮之，後來就在潭邊建華嚴台，不久荒廢。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王審知填潭建寺，迎請閩侯雪峰寺神晏法師來此住持，名“國師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賜額“白雲峰湧泉禪院”，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賜名“湧泉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欽頒御筆“湧泉寺”泥金匾額。
    鼓山湧泉寺傳承禪宗，據虛雲法師資料，開山靈嶠禪師嘗求法於馬祖道一，馬祖從南嶽懷讓開悟。然而真正奠鼓山千年之基的是神晏國師，他屬於“青原行思一石頭希遷一天皇道悟一龍譚崇信一德山宣鑒──雪峰義存一鼓山神晏”的傳承，他的弟子了覺智嚴、了宗智岳、了悟清諤，相繼住持鼓山，尚屬青原一系，宋元明三朝87任住持大多為南嶽一脈。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無異元來禪師應請住持本山，元來嗣法於曹洞宗壽昌系的創立者無明慧經禪師(1548-1618)，此後37任住持多傳曹洞法脈。
    即使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擔任第百三十代住持的虛雲古巖禪師，他在鼓山湧泉寺出家、受戒，並在鼓山“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匡扶法眼，延續溈仰，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但根據明清湧泉寺住持字號，傳承的是“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並徹地，耀古復騰今 ”，基本上應屬於無明慧經的壽昌法系。
    基隆是國際港口，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禮，也最早對自己文化產生省思。在雞籠市街上有一座建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源齋堂，該佛堂屬於齋教龍華派，創建人是當地人張賜歡，號普漢，自認篤信佛教，曾赴鼓山湧泉寺皈依三寶，後來又到福州福寧縣觀音埔的“壹是堂”受法，該堂為龍華第十祖陳普月所建，被視為中國南方龍華派的本山，張普漢列身“太空”之位。返台後，在後井子發起興建齋堂，同治二年(1863年) 竣工，大正十年(1921年)第二代堂主張添福重修擴建，改名代明宮，戰後改奉“太陽公”或“太陽媽”，四代堂主同屬一家。
    善智法師(1852—1906)，俗姓胡，名阿紅，基隆廳草店尾人。據資料，他38歲以前，拜基隆龍華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張普漢雖到湧泉接受佛法，但終究選擇了齋教，這給誠心學佛的善智更明確的啟發。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39歲，與同參妙密上人渡海求法，在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由景峰和尚剃度為僧，住寺苦修三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返台，駐錫在俗稱聖王公廟的基隆玉田街奠濟宮的後殿清寧宮。這在當時佛道不分的宗教氛圍裡，也是權宜之計。
    善智在清寧宮弘法，造就不少佛學後進。像本圓法師(1883-1945)，也是基隆人，俗姓沈，明治三十年(1997年)14歲時，依清寧宮住持釋元精，次年善智、妙密在清寧宮弘法，本圓和善慧法師都在此同時跟兩位法師研習佛法，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他渡海拜在鼓山湧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先後任聖王公廟及月眉山靈泉寺當家，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1月任觀音山凌雲禪寺住持。日治時期，正統佛教有四大系統，即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其中月眉山為善智所開創，本圓就是觀音山系統的開創者。
    至於同為基隆人的善慧法師(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祖籍福建汀州府永定縣。光緒十五年(1889年)入媽成書房，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隨母郭氏皈依龍華佛教，也拜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皈依在清寧宮弘法的善智，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3歲時，與善性禪師、善昌禪師、善法禪師等多人，4月8日由善智率領到鼓山湧泉寺，參加住持妙蓮和尚的授戒儀式，祝發於景峰和尚，受具足戒，下式出家，法名常覺，與善智同為師兄弟，時人譽為臺疆二甘露門。嗣法於志泉和尚，5個月後，同返台灣。

    此外還有同為基隆人的德馨法師(1882-1952)，俗姓邱，名媽盛，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18歲時，依善智師出家，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得戒於鼓山湧泉寺妙蓮老和尚，大正十五年(1926年)10月10日就任臺北寶藏寺住持，昭和五年(1930年)任靈泉寺住持。
    和善智一起參佛返台的妙密上人，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7月27日示寂，弘法重任全落到善智肩上。這時由於信徒皈依者不斷增加，於是就有擇地建寺的想法。
    最初考慮建廟地點在紅淡林寶明寺現址，但董事許松英認為龍脈不佳，極力反對，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齋友林來發獻地1甲餘，經董事許梓桑鑑定，在江忠良、許松英資助下，選在基隆東郊月眉山建寺。
    有資料記載，咸豐九年(1859年)依福州鼓山湧泉寺妙蓮和尚出家受具足戒的虛雲法師，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雞足山募款，前往南洋弘法，次年(1906年)回國，經台灣參訪靈泉禪寺，前往日本考察佛教。此時台灣已在日本人手裡，即使在台灣也能考祭日本佛教，虛雲船經台灣，順道參訪，可以理解，不過這時靈泉寺才開始修建，應該沒多停留。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9月善智在新建落成的大雄寶殿頌經，突感不適，回方丈室休息，不久圓寂。師弟善慧法師接下建廟重任，從福建鼓山返台主持寺務。
    明治四十年(1907年)善慧法師入日本曹洞宗僧籍。次年(1908年)靈泉寺初步建成，舉行晉山大典，天皇敕賜大圓玄致禪師的曹洞宗大本山管長石川素童，特別渡海來臺與會，親任善慧為駐臺佈教師，兼靈泉寺第一代住持。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善慧增建功德堂一座，次年(1910年)增建前殿、天王殿、西歸堂、報恩堂，大正元年(1912年)在天王殿增建講堂、一座禪堂。
    同年善慧與蔡桂村居士，赴日考察日本的寺院制度，會見內務省宗教局長，石川素童授與南北龍藏及新修點訓大藏經，作為鎮山之寶。不久，復攜門徒德融遊歷大陸東南各名山，翌年更赴印度朝禮聖蹟，並雲遊緬甸，請得玉佛廿餘尊及佛舍利回寺供養。
    善慧注重僧眾教育。根據佛教律制，傳戒要有“三師七尊證”才算合法，在特殊地區至少“三師二尊證”，所謂“三師”，是受具足戒滿20年的和尚，才有資格擔任，而七尊證師也要受具足戒10年以上才有資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三師七證的傳戒條件在台灣完全具備，所以靈泉寺就在當年9月23日開傳授在家居士戒法會，次年(1910年)靈泉寺開設短期學院，以訓練青年僧。大正元年(1912年)舉辦“愛國佛教講習會” ，聘請日僧渡邊靈諄和閩南高僧德會泉法師擔任主講，開中日佛教合作之端。大正六年(1917年)他協助曹洞宗創辦了“臺灣佛教中學林”，大正九年(1920年)任臺灣佛教中學林林長。前一年(1919年)臺灣佛教青年會成立，擔任幹事長。
    靈泉三塔創建於大正二年(1913年)，大正六年(1917年)落成。塔的樣式仿造印度佛塔，在全國已不多見。其中的東寶座是奉安靈泉寺法師父母的遺骨，西蓮台則開放給善信護法。三塔在2006年7月24日被基隆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個人覺得，它的歷史意義應回歸到塔成時啟建陽幽兩利水陸大齋法會。
    茲錄大正6年10月29日《台灣日日新報》以“靈泉寺大闡宗風”為標題的新聞報導。

    小時候對中和的印象是稻田還有小山，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對中和愈來愈陌生，陌生到現在經常在中和迷路。
    桂英阿姨住中和，客家人嫁客家人，那時中和應有些客家庄。記得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阿姨新居落成，一小排兩樓洋房座落在田間，鄉下人不會使用抽水馬桶，當時我如廁，一股厭惡、噁心的感覺，至今仍縈在腦裡。
    有了車以後，始終沒能再去桂英阿姨家，尋找童年記憶。年興弟搬到中和員山路，已有十幾年了，或許他知道，改日再找吧！
配水池的入口

    2005年11月3日，我來到位於中和莒光路的自強公園，也很快的找到了參訪對象──中和瑞穗配水池。該處在同年9月13日登錄為縣定古蹟。
    從資料看來，這個文化資產能受到重視，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前理事長黃政瑞花了不少心血，個人非常佩服，這個社會不能缺少有熱力的人。然而，對這個配水池的興建，存在兩種說法。來自《台灣自來水誌》的說法，是板橋居民原依賴水井取水，以地下水為飲用水，惟地下水混濁異常，難以飲用，自大正十三年(1924年)著手籌建自來水系統，但由於板橋找不到適當水源，延至昭和元年(1926年)，才在海山郡中和庄潭墘地勢低凹之處，以湧泉為水源，興建自來水系統。由於水源水量豐富，水質亦佳，乃堀鑿集水井一口，擷取伏流水，經消毒加壓送至瑞穗山上 700M³的配水池，然後藉重力供應自來水。
    瑞穗配水池和水表室是在昭和三年(1928年)興建的，建在中和板橋交界的饅頭山上，將泉水消毒加壓後，經配水池輸送到板橋，提供6萬人飲用次年(1929年)12月31日完工。
配水池上面是個平台，一般都以為戰後的公園設施。
    另一種說法，也來自黃政瑞的口訪，據耆老何雲坊表示，當時位在土城的山本炭礦為了要洗煤炭，在今永和市水源路52號找到水泉口，俗稱“ 水源地”，將水輸送到舊板橋後火車站洗煤場洗煤炭。由於礦廠員工和居民也需要用水，管線愈設愈多，才在今員山公園設立水塔儲水，利用重力導流原理，以馬達輸送到饅頭山水表室，向民眾供水，今中和國光街就是當時輸送自來水的主要線道，俗稱“水管路”。
    前一個說法，表明這個自來水系統純出於民生利益，後一種說法，有心人或許會聯繫到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意識型態。個人覺得，像這種公共工程，其興建目標本來也應不止一端，即使為洗煤而建，也未嘗不能同時考慮民生問題。
    會在潭墘發現水源，是可以從地質找到根據的。原來中和地區屬於老沖積層，潭墘溝厎為新店溪舊河道，因沙洲逐年堆積，河道北移，老河床就成了低凹地，自然成為水源。潭墘之名，就是潭岸之意，道光二年(1822年)，漳州人呂藩傳從南勢角入墾開庄，因該地地勢低窪，積水成潭，於是就取這樣的名字。
配水池的牆體，看得出斑駁的歷史。

    也有這樣的說法，說潭墘在舊地層與新地層交界處，自然噴湧而出的一泓冷泉，當地人稱“冷水泉”，雅稱“潭墘甘泉”，舊時已為當地名勝，因地近板橋，所以日本人就在這裡設水廠，供應板橋地區的飲用水。不論原來是潭或泉，成為水源之後，已非原貌，難以考求了。1980年元旦廢水廠，改為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工程處。
    配水池所在的自強公園，命名之由，和附近的自強國小、自強國中有一定的關係。公園以配水池下的小山為主體，小山現在習稱饅頭山，主要是1951年以後，附近建了很多眷村，才以形狀像中國北方麵食之饅頭稱呼。在這以前，當地人以山形低矮圓環，都稱為“圓墩仔”。
    板橋為凱達格蘭族擺接社生息之地，雍正年間就有漢人入墾，乾隆十三年(1748年)林成祖築永豐圳，引新店溪水灌溉，逐漸形成擺接庄，後來的擺接堡，轄枋寮街、加臘仔庄、港仔嘴庄等17個街庄，包括今板橋、雙和、土城還有部分台北市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逐漸形成街市，林本源家族也從大嵙崁遷入，正式超越枋寮街，成為商業中心。板橋之名，也源於林家為運送貨物而建木板橋，初名枋橋頭。
配水池所在的圓墩仔，因為附近眷村居民的關係，都改稱饅頭山。

    此外，今板橋西區舊轄海山堡，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4年)和三十一年(1769年)，分由劉承纘和張必榮偕族人引擺接溪之水灌溉。
    日治初期，曾先後隸新莊辦務署、三角湧辦務署及台北辦務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置枋橋支廳，隸台北廳，大正九年(1920年)為板橋庄隸台北州海山郡，昭和四年(1929年)升格為板橋街，益形繁榮，所以才會有建自來水系統的構想。
    縣定古蹟中和瑞穗配水池，也包含水表室和山本氏記念碑。記念碑為頌揚山本義信擔任板橋街長任內政績而建，成於昭和八年(1933年)。由於自來水系統為其政績之一，所以立碑於此。現和式石碑碑體大致完整，略有鬆動，碑文遭逐字破壞，但仍可辨認。
配水池的進水孔，都破壞成這樣了。
從側面看，還有為居民胡亂砌的桌椅。

這應該是進出水管的配件。
    山本義信(1981-?)，千葉縣人。出身清寒，據說曾拾荒維生。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隻身來台，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開始投入礦業，大正六年(1917年)成立山本炭鑛公司，大正九年(1920年)獨資承接了原屬山本礦業合資會社的所有礦區，大正十二年(1923年)擔任臺灣鑛業會理事。昭和三年(1928年)山東濟南發生五三慘案，激起的中國各地抵制日貨運動，次年(1929年)又遇上了全球經濟大恐慌，台灣煤業受到影響，出口價量驟減。昭和六年(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掌握中國東北的撫順煤礦，大量輸往本土，甚至廉價傾銷臺灣，內銷市場受到重擊。臺灣煤礦業者不得不用減產、停業或廢業等手段來面對空前的危機。
    就在這個時候，山本義信運用他日本資本家的身份，參與各種公共事務，以期山本炭鑛能夠繼續生存。昭和二年(1927年)，他擔任板橋庄庄長，昭和四年(1929年)，他擔任升格後首任臺北州板橋街街長，前後六年，對市區改良，教育獎勵和飲水衛生等工作，都有建樹，深獲民眾肯定，所以接任的街長神谷龜吉和協議會員林平洲等人，就在配水池旁建此碑記念。後來他也成為台北州議員。
    昭和十年(1935年)，他開始投入砂金礦事業，向花蓮發展，成立山本炭鑛新城出張所。至於山本炭鑛，不論產量、品質都優於當時，即使戰時管制生產，也能維持他的事業於不墜。不過，他和山本炭鑛也逃不過戰後被接收與遣返的命運。
首任的板橋街長山本義信，一代炭礦大王，陽明山後山公園和台大杜鵑花城都連得上他的名字。
    山本義信還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建別莊於草山，取名“羽衣園”，今陽明山後山公園的前身就是他別莊的庭園，“羽衣園”也就是現在的台北市市長招待所。他的二太太也在草山經營溫泉旅館，名為“雙葉莊”，整體建築樣式為“書院造”，依溪畔而建，庭園、瀑布，造景雅緻，帶動後山溫泉旅館的發展，也和後山發展有密切關係。戰後，雙葉莊淪為嚴家淦總統官邸，現為寶山建設招待所。
    大正十四年(1925年)，他陸續從日本引進平戶杜鵑諸品種，在草山上種植。1958年仰德大道拓寬，士林園藝分所陽明山山仔后工作站洽遷道旁龍柏於台灣大學，並附贈大量杜鵑和部份茶花，安置於椰林大道兩旁，意外使臺大校園成為杜鵑花城。
    板橋，1947年成為台北縣治所在，1972年升格為縣轄市，而台北縣也即將升格為院轄市了。板橋的發展，鐵路也發揮了它的功能。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原本行經海山口的鐵路改經枋橋，建有簡易站亭，大正九年(1920年)隨行政區改名板橋驛，大正十一年(1922年)擴為木造站房。我父親生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還不到20歲就被大伯父帶進鐵道部，在崁仔腳驛當驛夫，後因有公學校的學歷，所以進入台北的鐵道部現業員教習所。後來就驛務、助驛，一直升上去，由於他的經歷資料不知誰拿去，不知他是日本時代就升為驛長，或者戰後才升為站長？但的服務的驛站，主要就在板橋和樹林，而且為期甚久。
記念碑嚴重破壞，幸好還留著，給後人論其功過。
    他一定見過山本義信的，山本炭鑛就在後車站洗炭，他也飲用過中和瑞穗配水池送下來的水。小時候，車過板橋，還看到煤炭堆得像山一樣高，一堆堆的，那時火車也用煤炭為燃料。山本炭鑛戰後由工礦公司接收，1949年併入三德煤礦，更名為海三，1955年李四川家族承購海三後改稱瑞山煤礦，隔年再改名為海山煤礦。
    我1969年進士林中學就讀，有洪姓同學，說是海山煤礦老板之子，家住板橋。想他父親也許認識我父親，搞清名諱，回家一問，只是認識，但同學卻以我父親在日治時期充當吏員，蔑以漢奸，自此我再也沒跟他交談過。資料顯示，經營復興煤礦的洪鴻源應是他的父執輩，原業主洪建財或許也是他父祖輩，說不定還和洪建全有淵源呢。應該是日治時期的鄉紳、企業主。戰後，也仍保有鄉紳的身份，大資本家。我父親只是鐵道部的小員工，充其量是勞動階級，可沒踩在人民頭上作威福，又何必糟蹋人？
 

    在漢人還沒來台灣前，今新竹、苗栗、台中一帶海岸，散佈著平埔族道卡斯族(Taokas)，族名是伊能嘉矩取的，音近福佬語“大甲”，也以“ 大甲”為核心。
    道卡斯族共分竹塹二社、後壠五社和蓬山八社等三個社群。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54年統計資料，竹塹社(Pocael或Pocaal)有149戶，523人，分布在香山、鹽水港一帶。
    永曆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進攻大員，楊祖率左先鋒鎮，駐紥新港仔及竹塹社一帶，遭大肚番王(Camachat)襲擊，被傷退回大員。永曆三十五年(1681年)，鄭克塽為防禦清軍攻台，徵調各地原住民，引起北番七社反抗。派陳絳率親軍彈壓。竹塹社和眩眩社(Gingingh)人逃入十八尖山及客雅山區，後來部分竹塹社人接受招撫，遷到武營頭、北鼓樓街、暗街仔一帶。而在1654年統計時還有44戶102人的眩眩社人就一去不回了。
現在的采田福地是重建後的樣子。

此匾是重修時安上去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朱一貴起事，叛軍一路北上，竹塹社頭目麻咾吻直雷率領七姓壯丁支援立了功。雍正十一年(1733年)淡水廳移駐竹塹社，同知徐治民在聚落四周遍植荆竹，將城內竹塹社人遷往北門外的湳雅，稱為“新社”。後因竹塹溪(今頭前溪)經常氾濫，乾隆十四年(1749年)再往北移，遷到金門厝溪與鳳山溪交會之地，稱“竹塹新社”，人口約400，居馬麟厝、北勢仔、麻園、蕃仔坡、紅毛田、豆子埔等地。原新社改稱舊社。
    竹塹社人遷舊社時，已經開始仿漢人習俗，營建共同祭祖的祠堂。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台灣府知府覺羅四明下令，照滿族習俗雉髮，著冠履；依各社所在，賜錢、衛、廖、三、潘、黎、金等七姓。擇“三山發而中立，二水分而交流，左案獅頭，右屏鳳鼻”之地，建七姓祠堂，名為 “竹塹社七姓化番公館”，又稱“新社公館”、“七姓公廳”。遵“非為官者牌位不居中坐”之例，主祀后土富媼，漢人稱番仔王爺、番仔伯公，配祀文武判，旁列“特封義勇為竹塹七姓化番”的祖先神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帝御賜“義勇可嘉”匾額。
    嘉慶二年(1797年)重建新社公館，稱公館是兼作收租的課館，稱公廳是原為祭祖之用。
御賜匾額是仿刻的，真匾不知去向，前面的土地公婆也是漢人思維的產物。

    咸豐四年(1854年)，閩粵械鬥，波及竹塹社，“閩粵交戕，室毀人離”，公館不復存在。光緒二年(1876年)，土目廖安邦、通事錢玉來主持重建，原定規模“正身三間，落廒橫屋四間”。然而經費短缺，次年(1877年)向漢人借錢，由錢玉來負責償還，再以館前曠地抵付，才恢復舊觀。
    即漢人的福德正神，光緒四年(1878年)落成，社人以漢人稱呼原住民的“番”，以化形析字為“采田”二字，所謂“義取食租，番從采田”，說明祭祀經費取自番租，因此取名“采田福地”，又稱“采田宮”。“福地”是漢人對土地公廟的雅稱。不過，大家還是習稱“新社番公所”、“番仔祠堂”。
    “采田福地”在布局上，只有正身堂屋和左橫屋，右邊的橫屋，不知原本就沒建，還是後來拆除的。單進三開間的燕尾翹脊硬山屋宇，上覆素燒紅色瓦，正面有花草剪黏，背面則以彩繪裝飾。牆身由卵石構成牆基，再堆疊塗埆構成牆面。
邊間設置耳房，相當特別，應該是祭祀公會辦公的空間。

彩繪襲取漢人的藝術手法。

    明間退凹的正面，由三樘木質格扇組成，中央實心板門彩繪門神，門楣上安方形門簪，篆刻“長春”、“文光”，上有金字橫額“採田福地” 。中央“蕃釐保障”供奉的后土富媼，應是日治時期所造，外桌滿臉黑鬍的福德正神及慈祥的靄的土地婆，是後來村民供奉的。其後共祀七姓祖宗總牌，郡望為台灣。以下各姓均寫“顯考妣孺人”，只有“錢氏歷代始太高曾祖考妣”在正中，應該是公館由錢玉來建造的緣故。御賜匾額懸掛在神龕上，是後來仿刻的，真匾在昭和十年(1935年)，舉行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時，被台北博物館借去展覽，一直未還。兩側空間作為祭祀公業辦公使用。
    竹塹社遷至新社後，起初還能社內七姓通婚，後來也逐漸與漢人通婚。日治時期，廢除大租制，取消了竹塹社既有的土地權益，加上七姓內部不和，導致竹塹社勢力衰退，傳統文化逐漸失傳，母語幾乎完全消失。
    此廟平時香火不斷，竹塹社傳統的祭祖活動稱為“田”，每年農曆7月17日七姓族人來此聚會，選舉董事管理公租，並舉行公祭。而3月16日和 11月16日是竹塹社傳統春秋祭祖。後又有了拜土地公、作尾牙，以及清明祭祖、中元普渡。漸向漢族認同。而以母語請神，以生豬肉、生雞鴨、生魚為牲禮，還有流傳其久甚廣的“走田”儀式等習俗，也逐漸流失。
關西暗潭課館變成這樣，兼顧公私兩種功能，只是原貌盡失。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竹塹社又因協助清兵討平林爽文有功，朝廷特別訂出屯番制，將未開闢土地劃為社番保留地，禁止漢人移民開墾番界內土地，使不少原住民成為新竹大地主。不過，屯田有肥有瘠，有的離駐地過遠，有的缺乏資金。原住民只好雇用漢人墾荒，也有漢人移民向原住民承墾土地，但招佃耕種未必能按時得租，生活陷入困境，最好只好將屯田違法賣出。作為祭祀和重建維護經費來源的番租，幸好屬於祭祀公業，業田不能任意買賣，但似乎也隨著時間推移，受到一些考驗。不過，祭祀活動還能依舊進行，也是竹塹社人不忘本的心理表現。
    至於當年那位率族人幫朝廷平亂的麻咾吻直雷，族人尊為“衛什班”，墾首的意思。他胸懷大志，以番屯首，兼為墾首、隘首。在舊社受到水患威脅之時，並沒隨著族人到新社。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和錢子白率領部分族人，溯鳳山溪而上，入墾吧哩嘓(新埔)、大旱坑、老焿寮、坪林、下南片、下橫坑、石崗仔、大茅埔、三洽水等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麻咾吻直雷次子衛阿貴接下了泉州人陳知仁成立的“連際盛”墾號在“美里庄” 的開墾，改名“新興庄”，並在新埔大張旗鼓的招佃。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衛阿貴的五個兒子合組“衛壽宗”公號，接下了替衛阿貴的墾戶地位。一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由後人衛壽宗墾成，改名“鹹菜甕”，或書寫為“鹹菜硼”、“菜硼”或“彩鳳”。
    為了課租收穀，嘉慶年間他們在老街和暗潭兩地，各建了一座“課館”。老街課館早已拆除，暗潭的“竹塹社課館”，是座雙進四合院的大橫屋，後因馬路拓寬而拆掉，改建為三層洋樓。宅側有小路，走上坡道，有五塊衛氏先祖的墓碑排列著，麻咾吻直雷的也廁身其間。
為了集中祭拜，衛氏也學漢人建風水佳城，原墓碑也集中保管。

    顯然，近代衛氏後人受漢人習俗影響，檢拾收輯先人遺骸，興建風水佳城，集中祭拜。已失去作用墓碑，他們沒有按照習俗毀棄，而予以集中，正好作為留念。
    我第一次走羅馬大道，乍見這三層樓房上懸“竹塹社課館”，還以為課卜算命之所。後來在資料上看到“暗潭課館”，馬上聯繫起來，立即作出參訪計畫。第一次前往，就知所料不差，但問居民墓碑所在，卻是一臉茫然。第二次參訪，也還不能進入課館，進行口訪，但冒著群犬狺狺，穿過及膝茅路，終能看到五碑，碑體古樸，字畫清晰，曾經伴隨開拓英雄在青山綠水之間，也有相當長遠的歲月了。再往前進，就是衛氏的佳城，郡望是“河東”，與漢人衛姓同，是造匠誤之，抑或族人有意無意的遺忘呢？
    采田，固然是番的化形析字，但也取封建時代“分封茅土，食邑采田”之意。想當年衛阿貴率95名勇士協助朝廷平定造反的漢人，朝廷固然體察他們“屯守臺疆，屢建巨功”，“分封土地”給竹塹社人，禁止漢人開墾，實施保護。但竹塹社人實際上，只獲得原本就是他們生息的部分土地，而失去了原本就是他們生息的另一部分土地。政府的保護的美意，使他們逐漸離開都市的核心，從竹城到舊社，從舊社到新社，漢移民帶來的土地觀念，以及清政府劃界隔離的土地政策，讓他們獲得廣袤無邊的土地，但如何將土地變成田產，人力資金的不足，反而成為他們的困擾。少數有錢有人的，像衛阿貴以番屯首的身分，招佃開墾番地，固然讓他得到無數田產，但經歷清領、日治和國民政府等無數土地政策的改變，也所剩無幾。
暗潭衛氏先人墓碑，年代最早是嘉慶十年。



    而對於其他社人，政府罔顧現實在前，執行不力在後。漢人藉由婚姻和侵墾等方式，致使番田不斷縮小。設立公館之時，還有租可收，到後來，只剩祭祀用的公租。走田之俗，見諸古籍，未能保留，在於急驟都市化，實也無田可走。近年竹塹族人開始有正名護產的聲音出來，誠心希望能引起社會重視，保護這個嚴重漢化的族群。
    竹塹社人一開始就走不進漢移民，但他們一直保持謙卑的態度。后土富媼和土地公、福德正神就有相當模糊的關係，有陪祀的土地神為漢地所無，漢人社會也無法明確的以“王爺”和“伯公”類化，“福神”、“福地”的稱呼，也採取模糊的方式處理，似漢非漢。其它如“粢粑”、 “龍神”等元素，也表示他向客家社群招手。他們一直保持某種程度的堅韌，不是一向軟弱。
    竹北原是農業鄉鎮，1982年7月1日新竹市升格，新竹縣治移到竹北斗崙里，竹北鄉躍升為竹北市。由於地近新竹科學園區，國道一號又設竹北交流道，近年來有很大的開展，景象趨於繁榮，采田福地週邊已為住宅區、商業區、學校區，人口眾多，公司林立。2005年夏夜，我有事到竹北，車停采田福地前，朦朧的睡著了，當時晚上七八點，已沒有人走動。幾度醒來，也沒看到穿著民族服裝的祖靈，只有黯黯的街燈投射在公館牆面，散出淡淡的哀婉氣氛。也許這些台灣的先靈也沒話對我說吧。
河東是衛氏的郡望，但此衛是彼衛嗎？

    新竹曾為北台灣的政經文化教育中心。雍正九年(1731年)新置的淡水廳，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廳治進駐竹塹以後，直到光緒元年(1875年) 以頭重溪為界，淡新分治，北台才有另一個政治中心。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5月29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從澳底登陸，6月3日攻佔基隆獅球嶺砲台，11日進入台北城，當晚就派出第二聯隊第四中隊，由佐佐木元綱中尉率領，沿鐵路南下偵察。在此同時，來不及增援台北而暫駐新竹的各路義軍，如棟軍防軍營傅德升、棟右營謝天德、苗栗頭份塾師徐驤、原丘逢甲義軍誠字正前營邱國霖、苗栗生員吳鎮洸、前台灣鎮總兵吳光亮一營及提督首茂林、傅宏禧二營，會師於十八尖山，共推與丘逢甲有遠親關係，曾獲唐景崧頒給“台灣府義軍統領關防”的苗栗銅鑼灣生員吳湯興為統領，旗號“新苗軍”。14日新苗軍伏擊了大湖口車站駐紥的日本先頭部隊，下了馬威。
    6月17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灣布政使司衙門舉行“始政式”，19日近衛師團命第二聯隊長阪井重季大佐為支隊長，進攻新竹。雖然在楊梅壢、大湖口都遭遇伏擊，22日阪井重季依舊率部進入新竹縣城，支隊本部設於西門內，步兵分屯武營頭及後布埔演武場，騎兵駐於南門，炮兵布於北門外侖仔庄，機關炮隊置於南門義倉。新竹知縣王國瑞及提督首茂林二營先一步棄城內渡。
原社務所，現為靖廬行政中心。

山面懸魚很有特色。


左邊就是神樂殿。
社務所內部廊道與齋館相連。

    新竹失守，台灣知府黎景嵩召募“新楚軍”，以副將楊載雲為統領。自領一營外，還有陳澄波、棟軍傅德升、鄭以金等，共四營。而新苗義軍已發展為六營，除衛中隊營隨身差遣外，徐驤營守北埔，邱國霖營守尖筆山，張兆麟營守三環水流東，陳超亮營守深井，黃景岳營守苗栗。
    25日義軍在城外伏擊日軍，揭開新竹攻防戰序幕。7月9日吳湯興分三路進攻新竹城，自攻南門，傅德星攻東門，陳澄波攻西門，並在虎頭山砲轟縣城，日軍增援，義軍不敵，向十八尖山潰去，北埔義勇軍首領姜紹祖被捕自盡。25日深夜，義勇軍第三次反攻新竹，台灣知府黎景崧阻止劉永福黑旗軍北上，在無友軍增援情況下，傷亡慘重，不得已退出新竹。
    就在新竹失守之後，義軍也開始發動狙擊戰，6月23日日方中壢兵站部被襲，25日騎兵行經頭亭溪，也遭攻擊。為保持後路的暢通，28日，步兵第一旅團長川村景明少將命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長三木一少佐向安平鎮的胡嘉猷進攻。7月13日日軍也在隆恩埔、分水崙等地，遭到蘇力、蘇俊、林久遠、陳小埤為主的三角湧民勇以及江國輝的大嵙崁義軍的狙擊，日軍憤而在占領區實施“無差別掃蕩”。先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壢的義軍；後期，驅除和追擊大嵙崁至新竹間鐵路線右側的義軍，並向新竹以南進兵。
    7月29日北白川能久親王戎裝白馬，率近衛師團司令部出台北北門，松原晙三郎少佐率步兵第二聯隊第二大隊護從，向南進攻。同時，第四聯隊長內藤正明大佐率右側隊，從海山口出發，7月31日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率左側隊，從大嵙崁出發。8月2日山根支隊從龍潭陂、銅鑼寨，進攻新埔，3日內藤支隊、松原支隊隨師團司令部從大湖口進入新竹。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從東門進城，行館設在潛園爽吟閣。
神樂殿在社務所的左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