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尋訪葉明邨墓讓我吃盡苦頭。那裡原來是亂葬崗，嘉義市政府前些時候為了闢建公園，責令遷葬，民眾也陸續遷走了七八分了。
 

http://163.23.202.1/taiwan/chiayi/原嘉義郡水利組合之水閘門及水道4.jpg
    這又是一座位置標示不清的歷史建築，總共花了兩個鐘頭才找到。
    文化局的資料是四維路和世賢路二段之間，事實上跟這兩條路無關，還是看我衛星位置比較真確。
    資料說是五座水門，事實上也是一個建物有五個水門，而不是五個建物。
    看名稱叫水利組合，可以確知是日本時期的產物。
    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來以前，漢人也開了不少圳道和水門，大部分都是民間自己合資興建，偶而才     有少數地方官出面，糾集地方人士修建。
    而日本人來了，卻能夠由政府把水利事業制度化，嘉惠更多的民眾。
    這種情形，豈能簡化成一句“日本為了進一步剝削，才怎樣建設”嗎？

    “看過王祖母許太夫人墓沒？”渡也聽說我常到各地參訪古蹟，關心的問。
    這位同事好友是嘉義市人，曾在嘉義大學前身的嘉義農專教書，也許因為這樣，被市府邀為古蹟審議委員，大概也參興了這個案子，現場實勘過。
    在大學校園裡，渡也對學生的照顧，算相當超過了。不但在生活物質上給予照顧，還經常帶著老婆、小孩，請學生吃飯、品茶，在私生活方面也多所關注，學生交往不正常，他也不顧忌諱的予以干涉。對創系首屆學生投入極深，可說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後來幾屆，雖沒那樣細膩，但修過他《台灣文學史》課程的學生都印象很深刻，93級的筱婷就對渡也在師母面前誇獎她感到興奮。
王祖母許太夫人墓園環境清幽
墓肩刻有象徵身份的夔龍紋

墓碑字體典雅穩重

    渡也成名甚早，深知發表的園地的重要，他不惜賣起老臉，向雜誌、副刊的總編引薦，為學生爭取不少刊登作品的機會，學生受到鼓舞，出詩集的有之，出散文集的有之，獲文學獎的也有不少，可惜後來受主客觀條件限制，以文學的名家的很少。文學路，不能光憑才氣走，還有許多因緣際會，能怪學生辜負老師的期待嗎？1996年我校發生校長陳倬民與渡也互嗆事件，學生群起相挺，也算是回饋吧？
    參訪王祖母許太夫人墓是七年前的事了。由於進入墓園必須借道修車廠，當時修車廠鐵門關著，任憑呼喊、敲打，毫無回應，等候許久，才看到一名中年女性經過，她說：“老闆上山了。”“不知什麼時候回來。”表明來意，看她不置可否，就進一步哀求，始蒙放行。
    墓地藏在果園之中，佔地約百坪，為五步庭大墓，墓龜外觀柔美，墓碑中間寬明體“皇清貤封一品夫人王祖母許太夫人之墓”，上端大書郡望“江右”，右下小字立碑年月和左下立碑子孫名字都作楷體，據說228時曾被槍彈波及，但整體仍相當典雅穩重。墓肩刻有象徵身份的夔龍紋，兩邊墓手分別雕以麒麟、蒼鷹、瑞獅、吉象，外側還有后土和大型石獅。
墓手上的麒麟

墓手上的吉象


墓手上的瑞獅


    據說另有題著“北闕高恩頌鳳誥，耀翟輝笄，鴻範千秋不朽；南關勝地洽牛眠，鍾靈毓秀，燕詒百世無疆”的六角望柱一對隱身果園之內，當時並沒看到。但石獅已經欹斜，左邊蒼鷹也已斷首，吉象也遭斷鼻，相傳墓獸作怪之故，但看似新傷，應係失竊。我想一般人想進來都不容易了，還這樣不知自愛，令人憤慨。
    墓主王祖母許太夫人係王得祿之兄嫂。本名許月，人稱定舍娘，嫁王得嘉為妻。王家原籍江西南城，康熙間，王奇生入閩從軍，以千總隨軍來臺，征朱一貴，在鳳山陣亡，子孫遷居諸羅溝尾庄。再傳至必敬，有四子，長子得嘉，也就是許氏之夫，為貢生；王得祿是次子。
    王得祿年少失恃，賴長嫂撫育，一直到十五歲，進入武庠，次年林爽文事起，攻佔諸羅縣城，王得祿前往府城求援，並募集義勇500人協同軍作戰，建立戰功。嘉慶年間，他平定了蔡牽、朱濆等海上勢力，事業達於巔峰。官拜福建水師提督，封二等子爵。
墓手上的斷鼻象

墓手上的無頭蒼鷹

欹斜的石獅

    嘉慶十八年(1813年)王得祿返鄉掃墓，感念兄嫂“扶持植立功”，上奏特請賜封，也就是將自己受封的爵位名號，呈請移授親族尊長，朝廷准其請，追封許氏“一品夫人”，追贈長兄“振威將軍”銜。
    許太夫人卒年和原葬地不詳，從碑文“道光拾玖年己亥歲葭月重卜”，得知是在1839年遷葬於姜母寮現址，當時王得祿還在浙江提督任內，前一年──道光十八年，朝廷才加他太子太保銜。又從“孝孫源厚(源)□(源)惠(源)□(源)本(源)濤、曾孫禧鴻禧文國驥邦寶禧武等仝立”，知修墓的全是孫輩和曾孫輩，這樣才會以“祖母”稱呼。
    有關許太夫人的生平資料，只有嘉義詩人賴惠川(1887-1962)在《悶紅墨屑》：“巨眼垂青到小郎，褒封一品勢皇皇。冤家路窄逢文啟，不念夫人嫁姓王。”註解：“王得祿嫂，人稱定舍娘，得祿少時，嫂善遇之。後封一品夫人，聲勢赫奕。凡有所事，縣令不敢過問。及王文啟宰是邑，多年積案一時掃清，夫人勢稍殺。”這首詩裡所說的，應該出於風聞，只能當作口頭史料，但她中外家族人多勢大，詩中多少反映了現實部分族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一面。


    也許少年王得祿的故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唐代的韓愈，也是兄嫂扶養成人的，但韓愈畢竟是乖乖在家的讀書人，沒給家人帶來什麼煩惱。據說王得祿少時好勇善狠，經常曾被父母關進柴房，不准飲食，幸賴許氏暗中給他吃，甚至放他走。雖然這也是口頭史料，不過，在傳統家庭裡卻是常見的場景。《紅樓夢》裡，賈政就充當嚴懲子弟的黑臉，賈母、王夫人就充當那寵溺子弟的白臉，王熙鳳就充當那隨時伸援的救星。也許當時在王家，嚴父、慈母都有了，剛嫁過來的許太夫人就必須充當調整矛盾表象的角色，她是再普通不過的傳統女性了。當她公婆雙亡之故，對幾個小叔，只有扶養和驅逐等兩種選擇，在傳統社會裡，沒有太大製造兄弟不睦的空間，只有可能得長兄替代不了嚴父，長嫂繼續充當救星，但為期也不久，王得祿十五歲就出去闖事業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從某個角度來說，或許就是姑息吧？這個角色也是傳統教養賦予的，姑息小叔，姑息子女。只沒想到這位小叔因緣際會，終能官居一品，為清領台灣官位最高者。也這樣，隨著王得祿的水漲船高，親族所得的照顧就愈多，不是王得祿或許太大人想這樣，是封建最高層希望這樣，可說是籠絡吧？
    許氏終歸還是一位平凡的傳統女性，王得祿的成就，終究是王得祿成就的。相對的，我的詩人好友可積極多了，但學生的成就，還得由他們自己去成就。有幸出了第二個王得祿，也得靠他們的因緣際會，或許那時“他們還想著你”，那就萬幸了！

 

    根據資料，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建於昭和五年(1930年)，在這之前，學校早在大正八年(1919年)4月就已創立，全名“臺灣總督府嘉義農林學校”。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就在台灣總督府下設學務部，為台灣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次年6月公佈〈國語傳習所規定〉，台灣第一所“國語傳習所”在芝山岩成立，以學務部官員六名擔任教學，卻被義軍殺害。於是次年改制，教育事務歸民政部學務課管轄。同時，針對日籍學童，特別成立國語傳習所的“小學分教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7月28日總督府將“國語傳習所”轉變為“公學校”，供台灣學生就讀，日本學生則進入“小學校”，並設置了修業年限兩年的包括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實業部，同時也設立“尋常高等小學校”。
    台灣的現代職業教育，濫觴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台南農事試驗場的農事講習，爾後又有林業講習所、國語學校實業附屬鐵路、電信科糖業講習所(1904年)、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1911年)的開辦，但創建於大正三年(1914年)的商業學校和改制的台灣公立台北工業學校，都只限收日本人。

    大正八年(1919年)，建立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的《台灣教育令》頒布後，台灣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以府令第66號發布〈台灣公立實業學校規則〉：“設立三年制的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一所”，嘉義農林學校就是那唯一的一所。入學條件包括：修畢六年公學校課程及未來有志從事農業工作，還必須通過國語、算術、地理、理科之測驗。大正十年(1921年)改制為“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分設農業及林業兩科。戰後易名“台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
    大正十一年(1922年)，具有日台共學，教育機會精神的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田健治郎又以府令第76號發布〈臺灣公立農業學校規則〉，規定農業學校設立宗旨：“在教授從事農業者必要之知識技能兼涵養德性”，性質：“農業學校均為州立”，分科：“可依各地情況設置農業科、養蠶科、園藝科、畜產科、林業科等”，修業年限：“以尋常小學畢業資格入學者，修業3至5年，以高等小學畢業資格入學者，修業2至3年”。昭和十年(1935年)入學資格放寬為公學校修畢者皆可入學，初等科程度者修業四至五年，高等科程度者則修業三年。嘉農在日治時期始終維持兩個科系，沒有增置。
    嘉義農林學校校址，原本是在東區的山仔頂，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1日，台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在這裡創校，農林學校也同時遷到今西區民生南路，即今新民路現址。台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現已改制為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一直留在原址，而嘉義農校則在1965年升格為五年制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又別在1971年及1975年增設二年制夜間部及日間部，1981年改隸中央，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1985年行政中心遷至學府路蘭潭校區，1997年7月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年2月1日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整合為國立嘉義大學，原校地除1938年總督府撥交的中埔鄉社口實習林場外，校本部改名嘉義大學民生校區，2006年改為新民校區。

    在嘉農校史上最被人們稱道的，應該是嘉農野球隊。昭和三年(1928年)，嘉農創校九週年，該校棒球隊成立，任代數老師安藤為教練，參加當年7月14日甲子園台灣地區預賽，連續三年都無法獲得首勝。出生在日本愛媛縣松山市的近藤兵太郎，曾以松山商校主將參加甲子園比賽，也是早稻田大學名將，後應聘回松山商校當教練，大正八年(1919年)來台，大正十四年(1925年)，任教於大正十年(1920年)以“嘉義簡易商工學校”之名創校，次年即改名的嘉義商工專修學校，昭和三年(1928年)他開始指導嘉農棒球部，昭和六年(1931年)就任總教練。
    在過去，台灣代表權選拔賽，都是台北學校的囊中物，像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等學校有四次，1923年夏、1929年夏、1930年春夏，台北州立台北商業學校三次，1924年夏、1926年夏、1927年夏，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兩次，1925年夏、1928年夏，昭和六年(1931年)，在他指導下的嘉農，改變了“不過濁水溪”的局勢。
    就在這一年，他帶領嘉農(Kano)進入第17回夏季甲子園──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一直到總決賽，才以0-4敗給甲子園歷史上唯一獲得三連霸的中京大學附屬中京高等學校，取得準優勝。總計他任教期間，嘉農出戰春季甲子園一次，夏季甲子園四次。優異的表現，引起日本極大的震憾，給予“天下嘉農”的稱號。

    這些嘉農選手，後來都為台灣棒球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石，貢獻極大。至今日人來台，仍間有往嘉農朝聖者。1998年12月31日，朝日新聞社董事永山義高，特意前來完成好友司馬遼太郎“在嘉農棒球場跑一圈”的遺願，就是一例。可惜，去年(2008年)12月23日，當年的第二棒中外野手蘇正生，這位最後凋零的嘉農好手，也躲不了終局的命運，留給球迷無限的懷想。
    2007年嘉義市文化局登錄“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為市定古蹟，我很快的就來到了這間位於忠孝路的文化資產，大門深鎖。木造日製官舍，家居格局，小時候也曾住過。從門縫望去，年代雖久，看起來保存尚好。
    當年這座官舍，從屏東阿猴公學校調來的第一任校長藤黑總左衛門，決計沒住過，因為他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7月，調任北港郡守時，官舍還沒建。

    官舍也不是第二任校長柳川鑑藏建的，他在昭和二年(1926年)4月21日就調宜蘭，創建宜蘭農林學校。
    1931年7月24日，甫獲得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冠軍的嘉農隊，在監督濱田次箕和教練近藤兵太郎率領下，從台北凱旋，那位陪著當時嘉義市尹松岡一衛，連同市役所職員、學校學生及市民千餘人前往火車站迎接的嘉農校長島內庸明，會是官舍的第一個住戶嗎？會在官舍接待棒球英雄嗎？
    很顯然，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1日，嘉農沒將校長官舍併同山仔頂校區移交結嘉商，後來的校長依舊住在這裡。

    那位大正十一年(1922年)才從北海道帝大農業經濟學科畢業的鹿討豐雄，來台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助教授，教授農業經濟學課程，曾經是李登輝的老師的鹿討豐雄，昭和十五年(1940年)還是總督府視學官，最後成為了嘉農末代校長，他曾住這裡嗎？
    昭和元年(1926年)在嘉義開設振山眼科醫院的臺大醫學博士劉傳來(1900-1985)，在昭和十年(1935)與十四年(1939年)連任兩屆嘉義市議員，戰後，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遴選為嘉農首任代理校長，後來，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前往南京選舉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1946年被地方人士推舉當選臺灣省參議員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連任十餘年，應該不會住官舍吧？他父親劉闊是末代通事，番路庄長，兒子為蔣經國的御醫，任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院長，都用不著住得那麼寒酸。
    1946年，劉傳來當選國代，走馬薦諸葛，他的妻舅──京都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年富力強的蔡鵬飛繼續代理校長。到任不久，11月14日省教育處所派教務主任的福建人程遠，帶同鄉人陳澄清和教育處二科科長的介紹書一起報到，強令聘陳為訓導主任，蔡不明究理，暫以國文教師聘。後因變名重領薪津，將陳解聘，不久，教育處派薛健吾視察嘉農，報處令該校應行改造十五項辦理具報，又以黑函十二條向處告發，蔡自請處方派員調查，經視察王襄平查係謊報，但仍有“易長”之議，校友會為他奔走請命。查所謂應行改造十五項，居然有：　　

    人們一直認為肉體的凌虐是懲罰犯人的主要方式，走了很長的路，才有監獄的概念。
    當西方帝國主義伸向東方，產生不少西方人犯罪問題，畏懼東方刑罪的殘酷，竟然運用不平等的“治外法權”處理西方人犯罪問題，引起人民對司法不公的怨懟。隨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高張，也開始檢討反省本國的司法及獄政，作出改良的決定。
    明治維新，司法及獄政改良也是重點之一。明治三年(1870年)頒佈了從形式到内容都模仿明清律的《新律綱領》，明治六年(1873年)司法省颁布仍屬傳統法律的《改定律例》。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年)公佈了模仿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帝國刑法》，取代了《新律綱領》及《改定律例》，改良了日本司法。

    同時，明治四年(1871年)派遣囚獄權正小原重哉到東南亞英國殖民地實地考察，根據報告制定發布《監獄則及圖解》，為日本第一部現代化監獄規則。
    清領時期，相對於中央的刑部監，地方也有府監、州監、廳監，另有拘禁輕罪犯人的押館，都以“雜居制”處置。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人入主台灣，11月在嘉義城內水師提督標營班兵散居的提標巷內設置“嘉義監獄署”。明治三十年(1897年)5月，“ 嘉義監獄署”改制為“臺南監獄嘉義支監”。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梅山地震，嘉義支監嚴重受損，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廢舊城內嘉義支監，另在城外雲霄厝東北方平山頂設嘉義支監，大正八年(1919年)改制“台南監獄嘉義出張所”，並重新建築監獄，地址為台南州嘉義郡嘉義街臺斗坑209番地。
    主要工程包括行政大樓、中央台、三座舍房翼樓、工場、女監等監獄建築群，由當時受刑人負責施工興建，耗資12萬圓。整個工程在大正十一年 (1922年)完工啟用，不久，改制為“嘉義支監”，11月，又改制為“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
    由於日人在台始政之初，正處於他們獄政現代的過程，大量吸收法國、德國等法制理論，聘請外藉顧問，組織“監獄評議委員會”，成立“監獄官練習所”、“警察監獄學校”，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發佈了《監獄法》，同時台灣總督發佈《台灣監獄令》、《台灣監獄令施行細則》等法令，看得到當時台灣獄政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上。
    當時世界各國普遍接受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觀念。這個監獄在1829年在費城設立，它承襲1776年賓州憲法以拘禁代替肉體刑罰的主張，牢房呈放射狀，強調獨居監禁，以中央戒護台作為監舍管理中心，從這裡放射出的監舍的房門外有直通中央戒護台的走道。它根據年齡、性別和犯罪類型加以隔離，減少人力運用、分區明確且容易支援，犯人無法離開房門，彼此交談，確實達到自我反省的作用。但受刑人心理難以調適，造成性格偏差或精神錯亂，不利犯人能改過自新，回歸社會。
    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基本上採用了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建築設計，監房以扇面狀排列，精減管理人員。但在管理方面，它沒有完全襲取賓州精神，而是採取分房制及雜居制的折衷主義，在檢束、衛生及作業方面都有改良，應該是在賓夕凡尼亞州監獄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經驗和地方的民情來建造。
    在建築構造方面，包含了台灣建築技術的演進，這裡可以看出木構造、磚木混合造、加強磚造、RC造和木造RC混合造，建材方面，也能看到光面鋼筋到竹節鋼筋的演進，再加上某些日本常見的雨淋版、竹木舞壁等傳統元素與工法，以及防震作用的斜撐，還有地近阿里山，原料都是山上珍貴的扁柏、紅檜、杉木、檜木等，都成了建築的特色。
    戰後，更名為“台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1947年又改為“台灣嘉義監獄”，並置“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院看守所”，1955年看守所與監獄劃分獨立，建分隔圍牆和看守所接見室。1994年為配合法務部《改善監所計畫》，嘉義監獄遷往嘉義縣鹿草鄉，舊址改為“臺灣嘉義監獄嘉義分監 ”。
    1996年都市更新，嘉義舊監獄面臨拆除問題，當時法務部長廖正豪下令研擬成立獄政博物館。1998年，嘉義市政府函法務部請求無償撥用嘉義舊監獄土地，以供嘉義大學之用；1999年又函請將嘉義舊監獄土地變為文化、大學用地。2002年在“嘉義舊監保存與再利用推動小組”與“催生台南司法博物館推動小組”及民間司法改革團體共同努力下，嘉義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2005年內政部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
    嘉義舊監獄的發展與台灣近代獄政沿革關係密切，天照大帝之神座、舍房 、木門 、門鎖、監視孔、送飯口、透風菊狀窗、黑鐵條窗框、及空中巡邏道、收容人馬桶清洗池。一、二工場，樑柱上昭和年間的標示，日新堂、女監之舍房建築形貌，舍房後側屋樑上之揀札等，三、四工場，古卉，外農澆水桶、牛軛、鐵把、豆腐板、檢收所搓草繩機，戶酒簍及作業工具，衛生科牙醫診療台及病舍設施。呈現受刑人的生活樣貌，也保存象徵威權歷史遺蹟等。
    世界完整最保存的賓夕凡尼亞式監獄，就是建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網走刑務所，當時收容道路開發工事的犯人，現在開發為博物館。目前台灣只剩嘉義監獄與宜蘭監獄，都是三條舍房，而宜蘭僅剩一條舍房，更突出嘉義監獄的完整。古蹟保存的專家學者，也多次前往網走博物館參訪借鑒，相信未來能以更好的面貌迎接世人。
    2007年10年23日清晨，我驅車前往嘉義舊監獄。原本偏僻近山區的舊監獄，現已在市區中心，北邊是嘉義大學，南邊是監獄、看守所、地檢署的宿舍區，東側舊監外農場已成了嘉義地檢署。高峻而厚重的大門仍象徵著威嚴，剛辦過活動的彩色橫幅標語依舊懸掛著。大門深鎖，我也無從進去參觀。看著新刷的門窗，又看到剝落的壁漆。或許嘉義舊監獄潛隱太久，在千呼萬喚中，還在猶豫吧？這幾個月來，受制於論文、選舉等因素，我訪古情緒低落不少，幾乎沒有行動，可也是一種猶豫，畢竟沈潛一段時間，很多過去的情緒，一時不容易喚回，知道嗎？
 

    嘉義舊名諸羅山，諸羅山(Tirosen)是和安雅(Hoanya)平埔族部落名稱，居住地大概今嘉義市舊社內里、北杏里、民生里、慶昇里一帶，今番社里。
    諸羅山社的原住民原本過著“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的生活。十七世紀台灣海峽開始熱鬧了，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海外貿易者，和沿海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商業行為。笨港是早期的商業據點之一，雖然相傳顏思齊在1625年9月往諸羅山打獵，歸途染病，終致不起，但那時諸羅山社人的生活，未必受到漢人影響。顏思齊死後，隨他而來的郭懷一，在貓羅社人幫助下，從事農墾，米糧曾銷至諸羅山社等地。
    1624年荷蘭人來到大員，原初想設立商館，從事轉口貿易，後來在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成立殖民政府。以武力作後盾，取得鹿皮、鹿肉的經營權，並徵課各式各樣的稅收。
方井變圓井，三級古蹟變歷史建築。

    台灣的鹿肉、鹿皮是台灣重要的出口物資，最初由原住民負責捕抓，交由中國和日本商人收集、輸送。殖民政府成立，開始干涉了這樣的貿易形式，漢人收集的鹿皮只能售予公司，一方面驅逐將鹿皮販予日商的漢人，另方面發給漢人捕鹿的許可證。漢人取得許可證，得以自由進出原住民獵場捕。侵犯了原住民生計是一回事，利用陷阱等先進方式捕鹿，使鹿群驟減，又是一回事。這樣逼得中國獵鹿人不得不北上尋求新的鹿場，於是來到了諸羅山社。根據江樹生的研究，1638年10月至1639年5月漢人捕鹿許可証收入1,278.5里耳，諸羅山獵區收入686里耳，超過了一半。
    對於中國獵人侵入鹿場，諸羅山社沒有做出反應的記錄，虎尾壠社(Favorlangh)有驅逐的動作，荷蘭三度派兵征伐。
    另方面，陷阱捕得的鹿隻，往往鹿皮上帶著血漬，在日本市場上不能取得高價，1639年殖民政府禁止陷阱。1742年殖民政府和虎尾壠社達成協議，禁止漢人在原住民獵場捕鹿，同年12月大員議會決議，除駐有公司官員的原住民村社外，其餘村社之漢人必須遷居大員。漢人必須取得月付1里耳的許可證，方能進入原住民村社交易，後來改由公開競標的方式，即所謂贌社制度，時間為每年五月。贌商從原住民手上取來轉賣給東印度公司的鹿皮，根本不足以償付贌金，他們的利益全在可以直接銷往中國的鹿肉，還有賣給原住民的鹽、衣料及鐵鍋等生活用品。
外表變得如何精美，也沒人引用井水。

    1637年前後，荷蘭勢力抵達諸羅山社。荷蘭當局派遣有軍士身分的宣教士來到了諸羅山社，除了傳播福音之外，還負責稅收，甚或也有查驗漢獵贌商證照等工作。有的記載還說東印度公司還派政務官駐在這裡，公署就是入清建治後的縣署。由於生活習慣不同，又須長期居住，不可能就溪取水，為了解決用水問題，開鑿了一口水井。
    這口井是荷蘭人開鑿的，當時漢人稱荷蘭人為紅毛番，所以稱它為紅毛井。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
    原住民的農業，根據萬曆三十年(1602年)來台的陳第記載：“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旱田種植，只能自足。
    1625年上任的第二任荷蘭長官偉斯(Gerard F. de With)見原住民不用牛馬與犁耕種，為獎勵農業，從澎湖與印度購進1200-1300頭牛。
    有鑑於漢人農墾逐漸展開，1629年第四任的荷蘭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引進中南美洲實施的農場奴隸制，加上巴達維亞實行的甲斐丹(China Captain)勞工包辦制，結合漢人農耕習慣，混成“大小結首制”。合數十人為一結，以曉事多者為首，名為小結首；合數十小結首，舉公正能服眾之有力者為首，名為大結首。有事荷人問大結首，大結首問小結首。看人數授以未開發土地，墾成，眾佃均分，每人得若干甲。
    後來普特曼斯進一步實施土地官有制，將漢人開墾的田園統歸為荷蘭皇帝所有，稱為王田。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為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田賦、地租加上農具耕牛借貸等多重剝削。不過，為了生計，擋不住漢人農墾的腳步。
    農墾從笨港逐漸伸進諸羅山社附近。諸羅山社原本“負山帶溪”，位中央山脈山麓向嘉南平原過渡地帶，必須引水灌溉，於是在荷人“資給”的情形下，修築了“紅毛埤”，蓄八掌溪支流鹿寮溪水，作為“王田”給水的資源。紅毛埤經歷代整浚擴大，今名蘭潭；王田所在，即今嘉義市東區王田里。
    紅毛井、紅毛埤和王田是荷蘭人在諸羅山社及周邊經營的遺跡。以時間來看，紅毛井最早，而且鄭氏將領吳智武曾予重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任的諸羅縣知縣周鍾瑄在他主修的《諸羅縣志》提到：“紅毛井，在縣署之左。開自荷蘭，因以名。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洌於他井，相傳居民汲飲是井，則不犯疫癘。鄭氏時，有吳智武者鎮守斯地，重修之。”從前面的附圖裡，很清楚的看到紅毛井不但在縣城之內，而且位於縣署之東。
    《諸羅縣志》有條記載值得重視，“社學，在邑里漢庄者八，以教漢童；一在縣內紅毛井邊。”看得出當時紅毛井附近住戶多為漢人。推測紅毛井創建時，就不是緊臨諸羅山社的。康熙四十三年(1724年)環木柵為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重修，諸羅山社都在護城河外。
    不過該書記載的“六景”沒有納入，“龍井甘泉”指的是今台中縣龍井鄉的龍目井。乾隆七年(1742年)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列出了諸羅八景，“龍井甘泉”，依然在列；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的諸羅八景，將“龍井甘泉”改成“龍井泉甘”。只是當時龍目井已經劃入彰化縣，原來的“龍井甘泉”不在諸羅“邑內”，是不是順水推舟，抽樑換柱，將紅毛井拿來充數，我們不得而知。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的諸羅八景，依舊列了“龍目泉甘”，但後面加註：“按龍目泉今隸淡水；乾隆二十七年知縣衛克堉改定曰‘蘭井泉甘’”。很明確的將紅毛井改稱蘭井，列在八景之中。
    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嘉義人徐德欽，曾歌詠紅毛井泉水，“清滌襟煩同玉醁，甘回舌本勝瓊漿，茶烹合用銀壺貯，綆汲誰偕雪水量。”
    紅毛井終年不竭，蘭井泉甘也提供了幾許文化氣氛，然而，它也有走出歷史的時刻。
    同事兼好友渡也，或許也曾為紅毛井為歷史建築的審議委員，曾寫過《嘉義速記－紅毛井》一詩，詩末：
      清朝的水/日治時代的水/民國的水/都一樣甘甜
      讓荷蘭人喝/讓日本人喝/台讓灣人喝/讓外省人喝/都一樣甘甜
    依我較不浪漫的思維，日治時期，人們有了衛生觀念，開始使用水道水(自來水)，位在元町二、三丁目南的紅毛井，鄰近東市場，人囂不再，漸為人淡忘，從此無人飲用。“民國”的水沒人喝，“外省人”也沒喝過。詩人的詩，取其意就好，不必認真。
    戰後更無人聞問，1948年由大陸來台的嘉義市長宓汝卓，召集地方仕紳黃文陶、林玉書、許藜堂等，成立嘉義新八景評定委員會，結果評比出“八景六勝”。八景為蘭潭泛月、檜沼垂綸、彌陀晨鐘、康樂暮鼓、公園雨霽、林場風清、鷺橋跨浪、橡苑聽鶯；六勝是顏墓懷古、王樓思徽、御碑紀績、芝亭崇勳、義廟揚仁、烈祠流芳。紅毛井顯然被遺忘了。
    清領時期，紅毛井邊就有一條與南城廓平行的道路，取名紅毛井，明治四十年(1907年)市區改正後的《嘉義市街全圖》還可以清楚看到。戰後改名蘭井街。地方行政區域重劃，以蘭井街為中心設了蘭井里，1953年併入祠後里。雖然這樣，當時居民並未重視，在井邊堆積雜物，往井裡丟棄垃圾。
    只是文人雅士，撫今追古，偶爾也形之歌詠，1960年10月10日發行的《嘉義文獻》創刊號，〈學海網珊〉即錄有玉峰詩社社長王殿沅芷汀(1892-1972)的〈紅毛井〉詩。
    1970年嘉義市長許世賢在學者專家指證下，重修了紅毛井，在井上架鐵柵，並立了一方《紅毛井整修紀念碑誌》，由賴子清撰文。1998年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市長再予重修，立《重修紅毛井記》，改方井為圓井，大失古意。據說內政部曾認定為三級古蹟，以周邊環境髒亂，井欄增飾過多，予以撒消。2001年嘉義市文化局選它進入文建會歷史建築百景。2003年2月14日登錄為歷史建築，並樹以“紅毛井戶”解說牌。
    網路上看到本校歷史研究所盧胡彬提出的《諸羅古城區活化計劃》，擬議在附近成立小型博物館，希望夢想能夠實現。
    去(2010)年2月1日，蘭井里併入新設的民族里，蘭井里從此消失，不過蘭井街名還在，紅毛井就在此街83號前。
    2005年8月11日，我參訪民雄放送台之後，天色已晚，沒想到又遇上滂沱大雨，但我還是來到紅毛井了。蘭井街並不寬敞，無能逗留，匆匆拍了兩張相片。
    時間過得好快，紅毛井使嘉義開始走向文明，最後文明差點棄置了他，現在也沒人想到這裡汲泉熟茶了，更無法見證渡也說的“都一樣甘甜”。這些時候，我沒特意再訪紅毛井，但“現在想起你，心裡還會澎湃不已”，是的，妳我的感覺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