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幾次到中國旅遊，參觀過不少天然石洞，舉凡湖北宜昌的白馬洞，浙江桐廬的瑤琳仙境，廣西桂林的蘆笛岩，貴州鎮寧的犀牛洞、安順的龍宮，雲南瀘西的阿廬古洞、宜良的九鄉溶洞。這些地下溶洞，佔地廣大，襯以深潭伏流、怪石嶙峋，常給人神話般的遐想。
    前一陣子我觀賞衛視中文台的《台灣探險隊》節目，也驚訝的發現近些年來，台灣登山客陸續找到不少大型的自然洞穴，可是囿於交通等客觀因素，似乎也只能讓少數山友專享。幾個著名風景區內的天然洞穴都很小，別說神話了，最多只有一些傳說，很難有什麼遐想。
1934年蕃字洞舊照並沒有這道拱門

    學文學的人喜歡神話，喜歡浪漫。可烏鬼洞、蕃字洞，一點都不浪漫。雖不浪漫，但卻有特色，就是都和“外國人”發生關係。前不久讀到文建會《文化‧資產‧八里坌》部落格〈洋人洞？寒石洞‧1660年〉 ， 文中所提到的洋人洞，似乎也屬同一類型。
    烏鬼洞也好，洋人洞也好，都只是傳說而已。位在基隆和平島上的蕃字洞，裡頭可真有“蕃字”，也就是這些“蕃字”，使這個自然洞穴有具體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黃俊平〈雞籠社寮島石洞：荷蘭人遺跡之踏查〉詳細敘述法國M.C.Imbault-Huart、日本伊能嘉矩和他自己，先後到洞裡採集文字的過程。洞裡的蕃字其實是荷蘭人在洞裡刻下自己的姓名，可怪的是名字後面所署的年份。或許可以推測1662年荷蘭人被鄭成功趕走之後，一直到1667年，雞籠還有荷蘭軍人出沒[註]，伊能氏甚至還認為那就是在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會社派遣的赴援艦隊指楎官JACOB的部隊。
    在航海的時代，台灣處在“無主”的狀態。貪婪的外國商人，挾持著優勢的船艦武力，來到這裡尋找商業據點。和平島的確具有商業據點的優良條件，舊名叫社寮，多少反映著清領時期這裡主要住民還是凱達格蘭人。隔絕島嶼和本島的八尺門水道，讓這些商業動物和他們的物資，與居住在本島的凱達格蘭人，能夠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先來的日本人對社寮的興趣，還包括想建立對中國貿易的基地，但限於中國的海禁政策，和避免與中國正規軍正面對決，在台灣的據點始終都只有街市的規模。可西班牙人對社寮的興趣，就全在島上豐富的物資，加上當時歐洲各國在東方海上勢力的競逐，所以，1626年特別選在八尺門水道邊建築聖撒爾巴多(St. Salvador)城。1642年荷蘭人也基於相同理由，從巴達維亞派出艦隊將西班牙人逐出台灣。蕃字洞的題名，是在荷軍進駐甚或退出聖撒爾巴多城之後才有的，也可以這樣說，它反映了海權國家在社寮競逐的過程與結果。
    四百多年過去了，蕃字洞裡的蕃字，受到海風和海水長期侵蝕，早已漫漶。幸好《數位典藏聯合目錄》保存著石阪氏所藏的〈基隆社寮島蕃字洞文字(翻拍)〉，可供研究參考。
    我已年過半百，漸漸都以隔行如隔山為理由，和一些文化資產保持相當的距離。可對於能夠長知識的事物，也總掩不住自己的好奇，蕃字洞就是那麼引人好奇。
    原以為只有漢人喜歡在風景名勝塗鴨，讓自己的姓名和歷史文物永垂不朽。請教了我校外籍老師平為民，他們的確喜歡在海邊較鬆軟的沙岩上刻字。但這些歐洲人，為什麼選在這個天然洞穴題名？山壁石牆不也是題名的好處所？像蕃字洞那麼集中，實在罕見，令人不禁懷疑他們，莫非在這裡執行什麼特殊任務？

 
    基隆停車難，是有名的。 96級學生庭郁家住基隆中華路，曾開玩笑跟她說：“以後到基隆，車子停你家？”沒想到她爽快的答應。原以為她沒開車，對停車問題沒概念。當然，不可能真停她家，但為了尋找仙洞隧道，終也知道中華路竟然遠離市區。
仙洞隧道的鐵軌拆了

    基隆市文化局提供的資料，仙洞隧道在中華路和健民路口。第一次參訪，由於從淡水走2號省道，一路找微笑商店蓋319章，到基隆，天色已晚，錯過了中華路的叉口，就一逕開到國道3號的入口，只好順路南下。第二次尋訪是專程的，從基隆火車站往北走，過平交道到中山一路再往北走，來到中山二路漸無人煙，中華路從左邊會入口，要特別注意，不小心會錯過。轉入中華路要注意左邊，第一個巷子再左轉過去，就看到仙洞隧道了。
    仙洞隧道的另一端是從健民路進去，也是從中山二路過來，在還沒接到中華路前有一個消防隊，消防隊後面就是健民路。沒有特別的指標，而且這一頭的隧道有鐵欄杆圍著，不能進去。還不如從中華路端進去，鐵門只是虛掩，可以停車進去走走。
仙洞隧道健民路端

    仙洞隧道是火車山洞，縱貫線來到基隆之後，一直可以通往海港，不載客，只載貨，有人把這段鐵路叫做“臨海線”，建於1917年。在傳統火車運輸為主的交通型態下，很多生活物資和軍備設施，從這裡運進來，也從這裡輸出國外，可想它曾肩負過很多重要的任務，對台灣經濟甚至軍事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自從高速公路開通之後，貨櫃運輸發達，這條鐵路就注定了功成身退的命運。如今鐵路改道了，鐵軌拆了，而在下雨的晚春午後，我來了。
仙洞隧道中華路端

    走在隧道裡頭，最令我驚訝的，梅雨季節，台北都下了好幾天的雨，而這裡，地上沒有積水，這或許是雨量不大之故，但空氣不濕，甚至有點乾燥，就不知是什麼道理了。火車不會來了，只有涼風，不住的從洞口灌了進來，似乎在體貼的細心的幫遊客吹去了火車過山洞時遺留下來的煤灰，其實，火車在洞壁上並沒有留下多少痕跡，紅磚砌就的牆上，有的是古意，卻看不出老舊，是歲月不夠久遠呢？還是施工品質禁得起時間考驗？我一時也說不上來。
洞壁是紅磚砌成的

    離開前，想聞一下煤灰味，竟什麼也沒聞出來。

    2005年7月31日中午，我來到基隆市義二路和中正路交會處的北白川宮能親王紀念碑前。看現場情況，應該當天早上才舉行過“修護再利用工程完工啟用典禮”，遺留下來的籃花依舊鮮?，但碑石代表的卻是陳舊的歷史。
    清日甲午戰爭將台灣當作戰利品，當時日本政府派來接收台灣的全權代表是樺山資紀，同時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但實際作戰的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

    早在明治天皇即位前，具有維新思想的薩摩(南九州)、長州(山口縣)、土佐(高知縣)的藩士們就組成軍事聯盟，主張推翻大權在握的德川幕府。明治元年(1867年)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平息反對聲浪，上奏“大政奉還”，願將政權歸還天皇，但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次年(1868年)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命德川慶喜“辭官納地”，逼慶喜從大阪出兵，於是三藩發兵勤王，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擊敗幕府軍，並派出東征軍進攻江戶。幕府解散後，各地仍有反政府的軍事勢力，於是天皇募集三藩的人民組成禦親兵，以掃平叛亂，這就是近衛師團的前身。明治五年(1872年)禦親兵被改稱近衛兵，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12月14日，近衛師團編成。編成地和補給軍區是東京，兵員來自本鄉、宇都宮、佐倉、水戶等四個連隊區。
    第一任的近衛師團長是小松宮彰仁親王，仁孝天皇養子，明治十三年(1880年)，任近衛都督，二十四年(1891年)12月14日補近衛師團長，直到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1月28日補大本營參謀總長，才將近衛師團交給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作為北白川宮家第二代，孝明天皇安政五年(1858年)賜名為能久的親王，1847年出生於京都，也是仁孝天皇養子，稱為滿宮。他是伏見宮邦家第九子，明治天皇之叔，皇位繼承第二位。曾被幕府奧羽越列藩推舉為東武天皇，遭薩長聯軍擊敗，在京都削髮為僧。明治三年(1650年)獲特赦，加入陸軍，赴普魯士留學修習軍事。
    他接下轄有步兵第1到第4連隊和近衛野炮連隊的近衛師團，不久，日本政府宣佈成立征清大總督府，前任的師團長小松宮彰仁親王任征清大總督，近衛師團被動員到旅順，基本上，這支原本守衛皇宮的部隊沒有進行任何戰鬥。
    真正的戰鬥是5月27日從旅順調到台灣之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被任命為台灣駐屯軍司令，從5月29日在澳底登陸後，就勢如破竹，6月3日佔基隆，6月7日進台北，6月22日下新竹，8月26日取台中，8月29日攻彰化，10月5日打斗六，10月9日陷嘉義，10月19日劉永福趁夜從安平潛返大陸，10月21日乃木希典的第二師團進入台南，存在149日的台灣民主國實際滅亡。10月27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發布“台灣全島已全部平定”。11月3日，明治天皇誕辰，11月5日，軍方發布“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薨去”的消息，死亡時間是10月28日。近 近衛師團也在11月開始調回日本。
    台灣徵伐戰爭，日軍的損失陣亡164人，負傷515人，染疫病死亡4,642人，返日就醫者21,748人，在台就醫者5,246人。雖然當時傳說北白川宮死於義軍以竹篙掛菜刀的伏擊，但一般相信那是出於後來義軍振奮人心的說法。能久親王應依日本官方說法，死於瘧疾。瘧疾在科學不發達時代稱為瘴氣，客家人多患地中海貧血症，據謂就是長期抗瘧的結果。日本人初征台灣這種瘴癘之地，血液裡頭又沒有抗瘧的因子，自然造成很大的損害。能久親王死後，遺體運到豐島岡墓地國葬，敘功三級並授勳章，升任陸軍大將。
    能久親王任近衛師團長僅10個月，而在台灣時間也不過5個月，但作為征台的指揮官，又是日本皇族在海外陣亡的第一人。當時就有建神社封齋的言論，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 10月27日，在台北劍潭山(圓山)山頂，建立了臺灣總鎮守台灣神社，社格為官幣大社，祀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及被神格化尊為平台之神的久能親王，還特別建立一座明治橋，以便民眾前去參訪。同時訂定每年10月27日為鎮座日，10月28日親王祭日為例祭日，全台放假一天，到台灣神社參拜。直到戰後，神社變為供奉抗日烈士的忠烈祠，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神位才被移到北投善光寺。
    大正九年(1920年)，又在臺南豪族吳汝祥宅邸，也就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終焉之地”，興建了台南神社，社格為官幣中社。後來全台祀久能親王的神社超過60座，現祀於日本靖國神社。
    日軍在澳底鹽寮登陸之次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海灘設帳，以船上沙發當座椅，樺山資紀來探視，日軍用兩張畚箕當座椅，後來就在那裡設立木製的“日軍登陸澳底紀念碑”，次年(1896年)4月改為花崗石打造的“北白川宮征討紀念碑”，上半部以得自清軍的砲彈改鑄。
    在1930年以後，只要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行經、休憩、留宿的地方，都建立了日本政府欽定的最高規格的史蹟紀念物，並且明令保護。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6月4-9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攻陷基隆，曾經駐紮在前清海關衙門。昭和八年(1933年)9月18日，為了紀念親的王功績，基隆市尹桑原正夫集資發起興建紀念碑，正面“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蹟地”，背面碑文則邀請台北帝國大學校長幣源坦撰寫，另題“仰皇猷”三字，摩刻在紀念碑後方山壁，同時列為國指定史蹟及天然記念物。
    為了迎接昭和十年(1935年)10月舉辦的台灣博覽會，昭和九年(1934)，將前清海關衙門舊舍改建為“鄉土館”，館內收藏許多與基隆有關的史料和民俗文物。戰後由基隆海關接收，就長期荒廢，無人管理，珍貴文物大量破壞、流失，最後舊建築也被拆除，改建為海關宿舍，就是現在的復興館。
    上個世紀末，基隆巿政府清查歷史建築和古蹟時，發現了北白川宮能親王紀念碑，當時只剩上半部土黃色的石碑柱，下半部埋沒在廢土和建材之中，2002年公告第一批歷史建築時列入這座石碑。發包修護時，才挖出下半部的基台、碑座地基和階梯，保存相當完整，只可惜碑文早被破壞，無法恢復。
    現在看到的紀念碑是在2005年5月修護完成，碑身3米，主體是混凝土，以洗石子作為外飾，碑座寬大，綴飾軍帶紋泥飾，主碑長方，四角帶圓切面之八邊形，碑頂為主體，上方做梯形突起，碑體展示尊崇之意，屬於威儀式碑體建築。沒了碑文，難免遺憾。
近衛師團(原圖收藏於台灣博物館)

    49歲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命喪台灣，時間又巧在全台平定沒多久，難免啟人軍中“秘不發喪”的聯想，事情都過了一個世紀了，到頭還是死無對證。如果當時他不死於台灣，又去參加日俄戰爭，相信明治天皇也不會賦以鎮台之神的尊高地位，英雄崇拜本身就不免帶有政治意味。眼前這座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建於皇民化運動之時，它的政治意義自不同於明治時代，號召台民忠君愛國的思想取代單純的皇室神格化的意味。
    很難估計皇民化運動發揮了多大的作用，紀念碑終隨日本放棄台灣而湮沒，等它再現世人時，皇民化運動早已杳若黃鶴，但終也留下一絲絲的藝術價值。
    愛立碑的民族不少，留下美名和醜名，或許也不是那麼重要，但老立些毫物藝術價值的紀念物，竟不怕後人恥笑嗎？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3日下午2時，日本北川宮能久親王的近衛師團攻下了基隆。
    日本人相信，在航海時代，他們的商人就在基隆建立了街市，作為商業據點。
    十六世紀日本圖籍出現了一些的台灣的地名。1585年-1587年池田元侯所藏的航海圖，有“高砂”、ビヘウ(澎湖)、たばこ(太跋古，蘭嶼)，還有1610年的〈角屋七郎兵衛圖〉有タカサコ、ヒヤウ、タバコシマ(即たばこ島)等，其中タカサコ，伊能嘉矩認為就是《異國渡海船路る積り》說的：“雞頭籠，此處於先年亥年之時，有朱印船前來。五百里。”是住民凱達格蘭人(ketagana)的譯音，消失中間一個音節就是“雞頭籠”，消失兩個音節就是“雞籠”。從“先年亥年” 推算，應該是元和九年（1623年）癸亥，比中國方面的記載晚多了。
基隆嶼是個著名的航標

    現藏牛津大學的《順風相送》，是一本舟師轉相抄錄的針路簿，保存了許多元代至明中葉的航海資料，它記載了“松浦往呂宋”的針路，“遠用坤申放洋五十四更，若不見山，用丁未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又作沙馬岐頭，疑為鵝鑾鼻)。”松浦港在日本九州肥前海的平戶島，在航程中，“雞籠頭山”顯然是重要指標。不過，“雞籠頭”和日本《異國渡海船路る積り》的“雞頭籠”，後兩字語序顛倒，由於回程“呂宋往松浦針路” 也作“雞籠頭山”，訛誤的可能不大。有證據顯示，“頭”是方位詞，“雞籠”之名應該取山形相似之故。《順風相送》也記載“閩南往琉球”的針路，“大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取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閩東往琉球”的針路，“北風，東湧(今東引)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今彭佳嶼)，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發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幾次提到“小琉球頭”，而不是習稱的“小琉球”。這樣說來，“雞頭籠”之說應才是訛誤。應該指出，“松浦往呂宋針路”上“小琉球雞籠頭山”的說法，顯然“雞籠頭山”是在“小琉球”。
    中國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取名為“小流求”的地方，十四世紀初，中國官方和琉球王國有了接觸，幾次派出使船，都以“小琉球”作為航標。萬曆七年(1579年)蕭崇業《使琉球錄》所附的〈過海圖〉出現了“雞籠嶼”之名。這表示在航程中，“雞籠嶼”的概念逐漸從“小琉球”抽離出來。
    據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鄭舜功《日本一鑑》卷2《桴海圖經》附圖偵察出來的資料顯示“雞籠山”就在冒煙的“硫黃山”之旁，並註云：“小東島，一名小琉球，彼云大惠島。”。這表明日本已給台灣取了“大惠島”之名，而且“雞籠山”也不再只有航標的意義，旁邊的冒煙的“硫黃山”多少具有經濟上的意義。
基隆的外港是填築而成的

    從目前考古研究顯示，北部台灣的住民在史前時代，就與其他島外住民有頻繁的接觸和交易，不過應該相當隨機性的，而且島外大多來自華南。
    從鄭舜功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盗許二經小琉球，“盜島木植，島夷殺之”，還有涂澤民〈與俞李二總兵書〉說海盗曾一本認為小琉球“可濟水米”，於是前去逃避，可是“夷人不從”，“惟彼自去自來”。可見當時住民不容許外人久住，沒有物資貿易的空間，但短期停留，進行物易還可以，不然還會惹殺身之禍。
    港口提供了海洋貿易的場所，在航海時代，雞籠、淡水不可避免的走進歷史舞台。從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刊的張燮《東西洋考》：“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為打狗；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佳里)，以達雞籠、淡水。”這條從澎湖來的針路，顯然在魍港以後，和呂宋北上的航線相同，都是沿著西海岸來到雞籠、淡水。“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也就是福建各地到雞籠都走這條固定的航線。“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說明漳泉漁商早就通台灣原住民的語言，進行貿易。
基隆的軍港

    十五世紀中葉，中日商人競逐海上利益的同時，西方的海上強權也逐漸將手伸了過來，直接撼動著明政權的海禁政策。為了便於管理，還有籌措兵餉等目的，終於在隆慶六年(1572年)，開放本國船隻由漳州府海澄縣的月港出海貿易，萬曆三年(1575年)建立船引制度，由海防同知發給船引，徵收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稅銀二兩。”)由於徵收的是本國船，所以雞籠和淡水稅銀較低，是因為船隻載重和貿易額較小的關係，這也說明雞籠和淡水已從航海指標，進而成為商業據點。明政府不容許外國人到中國貿易，卻開放福建商人出海貿易，使得澎湖、台灣等許多港澳成了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和中國商人交易的場所。在經過9次台海雙邊貿易，萬曆十二年(1584年)漳州人三泰以物易方式，從社寮島轉運鹿皮、硫磺到福建貿易。
    海洋的性格，取得商業據點就必須憑藉著優勢的武力。1952年以前一些日本海盗如Murakami(村上)及Kono(小野)等都先後以雞籠港為基地，將搶奪而來的生絲、瓷器、香料集中在雞籠，然後以合法商人的身份運回日本高價出售。陳第的《東蕃記》提到大員(安平)附近的西拉雅人，“嘉靖末，遭倭焚掠，迺避居山。”萬曆三十年(1602年)12月5日，明將沈有容獲悉“倭據其島”，於是率艦到大員，沈倭船6艘，斬首15級，奪還男女370餘人。從人船數量而言，也見當時日本在台已有相當的力量，足以建立商業據點。這次軍事行動，並沒讓日本停下腳步。陳錫仁《皇明世法錄》卷75〈彭湖圖說〉記載，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倭寇又竄臺，官軍追剿至東蕃竹萋港(竹塹)。從這幾次中國的軍事行動，不難想像倭寇在台海囂張的樣子。
    在“片板不許入海”的政策下，漳泉私商在台灣的商業據點被中國政府視為“巢外洋”。但日本政府就不同了，文祿二年(1593年)豐臣秀吉命原田喜右衛門帶著親筆函招諭高山國征朝鮮，但沒有成行，慶長十四年(1609年)肥前島原日野江城主馬晴信，奉德川家康之命，派視察船到高山國(同一年薩摩藩主島津家久派樺山久高自九州山川港出發入侵琉球，俘國王尚寧及王子、官員百餘人)。據董應舉寫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的〈籌侵管見〉描述視察船到雞籠“曾掠漁船，往攻一月，不能下，則髡漁人為質，于雞籠請盟，雞籠人出即挾以歸。”這些俘虜見至家康，接受饋贈後遣返。真正的軍事行動，應該是元和二年(1616年)3月29日，幕府允許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次子村山秋安率船13艘以商業為掩護的高砂國遠征艦隊，不過艦隊在琉球海域遇到颶風，只有1艘抵達雞籠，遭到住民襲擊，船長切腹身亡。
基隆第二碼頭

    遠征雖失敗，但艦隊有幾艘船飄至中國，引起地方官員或一些士大夫的注意。“前殘朝鮮，又收琉球，又志雞籠”，這時他們的憂慮，全放在雞籠，以為雞籠一失，門戶洞開。可惜，這些看法根本得不到腐敗朝廷的重視。
    日本並不因為遠征失敗停止對台貿易，每年都有固定的船到雞籠，像甲必丹李旦(泉州人)和後來的平野藤次郎、末吉孫左衛門都是。西班牙人(佛郎機夷)比中國人早洞悉日本的意圖，Hemand de los Rios大佐在1597年 6月 27日寫給國王的信，並附了一幅註明雞籠(P°de Keilang)、淡水兩港的地圖，提議“若佔據此處建城堡並派兵300名防守，駐砲兵，則足以抵禦日本人的攻擊。”終在1626年5月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以兵艦兩艘載兵300自馬尼拉出發，沿臺灣東海岸北上，11日登陸Santiago(三貂角)，次日抵雞籠港(Santisima Trindad)，16日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築San Salvador城。中國方面曾派員前來瞭解，並希望協助清除海盗(鄭芝龍)、驅逐紅毛番(荷蘭人)之意。1929年城守Juan de Alcarazo還見到福建巡撫熊文燦，雖沒能到中國自由貿易，但同意發給漳泉商人前往雞籠貿易的船引。對在雞籠貿易的漢人來說，西班牙人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商業利益，在社寮島西南近港口處早己形成街市──西班牙人稱之為parián，那裡住有貿易商、小商人和技術工，1632年有120名福州工人聚居在福州街上，人稱福州厝。它的貿易船航向日本、馬尼拉、柬埔寨、福州和大員。
    據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表示，當時雞籠港及其西海岸的住民為Taparris和Quimaurris，無農業，製作工藝品販賣，並往來其它村落，幫忙蓋房子，而社寮島的Basaijo，會打劫商船，有海盗之名，個性很狡猾，沒有其他部落那樣老實與善良品性，和張燮《東西洋考》說的“富而慳”相近，不過漢人也會以假銀進行詐騙。
基隆老市街

    由於傳教關係，西班牙與日本幕府交惡，在雞籠居住的日本人寥寥無幾，只有在1624年被荷蘭佔領的大員的北方北線尾(四草)住了160人。1627年16名西拉雅人到日本向德川幕府獻地，荷蘭人懷恨，將獻地回來的人，以鐵鍊鎖在船上，斷其飲食，極盡凌虐之事。次年荷蘭台灣長官諾一知Pieter Nuyts沒收了船主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的朱印船，被船長濱田彌兵衛綁架，日本中止對荷貿易，1632年荷蘭雖然將諾一知押付日本，暫時解禁，但寛永十三年(1636年）頒鎖國令，從此日人失去對台灣的影響力。
    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經營也不如預期，1638年從淡水毀城撤兵，1642年8月，荷蘭的台灣長官Paulus Traudenius命Hendrick Harrousse率11艘軍艦載兵1000名，對僅有180守軍的San Salvador城發動攻擊，結束了西班牙的統治。
    荷蘭進入雞籠將San Salvador城改為Noordholland Fort，將San Millan(La Mira)堡改稱Victoria堡，San Anton(La Retirada)堡改稱Rustenburgh堡，San Luis圓堡(koevo, cubo)改稱Eltenburgh。不過，政經中心還在大員，雞籠原本國際轉運港的地位，逐步邊陲化，尤其在東部尋金熱時，成為通往東海岸的中繼站。當時還有日本人滯留在雞籠，京都人喜左衛門Jacinto Quesaymon就是極其少數裡頭的一位，他因船難漂至雞籠，在1643年，他已62歲，“在雞籠結婚30年，在那裡居住了35年，未曾為國王工作，在金包里貧困生活，跟一個金包里的妻子生子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孩，那個男孩已經去世。”他的妻子竟又和男外一位男人在里族結婚，要荷蘭人協尋，他為荷蘭人描敘北台村落間的貿易關係，和傳說金都的哆囉滿的情形。他因此被雇為翻譯和嚮導，後改為雞籠原住民勞動者的監督，同時他擁有的船隻獲准每年兩次到噶瑪蘭貿易。這大概是海上霸權結束前雞籠最後一位日本人了。
基隆的田寮河整治為運河

    在日本九州平戶川內浦女子田川氏所生的兒子田川福松以“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名義逼迫下，1661年荷蘭人退出大員，雞籠也受到原住民的攻擊，最後只好撒離。1646年荷蘭人為了提供駐軍新鮮食物，以免除人頭稅三年的方式，鼓勵漢人開墾雞籠，那時有40名農民移入雞籠。1664年荷蘭人重返雞籠，還有30多名漢人住在社寮島，種植果樹。不過那位中日混血兒的子孫不想讓荷蘭人在台灣立足，1668年鄭克塽再度取回雞籠，荷蘭人再度毀城而去，結束了西方人在台灣商業殖民的時代。不過，鄭克塽在1681年派去守雞籠的右武衛將軍何祐，雖在Noort Hollant舊堡築城，但“守將鄭仁、沈誠，副將黃明等病歿，其弁士兵，死者過半”(江日昇《台灣外紀》)，在1683年接獲澎湖海戰失利消息，就密令兒子何士隆到施琅軍中，納款投降，主動撒離，也結束了台灣海上霸權爭奪的時代，雞籠再也沒有日本人可以聯想的事物了。
    海上霸權的最後獲勝者，是來自大小興安嶺獵人建立的政權。剛開始，雞籠幾成無人之窟。安平水師每半年派兵10人輪戍紅毛城，後來變成虛應故事，“信宿即返”。到十八世紀，以“水土不宜或港道淺狹，概無設防，惟於南風盛發之時，就笨港、三林港二汛之內，輪撥把總領兵駕哨船一艘，前往雞籠淡水遊巡。”(《諸羅縣志》)
    雞籠港有四條溪流流入，田寮港自東而西，蚵殼港(西定河)自西而東，石硬港(南榮河)自南而北，牛稠港自西北而東南，俗稱四港門。漢人從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移入，漳州人自八里岔移居雞籠牛稠港、虎子山，開闢“崁仔頂街”。東面瀕臨石硬港，是漁船靠駁卸貨的地方，魚行眾多，建有七間一整排的住家兼商家的店屋，是發展最早的街道。乾隆年間，漳州人又在西、北兩側開闢了“新店街”和“暗街仔街”。道光二十年(1840年)，雞籠港口附近已有居民，但只是700餘戶的漁村。次年，鴉片戰爭，英軍兩次進攻雞籠，才引起清廷重視，加強駐軍。英法聯軍之役後，依據《天津條約》，開放淡水口岸，同治二年(1863年)，又以雞籠為淡水之外口，才將雞籠提升為對外貿易港口。
基隆商港

    真正讓清廷想建設雞籠的還是日本人，牡丹社事件刺激了滿清人在光緒元年(1875年)設治為廳，取“基地昌隆”之意，改名基隆。
    光緒十年 (1884年)，清法戰爭，法軍攻進基隆，眼前景象是“退潮時，有三分之二的乾坡，商港本身被沖積的淺灘擁塞著，只有吃水量很淺的戎克船可以進入，港內有兩個樹木葱鬱的島嶼，一為port嶼，一為Turton嶼。”(E. Gamot撰，黎烈文譯，《法軍侵台始末》)
    在日軍踏上基隆之前，港口多少有所改善。光緒十一年(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林維源總辦基隆港築港事宜，聘請外國工程師測量港灣，規劃築港，自上海購置挖泥船“優波號”，疏浚河床航道。次年，以兵工填築鐵路車站附近海岸，興築第一座貨運碼頭，光緒十七年(1891年)完成基隆至台北的鐵路，同時在八斗子建西式官營煤廠，增設砲台，置水雷局。不過，這些都隨著劉銘傳去職而擱置，基隆還是沒能走向現代化。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築港前，鱟公嶼、鱟母嶼還在。

    日軍眼前的基隆港，或許內港多少浚深了，也填埋了一些新生地，還有簡單的碼頭設施，但影響航道的鱟公嶼、鱟母嶼還在，這兩座島後來築港時就將它們炸掉。
    作為日本新領地，大量的人力及物資要運來台灣，具有天然港口條件而且又靠近本土的轉運點──基隆港，不可避免的納入港口現代化的進程。
〈大正九年(1929年)基隆港計畫平面圖〉

    台灣總督府相當看重基隆築港工程，投入最多的時間、人力、經費，來展現日本殖民能力。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成立“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參與的技師都有築港的經驗，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評估基隆港為純商港，戰時可將為軍港。築港工程從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至昭和二十年(1945年)，分四期實施。第一期工程因預算關係成果有限，內港在浚深工程之後，能提供2艘3,000噸級的汽船進入裝卸貨。挖浚的砂土填埋了東岸小基隆等47,500坪的新生地。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第二期工程，進行最大規模的內港整治，以仙洞鼻防波堤為界區隔出內外港，內港海岸碼頭全部建設完成，筆直的海岸碼頭及先進的運輸及倉儲設備，加上市區三條河川整治為可以載送物資的運河，貿易額取代了淡水，成為全台第一。昭和四年(1929年)第三期工程，範圍從內港延伸至外港，調整內港作為純商港，同時在社寮島(和平島)及八尺門間建基隆漁港。昭和十年(1935年)第四期工程，興建了外港東西兩座防波堤及社寮島上大型的乾船塢，增加戰時基隆港的運輸能力。可惜第五期工程因二戰而中止。
    基隆原本低漥，在海岸碼頭築砌之後，必須改良市街狀況，在“台北基隆市區計畫委員會”認可下，明治四十年(1907年)實施了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在填高後的市街上規劃出棋盤式街廓，興建公園、學校、市場、運河等公共設施。西岸為港務專用區，包含了深水碼頭、倉儲設備及火車站。而南岸大基隆及東岸小基隆填埋新生地，作為市街使用。築港工程及市區改正，使基隆人生活型態上有很大的改變。大正十年(1921年)及昭和十二年(1937年)分別進行了市區擴張計畫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興築及土地建築管理的範圍隨著築港的範圍往外港延伸。同時日本人也積極開發瑞芳、貢寮、平溪等地的礦產，加上基隆港本身的商機，也帶來大量的移入人口，奠定了基隆現代化都市發展的基礎。可惜1937年公佈的基隆都市計畫來不及全盤實施，就因戰爭擱置，未能看到基隆港市大幅轉型。
   1920年，台北州基隆郡設立，劃市區部分設置基隆街；1924年基隆街升格為台北州的州轄市。1940年，基隆市人口達9.5萬(內地人有2.3萬)，僅次於台北市32.8萬，台南市14萬，高雄市12.7萬，為台灣第四大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基隆由於主要物資吞吐港及海軍基地的地位，首當其衝，成為美軍轟炸的首要目標，港區幾成廢墟。
基隆築港殉難者紀念碑

    築港期間，日本人分別在仙洞町和昭和町修築宿舍，供技師與工作人員居住，大正十三年(1924年)到昭和三年(1928年)間，闢建西16碼頭工程時，死傷員工特別多，因此昭和五年(1930年)就選球仔山面海處修築“基隆建港紀念碑”，以資紀念殉難職工。
    2005年7月31日下午，我參訪北白川宮能親王紀念碑之後，沿中山三路從港西十五、六碼頭間山路上行，來到日治時期曾為築港工程人員宿舍的高遠新村，找到磚石構造的紀念碑。也剛好早上舉行過“修護再利用工程完工啟用典禮”。牆身材料為磚及石牆，採用平砌法，參道以塊石砌疊而成，砌工相當細膩。格局包括參道、紀念廣場與紀念碑等三個部分，碑體又可分為基磐、基座、碑座、碑身及碑頂等五個部分，屬於現代建築風格。可惜的是，作為紀念碑核心的碑文及殉難職工姓名全遭有意的破壞。
    也不用感慨，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的部隊就從基隆港登陸，成為大屠殺的起點，也沒看到什麼紀念碑的。漢人在基隆的生活空間裡，始終扮演著優勢的角色，但漢人在台灣建立的政權始終都很心虛，是懼怕海洋嗎？過去這樣，未來或許也這樣。

    許梓桑，字迺蘭，號德馨，同治十三年(1874年)7月14日生於雞籠堡新店街，幼失怙，母胡氏敎以詩經。有人說他本姓胡，為基隆許姓商賈收養。他漢文造詣深厚，擅詩詞。又有人說他為淡水縣庠生，不過，資料上都沒顯示他前清秀才的身份；又有人說他受業於舉人江呈輝(1872年-1917 年)，江氏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18歲時中舉，光緒十九年(1893年)奏准設立崇基書院，為基隆官學之始。不過館舍甫落成，台灣就易主了，僅舉行一次月課，就將書院供奉孔子、倉頡移到慶安宮。許氏果有庠生的出身，淡基分治，受教於江舉人，理之所當然，就是沒有庠生的身份，也未嘗不能遊學門下。宣統元年(1909年)江氏返台，暫住許家，可見兩人之關係。
    江呈輝比許梓桑大兩歲，由於成名較早，據說受到唐景崧的器重，民主國成立，或許曾給他一些任務，但不久就挈眷回籍。於是，有人給他“ 抗日保台舉人”的稱譽。許梓桑是不是有這層師生關係，反而受到日本人重用，不得而知，但當時基隆另外一位名人──顏雲年，跟許氏同庚，也打著江呈輝門生的旗號，給日本人當翻譯，一樣受到當局的重用。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在台北縣下設基隆支廳，明治三十年(1897年)改為基隆辦務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獨立為基隆廳，明治四十三年 (1909年)改為基隆支廳，隸台北廳，大正九年(1920年)設基隆郡，大正十三年(1924年)改基隆市，這些地方長官，不論廳長、支廳長、署長、郡守、市尹、市長，都由日本政府派日本人擔任。而基層地方組識，沿用清領時期的保甲制度，置街庄事務所，辦理官命之傳達，法令之通知，戶口之調查等事務。由日本政府指派本地人擔任街庄長。當時基隆街指的是石牌、玉田、草店尾、福德、暗街仔、媽祖宮口、崁仔頂、新店、後井仔、和興頭街等地。
整修後的梓桑巷，盡頭就是慶餘堂的正面，那曾是文風薈萃之處。

    最初，許梓桑被指派擔任基隆區街庄長事務所的書記，由於“治事精勤”，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獲總督府授予“紳章”，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任基隆街庄長，那時，他還不到30歲。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9月以勒令第217號公布《在臺灣街庄社設置區長及區書記案》，廢街、庄、社，改設區，區設區長役場，置區長1員，助役1員，輔助廳長執行管內事務。他就擔任基隆區長。在他之前的區長陳文貴、吳志清，陳文貴在清領時期就擔任基隆街總理，政權交替之際，毀譽參半，吳志清是宜蘭人，任期皆短，只有他的能力受日本人肯定。
    大正八年(1919年)推行同化政策，實施文武分治，民政與警察行政分立。同年7月26日以勒令第281號公布修正《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制》，廢廳改州，改支廳為郡、市，區、堡、里、澳、鄉改為街、庄，原庄、小庄(土名)改為大字、小字。當時基隆街轄基隆、大沙灣、社寮、八斗子、深澳坑、田寮港、大水窟、石硬港、獅球嶺、蚵殻港、大武侖、大竿林、内木山、外木山、仙洞、牛稠港等16個大字。大正十年(1921年)派他為基隆街助役，後經公舉，成為基隆街街長。昭和三年(1928年)獲總督府授藍綬褒章，昭和十二年(1937年)他還被選派為臺北州會員、台北州協議會員。。
    當時日本人也沒給本地街庄長什麼政治權力，所以也難有什麼政治作為，他前後任職20餘年，為地方服務長達50餘年，只能倡導或參與有限的地方公益事業。
古厝殘破成這樣，後面的迺園更不用說了。

    在教育方面，他推動日語普及工作，組國語練習會，擔任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基隆公學校保護者會長、基隆市教會委員、基隆市教育會評議員。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他捐助基隆公學校校舍新建費，大正元年(1911年)又捐助許多教育相關費用，大正九年(1920年)開設基隆同風會幼稚園。
    在社會服務方面，他還擔任了公益社理事，為消防工作盡了不少心力，擔任消防組、保甲協會的顧問，也擔任方面委員。光緒七年(1881年)基隆通判梁純大與士紳捐設棲流所於後井仔，收容流離孤貧，一度廢棄，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修復，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許梓桑募款將它遷到石硬港，改名“養命堂”。
    在實業方面，他擔任台灣水產會社監察、台灣勸業無盡會社董事、基隆劇場株式會社董事，在工商服務方面，他擔任基隆商工會顧問、基隆總商會會長。
    他投身地方工作，也不純粹站在配合和協助的地位，也有展現本地人實力，分庭抗禮的意味。他篤信本土宗教，曾倡議重修城隍廟、代天宮、月眉山靈泉寺等，其中基隆街上的精神中心──慶安宮，在牛稠港的土地有了糾紛，管理人王六轉涉嫌變賣廟產，為街紳蔡天培制止，經街民會議向基隆廳長山名金明訴願，纏訟多年，才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公選當時為街庄長的他為新管理人，那時可運用的現款僅13.9圓，他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組織董事會，重修慶安宮，次年廟成，親自率團遠渡湄洲進香，恭迎聖母神像，農曆4月17日舉行安座儀式。至今該宮已擁地13甲餘。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的林來發氏願獻1甲多地為靈泉寺基地，許梓桑為董事，經鑑定決定動工建寺。基隆著名的大竿林仙公廟代天宮，昭和六年(1931年)地主蕭發捐獻土地，獲許梓桑全力資助，募捐籌備，鳩工興建，於次年完工，至今香火鼎盛。
    基隆民間戲劇向有西皮和福祿之爭，經常藉迎媽祖鬥奢競侈，釀成械鬥。大正二年(1913年)許梓桑在區長任內，倡議市內市外不分西福，一切合併，同日賽會。可惜未付實行。
    唐羽說：“梓桑先生，崇儒禮佛，倡導孔孟，力善風俗，頗著勞績，德望甚高。”他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組“天然足會”，明治四十二年 (1909年)組“斷髮會”，後來參與“風俗改良會”，大正三年(1914年)還擔任“敦俗會”會長，大正九年(1920年)改名“同風會”，仍擔任會長。這些社會教化活動，不單純是配合日本同化政策，多少還有移風易俗的儒家思想在焉。
    唐羽又說：“梓桑固從貨殖且荷公職，惟不棄文墨。閒居喜倡吟哦。其詩且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詩既傳，匪惟梓桑、雲年之名益著，而基津詩文之盛，亦由遠播。”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的瀛社，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農曆2月16日在艋舺平樂游酒樓舉行成立會。公推洪以南為社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謝汝銓為副社長。創社後，每年召開大會，由顏雲年推動，與桃園桃社、新竹竹社時開擊缽聯吟大會，顏氏任三社聯吟會會長。大正三年(1914年)顏雲年築“環鏡樓”成，招集全島第一次詩人聯吟大會，聘前清進士許南英主詩盟，成《環鏡樓唱和集》，許梓桑與會，為重要成員。
    許梓桑最為人稱道的詩作，是《基隆八景》，詩見於石坂莊《基隆港》，該書為大正六年(1917年)6月10日出版的“改訂第三版”，前兩版都是小冊子，未載錄該詩。謹錄於後：
      雞山驟雨：雞山屹立冠群峰，風雨蕭蕭驟幾重；極目微茫迷鳥道，高低雲樹匝陰濃。
      獅嶺匝雲：指顧獅峯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山容隱約誰能辨，絕巘高岩盡綺紋。
      魴頂瀑布：雙龍飛瀑落岩中，入耳泉聲玉韻通；任爾狂風吹不斷，銀河遠瀉上天空。
      鱟魚凝煙：雌雄鱟嶼海西東，毓秀鍾靈氣象同；樹色迷濛疑斷雨，憑欄一望碧烟籠。
      仙洞聽濤：空留石洞隱仙蹤，髣髴桃源一樣同；海國波濤長擾夢，聲聲入耳聽玲瓏。
      社寮曉日：旭日東昇彩鳳鳴，雲霞散漫曉風生；天開曙色曈曈映，水國清光入畫明。
      海門澄清：開門八尺本天成，萬古常流一色清；好是晚來霞爛熳，魚穿雲錦漾分明。
      杙峰聳翠：萬水星羅繞杙峰，杙峰不與眾山同；孤高千仞凌霄漢，一望蒼茫鎮海東。
    其實，同治十年(1871年)楊浚(1830年-1890年)編《淡水廳志》，收錄了“雞籠八景”，就有“鱟嶼凝煙、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峰聳翠、奎山聚雨、毬嶺匝雲、峰頂觀瀑、仙洞聽潮”諸景，許梓桑改動了幾個字，各繫以詩，這類詩並不對景物進行真實，只管山水意象的塑造，以引發讀者審美情感，臻於情景交融的境界，許梓桑並沒突破傳統的窠臼。
    在顏、許帶領下，基隆文風大盛，大正十年(1921年)8月24日蔡癡雲、張一鴻、鄭如林、黃梅生等人成立“小鳴吟社”，大正十二年(1913年)5 月13日，併入瀛社為“基隆分部”。網珊、復旦、月曜等吟社成立於大正十五年(1926年)，鐘亭、晶社成立於昭和四年(1929年)，而大同吟社也在昭和六年(1931年)4月20日天長節成立。
    昭和五年(1930年)12月15日傳統詩半月刊《吟稿合刊詩報社》(簡稱《詩報》)創刊，發行人為桃園周石輝，編輯者為葉文樞。剛開始以“桃社 ”為主，基隆贊助者只有許梓桑。昭和七年(1932年)10月1日，編輯及收支事務歸蔡清揚，次年(1933年)12月1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12月1 日，發行人及印刷人均為張曹朝瑞。蔡清揚是瑞芳詩人，曾應基隆張添進之邀共設“鐘亭”，和張曹朝瑞都是大同吟社成員，張曹朝瑞經營“ 仁華活版所”，《詩報》就由該所印刷，該刊以記錄詩作及詩社動態為主，是日治時期發行最久的傳統文學刊物。早期未有“社長”之設立，只有副社長杜香國、盧纘祥，昭和七年(1932年)1月1日刊出〈啟事〉，稱社長盧纘祥有要事，將《詩報》讓予許梓桑經營，許梓桑列名榮譽社長。
    可以看出，他晚年為了詩文自娛，構築宅第園林，作為文學活動的場所。顏雲年成《環鏡樓唱和集》之後，大正七年(1918年)買下木村久太郎的別墅──“木村御殿”，取名“陋園”，次年(1919年)10月，舉行詩人擊鉢吟會，成《陋園吟集》，又是一次全島性的文學盛事，這些許梓桑都看在眼裡。不過，顏氏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罹傷寒去世，失去友人的許梓桑，開始有了退老之想。簡萬火《基隆志》說他“近為靜養心神，乃築廈屋於玉田山上，取名曰‘慶餘堂’，以樂晚年。”
    原來許梓桑的老家在市區，因日本人改正市區，拆為築港地，所以他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遷到“新店街八番地”，昭和六年(1931年)他選擇了當時玉田街的山腰，興建了“慶餘堂”。當時的地址是“台北州基隆市玉田町3之59番地”，今為玉田里愛四路2巷15號。從山腳通往慶餘堂的道路，為紀念他對地方的貢獻，稱為“梓桑巷”。
    慶餘堂是閩南三合院式建築，地上二層磚牆結構，還有地下室，特別的是，它採用當時台灣煉瓦株氏會社製作的TR磚砌築。壁堵也有許多西方花鳥彩色磁磚裝飾，顯得特別氣派。
    慶餘堂所在的山嶺，當地人稱“少將山”，據說是因為日治時期這裡建有要塞司令部的少將官邸。許梓桑的慶餘堂在此山北面，後來，他在後山構築“迺園”，整個宅第園林矗立在山巔，規模宏偉，是當時明顯的地標。後面的山崖，陡峭壁立，當地人稱為“皇帝殿”，在它的映襯下，自然表現出尊貴的地位。
    昭和六年(1931年)5月3日午後7-12時，剛成立的大同吟社，假許梓桑新成的“慶餘堂”開例會，20餘人參與，題擬〈大同〉、次擬擊鉢吟〈擬慶餘堂春夜小集〉。(事見《詩報》第12號)詩社成立時就推他為顧問，後來成為首任社長。
    歲月不饒人，據說，1945年台灣光復，他扶病應邀代表基隆參加受降典禮後，遺言：“我之夙望已達矣！”，猝逝於慶安宮禪房內，享年72，著有〈筠窗吟草〉1卷，未傳世。
    許氏死後，慶餘堂也慢慢老化，子孫逐漸搬離。由於山坡迎風面，風雨侵蝕，屋體多已損毀，屋頂塌陷，牆面剝落。雜草叢生，斷壁殘垣，老榕的盤根，，大力的伸向頑抗的磚塊。依稀可見的”慶餘堂”三字，無力的掙扎出現在眼前，似乎想努力引起人們的注意。對比於山下的廟口人聲囂雜，大太陽底下，尚覺清冷，甚至淒涼！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走向現代化。台灣脫離了中國，直接面對全新的學術文化，沒有太多掙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李漢如與伊藤政重創 “新學會”，當時參與者如洪以南、王慶忠、羅秀惠、謝雪漁、李聯璧、顏雲年、許梓桑等人，大多是知名的漢詩人。在台灣，白話文不負責宣傳、教育的任務，這樣，漢詩沒有真正的對手，依舊在文壇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創作分擊鉢和閒詠兩類，一般認為言閒詠高於擊鉢，然而，惟有擊鉢才能引起結社聯吟的盛況，成為漢學存續的象徵，進而調和了傳統和現代的矛盾，實踐了漢體西用的理論。
    大正十三年(1924年)新年，當時聲名不甚好的台灣總督內田嘉吉作詩言志，許梓桑步其韻：

    靈泉三塔在靈泉禪寺右側，由東寶座、西蓮台、正方寶塔共同構成。是地上二層，上方三座塔狀之建築物。
    靈泉禪寺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創建的，開山祖師是善智、妙密兩位禪師。
    佛教是漢人宗教信仰之一，隨著漢人移民四處傳播。台灣在明鄭時期，佛教就有很大的開展，當時已有竹溪寺(小西天)、彌陀室、龍湖巖等三大名剎。而且陳永華創建龍湖巖之後，還在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延請福建僧伽參徹駐錫。

    清領時期，佛教更為發展，各地寺廟林立，有規模者，還會到福建延請法師主持。根據學者考察，來台和尚以福州鼓山湧泉寺居多，也有來自有“西禪寺”之稱的怡山長慶寺，還有少數來自福清黃蘗山寺。
    由於台灣宗教寺廟是官員、鄉紳及善男信女聚集的公共領域，遠遠超越清修的場域。這些來台的和尚，弘法之餘，也不免走入世俗。
    佛教學者藍吉富以台南大天后宮為例，歷代住持多為臨派宗法脈僧伽，第七代住持勝修與第八代住持弈是如公，還兼任台灣府僧綱司，尤其是後者還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為府城名剎開元寺住持，為臨濟宗第三十八世僧人(印明《重修開元寺碑記》)。這種正統佛教的法師，出任教內素所斥責的外教神道廟宇的住持，還持續數十任，可見當時還是祈福解厄，誦經薦亡的信仰氛圍。
    當時台灣既納入中國版圖，其間也有內地僧伽自行前來。在今五股的西雲岩寺，相傳就是福建鼓山省源大師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渡海來台開基結廬，奉祀觀音佛祖。雖然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該寺為合組胡林隆墾號的胡焯猷、林作哲、胡習隆等人獻地所建；即使不是這樣，建廟的土也和經費也不是一般雲水僧負擔得起，到頭來，還要靠胡焯猷等鄉紳們贊助，也難免世俗化。
    依據漢傳佛教的傳統，一般人想成為真正的僧侶，必須接受佛門戒律，在以前台灣寺廟都不具有這樣傳戒的資格，如果想到內地求戒，必須經歷黑水溝的凶險，這固然無法阻擋宗教之熱忱，但以當時經懺佛教的氛圍，實無渡海求法之必要。
    清英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反省自己文化的契機，對台灣何獨不然。台灣、淡水兩地成了國際港口，帶來了洋商，也帶來了傳教士，在新文化的刺激下，也開始了佛教信徒求法的心靈。
    出生在鳳山縣的榮芳法師(?—1882)，字達源，自幼出家，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臨濟宗四十八世僧，又到河南少林寺參禪習武，同治年間返台，為府城開元寺住持。
    榮芳法師算是開台灣人渡海求法再返台弘法之先聲，他還積極鼓勵後進。住府城上横街石門腳的傳芳法師(1855—1918)，俗姓陳，名春木，家道殷實，以茶為業，少年時常與榮芳談論佛法，光緒七年(1881年)，獲新婚甫四月的妻子諒解，攜榮芳函，禮福州鼓山湧泉寺維修上人出家，得戒於怡山長慶寺復翁和尚。後因門徒開元寺玄精法師為日人所逐，大正二年(1913年)返台升座為開元寺住持。俗姓蔡名漳的玄精，鹽水港布袋嘴人，由傳芳法師剃度，到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昭和三十六年(1903年)為開元寺住持。
    鼓山湧泉寺會成為台灣渡海求法之首選，主要是該寺與莆田廣化寺、泉州開元寺、厦門南普陀寺並稱福建四大叢林，為八閩第一名刹。相傳原為毒龍潭，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當時福州從事裴冑請靈嶠禪師誦《華嚴經》鎮之，後來就在潭邊建華嚴台，不久荒廢。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王審知填潭建寺，迎請閩侯雪峰寺神晏法師來此住持，名“國師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賜額“白雲峰湧泉禪院”，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賜名“湧泉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欽頒御筆“湧泉寺”泥金匾額。
    鼓山湧泉寺傳承禪宗，據虛雲法師資料，開山靈嶠禪師嘗求法於馬祖道一，馬祖從南嶽懷讓開悟。然而真正奠鼓山千年之基的是神晏國師，他屬於“青原行思一石頭希遷一天皇道悟一龍譚崇信一德山宣鑒──雪峰義存一鼓山神晏”的傳承，他的弟子了覺智嚴、了宗智岳、了悟清諤，相繼住持鼓山，尚屬青原一系，宋元明三朝87任住持大多為南嶽一脈。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無異元來禪師應請住持本山，元來嗣法於曹洞宗壽昌系的創立者無明慧經禪師(1548-1618)，此後37任住持多傳曹洞法脈。
    即使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擔任第百三十代住持的虛雲古巖禪師，他在鼓山湧泉寺出家、受戒，並在鼓山“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匡扶法眼，延續溈仰，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但根據明清湧泉寺住持字號，傳承的是“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並徹地，耀古復騰今 ”，基本上應屬於無明慧經的壽昌法系。
    基隆是國際港口，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禮，也最早對自己文化產生省思。在雞籠市街上有一座建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源齋堂，該佛堂屬於齋教龍華派，創建人是當地人張賜歡，號普漢，自認篤信佛教，曾赴鼓山湧泉寺皈依三寶，後來又到福州福寧縣觀音埔的“壹是堂”受法，該堂為龍華第十祖陳普月所建，被視為中國南方龍華派的本山，張普漢列身“太空”之位。返台後，在後井子發起興建齋堂，同治二年(1863年) 竣工，大正十年(1921年)第二代堂主張添福重修擴建，改名代明宮，戰後改奉“太陽公”或“太陽媽”，四代堂主同屬一家。
    善智法師(1852—1906)，俗姓胡，名阿紅，基隆廳草店尾人。據資料，他38歲以前，拜基隆龍華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張普漢雖到湧泉接受佛法，但終究選擇了齋教，這給誠心學佛的善智更明確的啟發。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39歲，與同參妙密上人渡海求法，在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由景峰和尚剃度為僧，住寺苦修三年。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返台，駐錫在俗稱聖王公廟的基隆玉田街奠濟宮的後殿清寧宮。這在當時佛道不分的宗教氛圍裡，也是權宜之計。
    善智在清寧宮弘法，造就不少佛學後進。像本圓法師(1883-1945)，也是基隆人，俗姓沈，明治三十年(1997年)14歲時，依清寧宮住持釋元精，次年善智、妙密在清寧宮弘法，本圓和善慧法師都在此同時跟兩位法師研習佛法，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他渡海拜在鼓山湧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先後任聖王公廟及月眉山靈泉寺當家，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1月任觀音山凌雲禪寺住持。日治時期，正統佛教有四大系統，即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其中月眉山為善智所開創，本圓就是觀音山系統的開創者。
    至於同為基隆人的善慧法師(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祖籍福建汀州府永定縣。光緒十五年(1889年)入媽成書房，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隨母郭氏皈依龍華佛教，也拜代明宮源齋堂張太空普漢為引進，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皈依在清寧宮弘法的善智，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3歲時，與善性禪師、善昌禪師、善法禪師等多人，4月8日由善智率領到鼓山湧泉寺，參加住持妙蓮和尚的授戒儀式，祝發於景峰和尚，受具足戒，下式出家，法名常覺，與善智同為師兄弟，時人譽為臺疆二甘露門。嗣法於志泉和尚，5個月後，同返台灣。

    此外還有同為基隆人的德馨法師(1882-1952)，俗姓邱，名媽盛，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18歲時，依善智師出家，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得戒於鼓山湧泉寺妙蓮老和尚，大正十五年(1926年)10月10日就任臺北寶藏寺住持，昭和五年(1930年)任靈泉寺住持。
    和善智一起參佛返台的妙密上人，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7月27日示寂，弘法重任全落到善智肩上。這時由於信徒皈依者不斷增加，於是就有擇地建寺的想法。
    最初考慮建廟地點在紅淡林寶明寺現址，但董事許松英認為龍脈不佳，極力反對，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水窟齋友林來發獻地1甲餘，經董事許梓桑鑑定，在江忠良、許松英資助下，選在基隆東郊月眉山建寺。
    有資料記載，咸豐九年(1859年)依福州鼓山湧泉寺妙蓮和尚出家受具足戒的虛雲法師，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雞足山募款，前往南洋弘法，次年(1906年)回國，經台灣參訪靈泉禪寺，前往日本考察佛教。此時台灣已在日本人手裡，即使在台灣也能考祭日本佛教，虛雲船經台灣，順道參訪，可以理解，不過這時靈泉寺才開始修建，應該沒多停留。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9月善智在新建落成的大雄寶殿頌經，突感不適，回方丈室休息，不久圓寂。師弟善慧法師接下建廟重任，從福建鼓山返台主持寺務。
    明治四十年(1907年)善慧法師入日本曹洞宗僧籍。次年(1908年)靈泉寺初步建成，舉行晉山大典，天皇敕賜大圓玄致禪師的曹洞宗大本山管長石川素童，特別渡海來臺與會，親任善慧為駐臺佈教師，兼靈泉寺第一代住持。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善慧增建功德堂一座，次年(1910年)增建前殿、天王殿、西歸堂、報恩堂，大正元年(1912年)在天王殿增建講堂、一座禪堂。
    同年善慧與蔡桂村居士，赴日考察日本的寺院制度，會見內務省宗教局長，石川素童授與南北龍藏及新修點訓大藏經，作為鎮山之寶。不久，復攜門徒德融遊歷大陸東南各名山，翌年更赴印度朝禮聖蹟，並雲遊緬甸，請得玉佛廿餘尊及佛舍利回寺供養。
    善慧注重僧眾教育。根據佛教律制，傳戒要有“三師七尊證”才算合法，在特殊地區至少“三師二尊證”，所謂“三師”，是受具足戒滿20年的和尚，才有資格擔任，而七尊證師也要受具足戒10年以上才有資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三師七證的傳戒條件在台灣完全具備，所以靈泉寺就在當年9月23日開傳授在家居士戒法會，次年(1910年)靈泉寺開設短期學院，以訓練青年僧。大正元年(1912年)舉辦“愛國佛教講習會” ，聘請日僧渡邊靈諄和閩南高僧德會泉法師擔任主講，開中日佛教合作之端。大正六年(1917年)他協助曹洞宗創辦了“臺灣佛教中學林”，大正九年(1920年)任臺灣佛教中學林林長。前一年(1919年)臺灣佛教青年會成立，擔任幹事長。
    靈泉三塔創建於大正二年(1913年)，大正六年(1917年)落成。塔的樣式仿造印度佛塔，在全國已不多見。其中的東寶座是奉安靈泉寺法師父母的遺骨，西蓮台則開放給善信護法。三塔在2006年7月24日被基隆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個人覺得，它的歷史意義應回歸到塔成時啟建陽幽兩利水陸大齋法會。
    茲錄大正6年10月29日《台灣日日新報》以“靈泉寺大闡宗風”為標題的新聞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