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大湖口公學校遺址在新豐中崙和湖口波羅汶交界處，不太好找，找了兩次才找到。第一次在湖口國小附近猛找，根本差很遠。
    要到大湖口公學校，應該從新豐北走1號省道，到湖口鄉界有一座高架橋，不能上去，要改走橋左邊的舊省道，看到波羅汶三元宮的大型指標，就左轉進去直走，第一個叉路不能左轉，左轉路比較寛，但那是通往三元宮的路，直走路愈走愈小，隨路曲曲折折就可以看到遺址了。
大湖口公學校遺址的校門和建校石碑
    其實，所謂遺址，也只有校門和─塊《大湖口公學校之跡》石碑了。《大湖口公學校之跡》是1935年廢校時，由吳永標老師以日文撰寫，記載了創設學校，更名中崙公學校，還有在大湖口、新庄仔、貓兒錠(鳳崗)設立分校，還有這些分校後來分合的經過，內容非常珍貴，可以作為考查地方教育發展的研究材料。
    台灣日治時期遺存的學校不少，不少學校別說校門，連教室、禮堂、神社、奉真殿都還保留當年的原樣，可是大湖口公學校只剩下校門和石碑而已，其它連個建築基址都蕩然消失了。
大湖口公學校之跡
    好在古蹟、歷史建築的價值高低，不全在保存完好與否，主要還在意義的大小。這個遺址存在的意義，正說明了整個大湖口發展的歷史。
大湖口公學校之跡碑陰
    日本人治台，為了推動地方政務，在地方行政公所附近，同時設置學校及警察局。我們今天看到的大湖口公學校，是當時大湖口(今湖口)、紅毛港(今新豐)兩個地區唯一的學校，位置實在偏僻，但當年這裡卻是湖口、新豐最發達的地區。
    跡象顯示，湖口、新豐地區是從紅毛港、中崙、波羅汶一路發展過來的。其中波羅汶，是湖口最早開發的地方，三元宮創建年代比老湖口三元宮還老，村口一排拱門式連棟紅磚街屋，斑駁的身影，見證了當年街市的繁榮。
波羅汶連棟老街屋
    建於1906年的大湖口公學校的歷史意義，說明了當時波羅汶還保持著相當繁榮的景象，也說明日本人很早就在這裡推動地方政務。只是好景不常，當日本人改建新竹段鐵路，並在老湖口設站，一切繁榮景象都給老湖口拉了過去。等到鐵道西移，新湖口又把老湖口的繁榮拉扯過去。
    多少年過去了，當人們想起老湖口時，1號省道為老湖口帶來觀光客，一度人去樓空的湖口老街，人口開始回流了。
波羅汶三元宮
    而波羅汶呢？當繁景不再時，也沒多少人移到老湖口，更別說新湖口了。鉛華卸去後，就開始了樸素的生活。一直相信土地能供應他們生活的溫飽，把收成奉獻給保佑他們的神明。三元宮每年迎神賽會，廟舊了，就改建，神像黑了，就配金身。生活的富足感，似乎一直都沒遠離他們。
    我相信在1935年廢校的大湖口公學校，曾為地方造就不少人才，但這個時候，我不想細數這教育搖籃的偉大成就。現在學校沒了，而這個地方的人們卻仍保有原來的生活智慧，這不知該感謝誰？
    學妹兼同事林素珍也是波羅汶人，很少聽她說起這個地方，也許這樣，才給人遺世獨立的感覺吧？

    今年8月17日在彰化火車站拿到一本天下雜誌發行的《“微笑台灣319鄉+”鄉鎮護照》，於是開始展開為期76天的跑鄉走鎮行動，終於在11月3日在好友blue開設的新店微笑有機餐坊蓋下最後一個章完成了。
    我把護照寄回天下雜誌，頓時卸下壓力，想到前些時候無暇理會的“飛鳳山肉眼看見101”、“百年廟門神太養眼”等新聞，興致又盎然起來。
    飛鳳山算是舊識，但久未拜訪，居然迷了路。雖然當時驕陽烈日，但是天空灰濛濛的，只好改日再作遠眺之想。
門神
門神戰袍彩繪

    由山路進新埔，很快的找到廣和宮。其實，廣和宮來來回回走過不下百次，次次都想參拜這創建於咸豐10(1860)年的三山國王廟，可是前面就是警察局，誰敢隨便亂停車呢？這回可出運了，可是又忘了帶相機，只好用手機胡亂拍了幾張。
    廣和宮在新埔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從地理位置來看，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清代新埔的中心在今和平街，當時廣和宮的廟埕就是今日的廣和路，一直延伸到和平街，事實上，當時廣和宮就在和平路的中心位置上。日本人來了，以廣和宮為中心，從廟口開闢了今日的中正路，把整個新埔的發展重心，整個北移五十米，廣和宮依舊在城鎮的中心位置上。
貴妃出浴

    新埔是客家庄，三山國王在客家人心目中有無比崇高的地位，如今廟裡有清涼彩繪引來爭議，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在參訪過程中，我看到兩名國中男生原本鬼鬼祟祟的，後來又裝模作樣的拍照，似乎在搜索什麼養眼的圖片，回去驕其同儕，更讓我覺得事態發展與處置有其急切性。不可思議的是，回程下中和交流道時，有近28萬公里駕駛經驗的我居然追撞前車，引起連環車禍，現場賠了1萬2，保險賠了20萬，自行修車又付了4萬，似乎冥冥之中，王爺給我什麼警示，叫我別插手這件事。幸好在寫學位論文時，早就對神神鬼鬼的事鐵齒了。到車廠領車之後，立刻飛車再訪，還是忘了相機(莫非又是警示)，只好向新埔好友借，完成“存證”的任務。
西施浣紗

    其實，宗教和性的交涉，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從功能派的觀點來說，生殖器崇拜具有生育功能，中國古代的高禖崇拜就屬此類，所有生殖象徵都被視作理所當然，我十幾年前到五台山旅遊，無意中來到佛母洞，當時遊客個個心領神會，爬進爬出，體驗佛母生產過程，絕無褻瀆之想。
    若從宗教勸善的功能來看，二十四孝裡竭心盡力奉行孝道的人們，也難免袒胸露乳；若從懲惡的功能來看，十八層地獄裡受千刀萬剮之刑的鬼魂，又何曾衣冠楚楚？這些不也是廟裡繪像常見的題材嗎？怎麼沒人大驚小怪呢？
觀音收黑龍

    原來，廟宇的功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廟宇該擺什麼，該畫什麼，都取決於廟宇的功能。就好像布達拉宮裡，擺置了懷抱度母的文殊師利是再合理不過的了，擺置了孔孟顏曾就顯得不倫不類。擺置了不倫不類的事物，遲早都會被拆除的。廣和宮彩繪，雖然沒有生育、勸善、懲惡等功能，但至少可以娛神，難道就不能以功能論之？
    感謝廣和宮的廟祝，特別為我開燈，以方便拍攝，全程他始終不發一語，或許他以為我是記者，用行動證明廟方已經屢行上個月在媒體面前所做的立即改進的承諾，頓時讓我背上記者的原罪，感覺不自在。可是，我回家整理相片時，卻發現所有媒體撻伐的影像，居然都保持著原樣，沒作任何修改。是抗議嗎？
四季仕女



    有人問達賴喇嘛：“您還會轉世嗎？”達賴如是說：“人們需要達賴，達賴就會轉世；人們不需要達賴，達賴就不會轉世。”在蒙藏委員會服務四年，我對藏傳佛教一向麻痺。但我相們，達賴喇嘛遲早會駐錫布達拉宮的，不在這輩，也會在下輩，因為布達拉宮駐鍚的，本該是達賴喇嘛。
    人們要有信心。沒有信心的人，才會以為移不走、拆不掉，沒有信心的人，才會以為移不回來、裝不上去。不屬於廣和宮的，早已被鎮民淡忘了，屬於廣和宮的，彩繪不就好好的嗎？
楹樑彩繪

    本(97)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國文考科的非選擇題，共有兩題，佔45分，配分相當重，照說，考生應該慎重作答才是，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第一題是“擴寫”，擴寫、縮寫、續寫是作文能力訓練的重要方式，出擴寫題，沒有什麼不好。而且命題單位還怕考生不瞭解什麼是“擴寫”，特意在題幹裡詳加說明，應該說，一方面測驗考生的表達能力，另一方面還有訓練的功能，個人非常贊賞這一題。可惜，我們的考生，居然看不懂漢文。
    題幹是這樣寫的：

    小時候，總聽一些外省老師和同學傳述蔣緯國的湖口兵變，以為他耍公子哥兒的脾氣，想給父兄來個兵諫，所以他成了永遠的中將。
    大學唸政大，聽說蔣緯國也是“本校教授”，但根本沒在校園出現過，指導不少博士論文，學生從頭到尾都和他的副官接觸，和當年鄭玄拜馬融為師三年，始終只能見到盧植一樣，不過，鄭玄得到好名聲，而蔣門子弟也能被安插到好職位。當時研究生攀龍附鳳成風，不足為怪，但蔣緯國遊戲人間的處世態度，也真令人大開眼界。
    我到蒙藏委員會服務，董委員長樹藩一直想爭取達賴喇嘛來台弘法，作為自己最大的政績。他成立了西藏佛寺興建基金會，向各界募款。募集活動並不順利，連他的長輩谷正綱都拒絕出面，最後只好找上蔣緯國。原來演小王爺出名的陳麗麗之父陳喇嘛，也曾通過女兒和蔣緯國的交情，請他出面募款興建西藏佛寺，同樣也募集不力。由於跟預計金額相距很遠，所以才會想將兩個宗旨相近的基金會整合。據委員長說，蔣先生只要求將來佛寺完成，要開闢“傳賢紀念館”。那時蔣緯國是戴傳賢之子的傳聞甚囂塵上，他也不忌諱，甚至還想蓋間“傳賢管理學院”呢！
湖口裝甲新村的甲村

    看來，年輕大了，人生閱歷多了，某些叛逆和吊兒郎當的態度，也都還在。
    1991年，我奉命審查國家文藝獎小說類的稿件，其中有一件只能算是口述歷史，文筆平淡無華，情節未見跌宕，不可能入選，但我卻耐著性子閱讀下去，因為它敘述了我曾經很有興趣的國共戰爭歷史。作者只是想為他裝甲兵的軍旅生涯寫個自傳，但也側寫了蔣緯國在徐蚌會戰(大陸稱淮海戰役)後期，以裝甲兵副司令的身份投入戰場，衣著光鮮，一副公子哥兒的玩世不恭的模樣，和我們熟知的形象接近。至於湖口兵變，作者推說距離太遠，只知副司令趙志華被捕，還有一些他對趙的印象。
    說起湖口兵變，1949年國民政府在大陸全面崩潰，撤退來台的裝甲部隊有四：第一總隊的火牛部隊，第二總隊的捷豹部隊，第三總隊的金剛部隊和第四總隊的鐵虎部隊。1954年5月1日，第一、三總隊整編為裝二師，駐清泉崗；第二、四總隊整編為裝一師，駐湖口。而1949年遷台的陸軍裝甲兵學校，也在1952年2月台中市西屯區遷往清泉崗，1964年9月遷往湖口，1969年12月1日改名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暨陸軍裝甲兵學校。
湖口裝甲新村的乙村，在暮色中。

    客家人稱四面環山的地形為窩，開口處為窩口，湖口原先就叫“大窩口”，不過後來一些書面語言都寫作“大湖口”，日治時期簡化為今名。昭和四年(1929年)湖口火車站遷往下北勢，老湖口的繁華迅速卸去，新湖口頓成政商中心。
    湖口裝甲營區在清領時期就有兵營，日軍攻台，勢如破竹，一直到大湖口才遇到抵抗。日治時期還有四個兵營，包括一個飼馬場。裝甲兵進駐後，擴大了營區範圍，也改變了周邊居民的生活型態。
    跟別的營區一樣，大量的駐軍帶來了大量的消費人口。商機吸引了新移民，也改變了當地的供需結構。離退的老兵，舉目無親，憑藉著淡薄的退休金和稀微的人際關係，主動成了社區的新居民或新商家。經常營區內的福利社和娛樂設施，與營區外的商店和服務事業，也呈現互變關係。
湖口裝甲新村的乙村，荒廢已久。

    而來台老兵基於生理、傳宗接待等因素，婚姻對象殘障或原住民女性，“老的撿得到，小的騙得的，不大不小找不到。”在他們經常出沒的彈子房、理髮廳和冰果室裡，找到涉世未深的農村女子匹配，也算是遲來之福氣。
    裝甲部隊眷屬，原本只能就營區附近沙壩等處租房子，或賴軍中伙伴搭建臨時住處，篾片為頂，竹管為骨，圬泥為牆，經不住風雨，滲漏掀倒，慘不認睹。經國防部指示，開始興建裝甲新村。
    甲村建於1951年，在新湖口愛勢村信義街上，為高級軍官眷舍，22戶，獨門獨院，戶戶有圍牆，庭院有樹植。
從新湖國小看裝甲新村的乙村，二層樓的建築是康樂室。

    乙村建於1953年，在同村民生街161巷內，為單身軍官宿舍，29戶，雙排面對面配置，巷寬3米，有水井和活動中心。
    丙村在湖北橋下，低窪近水，逢雨必淹，1986年就已拆除。丁村在營區附近，11戶，地為傅家祖產，1963年建，1981年才以1坪5,000元徵購。
    蔣緯國以“皇子”之身分，在1950年-1953年任裝甲兵司令，1958年-1963年又任裝甲兵司令部司令，從整編到發展，10年經營，四個眷村都在任內完成，而且大多選在新湖口，離火車站較近的地方，積極為部從親信謀福利，使部隊多少帶有私人色彩。發生在1964年1月21日湖口兵變，雖然趙志華立即被制伏，但當時身為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卻大陣仗的調集重兵伺候，手足之情，可想而知。而唯一的叛首依法應“斬立決”的，卻改判無期徒刑，有人說是蔣緯國求情；反而大小30多位將官“原職待退”，個人色彩也掃得乾乾淨淨了。宮闈中事，一向就說不清楚，這還算是平靜的。
    裝甲新村，除丁村還有少數人居住外，荒廢已久，大家都遷往他處過更舒適的生活了吧？新竹縣府將乙村登錄為歷史建築，那位寫自傳的裝甲人應曾住過這裡吧？果真距離太遠沒看到兵變那一幕嗎？其實，就是親見目睹又如何呢？很多情節，都照著劇本搬演，能修改嗎？
從飛機上拍的湖口基地
 

 
    尖石TAPUNG古堡，一般都稱李崠山古堡，說起這個古堡，不得不從文明人入侵泰雅族人的蕃息地說起。
    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政策，在南北兩路設理番同知。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任台灣巡撫，才全面展開撫番工作，設全臺撫墾總局於大嵙崁，裁撤民隘，以營勇代隘丁，隘租悉作撫番經費，將腦稅移作隘勇線上的費用。撫番工作以北路為主，其中北路隘勇5營，中營駐甘指坪、前營駐外加飛、左營駐五指山、右營駐三角湧、後營駐水流東，全力對付泰雅族人，泰雅族人也全力反抗。第二年(1886年)劉朝祐督隘勇1500人，進入大嵙崁溪及支流三角湧溪之間的枕頭山、角板山，附近番社紛紛請求歸順，命統領鄭有勒築隘勇線，引起角板山社和竹頭角社的番亂，亂平，12月從上坪分兩路剿五指山番，林朝棟自十八兒社攻石加祿南路，鄭有勒率副營由哇西熬進剿石加碌北路，石加祿五社及哇西熬等十七社請和，進撫密拿栳、京駭兒等24社歸順。第三年(1887年)秋大豹社番亂，鄭有勒率隘勇1000人，分從屈尺庄、成福庄兩路夾擊，事稍平，9月，劉銘傳命澎湖水師總兵吳宏洛調親兵及隘勇23營，11500人，吳將中軍，鄭為右翼，張安珍左翼，並在枕頭山架設砲台，以火力壓制竹頭角奎輝等社，終因砲台失守，死傷過重，和解收場。光緒十七年(1891年)馬速社殺20餘名隘勇，統領高楚桁鎮壓無效，公告懸賞凶番，部分漢人濫殺以求賞，再度引起大嵙崁番亂，撫墾總辦林維源調兵，中軍竹頭角、水流東，左翼三角湧、屈尺，右翼鹹菜硼，五路進攻，戰火延及五指山，最後仍以和解收場。幾次番亂，迫使後來的巡撫邵友濂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奏請將撫墾局升格為南雅廳。
    隘勇線的構築，大多是柵欄、石牆或挖掘深溝等防禦方式，和早期土牛番界沒有兩樣。隨著光諸十七年(1891年)劉銘傳去職，隘勇制度逐漸廢弛，私隘死灰復燃。
一路攀爬，乍見古堡，難掩心中的喜悅。
一堵隔牆，遮不住古堡的雄偉的姿態。

門楣上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題字不見了，應是遭到破壞吧？

    日本人來了，總督府殖產部長與台北縣知事會見了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司那基(snazi)社及角板山社22名代表，邀其中5名到台北晉見樺山資紀總督，贈酒、食、煙、布等物品，後來還招待泰雅族大嵙崁群等13位有勢力的頭目，到長崎、大阪、東京與橫須賀觀光，極盡攏絡之能力。另方面，全面接收了劉銘傳建立的撫墾署和官隘隘勇線，在大嵙崁街設出張所，對部分“合作”的私隘進行經費的補助，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還擴大為“官督商辦”的模式，一方面維護樟腦事業的利益，另方面防堵抗日份子進入山地。次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宣布製腦專賣，這時隘勇線也就不可避免的向前推進。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6月以保護因開放山地製腦而大量湧入的漢人為名，推進了三角湧與水流東的隘勇線，隘勇人數達220人，使鄰近的大豹群(ncaq)、大嵙崁前山群(sbtunux)與馬里光群(Mrqwang)馬武督(mbutu)的泰雅族人受到極大的壓迫，爆發首次衝突。原來，泰雅族最重要文化根源與社會範疇──Gaga，Mgaga(出草)是對Gaga的仲裁行為，過去越界狩獵、採集或耕種，都被視為違反Gaga，就不可避免的透過Mgaga解決。以前的對象是入侵的隘勇，後來就是步步進逼的隘勇線上的人。
    日本派出守備一中隊及警察隊，中隊長以下死傷慘重，被迫終止討伐，改採山地封鎖政策，禁止米、鹽、刀、子彈的交易，架上鐵絲網，掛上響鈴、鋁罐，嚴防泰雅族人越界，增設砲台，加強警備，以物資與行動的管制，逼迫他們歸順。
從堡內欣賞大門，更顯得挺拔氣派。
古堡原名“李崠隘勇監督所”。
李崠隘勇監督所不是消極的防制原住民的攻擊，它還作為隘勇線前進司令部、討伐司令部及李崠山軍區司令部。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隘勇全部官派，納入警察直接指揮的警備系統。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制定《隘勇線設置規程》、《山地警備員勤務規程》及《隘勇傭使規程》，開始清除隘勇線兩側30米內的草木及障礙物，以架設監視電話線，改良道路，同時不分晝夜的巡視隘勇線，次年更在隘勇線上架設通電鐵絲網。次年(1905年)在五指山方面新設隘勇線，次年1906年修築比來社隘勇線，同時推進了獅頭山方面隘勇線、十八兒隘勇線。
    明治四十年(1907年)佐久間左馬太為台灣總督，態度轉趨強硬，為了推進瓦厝埔、烏才頭、白石鞍山、打鐵坑到白沙鵠的隘勇線，大嵙崁支廳長井阪支廳長率警與大豹群總頭目Watan Syat激戰，成功推進2里多的隘勇線。次年，為了推進阿姆坪、枕頭山、插天山與李貌岸監督所的隘勇線，南北兩路討伐。深坑廳順利攻上插天山，桃園廳遇到頑強抵抗，造成警務課長等200多人死傷，勉強功上枕頭山。徵召全島各廳巡查及隘勇數百人，最後徵召全島各廳，組織警部12人、警部補17人、巡查330人、巡查補75人、隘勇750人的搜索隊，連實習生都上陣，完成討伐任務。同時認為桃園廳咸菜硼支廳的彩和山及三十八份山的隘勇線設在山下，不利防備，於是推進到山頂，完成3里18町包圍區域2方里的隘勇線。
    明治四十年(1907年)制定《理蕃大綱》，推出第一次《五年理蕃計劃》，預計開鑿10條隘勇線及貫通中央山脈南北的縱貫隘勇線，目的在誘使原住民從“線外”，遷到“線內”。當年繼續推進加拉歹群馬福社(Mklapay)附近的隘勇線與大南澳的隘勇線，次年(1908年)推進鹿場與油羅山的隘勇線，次年(1909)推進了內灣及上坪隘勇線。
儲水槽已被蔓藤包裹得無法辨識。
許多軍事工事都被綠包圍了。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進行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全面討伐，主要目標是互相聯繫支援的馬里光群、基那吉群(MKnazi)和大嵙崁後山群(Mkgo gong)。過去漢人侵墾，相對於泰雅族人出草，也提出“殺番賞”的制度，後來甚至形成“食番肉”的文化，將番肉跺碎熟煮，同樣讓泰雅族人心生畏懼。強硬的理蕃政策，在部落裡流傳的是日本人也同樣會用大鍋煮食蕃人，也促使三個社群形成部落同盟(phapan)，絕對不讓侵略者進入他們的傳統領域(Qyunan)。
    宜蘭方面的日警，在5月9日組織隘勇線前進隊，依據《大嵙崁後山群(ガォガン)蕃方面隘勇線前進計劃》，出動4個部隊、輸送隊2分隊及救護班，共1,814人，向大嵙崁後山群發動攻勢。同時依《罔罔山隘勇線前進計劃》，從松蘿桃李分遣所沿排骨溪、梵梵山(即罔罔山)、巴伯庫魯山推進到巴陵，設置巴壟山砲台。
    同時，為牽制馬里光群對大嵙崁後山群的支援，4月就組織前進隊，分3個部隊，1255人，由新竹內灣進入，將隘勇線推進到油羅溪上游。6月12 日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以隘勇線受到威脅為由，命令警部組織前進隊，自己擔任隊長，剛從彰化廳北斗支廳長調來的蕃務課長宇野英種警視為副隊長，動員1046人，分5隊和電話鐵網架設隊，在拉號社(Rahau)上方的合流山監督所設置前進司令部。8月1日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親臨視察，次日，以蕃務總長大津麟平為總指揮，以李崠山為目標，發動攻擊。部隊分從上野山、合流山和田勝山出發，配合軍方第一守備隊及第二守備隊山砲兵的火力支援，當天第三部隊在部隊長警部和田莊三郎率領下，就依計畫攻取李崠山最高地，並構築砲臺陣地。沿鳥嘴山至李棟山稜線設置隘所，架設鐵絲網、電話線，由於不斷受到泰雅族人抵抗，加上兩次颱風襲擊，直到10月31日才完成任務，有人稱這次行動為“李崠山戰役”。這次《李崠山方面隘勇線前進計畫》，完成5里26町隘勇線前進鐵絲網的架設，日本警部以下死79、傷65，共144名，大部分都在攻佔李崠山以後，死傷不少。但也配合了罔罔山的行動，在卓高山社(Takasan)會師，於11月20日打通從宜蘭到桃園的橫貫東西向的道路，完成切割大嵙崁後山群與屈尺群(Mstranan)的隘勇線與電路通信，形成北面的包圍網，為西面的討伐打下基礎。
不用在牆上找到彈孔，也能感染到當年肅殺之氣。

當年從這些射口發出多少殺人的子彈？平添多少冤魂？

    西面的包圍網是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進行第二次《李棟山隘勇線前進計畫》時展開，陸續設置完成宜蘭到桃園的隘勇線及各重要戰略高地砲台，直接壓制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MKnazi)的居住地。隘勇線的高壓電線造成人畜誤觸傷亡，也壓縮了他們活動範圍，嚴重影響生活物資的取得；山頭砲台見炊煙就打，造成屋舍、田地、人員損傷，影響日常生活作息。據口訪原住民回憶：“以前跟日本人打戰的時候，最多的不是戰死，而是被電死。那時候，日本人為了要限制我們的行動，便從Bohin Bonay(義興橋)開始，延稜線經內橫屏山、牛角山、向天湖山、轉向西邊到錦屏山、高台、島田山、石麻答山、屯野生台山，直到秀巒為止。”可見他們痛恨的程度。
    大正元年(1912年)8月28、29日，颱風來襲，新竹內灣發電所故障，導致隘勇線通電鐵絲網及電話斷電，加上道路崩壞，橋樑流失，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的泰雅族人認為機不可失，9月11日攻打李崠山、田勝山、太田山等地的分遣所及那魯山監督所，史稱“太田山事件”。此時，“李崠隘勇監督所”已設立，成為泰雅族人戰略目標，意圖孤立李崠山，切斷與其它監督所的聯絡，於是率先攻擊李崠山下方的太田山砲台，太田山是紀念陣亡的分隊長太田角太郎命名的，新竹廳緊急動員了3次，出動軍隊支援，仍無法阻止泰雅族人攻進彈盡援絕的砲台，砲台內的速射砲、輕野砲、機關砲各1門，以及山砲2門，全被推落溪底，分遣所、隘寮也全被燒毀，彈藥庫被引爆，烈焰沖天，響震山谷，大嵙崁後山群的族人也加入戰局，全力攻打李崠隘勇監督所，並沿馬里光溪，14日攻佔巴蘇(Basui)分遣所，17日大舉進攻太田山至八五山一帶，被李崠山大砲擊退，戰鬥期間正好遇上9月14-18日與9月28日-10月1日兩次颱風，這些從族裡挑選出來平時狩獵最多山猪及熊的泰雅族勇士，急著返回嚴重受災的部落防颱，攻勢頓時趨緩，日方趁機收復各分遣所、監督所，也因颱風造成隘勇線嚴重損壞，通話全斷，直到10月10日戰鬥結束才恢復。整個事件造成日本軍警戰死36名、受傷16名。
    同年(1912年)10月，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執行《馬里光群(マルコフン)方面隘勇線前進計畫》，動員2385人，編成7個部隊，吉田電話班、鐵絲網及救護隊各1班，由蕃務課長高塚指揮，在10月1日抵李崠山前進司令本部，10月3日晚上10點開始行動。左翼由江口良三郎率領福屋、內田、和田莊三郎、中田秀造等部隊，從李崠山監督所往東南，將隘勇線推進到馬里光溪谷，右翼由北蕃監視區長永田綱明率領賀來倉太、野田、長崎、犬塚等部隊，從太田山砲臺往西南，將隘勇線推進到溪谷，意圖切斷馬里光群和基那吉群的聯絡，次日凌晨5:40和田部隊在馬美社(Mame)上方遭到攻擊，11日野田部隊長在小森山鞍部遇伏陣亡，17日福屋部隊長戰死，同時也擴增永井、下山、山田久次郎(羅東支廳警部)、岡本亮太郎(羅東支廳長屬)、佐藤辰之進等10部隊編制。19日在中日稜線佈置砲陣，與李崠山砲台相互支援轟擊。27日長崎部隊佔領巴蘇社。31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在伊關、相澤等警視陪同下，來到李崠山本部。
堡內還留有登山客的最愛，紅漆猶然新上的。

    在這次戰鬥中，泰雅族人從敵人身上學會了“掩堡”的守禦工事。“敵蕃有蓋掩體長約八間，寬約兩間，架有堅固的柱子，掩蓋是重疊木材三層，以大石覆蓋其上，設置槍眼。掩堡之後半面，也茸蓋兩重竹子，並在將一層木材重疊於其上。”從戰鬥開始，就陸續奪下這種泰雅族人設置的野戰掩堡。
    11月18日計畫攻取烏來山，20日在烏來社山頂配置20拇臼砲一門，12月1日佔領烏來山南方高地，山田、下山、永井等部隊也佔領馬美山。次日進行搜索，已人去山空。日本人乘隙在重要據點建瞭望台，加強鐵絲網防護李崠山、馬美山、烏來山、巴蘇等砲台，配置3-6門山砲嚴加防備，其中烏來山配置7釐米山砲2門、迫擊砲2門、臼砲2門。13日解散了前進隊。這次行動，有人稱為“馬里光戰役”。
    在解散同時，樹杞林支廳長中田秀造隨即組織警部6名、警部補6名、巡查334名、巡查補2名、隘勇342名、工手1名、搬運工10名、醫員2名、看護人3名、工人4名、共710名，編成搜索隊，由兼任新竹廳理蕃課長永田綱明警視監督，任務包含2里20町隘勇線鐵絲網的架設及電話線的修補，設置巴蘇、烏來等監督所的據點裝備。在烏來山加設3英吋速射砲1門、克式輕野砲2門、9釐米臼砲1門、12拇臼砲1門、機關砲1門，12月17日完成作業。此役，日本戰死205名、傷288名，因作業死亡3名、受傷38名。換來的是，李棟山前進基地──東有太田山，南有烏來山，北有巴陵山等砲台呈犄角環衛，沿李崠山稜線圍困馬里光群、大嵙崁後山群、基那吉群等部落。
李棟山莊是上山必經的標的。

不強制的清潔費，你拿得出來嗎？
    大正二年(1913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達了對居住在偏遠的泰岡溪、塔克金溪合流處上方的基那吉群六社的征伐，6月20日在李崠山成立討伐警察隊司令部，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內田嘉吉為總指揮官，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副指揮官，台灣總督府警視山本新太郎、江口良三郎及警部外豬口安喜等2人、警部補1人、巡查28人為總指揮官專屬，即日開始行動。這個陣仗，幾乎和1年後“太魯閣蕃警察討伐隊”的陣仗相同，可見聲勢浩大。
    新竹討伐警察隊長由台灣總督府警視永田綱明擔任，新竹廳蕃務課長今田警視為副隊長，計有本部外4個部隊並砲隊、輸送隊、赤十字救護班， 1376人。桃園討伐警察隊長由台灣總督府警視松山隆治擔任，桃園廳蕃務課長山內警視為副隊長，計有本部外4個部隊，輸送隊、警察救護班、赤十字救護班，1402人。永田和松山在前一年都參與馬里光隘勇線前進計畫，也在次年太魯閣蕃警察討伐隊裡，分別擔任立霧溪和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的隊長，可說借重他們豐富的討伐經驗。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桃園廳廳長西美波負責後方事務。
    副指揮官龜山和總指揮官內田分別在6月24日及25日抵達李崠山討伐警察總司令部，下達開始執行《基那吉群(キナジ─)方面蕃社討伐計劃》，這次討伐，有人稱為“基那吉戰役”，在25日晚11時分別行動。7月1日因為宜蘭廳大半警備員參與征伐，恐溪頭群和大南澳群乘機起事，總督佐久間令平岡茂少將的台北第一守備隊的步兵1個聯隊及山砲隊及特設隊立即出動。
上山的道路，陽光幾乎照射不到。

或許當年保護祖地的勇士也穿過這裡。
    7月4日龜山指揮新竹伐隊突擊泰岡社(Taiyakan)，內田以非常召集新竹廳巡查班長6名、巡查60名、警手40名、隘勇40名，同時令宜蘭廳隘勇 150名以急行軍趕赴支援。6日宜蘭告急，平岡少將隔天從台北出發來到李崠山司令部，8日命一支隊由留茂安(Rumoan)進攻基那吉群側面。15日新竹、桃園討伐隊在泰岡溪、塔克金溪合流處控溪會合。23日桃園松山隊長在溪底物資集積所會見馬里光群烏來、宇老、泰平、抬耀、留茂安、巴蘇、馬美、石磊、李埔(Ripo)等九社頭目，傳達總督的命令，25日到期向烏來山本隊繳交槍械。新竹永田隊長也在24日召集基那吉群傳令押收槍枝，兩隊在8月2日包圍泰岡社，前後新竹隊繳得135挺、桃園隊132挺、塔克金(Takegin)支隊105挺。8月5日總督府命宜蘭廳組織“薩拉茅(Saramao)方面蕃社討伐警察隊宜蘭支隊”，當日攻入溪頭群的四季(Sikikun)社，9日攻下馬諾源(Manauyan)社，12 日攻下埤亞南(Piyanan) 社，9月5日完成任務。8月15日，總督府再命新竹廳組織“霞喀羅群(Shyakaro)方面討伐隊”，由松山隆治率領，8月底霞喀羅群四社繳械。這樣，隘勇線從宜蘭廳濁水溪(今蘭陽溪)上游留茂安，前進到埤亞南鞍部，再從南投廳下的斯卡謠(Shikayau)，經薩拉茅鞍部，前進到白狗群(Ha kku)、馬力巴群(Malepa)，連成一線，形成大包圍圈。
    在泰雅族文化裡，雙方的打鬥無法平息時，需要雙方坐下來協商討論，如果雙方有交換東西，表示可以停戰，恢復友好關係，進行Sbalay(和解) 日本人和泰雅族人談的，都是有條件的繳械。應允支付各部落頭目津貼外，而且繳械者都支付相當金額作為交換代價，滿足了Sbalay儀式，泰雅族人也不認為歸順。這樣，五年理番計畫的泰雅族戰事就暫告一個段落。
    佐久間總督到9月2日進行解甲儀式，撤除李崠山軍區司令部，文武官員一行在烏來山砲台露宿。龜山副指揮官也在9月5日解散李崠山警察司令部。這次行動警察隊警部以下死35人，傷69人，搬運工死46人，傷65人。軍隊將校以下死17人，傷13人，換來的是征伐太魯閣蕃的時間和空間。
當山林的陽光開始充足，表示離目標近了。

或許我們不必學當年勇士那樣猱身而行。
充滿著生機，也瀰漫著殺機。

    討伐的時代過去了，2002年新竹縣政府以“尖石TAPUNG古堡”登錄為縣定古蹟。TAPUNG，打不翁，是泰雅族語，原義是森林茂密之地才會出現的苔蘚類植物，泰雅族人取這樣的名稱，過去也應該是未墾之地，是不容其他社群人進入的獵場。日本人看上了它高地的戰略價值，不惜一切的奪取下來。很快的建立了“李崠隘勇監督所”，加強它的軍事防禦工事，兼作砲台與指揮所。為求穩固，採用鋼筋混凝土建築，但山區交通實在不便，以捆紥鐵絲來代替鋼筋。平面為四邊型長28米、寬22米。牆壁厚達60釐米，上層採砌磚。東西側有有一座稜堡，大門面西北，門外有一堵隔牆，防砲火直接進入。壁上共開有射口31個，西北壁根設儲水槽。門楣掛有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題的“慎守其一”匾額，惜已不見，堡內原有建築全都不見了，只有從斷壁殘垣的夾縫中掙扎出來的芒草，依舊在冷冷的艷陽底下，挺直的腰桿，靜默的生活著。
    這個地方，作為日本理蕃的監督所，曾經作為隘勇線前進司令部，也曾經作為討伐司令部，也曾經作為李崠山軍區司令部。台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來視察，並且住過。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曾兩度來視察，並擔任基那吉群討伐隊總指揮官，後來成為台灣第九任總督。擔任基那吉群討伐隊副指揮官的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也曾在這裡坐鎮指揮，並主持解甲儀式。在李崠山前進隊擔任隊路長的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以及擔任副隊長的宇野英種，都曾蒞臨李崠山，宇野後來在總督府擔任理蕃課長。在馬里光戰役擔任右翼前進隊長的永田綱明，和擔任部隊長的賀來倉太，後來都在總督府擔任理蕃課長，後者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提出《蕃地經營方針》，才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有相當豐富的理蕃著作，也是漢詩人；在馬里光戰役擔任左翼前進隊長的江口良三郎，後來擔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曾倡議築花蓮港，身後米侖居民在鳥踏石建了座《江口廳長頌德碑》紀念他。在李崠山戰役擔任第一部隊長的中田秀造，在馬里光戰役也擔任部隊長，前進隊解甲後，以樹林杞支廳長的名義組織搜索隊，後來當了東勢郡守、台中州理蕃課長，花蓮港廳第六任廳長。在基那吉戰役擔任總指揮官專屬的山本新太郎後來轉任總督府直屬砲兵大佐，參與桃園大圳工程；豬口安喜後任民政局警察本署理蕃課長，參與總督府多部史料編纂工作。在基那吉戰役擔任桃園討伐警察隊長松山隆治，後來也擔任霞喀羅群方面討伐隊隊長，後為台中州東勢庄首任庄長。基那吉戰役在李崠山成立戰區司令部的台灣第一守備隊司令官平岡茂少將，後來也參與太魯閣蕃討伐戰，大正四年(1915年)退役。以上這些人，都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為了前進、討伐，都上了李崠山，也都不可避免的沾上了血腥。
    2004年農曆年甫過，我來到了李崠山，為了把握時間，捨碎石子路，攀直上的山路，為此，至今仍感激好友的犧牲，他可穿著新買而有跟的鞋子。在山上，遇到一群新埔人，在古堡旁邊寛廣的地方烤肉，還招呼我們吃香腸。他們是從另一條路上來，是登山客，對古堡沒似沒有興趣。當時忙著交際，也沒感受到任何人去堡空的蒼涼。
   大一寒假和同學一起到桃園復興鄉找鍾禮章，他是長興部落的泰雅人，在山地房屋裡渡過奇怪的一夜，寒氣不時從夾縫襲入，溫暖的背子和床塾，終敵不過濃重的疲累，誰也沒想去洗澡，一直看到晨曦在壁隙閃爍，大夥就急著享受山區的空氣，沒人期待在那裡再過一夜。他小姊姊長得秀麗美艷，一起帶我們到小烏來瀑布，享受泰雅式烤肉，留下難以抹滅的記憶。年輕的鍾禮章有著大而亮的眼睛，清秀的臉龐，加上矯捷的身手，大學時代在運動場上相當活潑。他現在是福豐國中校長，89級的岡輔是他的教學組長，91級怡婷和秀霞是他的王牌，94級的雅雯在他指導下驚險的通過教甄，文昌宋慶瑋校長和山腳王冠銘校長都曾為他的總務與教務主任，他是相當成功的長官。那年帶毓芸和雪玲去拜訪他，從電梯走下一個糟老頭，又瘦又小，好似縮了水似的，幾乎認不出來。去年找我去演講，正為高中校長甄試第一名卻沒選上而心情低落，我也慚愧不能給他實質的安慰。只感覺桃園族群的比例，似乎不足以象徵性的給泰雅族人當個高中校長或教育處長了，雖然他的歷練和能力是那麼綽綽有餘。
滿地楓紅讓人聯想到鮮血。
通往秘境的山徑，讓我熱血沸騰，永生難忘。
    下山時，飄落的楓葉使山路鋪上一層紅，紅得就像鮮血一樣，或許這是當年喜歡垂直升降的山豬獵人走出的路，山豬的血灑在山林草葉間，養活了小獵人和小小獵人，山豬沒有變成日本人，日本人也沒看上山豬，卻也讓山林草葉灑遍了獵人的血。我開始時空錯亂，腦子裡一片朦朧，原始的山林，滿地的腐葉，喚起我狂野的本能。我仿佛看到少年鍾禮章，我蹂身在綠色世界裡，依稀幻作山豬獵人，呼嘯在靜謐的原始山林裡，穿梭在老藤巨木之間，成為這荒蠻大地的王者。當野砲隆隆響起，殺聲振天，我番刀出鞘，寒光乍起乍落，毫不遲疑的，刺向入侵者熱血沸騰的軀體一陣喑嗚、狂嗥、哀鳴、呻吟過後，刃尖劃開天地玄牝，大母神汩汩流出那律動的生命源泉。
    我不期望修復TUPUNG古堡，修好了我應不會再去，它都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了，不也就這樣，會改變嗎？
美好要珍惜，謹以高山上的百合，遙祭往昔歲月的清芬。

    在漢人還沒來台灣前，今新竹、苗栗、台中一帶海岸，散佈著平埔族道卡斯族(Taokas)，族名是伊能嘉矩取的，音近福佬語“大甲”，也以“ 大甲”為核心。
    道卡斯族共分竹塹二社、後壠五社和蓬山八社等三個社群。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54年統計資料，竹塹社(Pocael或Pocaal)有149戶，523人，分布在香山、鹽水港一帶。
    永曆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進攻大員，楊祖率左先鋒鎮，駐紥新港仔及竹塹社一帶，遭大肚番王(Camachat)襲擊，被傷退回大員。永曆三十五年(1681年)，鄭克塽為防禦清軍攻台，徵調各地原住民，引起北番七社反抗。派陳絳率親軍彈壓。竹塹社和眩眩社(Gingingh)人逃入十八尖山及客雅山區，後來部分竹塹社人接受招撫，遷到武營頭、北鼓樓街、暗街仔一帶。而在1654年統計時還有44戶102人的眩眩社人就一去不回了。
現在的采田福地是重建後的樣子。

此匾是重修時安上去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朱一貴起事，叛軍一路北上，竹塹社頭目麻咾吻直雷率領七姓壯丁支援立了功。雍正十一年(1733年)淡水廳移駐竹塹社，同知徐治民在聚落四周遍植荆竹，將城內竹塹社人遷往北門外的湳雅，稱為“新社”。後因竹塹溪(今頭前溪)經常氾濫，乾隆十四年(1749年)再往北移，遷到金門厝溪與鳳山溪交會之地，稱“竹塹新社”，人口約400，居馬麟厝、北勢仔、麻園、蕃仔坡、紅毛田、豆子埔等地。原新社改稱舊社。
    竹塹社人遷舊社時，已經開始仿漢人習俗，營建共同祭祖的祠堂。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台灣府知府覺羅四明下令，照滿族習俗雉髮，著冠履；依各社所在，賜錢、衛、廖、三、潘、黎、金等七姓。擇“三山發而中立，二水分而交流，左案獅頭，右屏鳳鼻”之地，建七姓祠堂，名為 “竹塹社七姓化番公館”，又稱“新社公館”、“七姓公廳”。遵“非為官者牌位不居中坐”之例，主祀后土富媼，漢人稱番仔王爺、番仔伯公，配祀文武判，旁列“特封義勇為竹塹七姓化番”的祖先神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帝御賜“義勇可嘉”匾額。
    嘉慶二年(1797年)重建新社公館，稱公館是兼作收租的課館，稱公廳是原為祭祖之用。
御賜匾額是仿刻的，真匾不知去向，前面的土地公婆也是漢人思維的產物。

    咸豐四年(1854年)，閩粵械鬥，波及竹塹社，“閩粵交戕，室毀人離”，公館不復存在。光緒二年(1876年)，土目廖安邦、通事錢玉來主持重建，原定規模“正身三間，落廒橫屋四間”。然而經費短缺，次年(1877年)向漢人借錢，由錢玉來負責償還，再以館前曠地抵付，才恢復舊觀。
    即漢人的福德正神，光緒四年(1878年)落成，社人以漢人稱呼原住民的“番”，以化形析字為“采田”二字，所謂“義取食租，番從采田”，說明祭祀經費取自番租，因此取名“采田福地”，又稱“采田宮”。“福地”是漢人對土地公廟的雅稱。不過，大家還是習稱“新社番公所”、“番仔祠堂”。
    “采田福地”在布局上，只有正身堂屋和左橫屋，右邊的橫屋，不知原本就沒建，還是後來拆除的。單進三開間的燕尾翹脊硬山屋宇，上覆素燒紅色瓦，正面有花草剪黏，背面則以彩繪裝飾。牆身由卵石構成牆基，再堆疊塗埆構成牆面。
邊間設置耳房，相當特別，應該是祭祀公會辦公的空間。

彩繪襲取漢人的藝術手法。

    明間退凹的正面，由三樘木質格扇組成，中央實心板門彩繪門神，門楣上安方形門簪，篆刻“長春”、“文光”，上有金字橫額“採田福地” 。中央“蕃釐保障”供奉的后土富媼，應是日治時期所造，外桌滿臉黑鬍的福德正神及慈祥的靄的土地婆，是後來村民供奉的。其後共祀七姓祖宗總牌，郡望為台灣。以下各姓均寫“顯考妣孺人”，只有“錢氏歷代始太高曾祖考妣”在正中，應該是公館由錢玉來建造的緣故。御賜匾額懸掛在神龕上，是後來仿刻的，真匾在昭和十年(1935年)，舉行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時，被台北博物館借去展覽，一直未還。兩側空間作為祭祀公業辦公使用。
    竹塹社遷至新社後，起初還能社內七姓通婚，後來也逐漸與漢人通婚。日治時期，廢除大租制，取消了竹塹社既有的土地權益，加上七姓內部不和，導致竹塹社勢力衰退，傳統文化逐漸失傳，母語幾乎完全消失。
    此廟平時香火不斷，竹塹社傳統的祭祖活動稱為“田”，每年農曆7月17日七姓族人來此聚會，選舉董事管理公租，並舉行公祭。而3月16日和 11月16日是竹塹社傳統春秋祭祖。後又有了拜土地公、作尾牙，以及清明祭祖、中元普渡。漸向漢族認同。而以母語請神，以生豬肉、生雞鴨、生魚為牲禮，還有流傳其久甚廣的“走田”儀式等習俗，也逐漸流失。
關西暗潭課館變成這樣，兼顧公私兩種功能，只是原貌盡失。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竹塹社又因協助清兵討平林爽文有功，朝廷特別訂出屯番制，將未開闢土地劃為社番保留地，禁止漢人移民開墾番界內土地，使不少原住民成為新竹大地主。不過，屯田有肥有瘠，有的離駐地過遠，有的缺乏資金。原住民只好雇用漢人墾荒，也有漢人移民向原住民承墾土地，但招佃耕種未必能按時得租，生活陷入困境，最好只好將屯田違法賣出。作為祭祀和重建維護經費來源的番租，幸好屬於祭祀公業，業田不能任意買賣，但似乎也隨著時間推移，受到一些考驗。不過，祭祀活動還能依舊進行，也是竹塹社人不忘本的心理表現。
    至於當年那位率族人幫朝廷平亂的麻咾吻直雷，族人尊為“衛什班”，墾首的意思。他胸懷大志，以番屯首，兼為墾首、隘首。在舊社受到水患威脅之時，並沒隨著族人到新社。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和錢子白率領部分族人，溯鳳山溪而上，入墾吧哩嘓(新埔)、大旱坑、老焿寮、坪林、下南片、下橫坑、石崗仔、大茅埔、三洽水等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麻咾吻直雷次子衛阿貴接下了泉州人陳知仁成立的“連際盛”墾號在“美里庄” 的開墾，改名“新興庄”，並在新埔大張旗鼓的招佃。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衛阿貴的五個兒子合組“衛壽宗”公號，接下了替衛阿貴的墾戶地位。一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由後人衛壽宗墾成，改名“鹹菜甕”，或書寫為“鹹菜硼”、“菜硼”或“彩鳳”。
    為了課租收穀，嘉慶年間他們在老街和暗潭兩地，各建了一座“課館”。老街課館早已拆除，暗潭的“竹塹社課館”，是座雙進四合院的大橫屋，後因馬路拓寬而拆掉，改建為三層洋樓。宅側有小路，走上坡道，有五塊衛氏先祖的墓碑排列著，麻咾吻直雷的也廁身其間。
為了集中祭拜，衛氏也學漢人建風水佳城，原墓碑也集中保管。

    顯然，近代衛氏後人受漢人習俗影響，檢拾收輯先人遺骸，興建風水佳城，集中祭拜。已失去作用墓碑，他們沒有按照習俗毀棄，而予以集中，正好作為留念。
    我第一次走羅馬大道，乍見這三層樓房上懸“竹塹社課館”，還以為課卜算命之所。後來在資料上看到“暗潭課館”，馬上聯繫起來，立即作出參訪計畫。第一次前往，就知所料不差，但問居民墓碑所在，卻是一臉茫然。第二次參訪，也還不能進入課館，進行口訪，但冒著群犬狺狺，穿過及膝茅路，終能看到五碑，碑體古樸，字畫清晰，曾經伴隨開拓英雄在青山綠水之間，也有相當長遠的歲月了。再往前進，就是衛氏的佳城，郡望是“河東”，與漢人衛姓同，是造匠誤之，抑或族人有意無意的遺忘呢？
    采田，固然是番的化形析字，但也取封建時代“分封茅土，食邑采田”之意。想當年衛阿貴率95名勇士協助朝廷平定造反的漢人，朝廷固然體察他們“屯守臺疆，屢建巨功”，“分封土地”給竹塹社人，禁止漢人開墾，實施保護。但竹塹社人實際上，只獲得原本就是他們生息的部分土地，而失去了原本就是他們生息的另一部分土地。政府的保護的美意，使他們逐漸離開都市的核心，從竹城到舊社，從舊社到新社，漢移民帶來的土地觀念，以及清政府劃界隔離的土地政策，讓他們獲得廣袤無邊的土地，但如何將土地變成田產，人力資金的不足，反而成為他們的困擾。少數有錢有人的，像衛阿貴以番屯首的身分，招佃開墾番地，固然讓他得到無數田產，但經歷清領、日治和國民政府等無數土地政策的改變，也所剩無幾。
暗潭衛氏先人墓碑，年代最早是嘉慶十年。



    而對於其他社人，政府罔顧現實在前，執行不力在後。漢人藉由婚姻和侵墾等方式，致使番田不斷縮小。設立公館之時，還有租可收，到後來，只剩祭祀用的公租。走田之俗，見諸古籍，未能保留，在於急驟都市化，實也無田可走。近年竹塹族人開始有正名護產的聲音出來，誠心希望能引起社會重視，保護這個嚴重漢化的族群。
    竹塹社人一開始就走不進漢移民，但他們一直保持謙卑的態度。后土富媼和土地公、福德正神就有相當模糊的關係，有陪祀的土地神為漢地所無，漢人社會也無法明確的以“王爺”和“伯公”類化，“福神”、“福地”的稱呼，也採取模糊的方式處理，似漢非漢。其它如“粢粑”、 “龍神”等元素，也表示他向客家社群招手。他們一直保持某種程度的堅韌，不是一向軟弱。
    竹北原是農業鄉鎮，1982年7月1日新竹市升格，新竹縣治移到竹北斗崙里，竹北鄉躍升為竹北市。由於地近新竹科學園區，國道一號又設竹北交流道，近年來有很大的開展，景象趨於繁榮，采田福地週邊已為住宅區、商業區、學校區，人口眾多，公司林立。2005年夏夜，我有事到竹北，車停采田福地前，朦朧的睡著了，當時晚上七八點，已沒有人走動。幾度醒來，也沒看到穿著民族服裝的祖靈，只有黯黯的街燈投射在公館牆面，散出淡淡的哀婉氣氛。也許這些台灣的先靈也沒話對我說吧。
河東是衛氏的郡望，但此衛是彼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