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磺坑是台灣石油的發祥地,早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就已經發現了。
    發現人是石圍墻庄的墾首吳琳芳。石圍牆,原為隘寮腳滿佈亂石的河埔地,草木叢生,為貓裡、蛤仔市和內山交界處,經常有原住民出沒,是苗栗盆地開拓最晚的地方。當時貓裡六庄人士,推舉銅鑼灣墾主的吳琳芳為墾首,協議募81股,每股出資40銀圓,作埤鑿圳開墾。據《苗栗縣誌》:“吳琳芳,監生,乾隆年間,由嘉應州來台,居栜東之社口。尚忠信,為土番所見重,墾闢樟樹林等處而家焉。”可見他原為栜東堡社口人,在今神岡,銅鑼灣、樟樹林和石圍墻都是他開墾的地方。
    吳琳芳來到隘寮腳,把守後龍溪上游牛鬥口,同年10月他出面與後龍、新港等兩社道卡斯平埔族人議定,讓出荒埔70餘甲,供眾墾戶開發。拓荒之後,墾眾還同心協力,擔磚搬瓦,採石築牆,建造墾主公館,募隘丁,築隘寮,設隘口,置銃櫃,抵禦番害。石墻高7尺、寬6尺,全長2里,牆上種開著紅花長著尖刺的莿樹“鳥不企”,牆外密植刺竹,刺竹外再種一圍莿盤,加強防禦功能,牆內建家屋4列,縱路3條,橫巷3條,置南北兩柵門及銃庫4座,取名“石圍牆”,又名“南粵庄”、“石城”、“前山大隘”。
據說當年邱苟就在吊橋下的後龍溪畔開鑿台灣第一口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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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27日,為了宿舍的事,有些彆扭,驅車前往后里張天機宅,那是去年7月30日台中縣政府公告的縣定古蹟。
    從13號省道彎進南村路,不久就看到豪宅矗立在田間,台灣常見的門樓,上面卻是精緻西洋巴洛克風格裝飾,相當華麗,不過門扉緊掩,左邊圍牆倒開個口,我想進去,一張“謝絕參觀”的牌子,使我只能在牆外瀏覽。從門樓書券形的台階看,這個建築原本設計就不給車子入園,沒想到後人都以車代步。
    建築物的正面,也是巴洛克風格,中間位置還有個假樓,柱面上也還直條裝飾,極盡華麗,兩邊護龍,又保持漢人居家特色。不過只能遠觀,不免遺憾。
巴洛克風格的門樓展現了華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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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敗於英法聯軍,簽下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依約開放台灣、淡水等港口。
    咸豐十一年(1861年)7月英國駐廈門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自廈門乘炮艇抵達打狗,隨後轉往府城,設立“大英臺灣領事府”,但居民並不友善,加上安平水道淤積,不久就回廈門了。
    同年11月他來到淡水,先在船上辦公,繼而租用一座中國式三合院。他很快的發現北部貨物集散地是艋舺和大稻埕,就將條約裡的淡水解釋為淡水河岸各地,將滬尾、艋舺、大稻埕都包含在內。
增置不少新生事務,讓英國打狗領事館失去了原有的丰采。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設台灣新關,置副稅務司,首任副稅務司為英人John Willam Howell,受在上海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管轄。同時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為台灣府外口,各口都設海關。所以名為二口,實際上為四口。
    就在這年7月18日滬尾設關開市,他與福建巡撫徐宗幹議定,以一年白銀十兩的租金,租用“荷蘭舊城堡”(紅毛城),租期為99年。
    他駐滬尾兩年多,漸感和台灣府官員打交道很不方便,於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移駐府城,改淡水為辦事處。
像這個防空洞,不知何時增置的,也非領事館的一部分。

    同年(1864年)5月5日,打狗設置海關,年底還在旗後設分關,打狗正式開港,從此正式成為國際港口。當時首任淡水稅務司麥士威爾(William Maxwell) 租用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一艘運鴉片廢船“探路者號”(Pathfinder)作為辦公室及宿舍之用,停泊於港邊,打狗港岸上無任何辦公居所。
    次年(1865年)郇和移駐打狗,以月租100銀元,向甸德洋行(Dent & Co.)租用停泊在打狗港的鴉片裝卸船“三葉號”(Ternate),作為打狗副領事館。
    同治四年(1865年)2月,打狗副領事館升格為領事館,淡水辦事處改為副領事館,同時他也被任命為英國駐打狗第一任領事,5月改租旗後華人房舍為館舍。當時英國駐台領事,不僅辦理本國商務,也兼攝其他各國領事事務。
這是通往領事館官邸的登山道路,左邊圍牆內就是領事館。

    同治五年(1866年)4月,郇和調廈門領事,領事助理倭妥瑪(Thomas Watters)署理領事,同年(1866年)12月賈祿(Chas. Carroll)接任領事。
    次年(1867年)賈祿以年租金2400元,向天利洋行(Macphail & Co.)承租一座同治四年(1865年)8月蓋在旗後碼頭邊的兩層樓洋行作為領事館,租期5年,不料,數周之後,天利洋行破產,洋行拍賣給怡記洋行,租約未受影響。
    同治八年(1869年)英商水陸行請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在哨船頭自費工本填築海灘官地。依據英國領事館檔案F.O.678/2999顯示,同治十一年 (1872年),額勒格里(William Gregory)署理領事時,另在哨船頭海濱設辦公地方。
    不過根據其它英國領事館檔案記載,光緒二年(1876年)英國政府永久租用哨船頭碼頭邊與海關相鄰的土地,規劃興建打狗領事館。英國政府與海關在土地交界處樹立界碑,其中兩塊界碑仍在今海關宿舍邊牆盡頭原地,一為“VR大英國地界1876”,一為“台灣關地界”。這塊填築的官地於次年(1877年)經台灣道夏獻綸批准,移轉給英國工部(即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使用。
    同時,光緒三年(1877年)1月,哨船頭地主盧天送將繼承自祖先的哨船頭山丘上的兩塊相連的曠地,以75元永久租予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局長Francis J Marshall ,此地與山丘下的領事館預定地相連,隨即規劃興建英國領事官邸,年底動工。光緒五年(1879年)8月領事館與領事官邸相繼完工,以石階相通。
    英國領事館的主要業務及功能在於保僑和商務方面,前者辦理僑民出生、婚姻、死亡登記,僑民遺囑公證及保護僑民生命、自由、財產安全。後者進行商務調查報告,參與商務糾紛交涉。此外還促進本國與駐在地的商業、經濟、文化、科學等友好關係。選擇在接近碼頭、海關、洋行及商船輻湊之地,設置領事館,是為了便利官員往來與民眾洽公,為英國政府執行領事業務的地方。
    由於英國擁有“領事裁判權”,領事不僅扮演推事,也還扮演檢察官。只要涉及英國人的案件,或案發地點在領事館管轄之內,領事都必須行使裁判權。判決確定後,領事還得負責執行,所以領事館配備巡捕及牢房等設置,牢房主要囚禁在打狗違反《打狗領事港口規章》的華人與洋人。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內容,接收大清政府在台灣的公產,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官邸的土地權都歸大清海關稅務司所有,經過清、英、日三方交涉,日本第二年(1896年)日才接收打狗海關等地。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日本人興築高雄港計劃擬議完成,哨船頭及旗後山都被劃入港口要塞之範圍,英國人開始有停止使用狗領事館的念頭,次年(1909年)日本也要求各國領事館辦理移轉。
    1910年,英國駐日大使寶訥樂(Sir. Claude M. MacDonald)向外相建議重組全臺英國領事館,改為“臺南領事館的打狗英國領事館與安平英國領事館”,同年4月24日獲准。這樣,全臺灣只設1個領事館,置領事1名,如有需要,增置領事助理1名。臺灣領事辦公室設在臺北,基隆設船務辦公室,置船務職員1名,撤除淡水及安平領事館,房地產出售,檔案移存臺北,指定本地籍職員處理,同時盡可能保留打狗的領事館建築物,留1名聽差(caretaker)看管。
    英國人保留打狗領事館,主要看上了日本人第一期打狗築港工程,即將1912年完成,打狗港可望躍升為貿易中心,保留打狗英國領事館有利於英商的商業競爭。
    1925年,英國的永代借權消失,領事館產權歸屬日本國庫。昭和元年(1926年)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權,昭和七年(1932年)設“高雄州水產試驗場 ”,從事罐頭製造的實驗;昭和十四年(1939年),改稱“台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高雄支場”,次年增設“水產皮革試驗工場”,昭和十六年( 1941年)成立“水產試驗所高雄支所”,從事魚類皮革改造。
    戰後,1945年,改名“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繼續從事水產研究。1976年,水產試驗所遷移,領事館改作為水產試驗所員工宿舍。2004年,水產試驗所員工也遷離,領事館建築物就無人使用。次年,高雄市政府以“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領事館)”登錄為市定古蹟,至今仍處荒廢狀態。
    在山丘上的領事館官邸,就光鮮多了。它一直被誤認為打狗領事館,1987年,內政部以“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登錄為二級古蹟。而且早在 1985年就開始動工修復。2003年高雄市文化局公開徵選優良廠家整修打狗英國領事官邸,由高雄漢王洲際飯店取得,並獲修復後繼續經營管理的權利。2004年9月,領事官邸重新開幕,成為高雄市重要觀光旅遊文化景點。在商業包裝下,借用領事館之名號,向世人展現美麗的丰姿。這是高雄市首任文化局長管碧玲引以為豪的政績。
    但真正的“打狗領事館”呢?2005年8月3日,我驅車尋址而至,爬過圍牆,見水產試驗所接收後,增置不少新生事物,原本住宿在這裡的員工,為了生活需要,也添置許多現代的鐵窗、花磚、隔板、水管、電線,讓整個建築物的丰采,完全的消失,人去樓空,滿地垃圾,更顯得不起眼。這讓我想到乞丐王子的故事,王子雖變成乞丐,但終究還是變回王子。現在雖然官邸襲用領事館之名,但領事館終究還是領事館。現代人以他者消費古蹟,照幾張相,貼貼相簿、部落格,哪裡顧得了人文意義呢?就讓他們尋找導遊冊子的領事館吧,畢竟來高雄不去領事館瞧瞧,也說不過去。就像人生,不讀個大學,不娶妻生子,也好像欠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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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18日屏東縣政府公告《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審查結果,將阿塱壹古道劃設保留區,著實讓環境保護團體興奮不已。
    阿塱壹古道指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漁港經牡丹鼻、觀音鼻至台東縣界塔瓦溪的一條海岸道路,約4公里。實際上,它的前段是從恒春(瑯嶠)經永靖(射麻里)、里德(豬朥束)、長樂(驫古公)、九棚到八瑤灣,沿太平洋向北接過來。存在已久,光緒三年(1877年)周有基修瑯嶠卑南道,就依舊路開設。後來闢建為縣道200號,至港仔接省道26號,原本公路局在2006年推動《台26線安朔至港口段公路整體改善計畫》,現在與阿塱壹古道重疊的部分,就不再開發了。
    在縣道200號即將進入滿州鄉治所在的滿州村前,道路右邊矗立著一座敬聖亭。在台灣,敬聖亭比較常見於客家庄,有人稱為聖蹟亭、惜字爐,從位置來看,很容易推測客家人在滿州住民中佔相當大的比例。
滿州敬聖亭六角造形,分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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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11月20日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所研究生徐敏思假當地大勇路新濱碼頭全裸演出〈如果它是一個人〉的行動劇,以自己的身體為古蹟發言。由為行為十分聳動,所以成功搏取新聞版面。高雄市長陳菊以正面態度回應她的訴求,文化局長史哲也表明支持的立場。看起來,這個活動也不無成果。姑不論是不是真有收獲,她這次代言的是哪個古蹟呢?其實就是高雄市政府在2010年1月26日公告的歷史建築──逍遙園。
    自從公告之後,我一直希望參訪,可惜幾次到高雄,都很忙碌,直到同年10月23日參加90級雅智婚禮之後,才有機會來到新興區六合一路55巷,也就是逍遙園位址所在。當時正值五都選舉,有市議員候選人服務處設在前面,只有一名員警坐在外頭。為了避免麻煩,主動打了招呼,沒想到警察先生非常熱心,帶我逛了一圈,給了一些資訊。
    逍遙園也不是第一次引起媒體注意,中國時報在2003年11月13日刊出記者彭奕峰〈日皇宮別墅流傳半世〉的報導,引起社會注意,當時的市長謝長廷在11月25日市政會議上,指示相關單位進行訪查,由曾駿文彙整成〈新興區日本皇族別墅之探討與訪談〉,刊於《高市文獻》17卷4期;另外中山大學的葉振輝教授也發表了一篇〈高雄市日本皇族別館考證〉。2008年,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長陳啟仁帶著研究生黃朝煌進行了《高雄市新興區日本皇族別邸逍遙園基礎調查》,2009年7月黃朝煌以《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為題,撰寫學位論文,進行更深入的考查。
逍遙園的外觀非常特別。

    大谷光瑞生於明治九年(1876年),三十六年(1903年)從父親大谷光尊手上接任淨土真宗本願寺家第二十二世法主,法號鏡如。
    淨土真宗是鎌倉時代的親鸞所創,原為日本淨土宗的開創者法然(法號源空)的弟子。弘長二年(1263年)親鸞圓寂,葬於東山大谷,親鸞四女覺信與繼任第二世法主的親鸞嫡孫如信共商,文永九年(1272年)在親鸞墓邊建御影堂,覺如繼任第三世法主時,朝廷號賜“久遠實成阿彌陀佛本願寺”,簡稱本願寺。淨土真宗在覺信手上,建構成合佛、佛法和法主為一體的信仰,又稱一向宗。
    淨土真宗法主是傳教師而不是僧侶,可以食肉娶妻生子,蓮如接任第八世法主時,大谷本願寺淪為天台宗近江比叡山延曆寺的分寺青蓮院的分寺之一。他向下紥根,教義普遍深入低層民眾。寛正七年(1466年)與延曆寺僧發生“近江.金森合戰”,為最初的一向一揆,大谷本願寺被焚。離開大谷的蓮如,在外傳教大有收獲,宗徒迅速擴張,勢力雄厚。長享二年(1488年),一向一揆以20萬之眾包圍了高尾城,加賀守護大名富樫政親自殺,實權落於宗徒手上。回到京都之後,在山科地區建本願寺。天文元年(1532年)京都法華一揆與宗徒南近江守護大名六角定賴聯手焚毀山科本願寺。十世法主證如,遷至攝津國,建石山本願寺。顯如接任第十一世法主,和織田信長站在敵對立場,一向一揆給信長吃足苦頭,信長對一向宗徒也恨之入骨,經常進行無情的屠殺。天正六年(1578年)第二次木津川之戰,信長大將九鬼嘉隆以鐵甲船大敗毛利水軍,使石山本願寺陷於孤立,經天皇斡旋,顯如退出石山,前往紀伊國之鷺森,長子教如猶作困獸鬥,仍不能免於放逐的命運,信長於是放火燒了石山本願寺。天正十九年(1591年),顯如接受豐臣秀吉的捐贈,在七條堀川現址建京都本願寺,將石山舊址交給秀吉建大阪城。顯如圓寂之後,秀吉支持顯如三子淮如繼為十二世法主。德川家康對淨土真宗的實力有所顧忌,慶長七年(1602年)尊關原之戰支持東軍的教如為十二世法主,並賜烏丸通七條的土地,命另建本願寺,為東本願寺,前者為西本願寺。
從樓梯直接上到座敷。

    明治維新,升神道教為國教,佛教地位尷尬。然而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貧富差距加鉅,犯罪增加,社會不安,加以疫癘流行,亟待救濟。當時政府忙著擴軍,這樣的工作就不能不交給宗教團體來做。同時,有鑑於傳教士在帝國主義向外擴大勢力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亞洲人口最多的佛教,法西期主義者應該視之為利器才對。基於上述理由,明治天皇決定管理宗教,而不是排斥神道以外的。
    明治十年(1877年)為了整合佛教各宗派,淨土真宗十派,以西本願寺為本山的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以東本願寺為本山的是“真宗大谷派 ”。歷代法主之名,都沒有姓氏,明治規定:除皇室外,每個人都要有姓氏,於是才用覺信長子覺惠的子孫家號,以大谷為名。由於系出同源,大谷光瑞的大谷為姓氏,而真宗大谷派之大谷是宗派名,兩個大谷不在同一範疇之內,大谷光瑞屬於西本願寺的本願寺派,而不是真宗大谷派。兩者並沒關係,可是很多人卻搞混了。
    走在封建制度朝西方資本主義邁進的大時代裡,明治二年(1869年)廢除過去的封建身分,以原朝廷公卿、諸侯為華族,與皇族、敕任議員共同構成帝國會議之貴族院。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有華族身份,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娶了九條邊孝公爵之女籌子,兩年後籌子之妹節子嫁給皇太子嘉仁,即後來的大正天皇。這樣,大谷光瑞還未受命,也就成了皇室之一員。
露台上的水塔架,當係後來加蓋的。
    他也沒忘記充實自己,從明治十九年(1886年)起,先後在貴族學校東京學習院,和當時四大私立大學之一的共立學堂就讀,返京都後,又從前田慧雲學習。為日後自己的事業,打下深厚的基礎。
    他對新事物充滿著好奇,對新文化懷抱著嚮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初,具有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身份的大谷光瑞,辭別了新婚妻訪問了中國15座城市。次年前往印度,又次年訪歐。這時,分別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匈牙利人斯坦因率領的探險隊,在古絲路上的考古工作大有斬獲,大谷光瑞認為憑著亞洲共同信仰的基礎以及梵漢語言文化的優勢,日本應該快速取得領先的地位。於是他分別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十一年(1908年)、四十三年(1910年)三次組織中亞探險隊,巴基斯坦、印度及和闐、庫車、喀什、迪化、吐魯番、阿克蘇、樓蘭遺址等地進行考察,挖走大量的文物,收獲驚人。
    第一次考察期間,父親辭世,他回國接任法主;第二次考察前夕,開始在神戶興建“二樂莊”,收藏從中亞蒐集的文物,顯示出他的野心;第三次考察,妻子病逝,給他帶來打擊,沒有子嗣,不再續弦,考古工作也停止了。其實也不能不停,探險使他債台高築,教團內部壓力,大正三年(1914年)他被迫引退,也辭去淨土真宗管長的職務。二樂莊連同武庫中學以20萬日圓賣走。
逍遙園西面

    大谷光瑞擔任法主期間,也不是沒有建樹。他父親大谷光尊為尋求海外擴張,派出隨軍佈教師,到處進行弘法、撫慰、超渡。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俄戰爭,設臨時部,為士兵服務。又廣設佈教所,對各地人民進行物質上的救濟,和心靈上的安頓,而且快速的向殖民地、海外拓展。
    離開日本本土的大谷光瑞,視野更加寬廣,事業也更加拓展。他在旅順向陸軍省借得沙俄時建的歐式官舍以為長住的別邸,足跡先後來到大連、青島、上海、台灣和南洋各地。
    在南洋,他醉心於熱帶作物,大正六年(1917年)在爪哇島泗水成立“蘭領東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後來陸續在印尼各地購買農場、咖啡園,種植香料相物,後又在爪哇興建環翠莊,改建了改建大觀莊,前者每年7-9月都前往居住,似乎成了爪哇移民。
坎事場的屋頂已塌陷。

    原本大谷光瑞對台灣的關注都是宗教層面的。在他接任法主前,淨土真宗本願寺家在台灣傳教就有很大的進展,明治三十年(1897年)在鹿港龍山寺建立敬愛學校,也同時在台北市、台中市成立龍谷學校,在台南成立開導學校,以教授日語方式傳教。三十三年(1900年)在台北市新起町建台北別院,作為西本願寺在台灣的總部。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申請將鹿港龍山寺改為西本願寺分院,四十一年(1909年)取得彰化廳的布教所許可,也擴大了台北別院的範圍。其他地區也持續擴張,明治四十二年(1910年)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四之二五番地建竹壽寺,大正元年(1912年)向新竹廳買下苗栗一堡苗栗街官有地籌建苗栗寺;次年買下台北廳基隆堡基隆街官有地,又次年在台北廳大加蚋堡古亭街建了覺寺;在澎湖廳媽宮街建光玄寺。在社會工作上也有所開展,明治四十二年,在台北松山成立財團法人成德學院,進行感化教育。雖然如此,他並沒在任內來台灣視察教務。大正四年(1915年)噍吧哖事件,總督府體認佛教較神道教容易取得台灣人信任,大谷光瑞才在大正六年(1917 年)來台巡視,不過他當時已經卸任了。
    他第二次來台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主要介入台灣香蕉出口的斡旋工作,不過真正投入,是在昭和十年(1935年)初。當時日本剛走出世界性的金融風暴,試圖台灣作為南進基地,大肆將物資傾銷南洋。總督府拓務大臣兒玉秀雄邀大谷光瑞來台,雖然當時成立光瑞會辦理他的演講會,但主要還是經濟。由當時的殖產局長中瀨拙夫陪同視察各地,參觀了嘉義營林所製材工場、台南的糖業農事試驗所、高雄州市水產試驗場、旗山郡甲仙海軍油田及新高郡魚池庄貓蘭製茶所,主要借重他爪哇熱帶農業產銷的經驗,規劃台灣產業發展的策略,臨行以〈台灣の經濟價值〉為題發表演講,當年10月5日又出版了《台灣島の現在》一書,對台灣產生極大的興趣。不久,10月19日總督府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成立大會,制定台灣產業的南進政策,大谷光瑞以南洋實業家內定委員與會。會中決議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協助資本家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台灣本島對外貿易的南進政策,當時大谷光瑞列名台拓設立委員會。
    會後他積極拿出實際行動。11月12日參觀角板山製茶工場,次年2月20日在屏東郡長興庄麟洛經營柑橘園十一甲,並在大武山試種山茶,3月25 日拂下埔里街米坑警官派出所前國有高地數十甲裁種紅茶。
南面的景觀露台
    也就在此同時,大谷光瑞有了長住台灣之想,昭和十一年(1936年)3月17日在三塊厝派出所,通過地方課長伊藤英三(稍後調任嘉義市尹)交涉,以每坪二圓價格,向11名業主,購得大港埔高雄刑務支所前土地17,000坪。
    大港浦,即光緒二十年(1894年)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裡的“鮘(從魚逮聲)港埔”,河洛人呼鯉魚為tai,港káng則有“津渡”與“溪流”二義,埔是荒地。《采訪冊》另著錄有“鮘港庄”,當以盛產鯉魚的河港為名,而此處則以埔地取名。清領時期屬鳳山縣大竹橋里,明治三十年 (1897年)屬打狗辨務署,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只有418人口。大正九年(1920年)地方官制改正,“打狗”改稱“高雄”,這地也改為“大港埔”設庄,後成立大港埔保,最後增七保。
    大正十三年(1924年)高雄郡改制為高雄市,配合擴港工程,也進行市區擴大,從旗後、哨船豆、鹽埕往前金、苓雅等地,向東發展。根據《大高雄都市計畫》,昭和七年(1932年)10月指定榮町、前金地區為官公署用地,當時大港埔仍處於地廣人稀的狀態,次(11)月23日這裡還舉行高雄州警察官聯合演習。次年4月,大港埔刑務支所還計劃把囚犯投入佔地4甲的蔬菜園經營計畫,可見還是一片農村菜園景象。
逍遙園北面

    就在他買地不久,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18日大高雄市區計劃案通過,大港埔被規劃為住宅區,一時土地價格飛騰。昭和十四年(1939年)台灣不動產會社持有大港埔150萬坪土地的開發權,同時以5萬坪土地進行200戸租賃型平價住宅街區的開發,優先將全長350米的26號道路拓寛了20 米,同時修築了全長1.3公里的45號道路。昭和十六年(1941年)新的“高雄驛”矗立在大港庄的土地上,從站前拉到大圓環的三線路“昭和通” ,也似乎準備讓大港埔展翅高飛。然而檢視終戰前的逍遙園附近的地圖,大港埔的三個聚落──竹圍、營後、過港仔,竹圍西側有高射砲隊,過港仔東南是高雄陸軍病院,營後的東北是逍遙園,整個都市開發案,似乎到逍遙園就打住了,逍遙園的東邊,依舊是大片的荒埔。合理的解釋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設施的建設優先於住宅區的開發。
    打從大谷光瑞的父親光尊起,就喜歡興建別邸,光尊在明治初年建三夜莊於神戶伏見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建月見山別邸於須磨,而光瑞則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建二樂莊於神戶,大正六年(1917年)和十年(1921年)分別在旅順、青島購買沙俄的官舍改建為別邸,十一年(1922年 )在上海公共租界膠州路建無憂園,十三年(1924年)在爪哇建環翠莊,昭和五年(1930年)在爪哇Garut購入荷蘭人經營的旅館改建為大觀園,九年(1934年)在大連建浴日莊,這些別邸全以西本願寺的名義建造的。有了教團的經濟後盾,著實也給了他很大的揮灑空間。
    逍遙園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起築,由京都著名工匠二角幸治郎主持的ニカク工務店施工,次年(1940年)11月1日開園。
東面景觀露台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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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依址來到放安鄉鹽田村,就看到一棟特別的建築,矗田在平野之中,顯得十分突兀。
    原以為辦公室應在村內,就直接將小白駛進村中道路,只見兩邊磚造房舍,雖然低短簡陋,但儼然平整。不似台灣傳統街庄,隨著主要道路,曲折錯路,雜亂無章。
    十字路口有小店,在村子正中,給村裡生活日用帶來便利,想來這是有計畫開發的職工宿舍建築群,正低迴,不覺就駛出村子了。沒看到像辦公室的建築,只好調頭找人問了。沒想到居民全部不見了,連小店裡也沒,正納悶間,看到一棟新式的社區公共建築,下車探訪,才發現全村子裡的人都在這裡“吃桌”,是個聚會吧,只是全都是老人,沒有和我同年紀,更無年輕的。每個人都知道辦公室在哪,都很熱心的告訴我。
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鹽田模範村,今為永安區鹽田村。

鹽田村的柑仔店。

村內建築多棌閩南三合院結構。

居民多從北門鹽場聘請過來的。

    在通往辦公室的路上,被一道鐵絲欄圍牆擋住,無法前進。這時,不知是一大早在台南市喝了冰豆花,還是興達港的炸花枝丸不衛生,肚子疼痛難當,又不想回村子,只好就地解決。
    身子舒泰些,決定從“田”間小路繞進去,一道深溝,似乎也沒有靠近目標的機會,求證鐵皮屋主人,也是這樣說。只好繞回原點,覷著鐵門邊的小縫,帶著傢伙鑽了進去。
    風很大,新鋪上碎石子的道路,原或是辦公室往宿舍區的通道,路邊的水溝被海茄苳樹拱出一條綠色隧道,還有縱橫排列的小喬木,也將鹽田隔出一塊塊的小池塘,樹稍棲滿覓食的水鳥,保持著高度的警戒心,風吹草動,就驚起亂飛。行走其間,別無他人,仿佛自己也融入了大自然之中。
    跨過了排水溝上的水泥橋,原烏樹林製鹽株氏會社辦公室就矗立在眼前。
排水溝宛如綠色隧道。

    日治初期廢除食鹽專賣制度,造成大盤操控、剝削,價格飛漲,鹽田及產量卻相對萎縮,當時57甲,1,900萬斤,與島內所需的3400萬斤相差太遠。於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恢復專賣制度,公佈鹽田復興與開設獎勵的相關辦法,分三期擴張鹽田。第一期計劃整修原有鹽田,開闢新鹽田,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共完成966甲,產額8,040萬斤;第二期計劃在掌潭以南開設新鹽田,以供應日本內地與朝鮮所需,至大正7年(1918年)總面積達1,700甲,產額16,970萬斤;第三期計劃建立新式採滷鹽灘及煎熬鹽廠,以供工業用鹽需求,至大正12年(1923年)總面積增至2,348甲,年產19,042萬斤。
    有了這樣的時空背景,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當時竹仔港區長張作舟,邀集了黃旺先等二三十人合資,申請開發烏樹林鹽場百餘甲。
    烏樹林在明鄭時期即已築陂灌溉,稱烏樹林陂,見陳文達《鳳山縣志》。早在清中葉時,蟯港內海沿岸就闢建魚塭,名烏樹林塭。鹽廠設在西邊海埔新生地,主要想利用新打港內海的海水曬鹽。一方面內海含砂量少,鹽場水路不易淤塞,另方面內海又較平靜,堤防不易沖毀。
廢曬後的鹽田變成小池塘。
樹上棲滿了水鳥,遠方為興達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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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古堡在1983年,由內政部指定“臺灣城殘蹟”為一級古蹟,2003年台南市政府結合考古團隊,進行熱蘭遮城城牆遺址的研究工作,旋即發現西龍廟後即有一段殘垣,次年即以“熱蘭遮城城垣”登錄為台南市定古蹟。2005年8月9日我循聲而來,長15.15米,高5.4米,側立面呈梯形,下寬上窄,磚牆斑駁的歲月,掩不住壯碩的英姿,據說是當年黑得爾蘭稜堡的殘蹟。
    2007年以“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內建築遺構”報文建會核定為國定古蹟後,列出新發現的六處遺蹟,總覺得對年紀大的古蹟愛好者是項考驗。
    遙想大航海時代,大家想的都是商業據點,只有那驕傲自大的中國不是。他們只想到朱家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外,就是四海,四海就不是他們想管的。來自海上的冒險家,只要想登上王土,非盜即寇。
西龍廟後面一段殘垣黑得爾蘭稜堡的殘蹟。
    1602年3月20日荷蘭14家以東印度貿易重點的公司,合併為荷蘭東印度公司。1604年公司的韋麻郎(Wybrandt van Waerwijck)率艦來到澳門,卻被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取得居住權的葡萄牙人驅離,在商人李錦、潘秀指引下,8月7日抵達平湖(澎湖),當時澎湖為大明帝國季節性防汛之地,過不久,12月15日就被福建都司沈有容趕走。
    1619年,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達維亞建立總部之後,再度撲向台灣海峽。1622年公司令雷爾生(Cornelis Reyrsz)率領12艘戰艦組成的艦隊,進攻澳門,再度失利後,又來到澎湖,在紅木埕建立城堡,作為貿易據點。不久,他,一說副將高文律(Kobenloet),親自來到台江探勘港灣,看到中國和日本商人在大員與原住民進行交易,並無西方人的蹤影。8月命商務員亞當‧斐互德(Adam Verhult)率兩艘戎克船來到大員,進行貿易與考察,次年斐互德回澎湖,建議佔領大員,當時雷爾生並不同意,但10月他忽然派遣軍工50人來到台江港灣,看上外圍一個半島,半島上七座起伏的小山丘,從北往南依次取名為一至七鯤鯓,其中一鯤鯓控制海口,最具軍事價值,於是用竹子和沙土構築簡單的堡砦,作為商業及防禦的據點。
    由於再次入侵王土,天啟四年(1624年)1月2日福建巡撫南居益派遣名將俞大猷之子總兵俞咨皋,在鄭芝龍協助下進攻澎湖,荷蘭人退守風櫃尾城堡。明軍要求荷人毀城棄澎,荷人要求中方默許貿易及在王土之外建立商業據點,當時大員在王土之外,建城不算侵犯王土。8月26日雷爾生拆除澎湖城堡,從台江的鹿耳門(Walvis Been)登陸台灣,同時東印度公司也派出第一任長官馬蒂孫克(Martinus Sonck)。
國勝路73號民宅已拆除,迎面所見的殘垣有門洞殘蹟,惜為草木所掩。

    這次,荷蘭人淨空了一至七鯤鯓的居民。在舊砦的基礎下,興建新城,以當時荷蘭聯省共和國執政的奧倫治王室為名,稱奧蘭治城(Orange Castle)。由於材料和工匠缺乏,除東北角用澎湖舊城石塊建築外,其餘用木板圍繞,勉強用來防禦,也作為政務廳所。1626年2月改用紅磚、糖水、糯汁和牡蠣灰等搗成的灰泥修築城牆,由104名武裝士兵、46名炮手和雜工防守。
    1627年第三任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到任,以荷蘭熱蘭遮省為名,將奧蘭治城易為熱蘭遮城(Zeelandia),並在城外稱北線尾(Baxemboy)的沙洲上建堡砦,保衛鹿耳門航道。
    1629年稜堡倒塌,新到任的第四任長官漢斯蒲特曼(Hans Putmans)命暫以竹支撐,為加強防禦力量,在離城二三十呎處建兩三座砲台,又在北線尾城堡右側建稜堡。
國勝路71、73、75、77、79號民宅後一段是外城北側城牆殘蹟,居民鑿出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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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作文開頭常寫“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雖是老生常談,但也寫實,時間不斷的前進,是不會停的。
    菁寮不知去過多少次了,每回到菁寮,總有時間停止的感覺,覺得時間在這裡靜止了四五十年。
    去(2010)年6月24日暑假伊始,驅車環島尋古。在新營糖廠,雨就開始滴了,來到菁竂,原以為地址標示“台南縣後壁鄉墨林村243號”的“後菁寮義昌碾米廠”,應在路邊顯眼處,結果還是停下車來問路。
雨中訪碾米廠,別有一番情趣。

    問題來了,閩南語“碾米”不會講,幸好活字典在側,用“米絞”(bí-ká)問,果然清楚多了。父老說現有兩處,當然找老字號的。當斗大的匾額出現在我眼前,我只能在車上等──斗大的雨珠,打在車窗上嗶剝作響,又沒帶雨具。
    從雨簾瞻望,大門敞開,似乎有人走動。雨仍滂沱,車未熄火,但恐主人驚疑,只好硬著頭皮,渾身瞬間濕透的衝進屋裡,果不其然,角落坐著一位女性長者,一直打量著我。
    短暫的寒暄之間,我以最快速的方式瀏覽了屋子。主體是磚木混搭的三間建築,左間是庫間,中間是作坊,右間辦公室,另在最左起單獨一間起居間。
辦公室、作坊、庫間和起居間橫向排列,和一般街市不同。這裡是辦公室,開敞、通風。

辦公室也兼作櫃台。

桌上的錢孔,很特別的設計。

在窗口還擺一個磅秤,很熟悉的事務。

    這位身著打扮鮮艷的頭家娘,似乎不想讓機器運轉,指著一些磅秤、簑笠、箱櫃、箕籠、桌几,大概猜想我這城市鄉巴佬不曾瞅過。其實那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三四十年前舉目都是這些,只有那張挖有投幤孔的辦公桌是初次看到。那時器具都很耐操,很快的就用得像眼前所見的那麼老舊,不過都經久不壞,要不是刻意丟棄,也還能保持功能,當作活古董,可惜新的事物輕便簡易,以易拋設計,使大家連同舊物也變得易拋了。
    “較早阮兜田有百外甲。”說到我想知道的話題了。
    那是頭家娘的大官(ta-kuann)梁新義及其兄長梁新傳時的事。梁新傳任烏樹林糖廠原料委員及菁寮農場苦力頭,為地方有頭有臉的人物。昭和十三年(1938年)命甫從台北醫專畢業的梁耀明返鄉開設重仁診療所,診療所在1968年梁耀明遷居高雄後閑置,2000年在墨林村長殷獻政奔走下,徵得梁耀明子高雄重仁骨科醫院院長梁正隆同意,規畫墨林農村文物展示館。
庫房裡的箱櫃,應該是存放比較貴重的東西。

少了碾米的工作,庫間就空蕩蕩的。
    碾米和水車是傳統農村地主的重要投資之一,我的幾位母舅,從銅鑼圈來到台北,就在萬華火車站後站經營米店,有了積蓄才邀我爸投資玻璃工廠。這間碾米廠在日治時期就已開業運作,戰後,原業主經營不善,積欠債務,1937年梁新義以現金及代償債款的方式,購得碾米廠。
    梁新義財力雄厚,還計劃在前台灣省糧食局長李連春舊宅前建戲院,因故作罷。後來又兒子娶當地安溪寮國小附近有錢人的女兒──也就是眼前的頭家娘,她出錢為夫家償了債,所以1950年梁新義就將碾米廠交給了年方23歲的兒子──也就是頭家,叫梁乃文,很特殊的名字。“おじさん哪無佇咧?”“無爽快,佇睡晝。”門外雨勢還是滂沱,我的小白也還靜靜的睡著……
    田租、地租加以碾米廠的收入,夫妻倆過得相當富裕。好景不長,國民政府把在大陸軍事潰敗歸咎到地主身上,頂著美麗的“耕者有其田”招牌,強徵土地。
庫間就在作坊隔壁。
作坊裡頭也有許多磅秤。

碾米不免有耗損,磅秤起了許多商業作用。

木造的碾米機,可是台灣現存少數還能運作的機器。

機器動力也刻畫了歷史的痕跡。

在挑燈夜戰的歲月時,照明少不了它。

    “攏予政府收收去,百外甲干焦(kan-na)保留三甲。”佃戶當了自耕農,不事耕種的地主,怎樣也無法在田裡變出莊稼。何況早在228以後,許多族人散落天涯海角,加上鄰里看到地主的土地被官府如此豪奪,多有大禍臨頭的預期心理,使得頭家夫婦求助無門,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由富轉貧,背裡招致不少非議,甚者還當面奚落。迫於無奈,田產與人對分,剩得半甲,最後還要含羞忍辱,借錢度日。
    梁乃文將碾米廠經營得十分良好。原業主除碾米外,也兼營豆簽(tau-tshiam)生意,梁家接手後,除了豆簽外,也雇了10多位師傅製米粉,半夜兩三點上工,拿到附近空地風曬,一直忙到十點多。但碾米人多,曾日碾達五六千台斤,光收取代工費用已相當可觀,加上人力有限,最後只好收了豆簽、米粉的買賣。
    後來的大型碾米廠都附有乾燥機,少去了曬稻的工序,農民也能直接上繳農會。這樣,減少許多顧客的義昌碾米廠,不得不淪為服務性居多的處所。最後精緻包裝的白米隨處販賣,農民也不再吃自己耕種的白米,義昌也不得走向歇業的命運,轉型成為文化觀光產業的一環。
牆面崩落,露出竹編的夾層。

這些舊的廣告,是過去兼營相關食品和飼料業務的見證。

    我留意到牆上貼著兩張商標,看來店裡也曾經營飼料和奶粉生意。我指著“ミルク”問頭家娘是否經歷過日治時期。
    “彼是阮細漢的代誌。”全身通紅的頭家娘看起來比實際歲數年輕許多。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吃緊,日本人力物力缺乏,強徵的民夫集合成隊,朝菁寮而來,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駐警沒有信心保障人民財產,只能通知民眾將財物及早收藏家中,關門避禍。小女孩把老母雞給忘了,擔心不已,幸好警察早已幫收她代為管理。這件事,老人家似乎放在永遠記憶之中。她沒去追究戰爭的原罪,也許自己也沒什麼損失吧!
    “你按佗位嫁來?”我對這位善談的長者感到興趣。她不疾不徐的拿了一本小冊子,很快翻出一張翻拍的相片,是婚禮的團體照,指著裡頭身著白紗的新娘,“這就是我。”沒看到拍攝地點,只瞄到林秀鵬三字,大概就是閨名了。
也算古蹟活化的一種形式。

    看她手上翻得摺角的冊子,封皮也褪色了,以店名為書名。“蘇煥智叫人寫的,送阮幾若本。”看她所剩無幾,也不好索取。
    雨勢小了,該走了。喚醒小白,付了燒烤冰鎮雞腳的錢。搖著雨刷,離開小鎮。
    都快過七十年了,還那麼怨國民政府,也是堅持。
    一直到次日晚上,經過玉里,才想起雞腿,盛夏天氣,早退冰了,但依舊美味。
也在雨中離開碾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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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舊名諸羅山,諸羅山(Tirosen)是和安雅(Hoanya)平埔族部落名稱,居住地大概今嘉義市舊社內里、北杏里、民生里、慶昇里一帶,今番社里。
    諸羅山社的原住民原本過著“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的生活。十七世紀台灣海峽開始熱鬧了,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海外貿易者,和沿海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商業行為。笨港是早期的商業據點之一,雖然相傳顏思齊在1625年9月往諸羅山打獵,歸途染病,終致不起,但那時諸羅山社人的生活,未必受到漢人影響。顏思齊死後,隨他而來的郭懷一,在貓羅社人幫助下,從事農墾,米糧曾銷至諸羅山社等地。
    1624年荷蘭人來到大員,原初想設立商館,從事轉口貿易,後來在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成立殖民政府。以武力作後盾,取得鹿皮、鹿肉的經營權,並徵課各式各樣的稅收。
方井變圓井,三級古蹟變歷史建築。

    台灣的鹿肉、鹿皮是台灣重要的出口物資,最初由原住民負責捕抓,交由中國和日本商人收集、輸送。殖民政府成立,開始干涉了這樣的貿易形式,漢人收集的鹿皮只能售予公司,一方面驅逐將鹿皮販予日商的漢人,另方面發給漢人捕鹿的許可證。漢人取得許可證,得以自由進出原住民獵場捕。侵犯了原住民生計是一回事,利用陷阱等先進方式捕鹿,使鹿群驟減,又是一回事。這樣逼得中國獵鹿人不得不北上尋求新的鹿場,於是來到了諸羅山社。根據江樹生的研究,1638年10月至1639年5月漢人捕鹿許可証收入1,278.5里耳,諸羅山獵區收入686里耳,超過了一半。
    對於中國獵人侵入鹿場,諸羅山社沒有做出反應的記錄,虎尾壠社(Favorlangh)有驅逐的動作,荷蘭三度派兵征伐。
    另方面,陷阱捕得的鹿隻,往往鹿皮上帶著血漬,在日本市場上不能取得高價,1639年殖民政府禁止陷阱。1742年殖民政府和虎尾壠社達成協議,禁止漢人在原住民獵場捕鹿,同年12月大員議會決議,除駐有公司官員的原住民村社外,其餘村社之漢人必須遷居大員。漢人必須取得月付1里耳的許可證,方能進入原住民村社交易,後來改由公開競標的方式,即所謂贌社制度,時間為每年五月。贌商從原住民手上取來轉賣給東印度公司的鹿皮,根本不足以償付贌金,他們的利益全在可以直接銷往中國的鹿肉,還有賣給原住民的鹽、衣料及鐵鍋等生活用品。
外表變得如何精美,也沒人引用井水。

    1637年前後,荷蘭勢力抵達諸羅山社。荷蘭當局派遣有軍士身分的宣教士來到了諸羅山社,除了傳播福音之外,還負責稅收,甚或也有查驗漢獵贌商證照等工作。有的記載還說東印度公司還派政務官駐在這裡,公署就是入清建治後的縣署。由於生活習慣不同,又須長期居住,不可能就溪取水,為了解決用水問題,開鑿了一口水井。
    這口井是荷蘭人開鑿的,當時漢人稱荷蘭人為紅毛番,所以稱它為紅毛井。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
    原住民的農業,根據萬曆三十年(1602年)來台的陳第記載:“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旱田種植,只能自足。
    1625年上任的第二任荷蘭長官偉斯(Gerard F. de With)見原住民不用牛馬與犁耕種,為獎勵農業,從澎湖與印度購進1200-1300頭牛。
    有鑑於漢人農墾逐漸展開,1629年第四任的荷蘭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引進中南美洲實施的農場奴隸制,加上巴達維亞實行的甲斐丹(China Captain)勞工包辦制,結合漢人農耕習慣,混成“大小結首制”。合數十人為一結,以曉事多者為首,名為小結首;合數十小結首,舉公正能服眾之有力者為首,名為大結首。有事荷人問大結首,大結首問小結首。看人數授以未開發土地,墾成,眾佃均分,每人得若干甲。
    後來普特曼斯進一步實施土地官有制,將漢人開墾的田園統歸為荷蘭皇帝所有,稱為王田。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為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田賦、地租加上農具耕牛借貸等多重剝削。不過,為了生計,擋不住漢人農墾的腳步。
    農墾從笨港逐漸伸進諸羅山社附近。諸羅山社原本“負山帶溪”,位中央山脈山麓向嘉南平原過渡地帶,必須引水灌溉,於是在荷人“資給”的情形下,修築了“紅毛埤”,蓄八掌溪支流鹿寮溪水,作為“王田”給水的資源。紅毛埤經歷代整浚擴大,今名蘭潭;王田所在,即今嘉義市東區王田里。
    紅毛井、紅毛埤和王田是荷蘭人在諸羅山社及周邊經營的遺跡。以時間來看,紅毛井最早,而且鄭氏將領吳智武曾予重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任的諸羅縣知縣周鍾瑄在他主修的《諸羅縣志》提到:“紅毛井,在縣署之左。開自荷蘭,因以名。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洌於他井,相傳居民汲飲是井,則不犯疫癘。鄭氏時,有吳智武者鎮守斯地,重修之。”從前面的附圖裡,很清楚的看到紅毛井不但在縣城之內,而且位於縣署之東。
    《諸羅縣志》有條記載值得重視,“社學,在邑里漢庄者八,以教漢童;一在縣內紅毛井邊。”看得出當時紅毛井附近住戶多為漢人。推測紅毛井創建時,就不是緊臨諸羅山社的。康熙四十三年(1724年)環木柵為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重修,諸羅山社都在護城河外。
    不過該書記載的“六景”沒有納入,“龍井甘泉”指的是今台中縣龍井鄉的龍目井。乾隆七年(1742年)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列出了諸羅八景,“龍井甘泉”,依然在列;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的諸羅八景,將“龍井甘泉”改成“龍井泉甘”。只是當時龍目井已經劃入彰化縣,原來的“龍井甘泉”不在諸羅“邑內”,是不是順水推舟,抽樑換柱,將紅毛井拿來充數,我們不得而知。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的諸羅八景,依舊列了“龍目泉甘”,但後面加註:“按龍目泉今隸淡水;乾隆二十七年知縣衛克堉改定曰‘蘭井泉甘’”。很明確的將紅毛井改稱蘭井,列在八景之中。
    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嘉義人徐德欽,曾歌詠紅毛井泉水,“清滌襟煩同玉醁,甘回舌本勝瓊漿,茶烹合用銀壺貯,綆汲誰偕雪水量。”
    紅毛井終年不竭,蘭井泉甘也提供了幾許文化氣氛,然而,它也有走出歷史的時刻。
    同事兼好友渡也,或許也曾為紅毛井為歷史建築的審議委員,曾寫過《嘉義速記-紅毛井》一詩,詩末:
      清朝的水/日治時代的水/民國的水/都一樣甘甜
      讓荷蘭人喝/讓日本人喝/台讓灣人喝/讓外省人喝/都一樣甘甜
    依我較不浪漫的思維,日治時期,人們有了衛生觀念,開始使用水道水(自來水),位在元町二、三丁目南的紅毛井,鄰近東市場,人囂不再,漸為人淡忘,從此無人飲用。“民國”的水沒人喝,“外省人”也沒喝過。詩人的詩,取其意就好,不必認真。
    戰後更無人聞問,1948年由大陸來台的嘉義市長宓汝卓,召集地方仕紳黃文陶、林玉書、許藜堂等,成立嘉義新八景評定委員會,結果評比出“八景六勝”。八景為蘭潭泛月、檜沼垂綸、彌陀晨鐘、康樂暮鼓、公園雨霽、林場風清、鷺橋跨浪、橡苑聽鶯;六勝是顏墓懷古、王樓思徽、御碑紀績、芝亭崇勳、義廟揚仁、烈祠流芳。紅毛井顯然被遺忘了。
    清領時期,紅毛井邊就有一條與南城廓平行的道路,取名紅毛井,明治四十年(1907年)市區改正後的《嘉義市街全圖》還可以清楚看到。戰後改名蘭井街。地方行政區域重劃,以蘭井街為中心設了蘭井里,1953年併入祠後里。雖然這樣,當時居民並未重視,在井邊堆積雜物,往井裡丟棄垃圾。
    只是文人雅士,撫今追古,偶爾也形之歌詠,1960年10月10日發行的《嘉義文獻》創刊號,〈學海網珊〉即錄有玉峰詩社社長王殿沅芷汀(1892-1972)的〈紅毛井〉詩。
    1970年嘉義市長許世賢在學者專家指證下,重修了紅毛井,在井上架鐵柵,並立了一方《紅毛井整修紀念碑誌》,由賴子清撰文。1998年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市長再予重修,立《重修紅毛井記》,改方井為圓井,大失古意。據說內政部曾認定為三級古蹟,以周邊環境髒亂,井欄增飾過多,予以撒消。2001年嘉義市文化局選它進入文建會歷史建築百景。2003年2月14日登錄為歷史建築,並樹以“紅毛井戶”解說牌。
    網路上看到本校歷史研究所盧胡彬提出的《諸羅古城區活化計劃》,擬議在附近成立小型博物館,希望夢想能夠實現。
    去(2010)年2月1日,蘭井里併入新設的民族里,蘭井里從此消失,不過蘭井街名還在,紅毛井就在此街83號前。
    2005年8月11日,我參訪民雄放送台之後,天色已晚,沒想到又遇上滂沱大雨,但我還是來到紅毛井了。蘭井街並不寬敞,無能逗留,匆匆拍了兩張相片。
    時間過得好快,紅毛井使嘉義開始走向文明,最後文明差點棄置了他,現在也沒人想到這裡汲泉熟茶了,更無法見證渡也說的“都一樣甘甜”。這些時候,我沒特意再訪紅毛井,但“現在想起你,心裡還會澎湃不已”,是的,妳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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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她時,依舊美麗,匆匆已近兩年。
    中廣電台民雄分台日式招待所早在2001年11月28日登錄為嘉義縣歷史建築,當年縣政府就立刻將它推出來,連同附近的日式宿舍參加文建會主辦的歷史建築百景徵選。不過,我初次造訪,已是2005年8月中了。
    那時下著雨,細細的,地未曾濕,它的軀體,被鋼樑、鷹架、絲網包裹著,加上天色昏暗,看不真確,只好驅車到民雄市區,來到大士廟,天已全黑。
整修中的招待所。


    再次造訪忘了在什麼時候了,也在雨中,它包裹更厚更重,啥也沒瞧著。
    2009年1月21日,我三訪時,在晴朗的陽光照耀下,它以整修後全新的身姿展現在我眼前。
    主體是和式建築,糅進了西洋風格,刻意左右不對襯來顯示它的變化,進口設在中央偏右處,車寄簡單樸實,柱腳洗石嵌入卵石,既有本土特色,又有現代風格。
招待所的新面貌。



    兩樓寄棟式屋頂建築為主,樓下右間,方窗左右以圓窗為飾。主建築後面配以切妻式一樓平房,高低有緻,有廊簷相連接。整體感覺是簡潔有變化。
    根據資料,民雄放送所建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當時中日戰爭剛剛開打,它的用意是對中國戰場上的日本軍民廣播。等昭和十五年(1941年)9月28日完工啟用時,太平洋戰爭還沒開打。
    招待所雖然是放送所的附屬建築,從它的規模和材料來看,日本當時的財力、物力,並沒有受中日戰爭太多的影響,等到太平洋戰起,經濟陷入困境,就造不出這樣的建築了。
招待所的進口,雨庇柱基有特色,旁邊有圓窗。

招待所的鬼瓦。



    資料上說這棟建築是供放送所日籍工作人員入住,初期或許這樣,但它終究是招待所,提供公務出差,甚至行旅住宿,才是它原初目的。
    只是隨著戰局加緊,人力物力調度的頻仍,就不免佔用的情形。不過,戰爭很快的結束,1945年中國廣播公司接收了放送所,也招收了招待所,或許借作宿舍使用。受到歲月的摧折,終於走向閑置的命運,幸好在廢棄之前,又重新加以整修,賦以全新的面貌。
    縣政府在維修時,也在周邊做了美化工程,突出建築物的美感,相信在夜幕低垂時,石燈放出的光線,會使它更形神秘、美麗。
    就在我盡情的捕捉它歷史身影之際,隨我而來的蜂蝶也不斷也搜尋粉蜜,春暖大地充滿無限生機。當年入住招待所的人們也曾享受過這份和諧麼?物換星移,他們現在去哪了?曾在我身邊飛舞的蜂蝶又去哪了?美麗的依舊美麗,但重逢的心情應該很不相同。
招待所的內部。

招待所周邊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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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濁水溪南的西螺社原本是平埔族巴布薩人(Babuza)的聚落,河水長期沖積形成的平原地形,土地肥美,備受漢移民的青睞。在地理位置上,隔著濁水溪,和東螺遙相對望,很快的成為水陸交通要衝。
     一般都將今延平街稱為老街,也相信老街是從俗稱暗街的地方向西發展,在日治時期有很大的開展。今日的街景,應該是在明治十年(1935年) 中部大地震之後發展起來的。那次地震,也就是墩仔腳地震、關刀山地震,似乎也給舊老街帶來重創。然而西螺人也挾著雄厚的財力,從災難中重建了新的榮景。就在老街展現新貌不久,西螺戲院也在東市場後面建立了。
夜幕下戲院顯得出奇的蒼老。

“大戲院”前面的“中”字是後來加上的。

    西螺戲院由林廣合家族的林鎰彰集資興建,這個家族可以追溯到原籍廣東省潮洲府海陽縣南柱都天寧鄉的林集山,他渡海來台,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在西螺街上開設廣合商行,經營有成,交長子忠芒經營,返鄉攜忠生、忠茂二子再次渡台。忠茂精通醫卜,從原鄉成功移植椪柑,生產致富,創家祠,建三山國王廟。第五代泉合在今延平街上開設雜貨店,取名廣合。至第六代德賢、德金、德友三兄弟還創廣合洋行,在台北、上海和香港還設立分店,日治時期還在台東縣東河鄉的阿拉巴灣開設黑糖工場。德賢次子振聲畢業於新瀉醫專,為第一個向日本政府登錄的台灣醫生,大正七年(1918年)加入廈門博愛會所創設的日支合辦博愛醫院,和賴和同事。次年(1919年)返回西螺開設拯生醫院,陸續添置X光等最先進醫療器材,三子道生、英生、景福都是醫生,女兒敏子嫁烏日陳茂淇,也是醫生,唯有四子恆生不學醫,卻在1972年順利當選雲林縣長,四年後連任,為雲林政壇“林派”的始祖,前監委陳錫章、前後任縣長蘇文雄、張榮味,都出於林派。廣合洋行事業由德友之四子福耀經營,娶彭明敏之姐淑媛為妻,創淡水工商專校,即真理大學前身。今廣合商行依舊矗立在延平街57號,但已無當日盛景。
    今雲林崙背、二崙、西螺等地,曾為詔安客強勢地區,詔安屬福建省漳州府,但操持客語,而林廣合家族來自廣東潮州,原本操持潮汕話或饒平話,潮汕話屬於河洛話的分支,而饒平話則是客語,這些來自不同地區,操持不同語言的移民,很快的就發生了認同的問題。從籍貫來說,海陽、饒平都屬廣東省潮州府,向廣東認同,就有別於向福建認同的詔安人。從語言來說,如果操持的是潮汕話,那不但有別於詔安客,而且有別於同屬潮州的饒平客。從事商業經營的林廣合先向廣東認同,店號取作廣合就是這樣的意圖,同時興建廣興宮,供奉客家人普遍信仰的三山國王,大正十四年(1925年)廣興宮重修,林廣合和同為廣東潮州的饒平詹姓為主要寄附者。又由於詔安人雖向福建認同,但操持的也是客語,所以彼此矛盾不大,原來客自建立廣興宮、福興宮,後來還建了折衷式的廣福宮,減少了彼此的衝突。只不過原本向漳州認同的詔安人,是籍貫上的福佬客,至今卻仍操持著客語,反而原本操持著客語的廣東客,在語言上反而成為典型的福老客,這應該和街肆商業貿易有密切相關吧。
戲院的投資者林廣合是一間財力雄厚的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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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鐵路榖倉建於1976年,才27年,就在2003年列為歷史建築,是相當年輕的文化資產。
    員林鎮是南彰化重要鄉鎮,一直接近升格為市的標準,卻總差那麼一點點。
    員林鎮的範圍,和日治時期的員林街差不多,大正九年(1920年)實施地方制度改正後,員林街轄員林、三條圳、三塊厝、東山、南平、柴頭井、番子崙、湖水坑、萬年、大饒、田中央、東瓦磘厝等12個大字,在這之前,員林街和田中央庄、東瓦磘厝屬武西堡,三條圳、三塊厝、東山、南平等庄屬燕霧下堡,柴頭井、番子崙、湖水坑、萬年、大饒等庄屬武東堡。
由於員林鐵路高架工程,榖倉左側道路今鋪上鐵軌,以為鐵路引道。
    日治初期的地方基層組織是承襲清領時期的保甲制度,行政區劃亦同。武東、武西、燕霧下都是在清領時期就有的名稱,更早名稱是大武郡保和燕霧保,這兩個保在雍正二年(1724年)彰化設治時就已存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武郡保分東、西兩部分,省稱為武東、武西兩保。乾隆間,燕霧保也分上、下保。
    大武郡保得名自大武郡社,大武郡社係Arikun平埔族人的聚落。1941年11月20日,荷蘭第六任長官Paulus Traudenius親率400名戰士,從笨港登陸,討伐大波羅、貓兒干、華武瓏各社,二林等社請降,大武郡社(Tavokol)縱非攻擊目標,但也開始向荷蘭人納餉。後來政權幾經更替,他們也宿命的向新政權納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大武郡社已在南北交通要道上了。所以,4月10日郁永河越過東螺溪,得以在大武郡社過夜,“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為一翿,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為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穿著打扮和漢人大不相同,一路上也沒經過漢人聚落。
鐵路榖倉登錄為歷史建築,曾振奮了地方文史工作圈。
    這是南彰地區,東螺溪為濁水溪之主幹,西螺溪為支流,經常大水為患。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泉州人施世榜開鑿的施厝圳,以及康熙六十年(1721年)潮州府饒平縣人黃仕卿開鑿的十五庄圳,二圳合稱八堡圳,開始改變了彰化平原的經濟的人文型態。而大武郡社仍過著捕鹿易銀完餉的生活。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記載了他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任巡察臺灣御史遊經大武郡社,採集到的〈大武郡社捕鹿歌〉:“今日歡會飲酒,明日及早捕鹿,回到社中,人人都要得鹿,將鹿易銀完餉,餉完再來會飲。”
    很快的,鹿場草地被漢人墾為良田,社人面臨無鹿可捕,無銀完餉的窘境,只好招佃擴大開墾。乾隆三年(1738年)又允許漢人贌買番地報陞,使得大片社地流失,成為漢人土地,並形成漢人聚落。
    台灣府志蔣毓英康熙廿四年(1685年)成書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高拱乾《台灣府志》裡,可以看到彰化平原有許多平埔族聚落,如二林社、大突社、馬芝遴社、阿束社、東螺社、大武郡社、半線大肚社,可是漢人聚落只有半線庄,這個庄可能是明鄭時劉國軒為討伐沙轆社平埔族,在半線駐兵、屯墾而形成的。同時為了郵傳,在大武郡設有鋪遞。成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記載大致相同。
員林沒有後車站,但有明治製糖會社五分車站。

    康熙末開始,彰化平原開始熱鬧起來,員林地區漢人聚落開始形成了。我們對比地志和古輿圖,大致可以看出最早形成的聚落,大概就是員林仔庄、東山庄、火燒庄和柴頭井庄,而且在乾隆初員林仔就已成街。
    成書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周鍾瑄《諸羅縣志》裡,在彰化平原的漢人聚落也還只有半線庄,但也已形成半線街,同時大武郡鋪置鋪兵3名,此外,也出現了駐防部隊,像大武郡塘有目兵五名,燕霧塘有目兵五名,歸北路營半線隨防把總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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