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6 Wed 2012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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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古蹟)卓夢采墓
- May 16 Wed 2012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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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葉宗禮墓
葉宗禮墓在旗津公墓旁，今年十月，我換上了雨鞋，涉過膝蓋高的蔓草，跳進了墓園。
墓旁還有一座王門盧夫人英墓，形制像極了台大的傅園，而且年代相近，四週都是當時“黨政要員”的題辭，政商關係良好，但就是不知和葉宗禮有什麼關係。
墓門
蔡宗禮墓建於1922年，雖然沒有台中吳鸞旂墓宏偉，但工製的精巧和細膩則有過之。
日本維新運動不久，就從滿州人手裡接收台灣，台灣正好作為日本現代化最佳的實驗場，這座墓也許是當年現代化的縮影。
王門盧夫人英墓
葉宗禮是漢人，匠師起碼要做到讓死者親友看起來像墳墓，一些漢墓的元素，如墓龜、墓碑、墓手、墓埕、后土等，一應俱全。尤其墓體核心區域，碑石、肩石、供桌，全使用上等石材，表現出厚重的質感。祖籍、卒年、立碑子孫，還有碑頂、肩石正面、供桌前面及側邊，也都以俐落的手法表現繁複的雕工，把漢墓的傳統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旗後葉家的財富，是二期工程想表達的重點，以洗石子的技術，將墓塜隆起部分包覆的像巨型扇貝，背後甚至做一道短牆，作為漢墓形式的最後偽裝。匠師的創意，在於以墓手的高度，把塜區設計成一座平台，在平台上擺置石棺，石棺上還刻意覆以頂蓋，整體看來像是滿綴鮮花的靈輀。正面又特意採仿唐式的山牆設計，和兩邊環節狀的古典圓柱，共構出豪門宅第的模樣。就這樣，前頭的墓龜就退位成了豪華裝飾物，後頭的石棺反而成了整座墓的主體。
墓碑
更特別的是，墓區外頭構築一道高低有致的圍牆，圍牆上還飾以花瓶似的欄杆，使它看起來像座庭園。以墓手、墓埕為界，以平面高低隔做三層空間。第一層寛闊，是參拜者活動周旋的空間。第二層是藝廊，墓手上有書有畫，就當作展覽品，有繼承，也有創新，水洗的猛禽巨獸替去了以往的花鳥瓶鼎，大膽明快的線條取代了繁複的構圖，連同裝飾在牆上的綵帶，山面的勲章，使墓園洋溢著巴洛克的華麗。而墓手上的陰刻對聯，金漆雖已剝落，字體飛揚，和石筆石柱上的墓聯筆法的穩重，形成對比，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最後一層的平台是狹長型的，以石板拼花鋪成一條環繞石棺的長方型步道，仿佛專為後人撫棺憑弔設計的。
墓手、墓聯、短牆
墓園圍牆外頭，還特意的開一道鐵柵門，門柱圓形多角突出，仿佛來到了歐洲莊園；但柱頭上各頂著一個圓珠，又好似放大了的石筆；外頭又好像從廟口跑過來的一對情態生動活潑的石獅子坐鎮著，又像廟口趕過來似的，頓時又拉回到現實。
以前對墓主的書寫，是墓誌或壙志，在台灣古墓裡，絕少這類文字。在這座墓墓手上，我看到了橫式墓聯，這在日治時期似乎很流行，其實單看這座墓許多漢文化元素，像柱頭的形式和柱礎的雕飾，都足以當作清墓向現代墓過渡的典型。但從整體來看，添加了從日本移入的歐洲的、現代的元素，給人的感覺卻是“不中不西”，甚至還配上紅、綠等色彩裝飾，幾乎變成“不倫不類”了。
墓手、墓聯、短牆
幸好，西洋芹配澎湖絲瓜也未嘗不能調理出美味，我們現在看到的葉宗禮墓，許多元素雜糅在一起，無論線條、色彩、構圖都得以和諧共存。
我對葉宗禮知之不多，在網路找到的資料，都是他弟弟蔡宗祺的，大概父輩經營廈門泰記，兄弟倆在光緒年間來旗津發展新泰記，以煙草致富，取得了土紳身份，日治初期，日本人以打狗港為縱貫鐵路終點，開始準備打狗築港工程時，就指派葉宗祺為打狗街庄長，轄區包括今日的港區、旗津和鹽埕，那也正好是日本開發高雄的核心地帶。後來葉宗祺又創辦了高砂信用組合，被譽為台灣金融元祖。從這些片片段段，可以想見旗後葉家當時財勢的雄厚了。
塜背短牆裝飾
對一個傳記作家，比較有興趣的是傳記主捐了什麼，設了什麼，做出什麼貢獻，影響多大多大。但在葉宗禮墓前，很難讓我想到什麼資本主義商人的普遍心理，什麼民族意識，什麼政治意識，甚至什麼經濟利益，畢竟墓主已經躺平了。詩人朋友蕭蕭也不知何時來到這裡，留下這樣的詩句：“日式的，洋式的色彩與構圖／都在這裡完全臣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和諧共存”，或許概括了我心情的某個區塊。
眼前的和諧共存，至少來自匠師的巧思，沒有葉家的財勢，匠師也無從發揮巧思，葉家的財勢來自各種力量的同構，同構的基礎是土地，沒有這樣的土地，哪來這樣的文化。土地之上呢？什麼力量來持續這樣的文化？想來應該是包容吧？就在這墓園，落葉枯枝灑了滿地，須要包容；在供桌前竄出的雜草，在精雕細琢的圖面上冒出來的苔蘚，也需要包容；或許明春，這裡又回復當年的清幽雅致。但葉子依舊飄落，青草仍然蔓延，苔蘚還會再生。何況靜謐的空氣中，不經意傳來的鳥叫蟲鳴；以及潔白亮麗的石板上，常有不請自來的風風雨雨。也都算是一種入侵，擋也擋不住，也只能包容。不是嗎？
靈輀形式的石棺
附記：想參訪葉氏墓園，若不事先準備資料，還不容易找到，找到也未必進得去。唯一的入口是從清靜寺進去，只是該寺的正門封死，應該還有其它入口。要不，就學我做好涉草的準備吧？以前研究《夷堅志》，看到宋朝一些有錢有勢的人，都在墳墓旁邊築墳庵，派老兵守護。在台灣沒有看過這樣的墳庵，有人說五妃墓前有廟，其實那是拜殿，不是墳庵，莫非清靜寺是台灣獨一無二的一座？
補記：路寒袖曾邀當代文學作家參觀此墓，這也是蕭蕭詩作的背景“高雄市文化局路寒袖局長有心做事，促使我們提供自己的所見所思，為地方文化做一些事。”路寒袖的用心，蕭蕭的詩意，不也是一種包含？
- Feb 23 Thu 2012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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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高雄港港史館
高雄港港史館建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是日治時期打狗港第二期築港工程之一，但因二戰期間，財務緊縮，僅完成原設計的1/3就竣工使用了，為打狗港海關的聯合檢查處。昭和十八年(1943年)改制為港務局，戰後繼續使用，為港務局局本部。1994年因結構略微傾斜，計劃拆除重建，但終究歷史文化價值很高，於是，1997年整修作為港史館，2002年對外開放。
民眾參觀的重點，或許也可以放在文建會資料指出的建築特色：“不僅正面外牆兩側不對稱，窗戶樣式也不同，四面外牆、館內裝飾均不例外，各自表現差異，整棟洋樓找不到一處相互對稱的，卻無任何不協調的感覺。”特殊的設計，必能給人們帶來更高的審美品味。
既然是港史館，或許也可以關注港口的內涵上面。據說高雄港在明末就以小漁村的形式存在，張燮的《東西洋考》就記載了打狗的方位。荷蘭和明鄭都在港埠上有所開闢，清初的打狗港已成高屏地區的商品集散地。咸豐八年(1858年)，依據中英天津條約，開口通商，同治二年(1863年)，海關成立，同年底還在旗後設分關，打狗港正式成為國際港口。
同治八年(1869年)，由英商張怡記承造的海關官舍在哨船頭打鼓山麓落成，光緒三年(1877年)英國在海關旁邊蓋領事館，在哨船頭山丘上建領事館官邸，其他外國人也來這裡租地，設商館，建倉庫，涉外愈趨繁複，於是浚港工程就變得很重要了。
光緒九年(1883年)，英船愛斯柏妹號入港測量，同年英署理安平兼打狗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向清廷表示願自發價疏浚打狗港之意，沒獲得回應，光緒十六年(1890年)，巡撫劉銘傳才開始請英人馬禮遜查勘打狗港。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日本人看準打狗港具備優良港灣的條件，開始計劃築港工程，次年(1900年)六月，開始調查地形、地質、水深、潮汐、潮流、氣象及海底泥沙移動等資料，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開始著手海岸線倉庫地基打樁工程，疏浚港外沙洲，並挖泥填築大港埔一帶鐵路用地四萬餘坪。次年(1905年)設立浚港機構，並實施第二次港區精密調查測勘。又次年(1906年)，擬議興築高雄港計劃，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完成，預計分三期38年實施，第一期工程4年，第二期工程26年，第三期8年。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第一期港灣建設工程完成，允許3000噸船隻進出，可停靠船舶11艘(碼頭7艘，浮筒可繫船4艘)。由於業務成長快速，於是擴大原計劃，昭和十三年(1937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允許吃水8米以下8000噸級船隻進港，可停泊3000至10000噸船隻26艘(碼頭16艘、浮筒可繫船10艘)，並建有單層倉庫19棟，雙層倉庫6棟，貨物吞吐量140萬公噸(碼頭裝卸能力80萬噸，駁船裝卸能力60萬噸)。
第三期建港計劃適逢太平洋戰爭，築港工程全部停頓，只有加強港灣維護工程和興建倉庫一棟，昭和十四年(1939年)，吞吐貨物320萬噸，泊船能力300萬噸，為日治時期高雄港營運的最高峰。昭和十六年(1941年)，高雄港為日本提供南洋軍需，以致昭和十九年(1944年)10月12日為盟軍空襲的對象，碼頭、倉庫、起重設備，幾全炸毀，而且為遲滯盟軍，還在港口自沉5艘大船，以致高雄港成為死港。
戰後，致力恢復，打撈沉船、清理航道、增添設施，至1955年始有舊觀。1958年開始12年擴建工程，填築新生地達544公頃。1975年多元化功能的第二港口開闢工程完成，允許10萬噸級貨輪進出港口，1980年完成中島新商港區開發工程計劃，增加深水碼頭27座，淺水碼頭2座。1984年過港隧道工程完成，使旗津與市區聯成一體。2000年第五貨櫃中心興建完成，8座深水碼頭，裝卸量達1000萬TEU。碼頭設施逐漸完善，配合高雄加工出口區、前鎮漁港、臨海工業區、一貫作業大鍊鋼廠、百萬噸級大造船廠等相繼開發，使高雄港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現代化國際商港。
近年受到產業轉型和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挑戰，業務有下滑的趨勢，因此政府想朝亞太營運中心的方向努力。而“港市合一”的議題，也始終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拉扯。看來，高雄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上是根據港務局資料整理的，現代官方文書往往辭不達意，職業習慣讓我重新表述而已，其實我對這個台灣重要的港口知之不深。
1981年寒假，我第一次到高雄，那也是算蜜月旅行吧，在長輩強烈期望下結婚，但心理準備不足，老是懷疑健康有問題。當時坐在鼓山山頭上，眺望高雄港口，夜色深沈，燈火倒映，感覺煙花世界，而我來之前，已然繁盛，等我離開，繼續繁盛，而我能躬逢其盛的，只有當下，頓時覺得人的渺小，人生的短促。
那是第一次接觸高雄港，有點距離，第二天渡船頭到旗津小遊一番。第二次接觸高雄港是在無預期狀況下，我陪95級甲班澎湖畢旅，回程搭台華輪，下船就跳上計程車，連夜北上，無暇欣賞。
第三次專程到港灣參訪古蹟，之後從小港搭飛機到七美補蓋微笑章，港史館在我的行程中，在館裡胡亂的參觀之後，走出大門，回頭望著這個曾是港務行政中樞的地方，巴洛克式的紅磚建築，新刷的白色驤邊，在驕陽下顯不出現代的光彩，原來過去的終究過去了。我很少摸索人生議題，當年月下的人生體悟，應成絕響。當年的人早已反目成仇，而現在走過身邊的人都還年輕呢，談得上人生嗎？時間流逝得真快，高雄港還欣欣向榮，駛向夢想，而我，還真的走不出來嗎？
民眾參觀的重點，或許也可以放在文建會資料指出的建築特色：“不僅正面外牆兩側不對稱，窗戶樣式也不同，四面外牆、館內裝飾均不例外，各自表現差異，整棟洋樓找不到一處相互對稱的，卻無任何不協調的感覺。”特殊的設計，必能給人們帶來更高的審美品味。
既然是港史館，或許也可以關注港口的內涵上面。據說高雄港在明末就以小漁村的形式存在，張燮的《東西洋考》就記載了打狗的方位。荷蘭和明鄭都在港埠上有所開闢，清初的打狗港已成高屏地區的商品集散地。咸豐八年(1858年)，依據中英天津條約，開口通商，同治二年(1863年)，海關成立，同年底還在旗後設分關，打狗港正式成為國際港口。
同治八年(1869年)，由英商張怡記承造的海關官舍在哨船頭打鼓山麓落成，光緒三年(1877年)英國在海關旁邊蓋領事館，在哨船頭山丘上建領事館官邸，其他外國人也來這裡租地，設商館，建倉庫，涉外愈趨繁複，於是浚港工程就變得很重要了。
光緒九年(1883年)，英船愛斯柏妹號入港測量，同年英署理安平兼打狗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向清廷表示願自發價疏浚打狗港之意，沒獲得回應，光緒十六年(1890年)，巡撫劉銘傳才開始請英人馬禮遜查勘打狗港。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日本人看準打狗港具備優良港灣的條件，開始計劃築港工程，次年(1900年)六月，開始調查地形、地質、水深、潮汐、潮流、氣象及海底泥沙移動等資料，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開始著手海岸線倉庫地基打樁工程，疏浚港外沙洲，並挖泥填築大港埔一帶鐵路用地四萬餘坪。次年(1905年)設立浚港機構，並實施第二次港區精密調查測勘。又次年(1906年)，擬議興築高雄港計劃，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完成，預計分三期38年實施，第一期工程4年，第二期工程26年，第三期8年。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第一期港灣建設工程完成，允許3000噸船隻進出，可停靠船舶11艘(碼頭7艘，浮筒可繫船4艘)。由於業務成長快速，於是擴大原計劃，昭和十三年(1937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允許吃水8米以下8000噸級船隻進港，可停泊3000至10000噸船隻26艘(碼頭16艘、浮筒可繫船10艘)，並建有單層倉庫19棟，雙層倉庫6棟，貨物吞吐量140萬公噸(碼頭裝卸能力80萬噸，駁船裝卸能力60萬噸)。
第三期建港計劃適逢太平洋戰爭，築港工程全部停頓，只有加強港灣維護工程和興建倉庫一棟，昭和十四年(1939年)，吞吐貨物320萬噸，泊船能力300萬噸，為日治時期高雄港營運的最高峰。昭和十六年(1941年)，高雄港為日本提供南洋軍需，以致昭和十九年(1944年)10月12日為盟軍空襲的對象，碼頭、倉庫、起重設備，幾全炸毀，而且為遲滯盟軍，還在港口自沉5艘大船，以致高雄港成為死港。
戰後，致力恢復，打撈沉船、清理航道、增添設施，至1955年始有舊觀。1958年開始12年擴建工程，填築新生地達544公頃。1975年多元化功能的第二港口開闢工程完成，允許10萬噸級貨輪進出港口，1980年完成中島新商港區開發工程計劃，增加深水碼頭27座，淺水碼頭2座。1984年過港隧道工程完成，使旗津與市區聯成一體。2000年第五貨櫃中心興建完成，8座深水碼頭，裝卸量達1000萬TEU。碼頭設施逐漸完善，配合高雄加工出口區、前鎮漁港、臨海工業區、一貫作業大鍊鋼廠、百萬噸級大造船廠等相繼開發，使高雄港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現代化國際商港。
近年受到產業轉型和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挑戰，業務有下滑的趨勢，因此政府想朝亞太營運中心的方向努力。而“港市合一”的議題，也始終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拉扯。看來，高雄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上是根據港務局資料整理的，現代官方文書往往辭不達意，職業習慣讓我重新表述而已，其實我對這個台灣重要的港口知之不深。
1981年寒假，我第一次到高雄，那也是算蜜月旅行吧，在長輩強烈期望下結婚，但心理準備不足，老是懷疑健康有問題。當時坐在鼓山山頭上，眺望高雄港口，夜色深沈，燈火倒映，感覺煙花世界，而我來之前，已然繁盛，等我離開，繼續繁盛，而我能躬逢其盛的，只有當下，頓時覺得人的渺小，人生的短促。
那是第一次接觸高雄港，有點距離，第二天渡船頭到旗津小遊一番。第二次接觸高雄港是在無預期狀況下，我陪95級甲班澎湖畢旅，回程搭台華輪，下船就跳上計程車，連夜北上，無暇欣賞。
第三次專程到港灣參訪古蹟，之後從小港搭飛機到七美補蓋微笑章，港史館在我的行程中，在館裡胡亂的參觀之後，走出大門，回頭望著這個曾是港務行政中樞的地方，巴洛克式的紅磚建築，新刷的白色驤邊，在驕陽下顯不出現代的光彩，原來過去的終究過去了。我很少摸索人生議題，當年月下的人生體悟，應成絕響。當年的人早已反目成仇，而現在走過身邊的人都還年輕呢，談得上人生嗎？時間流逝得真快，高雄港還欣欣向榮，駛向夢想，而我，還真的走不出來嗎？
- Feb 22 Wed 2012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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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古蹟)高雄武德殿
武道是日本核心價值。
在幕府時代，武士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明治維新，沒了武士階層，明治七年(1874年)東京警視廳成立，徵募的警察大多來自九州南方薩摩藩，薩摩藩人大多具有武士身分，所以日本警察也多具有傳統武士的特質，警察成為明治四年(1871年)《廢刀令》發佈以後，可以帶刀以顯示威權的族群之一。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警察將劍道納入必要的訓練課程；為宣揚武道精神，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在京都成立“大日本武德會”，成員以警察為主。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大日本武德會本部武德殿啟用以後，武德殿就成了武道場的通稱。
修復前的武德殿殘破不堪
台灣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就成立了武德會委員部，次年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也成立了，各地武德殿也紛紛成立。剛開始徵用民間祠堂或公共空間，建築設計比較簡單。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文部省將武道納入中學必修課程，大正八年(1919年)，武德會將“武道”包含了柔術、劍術、弓術，男生習柔道、劍道、相樸，女生習箭，武德殿成了教育訓練和比賽必要的場所。大正十三年(1924年)，高雄州警務部武德會支部在鼓山湊町四丁目興建了高雄武德殿，取名“振武館”。
日治時期，這裡訓練了不少好手，也舉辦了不少場武道大會或演武大會。戰後，國民政府將它交給鼓山國小代管，該校曾將它當作教職員宿舍，終因老舊，至於荒廢。
箭靶是高雄武德殿的徽幟
修復前的武德殿曾作學校宿舍，顯得極不相稱。
由於日治初期武德殿多已改建，現在第二代武德殿以高雄武德殿的年代最悠久，而且屬於州廳層級的建築，所以，早在1999年就登錄為市定古蹟，但沒有立即予以修護。直到2003年文化局成立，管碧玲為首任局長，才開始整修，次年完工，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劍道文化促進會經營管理，創下以原始功能再利用的案例。
2003年春節期間，我曾夜探武德殿，當時尚未整修，牆面爬滿藤蔓，整個建物四周都是違建，看不到全貌，只能從木板代替的窗子爬進去，裡頭全改為水泥地，敗紙破椅，大概都是後來住戶所留，幸好當時並不濕冷，地上也無碎玻璃，還不至皮破血流的地步。以政府辦事效率，根本不會憧憬未來的修復。
2004年冬天，路過武德殿，驚覺修復已成，令我對公家辦事效率改觀。雖不似府城武德殿宏偉，但氣勢終究不凡，除前面觀景平台嫌突兀外，其它應復舊日之大觀，那箭靶的徽幟依舊醒目，厚重沈穩，令人心情為之平靜。只內部不用榻榻米，全改為木板，或許取維護方便的理由吧？
修復後的武德殿展示出應有的氣派
現在，管碧玲已卸任了，路寒袖也卸任了，希望高雄市文化局仍能保持初衷，發揮原始功能，畢竟日本武道精神是正面的。
我們以前都非常嚮往上體育課，老師即使偷懶，我們也會帶球具投捕幾球，甚至揮它幾棒，有時中午吃完飯，還會是棒球時間。但最近的學生，體育課都躲在樹下聊天，或者躲在樓梯間玩任天堂，離開日治時期愈久遠，武道精神就流失愈多，是這樣嗎？
不用說草莓世代，就我也差不多。第一次夜探武德殿，和母老虎發生激烈爭執，現在關係依舊緊張，也沒什麼了斷，或許也缺少了一些武道精神吧。
修復單位在武德殿前增設木製平台
在幕府時代，武士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明治維新，沒了武士階層，明治七年(1874年)東京警視廳成立，徵募的警察大多來自九州南方薩摩藩，薩摩藩人大多具有武士身分，所以日本警察也多具有傳統武士的特質，警察成為明治四年(1871年)《廢刀令》發佈以後，可以帶刀以顯示威權的族群之一。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警察將劍道納入必要的訓練課程；為宣揚武道精神，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在京都成立“大日本武德會”，成員以警察為主。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大日本武德會本部武德殿啟用以後，武德殿就成了武道場的通稱。
修復前的武德殿殘破不堪
台灣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就成立了武德會委員部，次年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也成立了，各地武德殿也紛紛成立。剛開始徵用民間祠堂或公共空間，建築設計比較簡單。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文部省將武道納入中學必修課程，大正八年(1919年)，武德會將“武道”包含了柔術、劍術、弓術，男生習柔道、劍道、相樸，女生習箭，武德殿成了教育訓練和比賽必要的場所。大正十三年(1924年)，高雄州警務部武德會支部在鼓山湊町四丁目興建了高雄武德殿，取名“振武館”。
日治時期，這裡訓練了不少好手，也舉辦了不少場武道大會或演武大會。戰後，國民政府將它交給鼓山國小代管，該校曾將它當作教職員宿舍，終因老舊，至於荒廢。
箭靶是高雄武德殿的徽幟
修復前的武德殿曾作學校宿舍，顯得極不相稱。
由於日治初期武德殿多已改建，現在第二代武德殿以高雄武德殿的年代最悠久，而且屬於州廳層級的建築，所以，早在1999年就登錄為市定古蹟，但沒有立即予以修護。直到2003年文化局成立，管碧玲為首任局長，才開始整修，次年完工，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劍道文化促進會經營管理，創下以原始功能再利用的案例。
2003年春節期間，我曾夜探武德殿，當時尚未整修，牆面爬滿藤蔓，整個建物四周都是違建，看不到全貌，只能從木板代替的窗子爬進去，裡頭全改為水泥地，敗紙破椅，大概都是後來住戶所留，幸好當時並不濕冷，地上也無碎玻璃，還不至皮破血流的地步。以政府辦事效率，根本不會憧憬未來的修復。
2004年冬天，路過武德殿，驚覺修復已成，令我對公家辦事效率改觀。雖不似府城武德殿宏偉，但氣勢終究不凡，除前面觀景平台嫌突兀外，其它應復舊日之大觀，那箭靶的徽幟依舊醒目，厚重沈穩，令人心情為之平靜。只內部不用榻榻米，全改為木板，或許取維護方便的理由吧？
修復後的武德殿展示出應有的氣派
現在，管碧玲已卸任了，路寒袖也卸任了，希望高雄市文化局仍能保持初衷，發揮原始功能，畢竟日本武道精神是正面的。
我們以前都非常嚮往上體育課，老師即使偷懶，我們也會帶球具投捕幾球，甚至揮它幾棒，有時中午吃完飯，還會是棒球時間。但最近的學生，體育課都躲在樹下聊天，或者躲在樓梯間玩任天堂，離開日治時期愈久遠，武道精神就流失愈多，是這樣嗎？
不用說草莓世代，就我也差不多。第一次夜探武德殿，和母老虎發生激烈爭執，現在關係依舊緊張，也沒什麼了斷，或許也缺少了一些武道精神吧。
修復單位在武德殿前增設木製平台
- Feb 21 Tue 2012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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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古蹟)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領事館)
咸豐八年(1858年)，清政府敗於英法聯軍，簽下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依約開放台灣、淡水等港口。
咸豐十一年(1861年)7月英國駐廈門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自廈門乘炮艇抵達打狗，隨後轉往府城，設立“大英臺灣領事府”，但居民並不友善，加上安平水道淤積，不久就回廈門了。
同年11月他來到淡水，先在船上辦公，繼而租用一座中國式三合院。他很快的發現北部貨物集散地是艋舺和大稻埕，就將條約裡的淡水解釋為淡水河岸各地，將滬尾、艋舺、大稻埕都包含在內。
增置不少新生事務，讓英國打狗領事館失去了原有的丰采。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設台灣新關，置副稅務司，首任副稅務司為英人John Willam Howell，受在上海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管轄。同時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為台灣府外口，各口都設海關。所以名為二口，實際上為四口。
就在這年7月18日滬尾設關開市，他與福建巡撫徐宗幹議定，以一年白銀十兩的租金，租用“荷蘭舊城堡”(紅毛城)，租期為99年。
他駐滬尾兩年多，漸感和台灣府官員打交道很不方便，於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移駐府城，改淡水為辦事處。
像這個防空洞，不知何時增置的，也非領事館的一部分。
同年(1864年)5月5日，打狗設置海關，年底還在旗後設分關，打狗正式開港，從此正式成為國際港口。當時首任淡水稅務司麥士威爾(William Maxwell) 租用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一艘運鴉片廢船“探路者號”(Pathfinder)作為辦公室及宿舍之用，停泊於港邊，打狗港岸上無任何辦公居所。
次年(1865年)郇和移駐打狗，以月租100銀元，向甸德洋行(Dent & Co.)租用停泊在打狗港的鴉片裝卸船“三葉號”(Ternate)，作為打狗副領事館。
同治四年(1865年)2月，打狗副領事館升格為領事館，淡水辦事處改為副領事館，同時他也被任命為英國駐打狗第一任領事，5月改租旗後華人房舍為館舍。當時英國駐台領事，不僅辦理本國商務，也兼攝其他各國領事事務。
這是通往領事館官邸的登山道路，左邊圍牆內就是領事館。
同治五年(1866年)4月，郇和調廈門領事，領事助理倭妥瑪(Thomas Watters)署理領事，同年(1866年)12月賈祿(Chas. Carroll)接任領事。
次年(1867年)賈祿以年租金2400元，向天利洋行(Macphail & Co.)承租一座同治四年(1865年)8月蓋在旗後碼頭邊的兩層樓洋行作為領事館，租期5年，不料，數周之後，天利洋行破產，洋行拍賣給怡記洋行，租約未受影響。
同治八年(1869年)英商水陸行請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在哨船頭自費工本填築海灘官地。依據英國領事館檔案F.O.678/2999顯示，同治十一年 (1872年)，額勒格里(William Gregory)署理領事時，另在哨船頭海濱設辦公地方。
不過根據其它英國領事館檔案記載，光緒二年(1876年)英國政府永久租用哨船頭碼頭邊與海關相鄰的土地，規劃興建打狗領事館。英國政府與海關在土地交界處樹立界碑，其中兩塊界碑仍在今海關宿舍邊牆盡頭原地，一為“VR大英國地界1876”，一為“台灣關地界”。這塊填築的官地於次年(1877年)經台灣道夏獻綸批准，移轉給英國工部(即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使用。
同時，光緒三年(1877年)1月，哨船頭地主盧天送將繼承自祖先的哨船頭山丘上的兩塊相連的曠地，以75元永久租予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局長Francis J Marshall ，此地與山丘下的領事館預定地相連，隨即規劃興建英國領事官邸，年底動工。光緒五年(1879年)8月領事館與領事官邸相繼完工，以石階相通。
英國領事館的主要業務及功能在於保僑和商務方面，前者辦理僑民出生、婚姻、死亡登記，僑民遺囑公證及保護僑民生命、自由、財產安全。後者進行商務調查報告，參與商務糾紛交涉。此外還促進本國與駐在地的商業、經濟、文化、科學等友好關係。選擇在接近碼頭、海關、洋行及商船輻湊之地，設置領事館，是為了便利官員往來與民眾洽公，為英國政府執行領事業務的地方。
由於英國擁有“領事裁判權”，領事不僅扮演推事，也還扮演檢察官。只要涉及英國人的案件，或案發地點在領事館管轄之內，領事都必須行使裁判權。判決確定後，領事還得負責執行，所以領事館配備巡捕及牢房等設置，牢房主要囚禁在打狗違反《打狗領事港口規章》的華人與洋人。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內容，接收大清政府在台灣的公產，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官邸的土地權都歸大清海關稅務司所有，經過清、英、日三方交涉，日本第二年(1896年)日才接收打狗海關等地。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日本人興築高雄港計劃擬議完成，哨船頭及旗後山都被劃入港口要塞之範圍，英國人開始有停止使用狗領事館的念頭，次年(1909年)日本也要求各國領事館辦理移轉。
1910年，英國駐日大使寶訥樂(Sir. Claude M. MacDonald)向外相建議重組全臺英國領事館，改為“臺南領事館的打狗英國領事館與安平英國領事館”，同年4月24日獲准。這樣，全臺灣只設1個領事館，置領事1名，如有需要，增置領事助理1名。臺灣領事辦公室設在臺北，基隆設船務辦公室，置船務職員1名，撤除淡水及安平領事館，房地產出售，檔案移存臺北，指定本地籍職員處理，同時盡可能保留打狗的領事館建築物，留1名聽差(caretaker)看管。
英國人保留打狗領事館，主要看上了日本人第一期打狗築港工程，即將1912年完成，打狗港可望躍升為貿易中心，保留打狗英國領事館有利於英商的商業競爭。
1925年，英國的永代借權消失，領事館產權歸屬日本國庫。昭和元年(1926年)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權，昭和七年(1932年)設“高雄州水產試驗場 ”，從事罐頭製造的實驗；昭和十四年(1939年)，改稱“台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高雄支場”，次年增設“水產皮革試驗工場”，昭和十六年( 1941年)成立“水產試驗所高雄支所”，從事魚類皮革改造。
戰後，1945年，改名“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繼續從事水產研究。1976年，水產試驗所遷移，領事館改作為水產試驗所員工宿舍。2004年，水產試驗所員工也遷離，領事館建築物就無人使用。次年，高雄市政府以“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領事館)”登錄為市定古蹟，至今仍處荒廢狀態。
在山丘上的領事館官邸，就光鮮多了。它一直被誤認為打狗領事館，1987年，內政部以“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登錄為二級古蹟。而且早在 1985年就開始動工修復。2003年高雄市文化局公開徵選優良廠家整修打狗英國領事官邸，由高雄漢王洲際飯店取得，並獲修復後繼續經營管理的權利。2004年9月，領事官邸重新開幕，成為高雄市重要觀光旅遊文化景點。在商業包裝下，借用領事館之名號，向世人展現美麗的丰姿。這是高雄市首任文化局長管碧玲引以為豪的政績。
但真正的“打狗領事館”呢？2005年8月3日，我驅車尋址而至，爬過圍牆，見水產試驗所接收後，增置不少新生事物，原本住宿在這裡的員工，為了生活需要，也添置許多現代的鐵窗、花磚、隔板、水管、電線，讓整個建築物的丰采，完全的消失，人去樓空，滿地垃圾，更顯得不起眼。這讓我想到乞丐王子的故事，王子雖變成乞丐，但終究還是變回王子。現在雖然官邸襲用領事館之名，但領事館終究還是領事館。現代人以他者消費古蹟，照幾張相，貼貼相簿、部落格，哪裡顧得了人文意義呢？就讓他們尋找導遊冊子的領事館吧，畢竟來高雄不去領事館瞧瞧，也說不過去。就像人生，不讀個大學，不娶妻生子，也好像欠缺什麼。
咸豐十一年(1861年)7月英國駐廈門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自廈門乘炮艇抵達打狗，隨後轉往府城，設立“大英臺灣領事府”，但居民並不友善，加上安平水道淤積，不久就回廈門了。
同年11月他來到淡水，先在船上辦公，繼而租用一座中國式三合院。他很快的發現北部貨物集散地是艋舺和大稻埕，就將條約裡的淡水解釋為淡水河岸各地，將滬尾、艋舺、大稻埕都包含在內。
增置不少新生事務，讓英國打狗領事館失去了原有的丰采。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設台灣新關，置副稅務司，首任副稅務司為英人John Willam Howell，受在上海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管轄。同時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為台灣府外口，各口都設海關。所以名為二口，實際上為四口。
就在這年7月18日滬尾設關開市，他與福建巡撫徐宗幹議定，以一年白銀十兩的租金，租用“荷蘭舊城堡”(紅毛城)，租期為99年。
他駐滬尾兩年多，漸感和台灣府官員打交道很不方便，於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移駐府城，改淡水為辦事處。
像這個防空洞，不知何時增置的，也非領事館的一部分。
同年(1864年)5月5日，打狗設置海關，年底還在旗後設分關，打狗正式開港，從此正式成為國際港口。當時首任淡水稅務司麥士威爾(William Maxwell) 租用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一艘運鴉片廢船“探路者號”(Pathfinder)作為辦公室及宿舍之用，停泊於港邊，打狗港岸上無任何辦公居所。
次年(1865年)郇和移駐打狗，以月租100銀元，向甸德洋行(Dent & Co.)租用停泊在打狗港的鴉片裝卸船“三葉號”(Ternate)，作為打狗副領事館。
同治四年(1865年)2月，打狗副領事館升格為領事館，淡水辦事處改為副領事館，同時他也被任命為英國駐打狗第一任領事，5月改租旗後華人房舍為館舍。當時英國駐台領事，不僅辦理本國商務，也兼攝其他各國領事事務。
這是通往領事館官邸的登山道路，左邊圍牆內就是領事館。
同治五年(1866年)4月，郇和調廈門領事，領事助理倭妥瑪(Thomas Watters)署理領事，同年(1866年)12月賈祿(Chas. Carroll)接任領事。
次年(1867年)賈祿以年租金2400元，向天利洋行(Macphail & Co.)承租一座同治四年(1865年)8月蓋在旗後碼頭邊的兩層樓洋行作為領事館，租期5年，不料，數周之後，天利洋行破產，洋行拍賣給怡記洋行，租約未受影響。
同治八年(1869年)英商水陸行請得台灣道黎兆棠許可，在哨船頭自費工本填築海灘官地。依據英國領事館檔案F.O.678/2999顯示，同治十一年 (1872年)，額勒格里(William Gregory)署理領事時，另在哨船頭海濱設辦公地方。
不過根據其它英國領事館檔案記載，光緒二年(1876年)英國政府永久租用哨船頭碼頭邊與海關相鄰的土地，規劃興建打狗領事館。英國政府與海關在土地交界處樹立界碑，其中兩塊界碑仍在今海關宿舍邊牆盡頭原地，一為“VR大英國地界1876”，一為“台灣關地界”。這塊填築的官地於次年(1877年)經台灣道夏獻綸批准，移轉給英國工部(即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使用。
同時，光緒三年(1877年)1月，哨船頭地主盧天送將繼承自祖先的哨船頭山丘上的兩塊相連的曠地，以75元永久租予英國皇家第一工程局局長Francis J Marshall ，此地與山丘下的領事館預定地相連，隨即規劃興建英國領事官邸，年底動工。光緒五年(1879年)8月領事館與領事官邸相繼完工，以石階相通。
英國領事館的主要業務及功能在於保僑和商務方面，前者辦理僑民出生、婚姻、死亡登記，僑民遺囑公證及保護僑民生命、自由、財產安全。後者進行商務調查報告，參與商務糾紛交涉。此外還促進本國與駐在地的商業、經濟、文化、科學等友好關係。選擇在接近碼頭、海關、洋行及商船輻湊之地，設置領事館，是為了便利官員往來與民眾洽公，為英國政府執行領事業務的地方。
由於英國擁有“領事裁判權”，領事不僅扮演推事，也還扮演檢察官。只要涉及英國人的案件，或案發地點在領事館管轄之內，領事都必須行使裁判權。判決確定後，領事還得負責執行，所以領事館配備巡捕及牢房等設置，牢房主要囚禁在打狗違反《打狗領事港口規章》的華人與洋人。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內容，接收大清政府在台灣的公產，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官邸的土地權都歸大清海關稅務司所有，經過清、英、日三方交涉，日本第二年(1896年)日才接收打狗海關等地。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日本人興築高雄港計劃擬議完成，哨船頭及旗後山都被劃入港口要塞之範圍，英國人開始有停止使用狗領事館的念頭，次年(1909年)日本也要求各國領事館辦理移轉。
1910年，英國駐日大使寶訥樂(Sir. Claude M. MacDonald)向外相建議重組全臺英國領事館，改為“臺南領事館的打狗英國領事館與安平英國領事館”，同年4月24日獲准。這樣，全臺灣只設1個領事館，置領事1名，如有需要，增置領事助理1名。臺灣領事辦公室設在臺北，基隆設船務辦公室，置船務職員1名，撤除淡水及安平領事館，房地產出售，檔案移存臺北，指定本地籍職員處理，同時盡可能保留打狗的領事館建築物，留1名聽差(caretaker)看管。
英國人保留打狗領事館，主要看上了日本人第一期打狗築港工程，即將1912年完成，打狗港可望躍升為貿易中心，保留打狗英國領事館有利於英商的商業競爭。
1925年，英國的永代借權消失，領事館產權歸屬日本國庫。昭和元年(1926年)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權，昭和七年(1932年)設“高雄州水產試驗場 ”，從事罐頭製造的實驗；昭和十四年(1939年)，改稱“台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高雄支場”，次年增設“水產皮革試驗工場”，昭和十六年( 1941年)成立“水產試驗所高雄支所”，從事魚類皮革改造。
戰後，1945年，改名“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繼續從事水產研究。1976年，水產試驗所遷移，領事館改作為水產試驗所員工宿舍。2004年，水產試驗所員工也遷離，領事館建築物就無人使用。次年，高雄市政府以“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領事館)”登錄為市定古蹟，至今仍處荒廢狀態。
在山丘上的領事館官邸，就光鮮多了。它一直被誤認為打狗領事館，1987年，內政部以“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登錄為二級古蹟。而且早在 1985年就開始動工修復。2003年高雄市文化局公開徵選優良廠家整修打狗英國領事官邸，由高雄漢王洲際飯店取得，並獲修復後繼續經營管理的權利。2004年9月，領事官邸重新開幕，成為高雄市重要觀光旅遊文化景點。在商業包裝下，借用領事館之名號，向世人展現美麗的丰姿。這是高雄市首任文化局長管碧玲引以為豪的政績。
但真正的“打狗領事館”呢？2005年8月3日，我驅車尋址而至，爬過圍牆，見水產試驗所接收後，增置不少新生事物，原本住宿在這裡的員工，為了生活需要，也添置許多現代的鐵窗、花磚、隔板、水管、電線，讓整個建築物的丰采，完全的消失，人去樓空，滿地垃圾，更顯得不起眼。這讓我想到乞丐王子的故事，王子雖變成乞丐，但終究還是變回王子。現在雖然官邸襲用領事館之名，但領事館終究還是領事館。現代人以他者消費古蹟，照幾張相，貼貼相簿、部落格，哪裡顧得了人文意義呢？就讓他們尋找導遊冊子的領事館吧，畢竟來高雄不去領事館瞧瞧，也說不過去。就像人生，不讀個大學，不娶妻生子，也好像欠缺什麼。
- Dec 10 Sat 2011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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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園
本年11月20日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所研究生徐敏思假當地大勇路新濱碼頭全裸演出〈如果它是一個人〉的行動劇，以自己的身體為古蹟發言。由為行為十分聳動，所以成功搏取新聞版面。高雄市長陳菊以正面態度回應她的訴求，文化局長史哲也表明支持的立場。看起來，這個活動也不無成果。姑不論是不是真有收獲，她這次代言的是哪個古蹟呢？其實就是高雄市政府在2010年1月26日公告的歷史建築──逍遙園。
自從公告之後，我一直希望參訪，可惜幾次到高雄，都很忙碌，直到同年10月23日參加90級雅智婚禮之後，才有機會來到新興區六合一路55巷，也就是逍遙園位址所在。當時正值五都選舉，有市議員候選人服務處設在前面，只有一名員警坐在外頭。為了避免麻煩，主動打了招呼，沒想到警察先生非常熱心，帶我逛了一圈，給了一些資訊。
逍遙園也不是第一次引起媒體注意，中國時報在2003年11月13日刊出記者彭奕峰〈日皇宮別墅流傳半世〉的報導，引起社會注意，當時的市長謝長廷在11月25日市政會議上，指示相關單位進行訪查，由曾駿文彙整成〈新興區日本皇族別墅之探討與訪談〉，刊於《高市文獻》17卷4期；另外中山大學的葉振輝教授也發表了一篇〈高雄市日本皇族別館考證〉。2008年，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長陳啟仁帶著研究生黃朝煌進行了《高雄市新興區日本皇族別邸逍遙園基礎調查》，2009年7月黃朝煌以《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為題，撰寫學位論文，進行更深入的考查。
逍遙園的外觀非常特別。
大谷光瑞生於明治九年(1876年)，三十六年(1903年)從父親大谷光尊手上接任淨土真宗本願寺家第二十二世法主，法號鏡如。
淨土真宗是鎌倉時代的親鸞所創，原為日本淨土宗的開創者法然(法號源空)的弟子。弘長二年(1263年)親鸞圓寂，葬於東山大谷，親鸞四女覺信與繼任第二世法主的親鸞嫡孫如信共商，文永九年(1272年)在親鸞墓邊建御影堂，覺如繼任第三世法主時，朝廷號賜“久遠實成阿彌陀佛本願寺”，簡稱本願寺。淨土真宗在覺信手上，建構成合佛、佛法和法主為一體的信仰，又稱一向宗。
淨土真宗法主是傳教師而不是僧侶，可以食肉娶妻生子，蓮如接任第八世法主時，大谷本願寺淪為天台宗近江比叡山延曆寺的分寺青蓮院的分寺之一。他向下紥根，教義普遍深入低層民眾。寛正七年(1466年)與延曆寺僧發生“近江．金森合戰”，為最初的一向一揆，大谷本願寺被焚。離開大谷的蓮如，在外傳教大有收獲，宗徒迅速擴張，勢力雄厚。長享二年(1488年)，一向一揆以20萬之眾包圍了高尾城，加賀守護大名富樫政親自殺，實權落於宗徒手上。回到京都之後，在山科地區建本願寺。天文元年(1532年)京都法華一揆與宗徒南近江守護大名六角定賴聯手焚毀山科本願寺。十世法主證如，遷至攝津國，建石山本願寺。顯如接任第十一世法主，和織田信長站在敵對立場，一向一揆給信長吃足苦頭，信長對一向宗徒也恨之入骨，經常進行無情的屠殺。天正六年(1578年)第二次木津川之戰，信長大將九鬼嘉隆以鐵甲船大敗毛利水軍，使石山本願寺陷於孤立，經天皇斡旋，顯如退出石山，前往紀伊國之鷺森，長子教如猶作困獸鬥，仍不能免於放逐的命運，信長於是放火燒了石山本願寺。天正十九年(1591年)，顯如接受豐臣秀吉的捐贈，在七條堀川現址建京都本願寺，將石山舊址交給秀吉建大阪城。顯如圓寂之後，秀吉支持顯如三子淮如繼為十二世法主。德川家康對淨土真宗的實力有所顧忌，慶長七年(1602年)尊關原之戰支持東軍的教如為十二世法主，並賜烏丸通七條的土地，命另建本願寺，為東本願寺，前者為西本願寺。
從樓梯直接上到座敷。
明治維新，升神道教為國教，佛教地位尷尬。然而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貧富差距加鉅，犯罪增加，社會不安，加以疫癘流行，亟待救濟。當時政府忙著擴軍，這樣的工作就不能不交給宗教團體來做。同時，有鑑於傳教士在帝國主義向外擴大勢力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亞洲人口最多的佛教，法西期主義者應該視之為利器才對。基於上述理由，明治天皇決定管理宗教，而不是排斥神道以外的。
明治十年(1877年)為了整合佛教各宗派，淨土真宗十派，以西本願寺為本山的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以東本願寺為本山的是“真宗大谷派 ”。歷代法主之名，都沒有姓氏，明治規定：除皇室外，每個人都要有姓氏，於是才用覺信長子覺惠的子孫家號，以大谷為名。由於系出同源，大谷光瑞的大谷為姓氏，而真宗大谷派之大谷是宗派名，兩個大谷不在同一範疇之內，大谷光瑞屬於西本願寺的本願寺派，而不是真宗大谷派。兩者並沒關係，可是很多人卻搞混了。
走在封建制度朝西方資本主義邁進的大時代裡，明治二年(1869年)廢除過去的封建身分，以原朝廷公卿、諸侯為華族，與皇族、敕任議員共同構成帝國會議之貴族院。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有華族身份，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娶了九條邊孝公爵之女籌子，兩年後籌子之妹節子嫁給皇太子嘉仁，即後來的大正天皇。這樣，大谷光瑞還未受命，也就成了皇室之一員。
露台上的水塔架，當係後來加蓋的。
他也沒忘記充實自己，從明治十九年(1886年)起，先後在貴族學校東京學習院，和當時四大私立大學之一的共立學堂就讀，返京都後，又從前田慧雲學習。為日後自己的事業，打下深厚的基礎。
他對新事物充滿著好奇，對新文化懷抱著嚮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初，具有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身份的大谷光瑞，辭別了新婚妻訪問了中國15座城市。次年前往印度，又次年訪歐。這時，分別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匈牙利人斯坦因率領的探險隊，在古絲路上的考古工作大有斬獲，大谷光瑞認為憑著亞洲共同信仰的基礎以及梵漢語言文化的優勢，日本應該快速取得領先的地位。於是他分別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十一年(1908年)、四十三年(1910年)三次組織中亞探險隊，巴基斯坦、印度及和闐、庫車、喀什、迪化、吐魯番、阿克蘇、樓蘭遺址等地進行考察，挖走大量的文物，收獲驚人。
第一次考察期間，父親辭世，他回國接任法主；第二次考察前夕，開始在神戶興建“二樂莊”，收藏從中亞蒐集的文物，顯示出他的野心；第三次考察，妻子病逝，給他帶來打擊，沒有子嗣，不再續弦，考古工作也停止了。其實也不能不停，探險使他債台高築，教團內部壓力，大正三年(1914年)他被迫引退，也辭去淨土真宗管長的職務。二樂莊連同武庫中學以20萬日圓賣走。
逍遙園西面
大谷光瑞擔任法主期間，也不是沒有建樹。他父親大谷光尊為尋求海外擴張，派出隨軍佈教師，到處進行弘法、撫慰、超渡。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俄戰爭，設臨時部，為士兵服務。又廣設佈教所，對各地人民進行物質上的救濟，和心靈上的安頓，而且快速的向殖民地、海外拓展。
離開日本本土的大谷光瑞，視野更加寬廣，事業也更加拓展。他在旅順向陸軍省借得沙俄時建的歐式官舍以為長住的別邸，足跡先後來到大連、青島、上海、台灣和南洋各地。
在南洋，他醉心於熱帶作物，大正六年(1917年)在爪哇島泗水成立“蘭領東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後來陸續在印尼各地購買農場、咖啡園，種植香料相物，後又在爪哇興建環翠莊，改建了改建大觀莊，前者每年7-9月都前往居住，似乎成了爪哇移民。
坎事場的屋頂已塌陷。
原本大谷光瑞對台灣的關注都是宗教層面的。在他接任法主前，淨土真宗本願寺家在台灣傳教就有很大的進展，明治三十年(1897年)在鹿港龍山寺建立敬愛學校，也同時在台北市、台中市成立龍谷學校，在台南成立開導學校，以教授日語方式傳教。三十三年(1900年)在台北市新起町建台北別院，作為西本願寺在台灣的總部。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申請將鹿港龍山寺改為西本願寺分院，四十一年(1909年)取得彰化廳的布教所許可，也擴大了台北別院的範圍。其他地區也持續擴張，明治四十二年(1910年)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四之二五番地建竹壽寺，大正元年(1912年)向新竹廳買下苗栗一堡苗栗街官有地籌建苗栗寺；次年買下台北廳基隆堡基隆街官有地，又次年在台北廳大加蚋堡古亭街建了覺寺；在澎湖廳媽宮街建光玄寺。在社會工作上也有所開展，明治四十二年，在台北松山成立財團法人成德學院，進行感化教育。雖然如此，他並沒在任內來台灣視察教務。大正四年(1915年)噍吧哖事件，總督府體認佛教較神道教容易取得台灣人信任，大谷光瑞才在大正六年(1917 年)來台巡視，不過他當時已經卸任了。
他第二次來台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主要介入台灣香蕉出口的斡旋工作，不過真正投入，是在昭和十年(1935年)初。當時日本剛走出世界性的金融風暴，試圖台灣作為南進基地，大肆將物資傾銷南洋。總督府拓務大臣兒玉秀雄邀大谷光瑞來台，雖然當時成立光瑞會辦理他的演講會，但主要還是經濟。由當時的殖產局長中瀨拙夫陪同視察各地，參觀了嘉義營林所製材工場、台南的糖業農事試驗所、高雄州市水產試驗場、旗山郡甲仙海軍油田及新高郡魚池庄貓蘭製茶所，主要借重他爪哇熱帶農業產銷的經驗，規劃台灣產業發展的策略，臨行以〈台灣の經濟價值〉為題發表演講，當年10月5日又出版了《台灣島の現在》一書，對台灣產生極大的興趣。不久，10月19日總督府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成立大會，制定台灣產業的南進政策，大谷光瑞以南洋實業家內定委員與會。會中決議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協助資本家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台灣本島對外貿易的南進政策，當時大谷光瑞列名台拓設立委員會。
會後他積極拿出實際行動。11月12日參觀角板山製茶工場，次年2月20日在屏東郡長興庄麟洛經營柑橘園十一甲，並在大武山試種山茶，3月25 日拂下埔里街米坑警官派出所前國有高地數十甲裁種紅茶。
南面的景觀露台
也就在此同時，大谷光瑞有了長住台灣之想，昭和十一年(1936年)3月17日在三塊厝派出所，通過地方課長伊藤英三(稍後調任嘉義市尹)交涉，以每坪二圓價格，向11名業主，購得大港埔高雄刑務支所前土地17,000坪。
大港浦，即光緒二十年(1894年)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裡的“鮘(從魚逮聲)港埔”，河洛人呼鯉魚為tai，港káng則有“津渡”與“溪流”二義，埔是荒地。《采訪冊》另著錄有“鮘港庄”，當以盛產鯉魚的河港為名，而此處則以埔地取名。清領時期屬鳳山縣大竹橋里，明治三十年 (1897年)屬打狗辨務署，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只有418人口。大正九年(1920年)地方官制改正，“打狗”改稱“高雄”，這地也改為“大港埔”設庄，後成立大港埔保，最後增七保。
大正十三年(1924年)高雄郡改制為高雄市，配合擴港工程，也進行市區擴大，從旗後、哨船豆、鹽埕往前金、苓雅等地，向東發展。根據《大高雄都市計畫》，昭和七年(1932年)10月指定榮町、前金地區為官公署用地，當時大港埔仍處於地廣人稀的狀態，次(11)月23日這裡還舉行高雄州警察官聯合演習。次年4月，大港埔刑務支所還計劃把囚犯投入佔地4甲的蔬菜園經營計畫，可見還是一片農村菜園景象。
逍遙園北面
就在他買地不久，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18日大高雄市區計劃案通過，大港埔被規劃為住宅區，一時土地價格飛騰。昭和十四年(1939年)台灣不動產會社持有大港埔150萬坪土地的開發權，同時以5萬坪土地進行200戸租賃型平價住宅街區的開發，優先將全長350米的26號道路拓寛了20 米，同時修築了全長1.3公里的45號道路。昭和十六年(1941年)新的“高雄驛”矗立在大港庄的土地上，從站前拉到大圓環的三線路“昭和通” ，也似乎準備讓大港埔展翅高飛。然而檢視終戰前的逍遙園附近的地圖，大港埔的三個聚落──竹圍、營後、過港仔，竹圍西側有高射砲隊，過港仔東南是高雄陸軍病院，營後的東北是逍遙園，整個都市開發案，似乎到逍遙園就打住了，逍遙園的東邊，依舊是大片的荒埔。合理的解釋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設施的建設優先於住宅區的開發。
打從大谷光瑞的父親光尊起，就喜歡興建別邸，光尊在明治初年建三夜莊於神戶伏見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建月見山別邸於須磨，而光瑞則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建二樂莊於神戶，大正六年(1917年)和十年(1921年)分別在旅順、青島購買沙俄的官舍改建為別邸，十一年(1922年 )在上海公共租界膠州路建無憂園，十三年(1924年)在爪哇建環翠莊，昭和五年(1930年)在爪哇Garut購入荷蘭人經營的旅館改建為大觀園，九年(1934年)在大連建浴日莊，這些別邸全以西本願寺的名義建造的。有了教團的經濟後盾，著實也給了他很大的揮灑空間。
逍遙園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起築，由京都著名工匠二角幸治郎主持的ニカク工務店施工，次年(1940年)11月1日開園。
東面景觀露台下方
自從公告之後，我一直希望參訪，可惜幾次到高雄，都很忙碌，直到同年10月23日參加90級雅智婚禮之後，才有機會來到新興區六合一路55巷，也就是逍遙園位址所在。當時正值五都選舉，有市議員候選人服務處設在前面，只有一名員警坐在外頭。為了避免麻煩，主動打了招呼，沒想到警察先生非常熱心，帶我逛了一圈，給了一些資訊。
逍遙園也不是第一次引起媒體注意，中國時報在2003年11月13日刊出記者彭奕峰〈日皇宮別墅流傳半世〉的報導，引起社會注意，當時的市長謝長廷在11月25日市政會議上，指示相關單位進行訪查，由曾駿文彙整成〈新興區日本皇族別墅之探討與訪談〉，刊於《高市文獻》17卷4期；另外中山大學的葉振輝教授也發表了一篇〈高雄市日本皇族別館考證〉。2008年，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長陳啟仁帶著研究生黃朝煌進行了《高雄市新興區日本皇族別邸逍遙園基礎調查》，2009年7月黃朝煌以《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為題，撰寫學位論文，進行更深入的考查。
逍遙園的外觀非常特別。
大谷光瑞生於明治九年(1876年)，三十六年(1903年)從父親大谷光尊手上接任淨土真宗本願寺家第二十二世法主，法號鏡如。
淨土真宗是鎌倉時代的親鸞所創，原為日本淨土宗的開創者法然(法號源空)的弟子。弘長二年(1263年)親鸞圓寂，葬於東山大谷，親鸞四女覺信與繼任第二世法主的親鸞嫡孫如信共商，文永九年(1272年)在親鸞墓邊建御影堂，覺如繼任第三世法主時，朝廷號賜“久遠實成阿彌陀佛本願寺”，簡稱本願寺。淨土真宗在覺信手上，建構成合佛、佛法和法主為一體的信仰，又稱一向宗。
淨土真宗法主是傳教師而不是僧侶，可以食肉娶妻生子，蓮如接任第八世法主時，大谷本願寺淪為天台宗近江比叡山延曆寺的分寺青蓮院的分寺之一。他向下紥根，教義普遍深入低層民眾。寛正七年(1466年)與延曆寺僧發生“近江．金森合戰”，為最初的一向一揆，大谷本願寺被焚。離開大谷的蓮如，在外傳教大有收獲，宗徒迅速擴張，勢力雄厚。長享二年(1488年)，一向一揆以20萬之眾包圍了高尾城，加賀守護大名富樫政親自殺，實權落於宗徒手上。回到京都之後，在山科地區建本願寺。天文元年(1532年)京都法華一揆與宗徒南近江守護大名六角定賴聯手焚毀山科本願寺。十世法主證如，遷至攝津國，建石山本願寺。顯如接任第十一世法主，和織田信長站在敵對立場，一向一揆給信長吃足苦頭，信長對一向宗徒也恨之入骨，經常進行無情的屠殺。天正六年(1578年)第二次木津川之戰，信長大將九鬼嘉隆以鐵甲船大敗毛利水軍，使石山本願寺陷於孤立，經天皇斡旋，顯如退出石山，前往紀伊國之鷺森，長子教如猶作困獸鬥，仍不能免於放逐的命運，信長於是放火燒了石山本願寺。天正十九年(1591年)，顯如接受豐臣秀吉的捐贈，在七條堀川現址建京都本願寺，將石山舊址交給秀吉建大阪城。顯如圓寂之後，秀吉支持顯如三子淮如繼為十二世法主。德川家康對淨土真宗的實力有所顧忌，慶長七年(1602年)尊關原之戰支持東軍的教如為十二世法主，並賜烏丸通七條的土地，命另建本願寺，為東本願寺，前者為西本願寺。
從樓梯直接上到座敷。
明治維新，升神道教為國教，佛教地位尷尬。然而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貧富差距加鉅，犯罪增加，社會不安，加以疫癘流行，亟待救濟。當時政府忙著擴軍，這樣的工作就不能不交給宗教團體來做。同時，有鑑於傳教士在帝國主義向外擴大勢力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亞洲人口最多的佛教，法西期主義者應該視之為利器才對。基於上述理由，明治天皇決定管理宗教，而不是排斥神道以外的。
明治十年(1877年)為了整合佛教各宗派，淨土真宗十派，以西本願寺為本山的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以東本願寺為本山的是“真宗大谷派 ”。歷代法主之名，都沒有姓氏，明治規定：除皇室外，每個人都要有姓氏，於是才用覺信長子覺惠的子孫家號，以大谷為名。由於系出同源，大谷光瑞的大谷為姓氏，而真宗大谷派之大谷是宗派名，兩個大谷不在同一範疇之內，大谷光瑞屬於西本願寺的本願寺派，而不是真宗大谷派。兩者並沒關係，可是很多人卻搞混了。
走在封建制度朝西方資本主義邁進的大時代裡，明治二年(1869年)廢除過去的封建身分，以原朝廷公卿、諸侯為華族，與皇族、敕任議員共同構成帝國會議之貴族院。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有華族身份，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娶了九條邊孝公爵之女籌子，兩年後籌子之妹節子嫁給皇太子嘉仁，即後來的大正天皇。這樣，大谷光瑞還未受命，也就成了皇室之一員。
露台上的水塔架，當係後來加蓋的。
他也沒忘記充實自己，從明治十九年(1886年)起，先後在貴族學校東京學習院，和當時四大私立大學之一的共立學堂就讀，返京都後，又從前田慧雲學習。為日後自己的事業，打下深厚的基礎。
他對新事物充滿著好奇，對新文化懷抱著嚮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初，具有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身份的大谷光瑞，辭別了新婚妻訪問了中國15座城市。次年前往印度，又次年訪歐。這時，分別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匈牙利人斯坦因率領的探險隊，在古絲路上的考古工作大有斬獲，大谷光瑞認為憑著亞洲共同信仰的基礎以及梵漢語言文化的優勢，日本應該快速取得領先的地位。於是他分別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十一年(1908年)、四十三年(1910年)三次組織中亞探險隊，巴基斯坦、印度及和闐、庫車、喀什、迪化、吐魯番、阿克蘇、樓蘭遺址等地進行考察，挖走大量的文物，收獲驚人。
第一次考察期間，父親辭世，他回國接任法主；第二次考察前夕，開始在神戶興建“二樂莊”，收藏從中亞蒐集的文物，顯示出他的野心；第三次考察，妻子病逝，給他帶來打擊，沒有子嗣，不再續弦，考古工作也停止了。其實也不能不停，探險使他債台高築，教團內部壓力，大正三年(1914年)他被迫引退，也辭去淨土真宗管長的職務。二樂莊連同武庫中學以20萬日圓賣走。
逍遙園西面
大谷光瑞擔任法主期間，也不是沒有建樹。他父親大谷光尊為尋求海外擴張，派出隨軍佈教師，到處進行弘法、撫慰、超渡。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俄戰爭，設臨時部，為士兵服務。又廣設佈教所，對各地人民進行物質上的救濟，和心靈上的安頓，而且快速的向殖民地、海外拓展。
離開日本本土的大谷光瑞，視野更加寬廣，事業也更加拓展。他在旅順向陸軍省借得沙俄時建的歐式官舍以為長住的別邸，足跡先後來到大連、青島、上海、台灣和南洋各地。
在南洋，他醉心於熱帶作物，大正六年(1917年)在爪哇島泗水成立“蘭領東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後來陸續在印尼各地購買農場、咖啡園，種植香料相物，後又在爪哇興建環翠莊，改建了改建大觀莊，前者每年7-9月都前往居住，似乎成了爪哇移民。
坎事場的屋頂已塌陷。
原本大谷光瑞對台灣的關注都是宗教層面的。在他接任法主前，淨土真宗本願寺家在台灣傳教就有很大的進展，明治三十年(1897年)在鹿港龍山寺建立敬愛學校，也同時在台北市、台中市成立龍谷學校，在台南成立開導學校，以教授日語方式傳教。三十三年(1900年)在台北市新起町建台北別院，作為西本願寺在台灣的總部。在他任內，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申請將鹿港龍山寺改為西本願寺分院，四十一年(1909年)取得彰化廳的布教所許可，也擴大了台北別院的範圍。其他地區也持續擴張，明治四十二年(1910年)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四之二五番地建竹壽寺，大正元年(1912年)向新竹廳買下苗栗一堡苗栗街官有地籌建苗栗寺；次年買下台北廳基隆堡基隆街官有地，又次年在台北廳大加蚋堡古亭街建了覺寺；在澎湖廳媽宮街建光玄寺。在社會工作上也有所開展，明治四十二年，在台北松山成立財團法人成德學院，進行感化教育。雖然如此，他並沒在任內來台灣視察教務。大正四年(1915年)噍吧哖事件，總督府體認佛教較神道教容易取得台灣人信任，大谷光瑞才在大正六年(1917 年)來台巡視，不過他當時已經卸任了。
他第二次來台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主要介入台灣香蕉出口的斡旋工作，不過真正投入，是在昭和十年(1935年)初。當時日本剛走出世界性的金融風暴，試圖台灣作為南進基地，大肆將物資傾銷南洋。總督府拓務大臣兒玉秀雄邀大谷光瑞來台，雖然當時成立光瑞會辦理他的演講會，但主要還是經濟。由當時的殖產局長中瀨拙夫陪同視察各地，參觀了嘉義營林所製材工場、台南的糖業農事試驗所、高雄州市水產試驗場、旗山郡甲仙海軍油田及新高郡魚池庄貓蘭製茶所，主要借重他爪哇熱帶農業產銷的經驗，規劃台灣產業發展的策略，臨行以〈台灣の經濟價值〉為題發表演講，當年10月5日又出版了《台灣島の現在》一書，對台灣產生極大的興趣。不久，10月19日總督府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成立大會，制定台灣產業的南進政策，大谷光瑞以南洋實業家內定委員與會。會中決議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協助資本家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台灣本島對外貿易的南進政策，當時大谷光瑞列名台拓設立委員會。
會後他積極拿出實際行動。11月12日參觀角板山製茶工場，次年2月20日在屏東郡長興庄麟洛經營柑橘園十一甲，並在大武山試種山茶，3月25 日拂下埔里街米坑警官派出所前國有高地數十甲裁種紅茶。
南面的景觀露台
也就在此同時，大谷光瑞有了長住台灣之想，昭和十一年(1936年)3月17日在三塊厝派出所，通過地方課長伊藤英三(稍後調任嘉義市尹)交涉，以每坪二圓價格，向11名業主，購得大港埔高雄刑務支所前土地17,000坪。
大港浦，即光緒二十年(1894年)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裡的“鮘(從魚逮聲)港埔”，河洛人呼鯉魚為tai，港káng則有“津渡”與“溪流”二義，埔是荒地。《采訪冊》另著錄有“鮘港庄”，當以盛產鯉魚的河港為名，而此處則以埔地取名。清領時期屬鳳山縣大竹橋里，明治三十年 (1897年)屬打狗辨務署，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只有418人口。大正九年(1920年)地方官制改正，“打狗”改稱“高雄”，這地也改為“大港埔”設庄，後成立大港埔保，最後增七保。
大正十三年(1924年)高雄郡改制為高雄市，配合擴港工程，也進行市區擴大，從旗後、哨船豆、鹽埕往前金、苓雅等地，向東發展。根據《大高雄都市計畫》，昭和七年(1932年)10月指定榮町、前金地區為官公署用地，當時大港埔仍處於地廣人稀的狀態，次(11)月23日這裡還舉行高雄州警察官聯合演習。次年4月，大港埔刑務支所還計劃把囚犯投入佔地4甲的蔬菜園經營計畫，可見還是一片農村菜園景象。
逍遙園北面
就在他買地不久，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18日大高雄市區計劃案通過，大港埔被規劃為住宅區，一時土地價格飛騰。昭和十四年(1939年)台灣不動產會社持有大港埔150萬坪土地的開發權，同時以5萬坪土地進行200戸租賃型平價住宅街區的開發，優先將全長350米的26號道路拓寛了20 米，同時修築了全長1.3公里的45號道路。昭和十六年(1941年)新的“高雄驛”矗立在大港庄的土地上，從站前拉到大圓環的三線路“昭和通” ，也似乎準備讓大港埔展翅高飛。然而檢視終戰前的逍遙園附近的地圖，大港埔的三個聚落──竹圍、營後、過港仔，竹圍西側有高射砲隊，過港仔東南是高雄陸軍病院，營後的東北是逍遙園，整個都市開發案，似乎到逍遙園就打住了，逍遙園的東邊，依舊是大片的荒埔。合理的解釋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設施的建設優先於住宅區的開發。
打從大谷光瑞的父親光尊起，就喜歡興建別邸，光尊在明治初年建三夜莊於神戶伏見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建月見山別邸於須磨，而光瑞則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建二樂莊於神戶，大正六年(1917年)和十年(1921年)分別在旅順、青島購買沙俄的官舍改建為別邸，十一年(1922年 )在上海公共租界膠州路建無憂園，十三年(1924年)在爪哇建環翠莊，昭和五年(1930年)在爪哇Garut購入荷蘭人經營的旅館改建為大觀園，九年(1934年)在大連建浴日莊，這些別邸全以西本願寺的名義建造的。有了教團的經濟後盾，著實也給了他很大的揮灑空間。
逍遙園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起築，由京都著名工匠二角幸治郎主持的ニカク工務店施工，次年(1940年)11月1日開園。
東面景觀露台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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