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1938年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在台南安順設廠，原本產鹽，後來在日本軍方支持下，徵收顯宮里、鹿門里一帶的土地，建立鹼氯工廠。由於當時日本發動的是“不義”的戰爭，所以這裡的產品應該是用來“造孽”的，還有人說是為軍方製造毒氣的。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以後，改名台灣製鹼股份有限公司。台鹼是擺脫了戰爭的原罪，而且從生產燒鹼、鹽酸、液氯，到五氯酚，曾經賺進了不少錢，但也留下很多有毒廢棄物。
鐘淵曹達株式會社，改名台灣鹼業公司，現併入中國石油化學公司

    現在公司廢了，廠房也拆了，污染依舊在，嚴重威脅居民的生命安全。
    在一大片被污染的土地，惟一被保留下來的建築物，就是原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台南工場辦公廳舍。
    由於它被台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引起我參訪的動機。想看看它見證了台灣工業發展和區域開發的歷史，還是見證了戰爭年代建造的辦公廳舍依舊維持著一絲不苟民族風格？抑或是作為工業污染浩劫裡的一個教訓。
原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台南工場現在拆得只剩這個屋頂改建的辦公廳舍

    出發前看地圖，確定原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台南工場辦公廳舍就在“鹿耳門天后宮”附近。本年9月17日，取道台17省道南下，看到“鹿耳門天后宮”的指標就右轉進去，很快的，我就發現要找的是顯宮的“台南鹿耳門天后宮”，而不是這裡的“正統鹿耳門天后宮”。
    下車問人是不可免的，“遮是土城仔。”“土城？”心裡嘀咕著土城、土城，職業性習慣，馬上聯想到土城國中，那可不是虹如服務的學校？往事又從記憶深處浮了上來。

 
    “原鶯料理”位於天壇和原台南測候所兩座古蹟中間。在日治時期，附近還有台南州廳、州協議會、合同廳舍、警察署、公會堂等官署。會在這裡經營料亭，和附近的頂級旅館近江屋一樣，都看準這些官署帶來的商機。
    資料顯示，鶯料理所有人是天野彥一郎，建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由於生意興隆，曾予增建，至昭和三年(1928年)，完成平房式中棟、裡棟以及二樓式表棟的L型建築空間形式。中棟、裡棟做工講究，以薰瓦蓋頂，重簷設計。二樓式表棟設有廊道。總面積約200坪，兩座庭院佔地1/3，假山、水池造景，植有老松與蘋婆樹，經典的呈現日式庭院建築風格。
    戰後，莫名其妙的成為台南一中的教師宿舍，該校無力整修，大部分空間長期閒置，以及放任庭院植栽，藤蔓雜生的結果，造成建築殘破不堪。
原鶯料理劫餘

    一直到2003年，鶯料理開始引起台南市民的注意，2005年在學歷史的前副市長許陽明努力下，指定為古蹟。並計劃以地易地，變更市府舊宿舍為學校用地。
    但，台南市古蹟審查委員會在次年又以程序瑕疵，撒銷了古蹟登錄，引起文史工作者譁然。去(2007)年這裡登革疫情升高，里民情急，全力抗爭，引起社會關注，多方會勘結果，要求台南一中整理環境。最後在各方協調之下，由天壇認養該地，並拆除危樓。
    鶯料理的文化意義和建築藝術是分不開的。若非它精美雅致，也不會吸引日本高官縱情於此，也就不會產生關連的文化形式，這也是保存文化資產的意義所在。
    在男人的世界，食色是分不開的，姑不論藝伎文化和戰後台灣那卡西走唱文化的關連。當時台灣士紳在這個聲色環境裡，與日本達官顯要在此進行檯面下的公務協調，這種官商應酬文化形式，還一直延續到現代，才是它深層意義所在。
    像馬英九富邦宴，還是趙建銘三井宴。仔細讀中國古代小說“金瓶梅”、“老殘遊記”等，若說它承自明清以來的酒食文化，還不如說建立在台灣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中。
    去年9月17日，我匆匆來到原鶯料理，擔心違規停車被舉發，並沒過多停留，但居民還是過來關心了。

    台南市登錄的古蹟、歷史建築，以數量言，僅次於台北市，但由於地址清楚，都不難找，我規劃了六個單日行程，以最快速的方式，將一百多個文化資產，“一掃而空”。
    雖說如此，看到南區的四座“陵墓古蹟”，心中也不禁犯難。主要南區的南山公墓、喜樹公墓、灣裡公墓等，範圍都相當廣闊。而且墳墓又不像一般建物有門牌，真不知如何找起。
    也幸好早有預期，帶上了福星，也沒花多久就找到了“施瓊芳墓”，這也要拜台南市文化局的古蹟標示清楚之賜，換在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如林秀俊墓、潘宮籌墓和王義德墓等，都不在公墓裡，即使帶著古蹟地圖去找，走上五六回，也未必找得到，真有天壞之別。
    施瓊芳不但是有清台灣33位進士的第8位，而且是府城第一位進士。更難得的是他兒子施士洁也是進士，是台灣僅有的父子雙進士。

    翻察資料，知道他原籍福建泉州晉江縣西岑鄉(今石獅市)，高叔祖施必功曾在乾隆八年(1743年)來台，任台灣水師協副將，十一年(1746年)，升台灣鎮總兵，次年轉江蘇狼山鎮總兵離台，或許有這個機緣，他的祖父施邦初來台，在府城米街(民族路和成功路之間的新美街)開米店，父親施菁華經商致富，捐了個國子監生，在大西門外南河(和平路)定居。
    施菁華娶妻郭氏，二妾林氏、曾氏，瓊芳出於林氏，次兄龍光入邑庠，四兄龍章為監生，六弟龍翔為貢生。他生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6月4日子時，幼入府庠為諸生，食廩餼，道光十三年(1833年)周凱權台灣兵備道兼學政，他入其門，次年周凱的門生蔡廷蘭講學於引心書院，剛好施瓊芳也遊學於該書院，兩人遂有同門師生之誼，而且同被回任台灣兵備道的周凱保舉參加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拔貢，同年赴福建省鄉試，也一起參加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春試，均傳捷報，最後他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進士，列三甲84名，賜同進士出身。他族名龍文，字見田，瓊芳是他的學名，入府庠時改的，字德昭，號珠垣。
    施瓊芳31歲成進士，先候補江蘇知縣，又候選六部主事，都沒赴任，不久乞養回籍。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返台南後，大概就在海東書院講學，當時的山長是黃紹芳。咸豐四年(1854年)，他正式接任為山長。
    海東書院山長的束修，年520兩，節儀24兩，雖然沒有白沙書院山長年600兩高，想相較學海書院年400兩、英才書院年340兩、明志書院年336兩、仰山書院年138兩，高出許多，主要海東是道轄府學，地位極高。也因為這樣，像施瓊芳這樣既是鄉紳又是進士出身，如未任官，都會被考慮用在書院教育之中。
    在他任山長前，分巡台灣道的熊一本(1847年回任)、徐宗幹(1848年)，他主持海東後，接任台灣道的裕鐸(1854年)、孔昭慈(1858年)、洪毓琛(1861年)、陳懋烈(1863年)、丁曰健(1864年)、吳大廷(1866年)等，都相當倚重他。
    同治七年(1867年)9月13日戌時，他病逝於返台時在赤崁樓旁自營的宅第──石蘭山館(民族路30號至30之7號)，享年54。他的墓園在南山公墓，即過去稱桶盤淺，或桶盤棧的地方。
    墓園的形制和附近墳墓相近，佔地不大，墓龜圍以外牆，水泥材質應是戰後重修，惟圓形的墓埕，依舊紅磚鋪地，保持著古拙的風格，比較特別的是墓碑，花岡石材，將碑石和肩石做成一體，形制顯得宏偉。

    墓碑上“岑江”是郡望，碑文“皇清賜進士第考星階施公、敕封安人妣勤正黃氏墓”，只有出身，沒有封誥，是因為他未嘗出仕，書院不是官學，山長也非流官。他的“星階”和夫人的“勤正”是他們家諡，不是生前的名字，目前很多傳記和論文說成表字，顯然有誤。
    墓碑書法作明體，惟墓主姓名右側有小書“祖妣林太宜人”六字，作楷體。查施瓊芳生母林氏纓，死於同治五年(1865年)7月26日，年70，他哀毀骨立，不內寢，不銜肉，但林氏終非繼室，而是側室，依禮春秋蒸嘗不到，故附葬於所生子嗣之塋，以享清明祭掃之食。
    又查立碑年月在“丁丑”，應為光緒三年(1877年)，離瓊芳之死已十年，可見這是重修時所立。查瓊芳棄世時，次子士洁方12歲。長子士沅，族名應濬，乳名增川，號臞仙，為邑廪生，生年雖不詳，當時亦恐未入府學。施家雖為府城士紳，但二子都未有功名，所以葬之南山時，當時墓碑或許還有所期待。歐陽修在〈瀧岡阡表〉所謂的“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施家重修墓碑，不就是在等待這個功名嗎？
    施士洁是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三甲第二名進士，但他跟父親施瓊芳一樣，乞養回籍，終身不仕，墓碑就立在回台後的第二年，從科舉時代的觀點來看，也算是揚名顯親了。
    從碑文又可得知，這是夫妻合葬塋，但黃氏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才仙逝，這時顯然預留生壙了。其實黃氏品娘是施瓊芳生前唯一的女人，他離家應試，滯京候選，相對於其他仕宦子弟，並不久遠，但〈別內〉、〈寄贈內子〉等詩，反映的他的眷戀之情。這樣的墓葬形式，也真實反映了他們的鶼鰈情深，也體現兩個兒子的體貼、孝順的心意。
    施士洁，名應嘉，字澐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楞香行者、鯤澥棄甿、耐公、定慧老人。光緒元年(1875年)補生員，縣、府、院試均第一，號小三元，次年鄉試、會試、殿試均中式，為連捷進士，當時不過21歲，但卻跟他父親一樣，無意仕途。寧可奉獻在教育，掌教於白沙書院、崇文書院、海東書院，學生後來考上進士的有丘逢甲、許南英、汪春源等人。
    可他少年輕狂，不但姬妾成群，還流連青樓，所謂“台江我是鶯花帥”(〈柬香雪壽若兩太史〉)，和他父親的專情，以道德自持的個性，迥然不同。
    乙未之役，他受邀充唐景崧幕賓，台灣民主國解體，內渡時有〈別台作三首〉，有句：“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雖是自嘲，但仍有不屈之志，相較於他的學生丘逢甲名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不至於推諉士大夫應有的時代責任，還是令人佩服的。
    施士洁並不得意，往來泉州、廈門、福州之間，晚年應板橋林家菽莊主人林爾嘉之請，移居廈門鼓浪嶼，死於1922年，享壽68。
    清代書院制度補官學之不足，但早已傾向科舉制藝，性理天命的講明，只是聊備一格，然而各地士商子弟趨之若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一定的社會整合功能，施氏父子長期主文柄，功又何止於府城而已。
    施瓊芳有詩名，著作豐富，但生前都未付梓，頗多散佚。1958年臺南市文獻委員黃典權從他曾孫施江純處，見到《石蘭山館遺稿》抄本5冊，點校排印，刊於《臺南文化》6卷1期。1964年施氏將全部遺稿讓歸黃，1965年黃將全稿分22卷，刊於《臺南文化》8卷1期。1992年龍文出版社據黃典權所藏清抄本及其點校本合印出版，是研究施瓊芳文學的重要材料。
    近人為施氏父子作傳都不少，研究他研文的學術論文也不少，2005年東吳大學的余育婷還以《施瓊芳詩歌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
    他的詩歌多樣，像〈地震〉、〈風災〉等作品，多少記錄當時災變的慘重，〈地瓜〉、〈鴉片〉、〈北港進香詞〉等，多少反映當時台灣社會生活情形，即如〈試帖詩〉，也多少保存科舉教育的史料，有很高的附帶價值。不過，個人對他的〈戰艦〉詩的印象深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灣府設治，依例立春前一日舉行迎春禮，知府率官員到大東門外的“春牛埔”， 向“春牛”及“芒神”行三獻禮，禮畢，鼓樂引導土製的“春牛”前行，芒神與官員隨後進城，春牛行經之處，群眾爭相觸摸沾沾喜氣，立春凌晨，官員執綵仗，排春牛兩側，進行鞭春禮，農民爭拾碎泥埋入田中，相信可以五榖豐登。
    康熙六十年(1721年)5月12日，朱一貴舉事，率杜君英等數萬眾攻府城，台灣鎮總兵歐陽凱出駐春牛埔，24日官兵潰敗，歐陽凱與台灣水師協副將許雲、游擊游崇功、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石琳等陣亡，台廈巡道梁文渲、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域、諸羅知縣朱夔等官員從安平逃往澎湖。
    事平，鑑於刺竹環插的城牆防禦功能不足，於是雍正元年(1723年)改築木柵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舉事後，知府楊廷理改建為土石城，大東門的外門額雖題“東安門”，但內門額題“迎春門”，仍保持著節日儀式功能。

    日治時期，春牛埔不再舉迎春活動，這裡沈寂了好一陣子。大正七年(1918年)實施市區改正，開始拆除城門與城垣。據說春牛埔有內外之分，城內的是內春牛埔，為墳地，城外的是外春牛埔，為林地。城牆拆除之後，沒有內外之分，牆基成為道路，由於地近“竹園岡”，這條新路就叫“竹園町”，給都市發展帶來良好的條件。
    原本在東門城內，就有許多日本高級官員官舍，像建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的台南廳長官邸，建於大正六年(1917年)的台南州知事官邸。等到竹園町闢建後，自然往文教方面發展。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0月1日，專供日本學童就讀花園小學校，在竹園町一丁目二番地成立，明治三十五年(1900年)，改名台南尋常小學校。大正五年(1915年)，改名台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十年(1921年)，又改名為竹園尋常小學校。次年(1922)4月1日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成立，以竹園小學校為臨時校舍，這也就是台南一中的前身。

    大正五年(1916年)，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創校的台灣第一所西式中學──“長老教中學校”，幾經更名為“長老教台南高等學校”、“基督教萃英中學”，校址也從二老口街遷到新樓，再遷到大東門外的長榮中學現址。
    大正七年(1918年)，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2月14日創校的“臺南新樓長老教女學校”，也從新樓遷到大東門外的長榮女中的現址。
    緊跟著，台南州立農事試驗場也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在東門城郊設立。更重要的是，在臺南州政府贈出52942坪土地，成功大學的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終於在昭和六年(1931年)創立了。當時校區就是成大成功學區，都在舊城垣之外。
    竹園町一時文風鼎盛，人口也隨著增加，專供本地學童就讀的“竹園公學校”終於在昭和14年(1939年)創立了。當時校地是一大片池塘漥地，日本人填平了池塘，開闢成面積廣達3.3公頃的校園，昭和十六年(1941)改名為“竹園國民學校”。
從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的台南堡圖看得出來，東門城外都是農地。

    戰後，國民政府鑑於該校是東區唯一的小學，1946年改名為“台南市東區國民學校”，同年，為慶祝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將竹園町改名為勝利路。於是，次年(1947年)，又更名為“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學校”，1968年，再度更名為“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該校於1956年增設後甲分校，1959年獨立為東光國民學校；1961年增設竹園分校，1963年獨立為博愛國民學校；而1973年東光國小在竹篙厝增設竹篙分校，1975年獨立為德高國民小學；而德高國小又在1981年增設崇學分校，後獨立為崇學國小；1991年派德高國小校長林正宗籌設復興國小。
    台南市東區的發展，較其他市區為緩，日治時期仍為大片農地，直到中山高速公路及台1線台南環道開通後，人口大量流入，才發展成今日的繁華景象。
    從而我們可以明白，勝利國小在東區發展所扮演的地位，現在勝利國小校園幾經翻新，多所變化，禮堂成為校園最高老的建築。
    勝利國小禮堂是1953年由國軍工兵支援部隊興建完成的。關於其建築特色，據文建會資料整理如下：

    6月10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來校演講《詩與史的交會》，我慕名前往聆聽。他認為光憑周幽王寵幸褒娰，還不足以亡國，從《詩經》的社會反映裡，發現西周王朝的覆滅，在於連年征戰，造成軍士普遍厭戰，貴族之間也離心離德，才是主因。這讓我想起當年修《禮記》、《古文字學》等課程，也看過同樣的論調，認為殷紂王不可能寵妲己亡國，且從甲骨文等文獻上看，殷王國的末代統治者──帝辛，經常發動戰爭，而且都戰勝敵人，最後卻走向毀滅的命運，除了國力大量耗損之外，身為各級貴族的戰士，由於連年戰鬥，不但身心俱疲，利益也發生了矛盾衝突，造成統治階級分崩離析，不走向敗亡的道路也難。
    日本天皇一直都是政治信仰的中心，但沒有實權，政治力量大都掌握在武家手中，這種體制一直牢不可破，通過封建關係、主僕關係等嚴密的控制體系，以及儒家思想的建構，武士對主家絕對效忠。明治維新結束了幕府政治，武士絕對的效忠從將軍轉到天皇，成為真正的皇軍，原本由主君給的秩祿改由國家負擔。
    出身蕯摩藩，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的西鄉隆盛，明治元年(1868年)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率領效忠天皇的武士，兵不血刃進入江戶城，進而平定東北的幕府殘餘勢力，為歷史著名的戊辰戰爭。
 
    戰後西鄉隆盛擔任陸軍大將和近衛都督，但這時武士階層逐漸沒落。明治三年(1870年)禁止庶民带刀，明治五年(1872年)，實行《散髮脱刀令》武士失去象徵榮譽，失去作為生命一部分的刀，已事態嚴重，何況失去謀生工具？次年(1873年)又發佈《徵兵令》，舉國皆兵，武士等於失去穩定的工作，秩禄處分後，至於無以維生。西鄉隆盛為恢復武士的勢力，興起征韓、征台的念頭，但大久保利通等人認為一切應以內政為重，否決他的提案，憤而下野。
    明治七年(1874年)西鄉回到薩摩藩鹿兒島縣，建立了“私學校”，弘揚士道。私學校包含砲隊學校、鎗隊學校及各地136處分校。當時鹿兒島縣行政組織全都掌握在私學校手裏，成為以西鄉為中心的軍事體制。
    同時士族問題也越演越烈，當年(18742年)2月4日爆發“佐賀之亂”，明治九年(1876年)10月24日爆發“神風連之亂”，同月27日爆發“秋月之亂 ”，次日爆發“萩之亂”。終於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15日導致“西南戰爭”，9月24日西鄉兵敗自殺。

    戰後建立軍國主義體制，明治十年(1877年)制定《參謀本部條例》，參謀本部直隸於天皇，陸軍卿山縣有朋為首任參謀本部長，同年8月山縣發佈以“忠實、勇敢、服從”為基本精神的《軍人訓誡》，要求軍人絕對無條件服從天皇。
    維新政府早在明治元年(1868年)就成立了“京都軍校”，後改名“陸軍兵學寮”；海軍方面，也在明治二年(1869年)開設“海軍操練所”，後改名“海軍兵學寮”。等到明治七年(1874年)6月西鄉隆盛開辦的私學校，同年10月22日正式成立“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寮也在明治九年(1876 年)遷往東京築地，正式成立“海軍兵學校”。
    就在西南戰爭開打前夕，明治九年(1876年)3月21日海軍省創設了外郭團體“水交社”，作為海軍將校之親睦、研究團體。名稱取自《莊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具有雙關義。總裁為海軍將官、現役皇族，社長由現任海軍大臣兼任，平成十年(1998年)會員数達6000人。

    陸軍偕行社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15日創立，作為陸軍將校修養、親睦團體。當時陸軍將校約3000人，以“一心同體”為目標，建東京九段坂上集會所。名稱出自《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有同甘共苦，互相扶持的意思。
    維新政府在西鄉隆盛開辦私學校弘揚舊武士道精神後，先後開設陸軍、海軍事學校，又在西南戰爭開打前，先後成立水交社和偕行社，多少在軍事和思想教育等方面上，有強化的意味。西南戰爭之後，日本現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掌握了軍權，開啟長州藩人控制陸軍的慣例，日本也開始走向軍國體制，水交社和偕行社也都扮演著軍官情感聯誼、思想交流的角色。
    後來日本陸軍在各師團所在地或部隊駐屯地都設有偕行社，作為將校集會所，運用將校會費朝財團法人方式經營發展。各地的偕行社也逐漸加強提供宿泊施設，提供軍裝品販賣。

    中國也有陸軍偕行社，不是日本人設置的。原來清末西學東漸，在知識分子積極奔走下，宣統元年(1909年)雲南圖書館成立於昆明九龍池西北隅的省會中學堂，即原經正書院舊址。民國元年(1912年)，軍政府成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雲南都督蔡鍔，也模仿日本成立陸軍偕行社，命令位於翠湖北岸的雲南圖書館騰讓給該社，圖書館遷往舊糧署内。
    台灣有三座陸軍偕行社，即北投偕行社、台北偕行社和台南偕行社，都是日本人設置的。
    北投偕行社是座溫泉偕行社。日本人早在戰國時代，就以溫泉浴場作為傷兵療傷所。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進入台北，發現了北投草山的溫泉資源。同年11月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與陸軍軍醫藤田嗣章到北投視察，隨即指示購地以供陸軍醫療之用，次年(1896年)，台灣守備工兵第一中隊著手開闢大稻埕至北投的道路，同年8月，軍政廳財務課長松本龜太郎開始興築私人別墅“松濤園”，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駐北投兵工隊建立“陸軍偕行社”，專供部隊休假與泡湯之用。戰後不知如何接收法，現為私人住宅。

    當時駐守台灣的部隊是成立於昭和二十九年(1896年)4月6日的“台灣守備混成旅團”，轄有台北守備混成旅團、台中守備混成旅團及台南守備混成旅團，隸屬台灣總督。
    台北偕行社和台灣守備隊有關。明治四十年(1907年)8月台灣守備混成旅團廢止所屬6步兵聯隊，縮編為“台灣守備隊”，總司令由台灣總督兼任，轄台灣第一守備隊與台灣第二守備隊。大正八年(1919年)，台灣總督轉為文官，台灣守備隊整編為台灣軍，另派台灣軍司令官。
    大約就在大正四年(1915年)以後，台灣總督仍兼台灣守備隊總司令時，在當時總督府後面的書院街鄰近西學堂與番學堂的登瀛書院舊址，已改建為二層洋樓建築的淡水館，在這個建築基礎上改建為陸軍偕行社，根據大正九年(1920年)地圖顯示，台北陸軍偕行社就已存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1950年蔣宋美齡成立婦女反共聯合會時，佔為會館，取名至德堂。


    台南偕行社和台灣步兵第二聯隊有關。當時台灣軍司令部轄台灣守備隊司令部、台灣山砲大隊、台灣高射砲第八聯隊、基隆要塞司令部、澎湖島要塞司令部、飛行第八聯隊，其中台灣守備隊司令部仍轄在台北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和在台南的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台灣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就是現在成功大學的大成館及舊文學院，根據大正十三年(1924年)地圖，陸軍偕行社就出現在臺南市街上。
    台南陸軍偕行社大門面對台南公園，視野奇佳，佔地100坪，屬於住宿休憩建築。主要入口內凹，挑高的室內大廳，設置L型木造樓梯。建築分二層木石造及一層木造，二層木石造建築，立面採三段式處理，開設通風口的大型石塊為基座，一樓外牆採拋泥式設計，二樓木構外露作壁面，上承斜屋頂石片瓦作屋面。一層木造建築呈L型，包圍內部庭園的窗戶採落地設計，為用餐聯誼賞景之用，建材十分講究。
    戰後，台南陸軍偕行社為軍方接收，供軍眷居住，2007年國防部協調搬離，決定拆除，經居民發動搶救行動，希望保存活化為鎮北坊社區營造文史館，終獲台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今年年初，走了一趟南瀛，在公園南路找不到停車位，只好拐到北門路，穿梭在小巷鬨內，看到偕行社雜廁在現代洋樓之中，和網路上看到的舊照片，已大不相同，但終究保存了下來。木石構造的北歐農村建築，尖斜的屋頂不見了，木造的日本北方農村建築，也剝落得快不成形了，但終究保存了下來。日本雖然發動了大東亞戰爭，但幸運的台灣沒淪入戰場，想來也沒什麼大人物來台灣，更沒大人物到過偕行社。它能保存了下來，更顯得不易。
    日本陸軍偕行社有點類似台灣的軍官俱樂部或國軍英雄館，前者一直無緣進去，後者我去過北高兩市的英雄館。到台北市的國軍英雄館，全都在蒙藏委員會任職期間。兩次到高雄市國軍英雄館都是投宿，第一次1999年是帶團參加中山大學全國大專詩人聯吟，第二次純屬路過投宿，都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始終有人關心著我，但終究牽扯太多，無法好好照顧，本來我就很容易獨處，獨處時就消費這些美好的回憶。
 

    安平古堡在1983年，由內政部指定“臺灣城殘蹟”為一級古蹟，2003年台南市政府結合考古團隊，進行熱蘭遮城城牆遺址的研究工作，旋即發現西龍廟後即有一段殘垣，次年即以“熱蘭遮城城垣”登錄為台南市定古蹟。2005年8月9日我循聲而來，長15.15米，高5.4米，側立面呈梯形，下寬上窄，磚牆斑駁的歲月，掩不住壯碩的英姿，據說是當年黑得爾蘭稜堡的殘蹟。
    2007年以“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內建築遺構”報文建會核定為國定古蹟後，列出新發現的六處遺蹟，總覺得對年紀大的古蹟愛好者是項考驗。
    遙想大航海時代，大家想的都是商業據點，只有那驕傲自大的中國不是。他們只想到朱家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外，就是四海，四海就不是他們想管的。來自海上的冒險家，只要想登上王土，非盜即寇。
西龍廟後面一段殘垣黑得爾蘭稜堡的殘蹟。
    1602年3月20日荷蘭14家以東印度貿易重點的公司，合併為荷蘭東印度公司。1604年公司的韋麻郎(Wybrandt van Waerwijck)率艦來到澳門，卻被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取得居住權的葡萄牙人驅離，在商人李錦、潘秀指引下，8月7日抵達平湖(澎湖)，當時澎湖為大明帝國季節性防汛之地，過不久，12月15日就被福建都司沈有容趕走。
    1619年，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達維亞建立總部之後，再度撲向台灣海峽。1622年公司令雷爾生(Cornelis Reyrsz)率領12艘戰艦組成的艦隊，進攻澳門，再度失利後，又來到澎湖，在紅木埕建立城堡，作為貿易據點。不久，他，一說副將高文律(Kobenloet)，親自來到台江探勘港灣，看到中國和日本商人在大員與原住民進行交易，並無西方人的蹤影。8月命商務員亞當‧斐互德(Adam Verhult)率兩艘戎克船來到大員，進行貿易與考察，次年斐互德回澎湖，建議佔領大員，當時雷爾生並不同意，但10月他忽然派遣軍工50人來到台江港灣，看上外圍一個半島，半島上七座起伏的小山丘，從北往南依次取名為一至七鯤鯓，其中一鯤鯓控制海口，最具軍事價值，於是用竹子和沙土構築簡單的堡砦，作為商業及防禦的據點。
    由於再次入侵王土，天啟四年(1624年)1月2日福建巡撫南居益派遣名將俞大猷之子總兵俞咨皋，在鄭芝龍協助下進攻澎湖，荷蘭人退守風櫃尾城堡。明軍要求荷人毀城棄澎，荷人要求中方默許貿易及在王土之外建立商業據點，當時大員在王土之外，建城不算侵犯王土。8月26日雷爾生拆除澎湖城堡，從台江的鹿耳門(Walvis Been)登陸台灣，同時東印度公司也派出第一任長官馬蒂孫克(Martinus Sonck)。
國勝路73號民宅已拆除，迎面所見的殘垣有門洞殘蹟，惜為草木所掩。

    這次，荷蘭人淨空了一至七鯤鯓的居民。在舊砦的基礎下，興建新城，以當時荷蘭聯省共和國執政的奧倫治王室為名，稱奧蘭治城(Orange Castle)。由於材料和工匠缺乏，除東北角用澎湖舊城石塊建築外，其餘用木板圍繞，勉強用來防禦，也作為政務廳所。1626年2月改用紅磚、糖水、糯汁和牡蠣灰等搗成的灰泥修築城牆，由104名武裝士兵、46名炮手和雜工防守。
    1627年第三任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到任，以荷蘭熱蘭遮省為名，將奧蘭治城易為熱蘭遮城(Zeelandia)，並在城外稱北線尾(Baxemboy)的沙洲上建堡砦，保衛鹿耳門航道。
    1629年稜堡倒塌，新到任的第四任長官漢斯蒲特曼(Hans Putmans)命暫以竹支撐，為加強防禦力量，在離城二三十呎處建兩三座砲台，又在北線尾城堡右側建稜堡。
國勝路71、73、75、77、79號民宅後一段是外城北側城牆殘蹟，居民鑿出窗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