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登錄的古蹟、歷史建築，以數量言，僅次於台北市，但由於地址清楚，都不難找，我規劃了六個單日行程，以最快速的方式，將一百多個文化資產，“一掃而空”。
雖說如此，看到南區的四座“陵墓古蹟”，心中也不禁犯難。主要南區的南山公墓、喜樹公墓、灣裡公墓等，範圍都相當廣闊。而且墳墓又不像一般建物有門牌，真不知如何找起。
也幸好早有預期，帶上了福星，也沒花多久就找到了“施瓊芳墓”，這也要拜台南市文化局的古蹟標示清楚之賜，換在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如林秀俊墓、潘宮籌墓和王義德墓等，都不在公墓裡，即使帶著古蹟地圖去找，走上五六回，也未必找得到，真有天壞之別。
施瓊芳不但是有清台灣33位進士的第8位，而且是府城第一位進士。更難得的是他兒子施士洁也是進士，是台灣僅有的父子雙進士。
翻察資料，知道他原籍福建泉州晉江縣西岑鄉(今石獅市)，高叔祖施必功曾在乾隆八年(1743年)來台，任台灣水師協副將，十一年(1746年)，升台灣鎮總兵，次年轉江蘇狼山鎮總兵離台，或許有這個機緣，他的祖父施邦初來台，在府城米街(民族路和成功路之間的新美街)開米店，父親施菁華經商致富，捐了個國子監生，在大西門外南河(和平路)定居。
施菁華娶妻郭氏，二妾林氏、曾氏，瓊芳出於林氏，次兄龍光入邑庠，四兄龍章為監生，六弟龍翔為貢生。他生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6月4日子時，幼入府庠為諸生，食廩餼，道光十三年(1833年)周凱權台灣兵備道兼學政，他入其門，次年周凱的門生蔡廷蘭講學於引心書院，剛好施瓊芳也遊學於該書院，兩人遂有同門師生之誼，而且同被回任台灣兵備道的周凱保舉參加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拔貢，同年赴福建省鄉試，也一起參加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春試，均傳捷報，最後他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進士，列三甲84名，賜同進士出身。他族名龍文，字見田，瓊芳是他的學名，入府庠時改的，字德昭，號珠垣。
施瓊芳31歲成進士，先候補江蘇知縣，又候選六部主事，都沒赴任，不久乞養回籍。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返台南後，大概就在海東書院講學，當時的山長是黃紹芳。咸豐四年(1854年)，他正式接任為山長。
海東書院山長的束修，年520兩，節儀24兩，雖然沒有白沙書院山長年600兩高，想相較學海書院年400兩、英才書院年340兩、明志書院年336兩、仰山書院年138兩，高出許多，主要海東是道轄府學，地位極高。也因為這樣，像施瓊芳這樣既是鄉紳又是進士出身，如未任官，都會被考慮用在書院教育之中。
在他任山長前，分巡台灣道的熊一本(1847年回任)、徐宗幹(1848年)，他主持海東後，接任台灣道的裕鐸(1854年)、孔昭慈(1858年)、洪毓琛(1861年)、陳懋烈(1863年)、丁曰健(1864年)、吳大廷(1866年)等，都相當倚重他。
同治七年(1867年)9月13日戌時，他病逝於返台時在赤崁樓旁自營的宅第──石蘭山館(民族路30號至30之7號)，享年54。他的墓園在南山公墓，即過去稱桶盤淺，或桶盤棧的地方。
墓園的形制和附近墳墓相近，佔地不大，墓龜圍以外牆，水泥材質應是戰後重修，惟圓形的墓埕，依舊紅磚鋪地，保持著古拙的風格，比較特別的是墓碑，花岡石材，將碑石和肩石做成一體，形制顯得宏偉。
墓碑上“岑江”是郡望，碑文“皇清賜進士第考星階施公、敕封安人妣勤正黃氏墓”，只有出身，沒有封誥，是因為他未嘗出仕，書院不是官學，山長也非流官。他的“星階”和夫人的“勤正”是他們家諡，不是生前的名字，目前很多傳記和論文說成表字，顯然有誤。
墓碑書法作明體，惟墓主姓名右側有小書“祖妣林太宜人”六字，作楷體。查施瓊芳生母林氏纓，死於同治五年(1865年)7月26日，年70，他哀毀骨立，不內寢，不銜肉，但林氏終非繼室，而是側室，依禮春秋蒸嘗不到，故附葬於所生子嗣之塋，以享清明祭掃之食。
又查立碑年月在“丁丑”，應為光緒三年(1877年)，離瓊芳之死已十年，可見這是重修時所立。查瓊芳棄世時，次子士洁方12歲。長子士沅，族名應濬，乳名增川，號臞仙，為邑廪生，生年雖不詳，當時亦恐未入府學。施家雖為府城士紳，但二子都未有功名，所以葬之南山時，當時墓碑或許還有所期待。歐陽修在〈瀧岡阡表〉所謂的“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施家重修墓碑，不就是在等待這個功名嗎？
施士洁是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三甲第二名進士，但他跟父親施瓊芳一樣，乞養回籍，終身不仕，墓碑就立在回台後的第二年，從科舉時代的觀點來看，也算是揚名顯親了。
從碑文又可得知，這是夫妻合葬塋，但黃氏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才仙逝，這時顯然預留生壙了。其實黃氏品娘是施瓊芳生前唯一的女人，他離家應試，滯京候選，相對於其他仕宦子弟，並不久遠，但〈別內〉、〈寄贈內子〉等詩，反映的他的眷戀之情。這樣的墓葬形式，也真實反映了他們的鶼鰈情深，也體現兩個兒子的體貼、孝順的心意。
施士洁，名應嘉，字澐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楞香行者、鯤澥棄甿、耐公、定慧老人。光緒元年(1875年)補生員，縣、府、院試均第一，號小三元，次年鄉試、會試、殿試均中式，為連捷進士，當時不過21歲，但卻跟他父親一樣，無意仕途。寧可奉獻在教育，掌教於白沙書院、崇文書院、海東書院，學生後來考上進士的有丘逢甲、許南英、汪春源等人。
可他少年輕狂，不但姬妾成群，還流連青樓，所謂“台江我是鶯花帥”(〈柬香雪壽若兩太史〉)，和他父親的專情，以道德自持的個性，迥然不同。
乙未之役，他受邀充唐景崧幕賓，台灣民主國解體，內渡時有〈別台作三首〉，有句：“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雖是自嘲，但仍有不屈之志，相較於他的學生丘逢甲名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不至於推諉士大夫應有的時代責任，還是令人佩服的。
施士洁並不得意，往來泉州、廈門、福州之間，晚年應板橋林家菽莊主人林爾嘉之請，移居廈門鼓浪嶼，死於1922年，享壽68。
清代書院制度補官學之不足，但早已傾向科舉制藝，性理天命的講明，只是聊備一格，然而各地士商子弟趨之若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一定的社會整合功能，施氏父子長期主文柄，功又何止於府城而已。
施瓊芳有詩名，著作豐富，但生前都未付梓，頗多散佚。1958年臺南市文獻委員黃典權從他曾孫施江純處，見到《石蘭山館遺稿》抄本5冊，點校排印，刊於《臺南文化》6卷1期。1964年施氏將全部遺稿讓歸黃，1965年黃將全稿分22卷，刊於《臺南文化》8卷1期。1992年龍文出版社據黃典權所藏清抄本及其點校本合印出版，是研究施瓊芳文學的重要材料。
近人為施氏父子作傳都不少，研究他研文的學術論文也不少，2005年東吳大學的余育婷還以《施瓊芳詩歌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
他的詩歌多樣，像〈地震〉、〈風災〉等作品，多少記錄當時災變的慘重，〈地瓜〉、〈鴉片〉、〈北港進香詞〉等，多少反映當時台灣社會生活情形，即如〈試帖詩〉，也多少保存科舉教育的史料，有很高的附帶價值。不過，個人對他的〈戰艦〉詩的印象深刻：
雖說如此，看到南區的四座“陵墓古蹟”，心中也不禁犯難。主要南區的南山公墓、喜樹公墓、灣裡公墓等，範圍都相當廣闊。而且墳墓又不像一般建物有門牌，真不知如何找起。
也幸好早有預期，帶上了福星，也沒花多久就找到了“施瓊芳墓”，這也要拜台南市文化局的古蹟標示清楚之賜，換在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如林秀俊墓、潘宮籌墓和王義德墓等，都不在公墓裡，即使帶著古蹟地圖去找，走上五六回，也未必找得到，真有天壞之別。
施瓊芳不但是有清台灣33位進士的第8位，而且是府城第一位進士。更難得的是他兒子施士洁也是進士，是台灣僅有的父子雙進士。
翻察資料，知道他原籍福建泉州晉江縣西岑鄉(今石獅市)，高叔祖施必功曾在乾隆八年(1743年)來台，任台灣水師協副將，十一年(1746年)，升台灣鎮總兵，次年轉江蘇狼山鎮總兵離台，或許有這個機緣，他的祖父施邦初來台，在府城米街(民族路和成功路之間的新美街)開米店，父親施菁華經商致富，捐了個國子監生，在大西門外南河(和平路)定居。
施菁華娶妻郭氏，二妾林氏、曾氏，瓊芳出於林氏，次兄龍光入邑庠，四兄龍章為監生，六弟龍翔為貢生。他生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6月4日子時，幼入府庠為諸生，食廩餼，道光十三年(1833年)周凱權台灣兵備道兼學政，他入其門，次年周凱的門生蔡廷蘭講學於引心書院，剛好施瓊芳也遊學於該書院，兩人遂有同門師生之誼，而且同被回任台灣兵備道的周凱保舉參加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拔貢，同年赴福建省鄉試，也一起參加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春試，均傳捷報，最後他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進士，列三甲84名，賜同進士出身。他族名龍文，字見田，瓊芳是他的學名，入府庠時改的，字德昭，號珠垣。
施瓊芳31歲成進士，先候補江蘇知縣，又候選六部主事，都沒赴任，不久乞養回籍。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返台南後，大概就在海東書院講學，當時的山長是黃紹芳。咸豐四年(1854年)，他正式接任為山長。
海東書院山長的束修，年520兩，節儀24兩，雖然沒有白沙書院山長年600兩高，想相較學海書院年400兩、英才書院年340兩、明志書院年336兩、仰山書院年138兩，高出許多，主要海東是道轄府學，地位極高。也因為這樣，像施瓊芳這樣既是鄉紳又是進士出身，如未任官，都會被考慮用在書院教育之中。
在他任山長前，分巡台灣道的熊一本(1847年回任)、徐宗幹(1848年)，他主持海東後，接任台灣道的裕鐸(1854年)、孔昭慈(1858年)、洪毓琛(1861年)、陳懋烈(1863年)、丁曰健(1864年)、吳大廷(1866年)等，都相當倚重他。
同治七年(1867年)9月13日戌時，他病逝於返台時在赤崁樓旁自營的宅第──石蘭山館(民族路30號至30之7號)，享年54。他的墓園在南山公墓，即過去稱桶盤淺，或桶盤棧的地方。
墓園的形制和附近墳墓相近，佔地不大，墓龜圍以外牆，水泥材質應是戰後重修，惟圓形的墓埕，依舊紅磚鋪地，保持著古拙的風格，比較特別的是墓碑，花岡石材，將碑石和肩石做成一體，形制顯得宏偉。
墓碑上“岑江”是郡望，碑文“皇清賜進士第考星階施公、敕封安人妣勤正黃氏墓”，只有出身，沒有封誥，是因為他未嘗出仕，書院不是官學，山長也非流官。他的“星階”和夫人的“勤正”是他們家諡，不是生前的名字，目前很多傳記和論文說成表字，顯然有誤。
墓碑書法作明體，惟墓主姓名右側有小書“祖妣林太宜人”六字，作楷體。查施瓊芳生母林氏纓，死於同治五年(1865年)7月26日，年70，他哀毀骨立，不內寢，不銜肉，但林氏終非繼室，而是側室，依禮春秋蒸嘗不到，故附葬於所生子嗣之塋，以享清明祭掃之食。
又查立碑年月在“丁丑”，應為光緒三年(1877年)，離瓊芳之死已十年，可見這是重修時所立。查瓊芳棄世時，次子士洁方12歲。長子士沅，族名應濬，乳名增川，號臞仙，為邑廪生，生年雖不詳，當時亦恐未入府學。施家雖為府城士紳，但二子都未有功名，所以葬之南山時，當時墓碑或許還有所期待。歐陽修在〈瀧岡阡表〉所謂的“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施家重修墓碑，不就是在等待這個功名嗎？
施士洁是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三甲第二名進士，但他跟父親施瓊芳一樣，乞養回籍，終身不仕，墓碑就立在回台後的第二年，從科舉時代的觀點來看，也算是揚名顯親了。
從碑文又可得知，這是夫妻合葬塋，但黃氏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才仙逝，這時顯然預留生壙了。其實黃氏品娘是施瓊芳生前唯一的女人，他離家應試，滯京候選，相對於其他仕宦子弟，並不久遠，但〈別內〉、〈寄贈內子〉等詩，反映的他的眷戀之情。這樣的墓葬形式，也真實反映了他們的鶼鰈情深，也體現兩個兒子的體貼、孝順的心意。
施士洁，名應嘉，字澐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楞香行者、鯤澥棄甿、耐公、定慧老人。光緒元年(1875年)補生員，縣、府、院試均第一，號小三元，次年鄉試、會試、殿試均中式，為連捷進士，當時不過21歲，但卻跟他父親一樣，無意仕途。寧可奉獻在教育，掌教於白沙書院、崇文書院、海東書院，學生後來考上進士的有丘逢甲、許南英、汪春源等人。
可他少年輕狂，不但姬妾成群，還流連青樓，所謂“台江我是鶯花帥”(〈柬香雪壽若兩太史〉)，和他父親的專情，以道德自持的個性，迥然不同。
乙未之役，他受邀充唐景崧幕賓，台灣民主國解體，內渡時有〈別台作三首〉，有句：“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雖是自嘲，但仍有不屈之志，相較於他的學生丘逢甲名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不至於推諉士大夫應有的時代責任，還是令人佩服的。
施士洁並不得意，往來泉州、廈門、福州之間，晚年應板橋林家菽莊主人林爾嘉之請，移居廈門鼓浪嶼，死於1922年，享壽68。
清代書院制度補官學之不足，但早已傾向科舉制藝，性理天命的講明，只是聊備一格，然而各地士商子弟趨之若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一定的社會整合功能，施氏父子長期主文柄，功又何止於府城而已。
施瓊芳有詩名，著作豐富，但生前都未付梓，頗多散佚。1958年臺南市文獻委員黃典權從他曾孫施江純處，見到《石蘭山館遺稿》抄本5冊，點校排印，刊於《臺南文化》6卷1期。1964年施氏將全部遺稿讓歸黃，1965年黃將全稿分22卷，刊於《臺南文化》8卷1期。1992年龍文出版社據黃典權所藏清抄本及其點校本合印出版，是研究施瓊芳文學的重要材料。
近人為施氏父子作傳都不少，研究他研文的學術論文也不少，2005年東吳大學的余育婷還以《施瓊芳詩歌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
他的詩歌多樣，像〈地震〉、〈風災〉等作品，多少記錄當時災變的慘重，〈地瓜〉、〈鴉片〉、〈北港進香詞〉等，多少反映當時台灣社會生活情形，即如〈試帖詩〉，也多少保存科舉教育的史料，有很高的附帶價值。不過，個人對他的〈戰艦〉詩的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