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原本以為甘泉井與石頭公不好找，沒想到從社寮國小旁的小路進去，沿路一直走到一間歐式別墅，然後就是陡上的坡道，就在坡道下有一條橋，橋左邊就是甘泉井，石頭公就在井側。
    甘泉井，收在《臺灣文獻叢刊》的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沙連堡》記載：“在縣東四十餘里社寮頂埔前福中堂駐兵大營邊。泉清而甘，大旱不涸。前臺灣總鎮吳光亮閱兵過此，飲而甘之，遂為鳩工修築，四面皆環以石。因水甘，遂以‘甘泉’名井。”(第152頁) 能見證寫於1894年的文獻，著實令人興奮不已。林爽文起義驚動全台，清廷眼看軍事方面快支撐不住了，就派福康安來前來鎮壓，福康安就是傳說中乾隆的私生子，武功赫赫。從鹿港登陸，勢如破竹。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敗退，由集集轉往小半天。福康安進剿，相傳就在大營就安在頂埔。倪贊元寫書時，“故老猶能道其營址”。
甘泉井的位置

    甘泉井位在山溝裡，當地人稱為後溝坑。頂埔是福康安駐軍所在，所以倪贊元說在大營邊，並沒說是駐軍開鑿的。
    甘泉之名是吳光亮取的，井邊的石砌工程也出自吳光亮的命令，機緣是在他“閱兵過此”，喝了一口泉水。雖然倪贊元沒有交待吳光亮為何到這裡閱兵，但我們看到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吳光亮奉命開發通往後山的八通關道路，當時就從林杞埔和社寮開始修建，也不難推測他來這裡的動機。
    這口井見證了台灣歷史兩件大事，自有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可是井邊的石頭公呢？
甘泉井外觀

甘泉井內部

    如果以同樣鵝卵石堆砌的形制來推測，那它的年代應該在光緒初，實際的年代真不可考。
    在台灣常看到三塊石頭(三粒石)壘成的石棚。在石棚內，有的是空的，有的上面會貼張紙，有時會放個石頭，有時會放神像。這應該有歷時性的關係，也就是先是空無一物，後來再貼紙，後來放上象徵物，所謂象徵物，就是石主或神像之類的事物。但又不能等同視之。
    如果是土地公、大樹公的話，可能先是空的，再貼紙，最後置上象徵物。如果是石頭公的話，又分兩種，一種是巨石型的，那它的歷時過程也如前述，可能會在巨石前壘石棚，後來在棚內置入象徵物；另一種是怪石，也就是人形石，那它就先有象徵物再加石棚。
石頭公的外觀

石頭公的石主

    甘泉井旁的石頭公，是一塊人形的石頭，應屬後者，先有石再有棚。或許在修砌甘泉井時，有人認為這個石頭形制特別，置於井邊加以供奉吧？這個石棚，受制於材料，壘不出三粒石的形制，卻想壘出那個樣子，所以旁邊壘上許多大小鵝卵石加固，也很特別。
    這個石頭公雖然文獻不足，年代、性質、作用都變得不可考，但它的存在，對了解低階神祇和自然崇拜也有一定的幫助。
    竹山鎮的社寮社區很早就形成街市，文化資產很多，在社寮附近這些甘泉井與石頭公等不起眼的古蹟，也不難找，值得國人前往參訪。
    後記：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沙連堡》還有一則：“大順嶺，俗名大坪頂崎，相傳乾隆中福中堂討林爽文駐兵於此，攻克小半天，擒獲匪首；故以‘大順‘名山。”看來福康安追剿林爽文是地方大事，地方上有不少駐營的傳說。
石頭公的位置

 
    第一次會想參訪祭祀公業張琯溪公宗祠，是在網路上看到南投市921地震後歷史建築現況調查表。當時也實際的把表列的歷史建築走了一回。
張琯溪公宗祠正面三川殿

    這座歷史建築地址是平和里南陽路196巷20號，196巷實際上是夾著一條大水排，排水流經不遠處的中山公園，中山公園是日治時期南投神社所在，旁邊就是當時行政中心─南投郡役所，或許這樣，巷子左岸有許多日式建築，可能是日本人公署或宿舍，形制古雅質樸，讓我流連甚久，可是就一直找不到宗祠。後來改從排水右岸走下去，才看到這個地方。
    當時的情景，只見四周一道圍牆，裡頭除了包得密不透風的門廳之外，其它建物都夷為平地了。從網路上到的照片，這裡的確在921時摧毀殆盡。
張琯溪公宗祠護龍山牆面有琯溪字樣

    今年4月24日，為了響應天下雜誌微笑319活動，到南投市公所蓋章，途經南陽路，憶起尋訪張琯溪公宗祠之事，遂興起再訪的念頭，於是，故地重遊，看到的卻是不同的景象。
    現在的宗祠，重建工作近乎完成，讓人覺得它的規模比想像裡大很多，採中西合璧的風格，三川殿是百分之百的漢式結構，但向左右延伸的過水門、護龍山牆面，和護龍的外牆，整個和門廳設計成為一體，而且過水門女兒牆的設置，和護龍山牆上時採用巴洛可式風格設計，還在山牆面上個別加上“琯”、“溪”字樣，像極了把當時街屋設計風格，整個搬移過來，這樣特殊的設計，可以當作日治時期多元文化融合的建築代表。
張琯溪公宗祠中西合壁一體成形

    根據記載，張良之孫張典當過清河太守，後人都自稱清河張氏。南宋時，有“小一郎”稱號的張鐵崖遷居到福建平和縣琯溪鎮，於是張氏又有“琯溪”一派，又稱小溪派。滿清時期，琯溪派下有好幾家來到南投開墾，聲勢漸旺，才有宗祠的設立。
    張琯溪公宗祠創於道光年間(1849)，歷經一次遷址(1911)，一次改建(1934)，在加上這次重建，說起來，每次修建，都是張氏族人的大凝聚，也是漢人宗族文化再一次發揮整合的效應。
    據報載，也是張氏族人的立委張俊宏，出面協調祭祀公業捐出四周8000坪土地，和國有財產局“以地易地”的方式，想把這裡規劃成古蹟文化園區，這可是說是宗祠文化的一個創新。
    張氏族人當然希望保持宗祠祭祀的功能，對外開放又發揮了博物館的作用，戶外寬廣空間更提供了市民休憩、藝文活動的場所，著實給人很大的期待。
    這次參訪回來整理相片時，才發現我《台灣體驗》的網頁上並沒上次拍的照片，在伺服器裡頭也沒找到。我懷疑上次參訪時，看到宗祠殘破過度，根本無法拍照，也或者照了忘記掛上。慶幸這一次自己靈光一現，得以重新補上。
    此外，巷口有一間活化了的傳統建築，實際上已被改造成咖啡屋，有些參訪者誤以為那就是宗祠，其實還要往裡面走，就在不遠處。

    台灣境內有不少條隆恩圳，這些隆恩圳大多建於乾隆年間。苗栗隆恩圳是中港庄林耳順、陳曉理等人修建於乾隆中葉，嘉義隆恩圳是中埔庄劉別和地主修建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於南投竹山的隆恩圳也是張天球、陳佛照，陳同升、曾石等人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修建的。
    新竹隆恩圳是王世杰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開鑿的，不過當時因為灌溉面積，取名“四百甲圳”，後來逐漸擴展到2000甲的土地，因為貫穿竹塹，又名“大南北圳”。改名為隆恩圳也在乾隆年間，據說乾隆五年(1740年)起，新竹王家與鄭家纏訟，管事王佐曾向台灣城守營參將借銀5000圓，參將將調，王家無力清償，特准將田地932甲餘(租榖2636石)、園238甲餘(租銀211圓)抵償公款，埤圳也歸公有，才改稱隆恩圳。
    由於苗栗隆恩圳在乾隆末也有官方出資的情形，這些圳取名隆恩，或許和乾隆時官股有關。有人認為“隆恩”取“乾隆加恩”之意，也有人考查此一詞語，最早出於清世宗為八旗設隆恩莊，供他們收租，並生息銀兩，做為賞卹、嘉喪之用，稱隆恩租，後擴及綠營，所以隆恩圳之名應同為“謝主隆恩”之意。
隱密在雜草叢生的圳道口

    到彰化教書，幾次搭集集線，都只到集集站就下車了。有了車後，最多也駛到水里，走21號省道去日月潭，很少走131縣道到車埕。
    第一次到車埕是偶然，那時剛發展觀光，從集集一直延伸過來，車埕的觀光點在車站和老街，正好抓住全台老街熱的尾巴，改裝的餐廳和商店林立，到處都是購買紀念品的遊客，好不熱鬧。
    集集線，這個台灣惟一不以終點站命名的鐵路支線，實際的終點就是車埕。它位於前清水沙連六社的水裡社和貓蘭社之間，地形平坦寬闊，大正二年(1913年)，埔里社製糖所為了輸送蔗糖，在大正五年(1916年)，拉了一條埔里社到外車埕49厘米寛的輕便鐵道，還有一條車埕到二水76.2厘米寬的五分仔車軌道，這裡成了台車和五分仔車的停車場，於是就以“車埕”為地名。
車埕鐵路隧道
車埕車站的加水塔、加煤平台和號誌樓

    大正八年(1919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為了興建日月潭“門牌潭發電所”(今大觀第一發電廠)及水裡坑的“第二發電所”(今鉅工發電廠)，運送工程設備及材料，就以原先二水到車埕路線，改建為和縱貫線相同軌距的火車軌道，並向內延伸至“門牌潭”。大正十年(1921年)完工，次年就投入客運業務，設“外車埕驛”，稱“外車埕”是因為車站在“車埕”(車場)之外。
    昭和二年(1927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以378.8萬日圓收購為公營，稱“埔里線”，成為日本經營內山的主要道路。昭和九年(1934年)，門牌潭發電所完工，拆除了門牌潭到車埕間的軌道，改稱“集集線”，戰後歸台灣鐵路局所有。全長29.7公里，仍為現在台灣最長的鐵路支線。
    原來站房比較簡單，後來改為四方形水泥建築，921地震後，遷址重建為仿古木構式建築，主要為了觀光。雖說如此，島形月台和火車加水塔、加煤平台，還有些歲月流動的痕跡。
車埕三元宮

    電廠興建期間，大量工程人員進駐車埕，繁華一時。有人說，“車埕”是福佬人說法。的確，福老話有“廟埕”、“鹽埕”、“稻埕”、“墓埕”和“運動埕”的說法，但客話也有“禾埕”的說法。福老話的埕(tiânn)和客家話的埕(tangˇ)都有廣場的意思，而且“車埕”這個詞彙，兩種語言現在都已語義縮小，成為地名，原義也不約而同的轉化為“停車場”這個詞彙，福老話唸thîng-tshia-tiûnn，客家話唸tinˇ-caˊ-congˇ。若說以前福佬人稱車場為車埕，那客家人也未嘗不是。矗立在老街上方的車埕三元宮，可以說明了當時客家人有一定的優勢。
    或許，車埕的繁榮是由幾個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人們促成的。電廠完工後，這裡恢復了原本的寂靜，留在這裡的，或許是附近務農的客家人。二戰期間因電廠所在，遭到美軍轟炸，滿目瘡痍。1952年張水枝到這裡經營樟腦油工廠，車埕似乎開始動了起來，但由於中潭公路和埔里進日月潭公路的闢建，使原本具有經營內山中繼站的地位的車埕又冷落了下來。就在這時，出生於雲林金湖的孫海(1917年-1979年)走進了車埕。
    孫海16歲來到阿里山下木材業興盛的嘉義，原本從事廢棄木材買賣，後來成立振昌木材行，從事闊葉木防腐加工，製作電線桿、鐵軌枕木等產品，工廠遍及嘉義到竹山。1958年他標到林務局巒大山林場管理處所屬丹大林區伐木權，開始從高山針灌木展開生命的另一篇章。
振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舊廠房現在逐漸拆建為觀光商圈，消失中……

    教育為百年大計，作為征服者、統治者，教化工作一直都擺在重要的位置。
    台灣的原住民，一直被認為未受教化，外來征服者、統治者，始終沒放棄過教化他們的工作。
    荷蘭人把教育番民的任務交給了教會，明遺老沈光文晚年定居目加溜灣社，教授平埔族人漢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開始設立官方的土番社學，乾隆時各地蓬勃發展。後來由於漢化過速，找不到學童，竟至廢弛。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中港社番胡經國經臺灣道縻奇瑜薦取儒學佾生，道光元年(1821年)中港社、後壟社、新港社、貓裏社等四社稟請將公租口糧穀番抽出80石，作為社學經費，成為土番義學的濫觴。不過，隨著漢化加劇，原住民進入漢人設立的義學、義塾，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這些教育工作，都只限於熟番、化番。
丁日昌《撫番開山善後章程》(收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
    這種情形，到了光緒元年(1877年)，有了很大的改變。當時，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確定了開山撫番方針，將台灣府北鎮路理番同知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埔里社廳。雖然實際仍駐鹿港，但理番工作進行得很積極，對象就是過去視同禽獸的生番。
    在番民教化方面，光緒三年(1879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就有“附近番社市鎮，均宜廣設義學，選擇善於勸導之塾師，隨時為之講說禮義，導以尊親，化其頑梗。其各番社頭目，尤應勸令，多送子弟入學，以資化道。現已奏請番童准進庠序，將來番童如有講書明理者，即准其應試上進，庶冀懷我好音，仍隨時派員，分投稽查課程考校塾師優劣，分別賞罰，以儆怠惰。仍於朔望宣講聖諭二次。”裡頭提到初一十五要宣講的“聖諭”，指的是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的上諭，摘成16條，他兒子雍正爺在即位的第二年，為了讓臣民“俾服誦聖訓者咸得曉然於聖祖牖民覺世之旨”，逐條作了廣訓，於是《聖諭廣訓》成了官方重要宣導教化的文書。
    從丁日昌擬議上看，不但設立教育機構，還有教學內容。這個擬議，由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札飭各廳縣，成立義學，一時形成蜂擁之勢。
楠仔腳蔓社學堂真正的位址已不復可考，現代的涼亭只是紀念性建築。

    光緒五年(1879年)吳光亮就《聖諭廣訓》精神，頒佈了《化番俚言三十二條》，飭令通事以番語為土番講解。關於教育，有謂“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為賢，大如忠孝節義廉恥，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教讀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番庄，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准自辦。本軍門為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為等閒，有負厚望焉。”
    吳軍門的話，從今日看來，有些傲慢，但也說明了事實，開山撫番政策，番地農林工商之利，立刻成為漢人地主豪強覬覦的對象，既然將生番納為子民，為免姦宄欺詐，頻添事端，至少交易書券數目等基本知識，就必須加以灌輸。
    從丁日昌的擬議，“凡准番民交易之處，無論城鎮應設公局，招墾局，置撫墾委員。”也可以看出教育和開墾、交易是同時併行的。
《萬興關紀念碑》除了古碑之外，也是後來建的紀念建物。

    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提出籌兵、練兵、清賦及撫番等四大急務，其中撫番為首務。認為台灣防務“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理為難，若得生番全服，僅防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開山伐木，以裕餉源”。當年，他增設埔里社廳撫民通判，委棟軍統領林朝棟辦理中路營務處及撫墾局，給與“林合”墾契，許在北港沿山招佃墾耕，專賣全台樟腦。
    次年(1886年)，劉大人在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直隸於巡撫，同時在原住民界各要關設撫墾局，局下設分局，其下再設換番官市局或換番貨市局，辦理原住民之物品交易，並以官費饗宴原住民，於是在埔里社設立撫墾局。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路軍統領林朝棟代理埔里通判，辦撫墾事務，同年7月，埔裡社熟番合邵族的水社、田頭、貓蘭、沈鹿與布農族的卓大社，襲擊集集水尾道守兵，林朝棟率領棟軍入山討平。從劉銘傳委派劉朝棟軍事經營埔里，可以看出化番和掠奪山地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只有“萬興關碑”是當年遺物，出於撫墾委員陳世烈之手。

    雲林設治是劉銘傳既定政策，光緒十二年(1886年)委派攝理斗六門縣丞的陳世烈“設縣分治、度地築城、撫番招墾”等任務，10月命陳世烈進駐林圯埔之雲林坪，成立雲林城工總局，自任督辦，另設雲林城撫墾局，自任委員，辦理撫墾事宜，次年(1887年)成立雲林腦務分局，積極開發中路山區。
    陳世烈，字竺軒，廣東嘉應人，他在中路撫墾很有成效，當時沿山有郡番16社、巒番、丹番37社，番丁4,000餘；又有楠仔腳蔓等7社，番丁400餘，先後薙髮歸化。
    依劉銘傳政策成立的撫墾局，綜理撫墾事務，“立學堂，施教化”也是重要任務之一，主要因為生番“不難於撫，而難於化”，只有送子入學，教以辨音識字，相習成俗，才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寺高懸吳光亮手書“佑我開山”。

    光緒十四年(1888年)4月10日裁撤斗六門縣丞，陳世烈成為第一任雲林知縣。在這之前，他有項重要政績，就是看到阿里山番歸化已有150多年之久，卻“常居深山，與漢人無通，教化不逮，詩書禮儀，握算權量，素所未悉”，於是在楠仔腳蔓社(Namakaban)開辦番學堂。
    楠仔腳蔓，又稱楠仔腳萬、南仔腳萬，最初見於漢人記載，應該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裡“阿里山八社”的 “八童關之鹿堵社”，後來又稱鹿株大社，社人自稱namahavana。
    楠仔腳蔓是鄒族語“肥沃平原”的意思，是鄒族鹿株大社Luhuto，在日治時期還稱楠仔腳蔓溪(ナマハバン溪)的阿里不動溪與陳有蘭溪會流，海拔約800米的左岸河階台地建立的番社。1730年左右，原住在曾文溪上游樂野(Lala'uya)社東方的ベリヨオ社人，屬於鹿株大社的分支，有的記載說是特富野社人，查ベリヨオ(Beliyoo)音近Feyo(米洋)，或許當時存在過米洋小社，他們打獵時發現了上述土地肥沃、鳥獸聚集的地方，開始進行遷移，與原住民全仔大社人(Imutsu,Imucu,伊姆茲)發生戰爭，全仔大社連連失利，又遇上瘟疫，終至滅社，從來從ベリヨオ社及達邦大社移入相當多的人口，形成和社及楠仔腳蔓社，這兩社原本都屬於鹿株大社。
楠仔腳蔓社現為信義鄉久美部落。

    也有人說楠仔腳蔓是鄒族番鹿株大社的獵場，在阿里山山脈的東側、陳有蘭溪西岸，神木與新鄉之間，日人認為那裡“綿亙數百甲步的平坦的高原地帶，地當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沿線，距離平地約五里，為具台車之便適於移住之地”，選作布農族集團移住的場所。
    楠仔腳蔓社在吳光亮開闢八通關越嶺道上，陳世烈選在這個交通要道上開辦番學堂，一方面積極通過教育，消除語言隔閡，建立漢番的信任感；另方面，藉由文教機構設立，消極的避免原住民的襲擊，具有相當重要的撫化意義。
    學堂選擇在楠仔腳蔓社外之埔地建築，規模、制度都比照書院。聘廣東人陳國安為教官，以通事掌理助教之職，先期招收資質聰穎的鄒族番童20餘名，授以漢文，教以讀書寫字，教學內容王凱泰《訓番俚言》與吳光亮的《化番俚言》為主，兼授三字經。
久美部落居民大多都不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的後代。
    楠仔腳蔓番學設立之後，埔里社撫墾局於水沙連設巒大社番學，次年(1888年)宜蘭叭哩沙撫墾局設頂破布鳥莊番學，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台北城內設台北番學堂，在恆春城內設番義塾，此外，還有鳳山番學社、卑南義學，是劉銘傳任內設立的七所番學堂，其中以楠仔腳蔓番學最早，自有不凡的意義。
    由於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以致學童興趣索然，滿心厭倦。又急於灌輸，呵責、體罰，毆打成傷，造成避學、逃學的現象，未週年，學生絕跡，教師也托詞去職，學堂終致荒廢，生番教育宣告失敗。
    日治時期的生蕃教育，有文教局的“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也有警務局的“教育所”。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1月1日斗六廳楠仔腳萬山地官吏駐在所招收楠仔腳萬社兒童10人，成立楠仔腳萬(魯富都)蕃童教育所，進行現代化的教育，顯然受到楠仔腳蔓社番學的啟發。
久美部落居民已不排斥現代化教育，楠仔腳蔓社學堂有草創之功。

    大正年間有高雄郡社史家移入，不久日本人也認為和社與楠仔腳萬社分居，不利於撫育、指導，開始遷移整併，這些都不能不佩服清人的眼光。
    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學堂，當時沒有受到當地人重視，荒廢之後也沒人管理、維護，反而任其雜草叢生，樑傾柱倒。大正十五年(1916年)當地分駐所警察草野豐吉發現了一方石碑，長方型，雕刻文字清晰可辨，為“萬興關”三個大字，上款“光緒十三年春月”，下款“嶺南陳世烈建”，經人類學家森丑之助鑑定，才考察出清代在此設立番學堂之事。
    這方見證原住民教育的珍貴石碑之所以大書“萬興關”三字，應係勒碑者當時身為撫墾委員陳世烈為學堂取的漢名，“萬”是“楠仔腳萬”的簡縮詞，“興”是“興隆”的吉祥詞語，“關”是古代在交通險要或邊境出入的地方設置的守衛處所，帶軍事性，“關”還有第二義，就是貨物出口和入口收稅的地方，楠仔腳蔓並不在漢番分界之處，也無軍事和稅賦的作用，取名“萬興關”，或許可以看出陳世烈經營楠仔腳蔓的籃圖，而這座學堂，當時或許可以稱為“萬興關學堂”，是地方建設發展的起點。
    戰後，這方日治時期出土的珍貴文物，又棄置在荒煙蔓草，甚至淪為垃圾場。1981年又重新喚起人們的注意，但這座學堂，史料不足，無法得知現場確切位置，只能新建一座水泥五角亭，供人憑弔，旁邊建有洗石子方碑一座，分為兩段，將原本置放學堂入口的“萬興關碑”嵌在上段，另將寫於同年8月的《萬興關紀念碑記略》嵌於下段。
    從文明的觀點，學堂的設立是值得大筆直書的事，但原住民一開始對它並沒有什麼期待，後來還有些畏懼，它的興廢，沒有多少人關注。但從清領、日治到國府時代，教育火苗卻悄悄的傳遞下來，現在信義鄉久美村民應該都瞭解教育的重要了。其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及他們的子孫呢？早在大正、昭和年間，大量布農族郡社與卓社群良久社人從社外遷移進來，居民已有結構性的改變，可謂地是人非，學堂和相關文物對他們來說，不但陌生事物，而且毫無感情聯繫，涼亭和紀念碑不過是另一個文化垃圾，也不會有多少人過來參訪。
    你我懷著不同的心情結伴而來，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依舊為你的人生奮鬥，但我累了，讓我躺在這不合時宜的古碑下，看看那一成不變的白雲飄過，看膩了，或許換上另一批住民，變了另一付臉孔，我會告訴你，能嗎？
 

    有南投就有北投，現在大家熟知的南投、北投位置差很遠，本來就不相干，南投的南投有相對的北投，就在南投縣內。
    南投的北投，原本是社名，北投社，平埔族人的聚落，是屬於和安雅(Hoanya，又譯洪安雅、洪雅)族的阿立昆(Arikun)人的社區，應該就是荷蘭戶口表裡Tausabata社，取後面兩個音節bata，就是北投的漢人音譯。相對位於南方的社區，也就稱為南投。也有人說南投是阿立昆人Ramtau 的譯音，不知根據為何？
    雖然，我們可以猜想明鄭時就有漢人入墾，但無任何文獻足徵。成書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高拱乾《臺灣府志》，登錄了“南北投社(離府治五百六十里)”的資料，表明平埔族番社的存在。不過南北投並稱，不太合體例，但經常是這樣。
登瀛書院為台灣現存最小巧的書院。
     成書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周鍾瑄《諸羅縣志》發錄“南投社、貓羅社、北投社”，不但分舉，而且中間插入不在兩社之間的貓羅社。同書〈封域志．山川〉：“(大武郡山)東為南投山(內社二，溪南為南投，北為北投)。”始作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之〈北路諸羅番六〉，分成“南投、北投、貓羅、半線、柴仔阬、水里”等，可見南投和北投是兩社。
    當時北投社的社址在今“番社內”，不過，那是北投新社，據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陳哲三考察，北投舊社在今“北投埔”，即 “大埔洋”，雍正七年(1729年)監生簡經向北投社番土目葛買奕贌耕內凹庄及北投社公共草地，長期積欠租課，侵吞該社減免之番丁餉銀，乾隆十二年(1747年)葛買奕養子番通事三甲告官，乾隆十四年(1749年)知府方邦基斷簡經革除功名，歸還熟田四十甲，清還積欠租穀四千石，番丁餉銀無須繳還，簡經僅清償1/6，土地任由佃戶佔墾，甚至恐嚇三甲之追討，引起“兇番”焚殺內凹庄及柳樹湳兵民29人。
    在這之前，漢人大量擁入，向北投社番贌墾荒埔。乾隆初，和蒼派下洪敦寬落腳貓羅縣庄蘆藤宅；和蒼派下洪照元渡台也住縣庄，後裔在乾隆初移居北投崁仔腳；和蒼派下洪戒原也居縣庄，後裔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漳泉械鬥後，遷居下茄荖、新庄、番仔田、牛屎崎、北勢湳；漳州府漳浦縣車田下營洪性值(毛蟹公)派下之20世洪澀、洪清壇、洪寬厚、洪宗光、洪石等人，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入墾下茄荖與石頭埔；洪茲蓉(勤朴公)派下27世洪風、洪憲、洪育德、洪曉等人乾隆中入墾新庄；陽明派下洪秉正等在嘉慶十五年(1810年)入墾頂茄荖，後裔又遷往田厝仔。漳州府平和縣侯山12世李創率子李元光(李寢)、李元欽，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下庄開基；漳州府詔安縣青龍山十四世李隆科(1758- 1826)，先避難諸羅，乾隆末在坪頂七股開基；南靖縣草盤庄11世李天恩(?-1780)、李天送兄弟，乾隆入墾匏仔寮；平和縣內洋東坑溪仔社12世李胎(1686-1729)來台入墾縣庄，其子李元榮移居草屯圳寮；李馬肆嘉慶年間自漳埔入頂崁開基；李清智(1819-1857)，咸豐時自水沙連保三角潭遷草屯牛屎崎開基。漳州府南靖和溪林雅七房十四世林師佑及六房十四世林潛先後來台，後人在雍乾時入墾溝仔墘、月眉厝、溪洲、北投埔等地；北投埔長房林墀死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月眉厝開基祖七房林霸，生於雍正七年(1729年)，死於嘉慶元年(1796年)，六房林敏死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房林克卒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都應在生前已入墾草屯。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長教八房11世簡維謙，乾隆六年 (1741年)以前在中庄仔開基；簡擇仁生於雍正七年(1729年)，死於嘉慶十二年(1807年)，葬富寮西方橫山仔，林仔頭開基祖簡光應生於乾隆八年(1751年)，死於道光元年(1821年)，應在生前已來草屯開墾；另外也在林仔頭開基的簡旋亨、簡士圓兄弟，是在嘉慶時入墾。
連萬仞宮牆都短小了許多。

    水利帶動農墾，乾隆八年(1743年)北投社番土目葛買奕托漢人吳連倘(吳連登)開鑿“大圳”，以四十張埔地支付開圳工資。“大圳”即周璽《彰化縣志》所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池良生所開的險圳，據陳哲三考察，人和圳名都不見於現存古契約。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10月的〈北投社番猴三甲招佃開墾契〉裡，可以看到北投社“南勢”，業主開“大坡圳”的記載；又根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11月的〈鎮北庄前水田永杜賣盡根契〉提到“帶舊圳水壹分，又帶新圳水貳甲”，可見當時也有舊圳、新圳開鑿完成；而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10月的〈李喬基等同立永杜賣斷根田厝契〉記載石頭埔水田帶“媽耶圳水灌溉”，應即周璽《彰化縣志》的“馬助圳”，也就是古契約常見的“媽助圳”；同時陳哲三根據嘉慶十年(1805年)10月的契約戮記“正堂胡給北投保三條圳董事蕭□□”，認為三條圳，除大圳、媽助圳外，應包括周璽《彰化縣志》記載的“阿轆治圳”，但此圳在文獻裡僅見於此，應該是光緒九年才出現在古契約的“加老圳”。
    隨著漢墾民的大量湧入，北投社的漢化更為加速，乾隆六年(1741年)的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將南投社、北投社等5社，列為“東附內山 ”，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周璽的《彰化縣志》已將南投社、北投社等23社，列為“歸化熟番”。
    漢人大量湧入，先是贌耕，然後偷墾，嘉慶元年(1796年)，北投社番熟墾水田，東至牛屎崎，西至六汴溝，南至大唬溝，北至草鞋墩車路，為楊振文混佔，番目黎朗買奕一直告到省城，才能保全番業，後來北路理番同知在內木柵、圳斗坑、匏仔寮、大唬山等處北投社所屬番山，諭禁漢人藉公山勒派混爭。其實，當時日益壯大的漢人，挾著雄厚的貨幣經濟實力，迫使北投社番為了生計，只好賣出大量的土地。陳哲三根據〈巡台御史索琳奏報剿撫生番以保民命事〉，認為雍正五年(1727年)內木柵、外木柵已經存在，同時他也認為北投社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前就遷到“番社內”，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前就退到“內木柵”。北投社最早的土地契約出現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大筆的土地交易出現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後，而賣方，也就是“番業主”和“番業戶”到嘉慶朝還有，道光以後就看不到了，表示無地可賣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實施屯番制，分給北投小屯128名屯丁131甲內木柵的埔地，更加速番界內的侵墾。
主祀文昌帝君，一般作文昌祠使用。

就在這時，南北投漢人聚落也遂漸成形，成書於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就在“半線保管下”出現“南北投庄”，不久更形成街市，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記載：“南投社街：在貓羅保，距縣治二十五里。”到了道光年間，周璽《彰化縣志》的記載，就成了“南投街：屬南北投保，距邑治四十里。北投街：屬南北投保，分為新、舊街，距邑治三十里。”這時不但南投、北投各自成街，而且北投還有舊街、新街之分。舊街、新街之間，就是北投社所在。陳哲三根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北投社番余思成連仔仝立贌永耕字〉，粗估了當年舊街就已存在，我認為差不多。
    而北投街周邊的漢人聚落也先後開發，根據周璽《彰化縣志》的調查，今草屯鎮範圍內，當時已有新街、舊街、下南勢、牛埔頭、石頭埔、頂茄荖、過溪仔、田厝仔、溪洲仔、牛屎崎、番仔田、內木柵、頂崁仔、草鞋墩、崎仔頭、圳寮坑、匏仔寮、新店仔、隘寮庄、南埔仔、溪洲庄、溝仔墘、山腳庄、林仔頭、中庄仔、月眉厝、萬寶新庄、新庄南勢仔、坪頂竹仔城、北勢湳仔庄、大坪林、九芎林等庄頭。
    從“半線保”管下的“南北投庄”，到“貓羅保”管下的“南投社街”，再獨立形成“南北投保”管下的南投街、北投舊街、北投新街，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的《台灣府輿圖纂要》，在“南北投保”下註“分南投保、北投保”顯示出漢墾民對南北投的開發情形。陳哲三發現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雖多處載明“南投街”、“南投社”在“貓羅保”，但卷二〈規劃．水利〉卻說“萬丹坑圳，在南北投保東”。他判斷這一條記載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續修臺灣府志》付梓前加上去的，這樣“南北投保”應在那時就以經存在了；而北投保雖早在嘉慶五年(1800年) 見於古契約，而道光以降的古契約也都沒有“南北投保”的影蹤，但只能憑咸豐十年(1860年)的〈給北投保北投街總理莊文蔚戳記〉，證明南、北投保確在當時是分立的。
通天柱是文廟、書院的規制。

    嘉慶十九年(1814年)，彰化墾戶郭百年挾武力侵墾水沙連各社，後來雖歸還土地，但埔里等社番勢力大衰。道光三年(1823年)萬斗六社革通事田成發結北投社革屯弁乃貓詩及革通事余貓慰，招附近熟番，潛往復墾。後雖設立汛防，但已不能阻止中部各平埔族群如海水般的湧入之勢，北投社在這股平埔族移民潮中，佔在主導的地位，在挾在北投社東西兩側的北投舊街與新街，就扮演了移民的中繼站、連絡站的角色，出前了空前的繁榮景象。
    為了教化土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就開始設立官方的土番社學，雍正十二年(1734年)，張嗣昌分巡臺灣道，建議南北二路熟番社，普設土番社學，於是，成書於乾隆六年(1741年)的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就看到了“彰化縣土番社學，一在南北投社”的記載。由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式設置南投縣丞，這個南北投社的社學應該就設在南投。不過，到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的記載就不同了，“彰化縣土番社學一在南投社、一在北投社”，兩社各有社學。社學以教育歸附土番子弟為目的，有時兼充義塾，漢番混學。
    台灣漢人社學，成立得更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知府蔣毓英就在東安坊設置社學二所，朱一貴事件後，社學逐漸廢弛，取而代之的是義學，義學就是義塾，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定義學小學之制”，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就“令各省府州縣多立義學，聚集孤寒，延師教讀 ”。不純粹由官府倡建的漢人社學，逐漸被相同性質的義學取代，而由官方設立土番義學，也由於原住民大量遷徒，加上熟番嚴重漢化，最後也成了漢人義學了。
穉頭一般是24孝主題。

    社學成了義學，到了乾隆年間，“社學”的概念有了轉變，成為士人以文會友的場所，有文昌祠就設有社學，盡失原義。到了後來，即使沒有文昌祠的地方，士紳也都會文結社，展現自已高尚的社會地位。我們在周璽的《彰化縣志》裡頭，已經看不到土番社學，卻看到高達14之數的社學，其中就有登瀛社。登瀛社的性質，應和鹿港的拔社一樣，屬於“未有文祠之先，諸同人會文之所”。
    滿清政府對書院教育，剛開始採取禁制的態度，後來轉趨鬆弛，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令各省督撫於駐紮之所建立書院，到了乾隆朝進而鼓勵各地官紳興辦書院，以補地方儒學之不足。
    雍正元年(1723年)彰化設治以來，南北投社都在管下，一直光緒元年(1875年)水沙連廳分治為止。為了推展教育事業，雍正四年(1726年)彰化知縣張鎬興建了文祠，縣學也在同時成立，乾隆十年(1745年)2月曾曰瑛任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縣事，當時同知署尚附彰化縣治，看到彰化設治20餘年，尚無書院，就在文祠學宮之右興建了“白沙書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縣張世珍予以重修；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事件遭焚燬，知縣宋學顥改建於文祠之西；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署縣吳性誠又醵貲重新，規模較前為大。
木雕刻得十分古樸。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南投縣丞朱懋延請南北投保、沙連保等士紳籌建書院，作為南、北投保兩地漢人讀書的場所，道光十三年(1833年)興建立了南投“藍田書院”。
    當時北投舊街、新街市囂在南投街之上，但南投街以縣丞署所在之便，得以官倡民辦之方式，先行建立書院，以北投街為主的登瀛社社員，以路遠不便為由，推動另立書院。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0月，由北投保總理兼登瀛社社員莊文蔚、職員洪濟純、生員洪鐘英等首倡，向北投保內士紳殷戶募得5800圓，創建登瀛書院，作為教學場所。當年11月興工，次年(1848年)12月竣工，祀文昌帝君。
    發起興建書院之一的洪濟純，就是洪璠，他屬乾隆中期移民洪志忠派下，譜系是：志忠─育德─必祥─水浮─璠(3)、欉(6)、益(8)，括號內數字是排行。他們家族和官方一向關係良好，伯公洪登榜和祖父洪必祥等都是平定林爽文有功人士。他的譜名是番，濟純應該是學名，他是富豪，在道光間被推舉為草屯四大姓總理，他不但和上述鄉紳還有曾在家裡設私塾的李玉圈等人發起興建登瀛書院，還組織或參與玉峰、碧峰、萃英、梯雲等社團。他六弟洪欉，是水沙連的墾戶，人稱“洪六頭”，兩人合辦“萬安局”，以維護地方治安。但同治元年(1862年)戴潮春事件，洪欉選擇加入叛軍，因為他和起事的林日成，以及八卦會會首戴潮春都有共同的敵人──前厝林家，也是就霧峰林家。剛開始，叛軍看準清廷窮於應付太平天國，無暇顧及台灣，洪欉據北勢湳庄受封“北王總制大元帥”。同治二年(1863年)12月戴潮春接受七十二庄張三顯之勸出首，當廷處斬。次年(1864年)3月張三顯復叛，洪欉響應。9月官軍聮合義軍圍攻北勢湳，11月10日，遭炮擊身亡，年僅30餘。弟死，洪璠仍繼續頑抗，23日被捕處斬。亂後，大量田產遭林文察之弟文明，以叛產補償軍費，追討罰捐等名義，強行徵購、侵占，經濟實力一夕崩解。

    陽明派下第三十世裔孫洪鐘英剛好相反，他道光九年(1829評)，取得廩膳生的資格。戴潮春起事時，受任為義首，協助平亂的工作，戴潮春的左相莊天賜是他的親家，逃到北茄荖庄，被洪鐘英械送官軍伏誅。同治四年(1865年)丁日健率兵進剿北勢埔洪欉，為斷其後援，命他在北投新街設聯庄局，成為北投四大姓局首。因功保全了洪姓在草屯的地位。
    同時，我在《臺灣私法物權編．第四章物權之特別主體．第三節學事．第二○諭示》看到莊文蔚在同治七年(1868年)，以彰屬北投保登瀛書院梯雲社總理的名義，赴台灣府控告梯雲社祀租，“前被洪番所霸佔”，這樣的控訴，不知要感嘆這些公益事業背後隱藏著熱心人士的侵吞行為呢，還是要感嘆土地私有制底下土地兼併情形的激烈？
    光緒九年(1883年)，書院年久失修，再由李定邦、林錫爵、簡化成等人首倡，向北投保士紳募得2300圓，加上玉峰社捐200圓、碧峰社捐100圓、萃英社捐資50圓，進行重修，次年(1884年)1月竣工。
鵝卵石壘成的牆腳，更是質樸。

    李定邦是下庄李家第五代，創─元光─東周─玉圈─定邦，這個家族李創開基，從李元光開始起家。嘉慶十六年(1811年)李元光擔任小險圳圳長，開始掌握水權，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將他從漳州取來的武財神趙公明香火建敦和宮，成為當地信仰中心。到了李定邦，他承繼了這些家族事業，戴潮春起事，率鄉民防禦，賞五品銜。光緒初，北投保北勢一帶盗匪蟠據，給匏仔寮山地10甲，勸其解散。光緒十四年(1888年)8月施九緞圍攻彰化縣城，他以練首率勇赴援。旋任北投保保安局長，負責地方治安。其子李昌期為光緒二十年(1894年)彰化鄉試秀才。
    林錫覺，名春祈，以字行，北投埔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4月生。咸豐間為北投保職員，入登瀛書院玉峰社為社員，戴潮春起事，應陳肇興邀在南投倚南軒議防後，即投入戰場。同治四年(1865年)11月，洪欉作困獸鬥，他奉命挖地道，迂迴宅邊，引道火發，給予致命一擊，因功“誥授奉政大夫藍翎知州”。
    簡化成，譜名瑞成，字榮卿，林仔頭庄人，道光十年(1830年)生，咸豐九年(1859年)中舉，戴潮春起事，也參與倚南軒議防，同治二年(1863年 )12月拿簡文確、簡文聰二人，送丁曰建營內，同治四年(1865年)，因功賞“直隸州州同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加五品銜，誥授奉政大夫。
廂廊也顯得侷促。

    至於捐資的社團，如玉峰社、碧峰社、萃英社等，是在創辦書院前後設立的。
    碧峰社是簡煥奎、洪濟純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創立的，萃英社是沈三奇在道光二十八年(1839年)創立，梯雲社是洪鐘英在咸豐五年(1855年) 創立，以上三社都在新庄，另外玉峰社是莊文蔚、唐情萃、洪濟純、陳捷魁在咸豐七年(1857年)創於番仔田。
    這些社團，和登瀛書院的前身登瀛社不同，登瀛社多少還肩負義學的工作，但登瀛書院成立後，就由書院負責，而這些社團經常捐資贊助院務及祭祀經費，自由性較高，還能支應士紳以文會友的經費。
脊尾毫不馬虎。

    不過，當時登瀛書院也不脫義學性質。經費來源主要是鄉紳捐置的學田，也接受彰化白沙書院資助，關係密切，學規、修業多依循白沙書院。設山長一名，聘請舉人、貢生、廩生等擔任，招收保內成年子弟，隨山長學習讀書、作文、作詩。
    南茄荖庄人洪聯魁，俗名份，曾經跟開設“書房”的洪鐘英學習，弱冠就應縣試中秀才，也取得廪生的資格，隨即設帳授徒，赴鹿港敦聘同年秀才洪一枝為登瀛書院山長，自任訓導之職。洪一枝，本名攀桂，就是鼎鼎有名的洪月櫵、洪棄生，當時才27歲。
    現在登瀛書院正殿對聯：
      登雲有路志為梯，聯步高攀鳳閣；瀛海無涯勤是岸，翻身跳進龍門。
就是出於洪棄生之手，除了將書院之名“瀛海”鑲嵌進聯中，還有經費資助團體的“梯雲”。而且我也相信當時書院制度，可以為地方培養許多社會中堅，符合龍門、鳳閣的期待，只是這些學生，日治時期都成了鄉紳名流，真的跟他的期待相合嗎？
前埕老榕見證了歷史。

    日本人來了，也帶來了新式教育，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在藍田書院成立“台中日語傳習所南投分教場”，10月1日改為“南投公學校”，次年 (1899年)在草鞋墩街敦和宮成立“南投公學校草鞋墩分校”，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5月獨立為“草鞋墩公學校”。次年(1901年)12月玉峰社董事莊瑞慶、總代洪源卿捐獻貓羅堡及北投堡坐落內田園宅地附屬房屋27甲5分7厘8毫4絲編入基本財產，又明年(1902年)9月碧峰社董事簡清勻、總代洪萬源、林倚錐將坐落匏仔寮段田園5甲8分1厘絲及坐落溝仔墘田3甲2分5厘6毫8絲之大租年收額粟14石4斗捐為基本財產，同年11月萃英社董事沈城及社友將坐落大埔洋外轆洋之田2甲5分9厘3毫捐為基本財產。
    登瀛書院本身學田仍在，但三個配合社團的祀田、學田大量轉移，再加上“時文”已派不上用場，學院也只剩祭祀功能了。昭和元年(1926年) 鄉紳洪元卿、李昌期、洪文期等人，再倡議重修，當時李春盛、洪元煌、洪清江等主張將書院遷移草屯公園內重建，大概除了歲時祭祀，平時香火也不盛，幸多數人願意保存，於次年1月竣工，戰後，1967年又重修了一次，1985年11月27日指定三級古蹟，次年12月南投縣政府以古蹟維修方式進行修護，1988年5月竣工。
    登瀛書院，基地長50米，寬38.5米，是臺灣現存格局最小的書院，應與經費的短絀有關。格局坐北朝南，單進兩護龍的三合院建築，四周環繞圍牆，正前方有13米長的燕尾翹脊照牆，山門位於左斜前方。
    中央三開間獨立的建築為正殿，面寬13米，為六楹捲棚架構，前三楹支承的屋面與正殿陽面屋面合一，後三楹與正殿屋面分離，形成暗厝。屋頂燕尾翹脊、雙龍護塔，左右山牆加兩坡水屋面的硬山屋頂構成的假歇山，屋面出挑較短，檐柱與山牆間的迴廊較為狹窄，正面規帶前各有仙人，形態模糊，剪黏頗為簡潔。殿內大木結構，大樑下寬厚的隨樑，隨樑兩端與柱交接設置丁頭栱，栱下安鰲魚雀替。在拜廊的兩獅斗座間，月樑置於隨下較為罕見。正殿以前當作講堂，高懸“學教敬倫”、“輔翼聖教”等匾額，神龕中央供奉文昌帝君、左邊奉紫陽夫子朱熹、右邊奉魁斗星君。正殿與兩側的廂房有過水相連，廂房七間，作為師生修習的齋舍。正殿之右前方設有惜字亭，由於戰後升學、就業競爭激烈，文昌帝君成為考生膜拜的對象，開放供民眾拜拜祭祀用。
    登瀛書院被評定為最完整的書院類建築物，雖曾經4次大修，但都能依原貌修繕，不僅正殿結構體毫未更動，連兩排齋舍也未增減，甚至土墼也未抽換，使這個文化資產更顯得珍貴。
    2004年3月18日我利用課餘，驅車前往參訪，清楚的路標，毫不費心的找到登瀛書院，它矗立在新庄的田間，剛插好的秧，楞楞的站在水中，書院裡一個人也沒有，顯得十分靜謐，連蟲鳴鳥聲也沒。想當年，北投保土紳們在土地兼併之餘，自發性的倡議興學，何其慷慨，然而民變卻又撕裂了他們，代表教化的書院，給了他們什麼？業師李威熊、簡宗梧，學長洪澤南都是草屯人，正是四大姓之後，依然優秀，他們早已不受書院教育，大半生都在教育界打滾，教育無數優秀人才。李師一生書院夢，在自宅興辦九峰書院，軟硬體全有了，就是缺少學生，可能自己也事業太忙碌了，但願能早日圓夢。
    本月初，我到北投里參訪朝陽宮，沒有跟班，路過書院，沒再進去，大概怕觸景傷情吧？時間過得好快啊！(註)
    (註)本文定稿於10月15日因故未能及時刊登。
大木結構也是登瀛書院的一項建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