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聖蹟亭有文字信仰的宗教意義，也有惜紙如金的文化意義。台灣現存的聖蹟亭，大多見於客庄，為什麼樹林聖蹟亭不在客庄？
    根據資料，聖蹟亭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簡煉等地方人士以募款集資的方式所建的，那時潭底地區即使曾有客家人，大概也撒退殆盡了吧？
    又有資料顯示，樹林地區的信仰中心的濟安宮，原址也在今日潭底公園前面，日治時期“應交通變遷計，參拜者便利”，由地方大老王士龍及黃純清等發起，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遷到因火車站設立而逐漸形成的樹林市街的現址。
因修建樹林市戶政事務所被遷移的聖蹟亭
遷到潭底公園的聖蹟亭，怎麼看都傾斜
    有人根據前清賞戴藍翎特授台東都閫府劉嘉輝獻的“聖蹟浩然”，推測聖蹟亭與濟安宮原本就在一處，但聖蹟亭終究不是濟安宮的金亭，所以沒跟濟安宫一起東遷。
    留在原址的聖蹟亭也沒逃過遷移的命運。地方政府為了興建戶政事務所，將它後移到潭底公園裡頭。
    我在2007年9月7日參訪聖蹟亭，當時就寫了這樣的話：“聖蹟亭原址不在這裡，只是台北縣只有這一座聖蹟亭，所以移到潭底公園現址當古董。亭子製作古拙，並不精細。個人認為古蹟的價值在它的地理位置，這樣遷址實屬不該。而遷移後爐體歪斜，更是草率。市公所網頁上說該亭在市公所附近，也是誤記，應在戶政事務所後面。”
    現在再次閱讀，感慨更深了。歪斜的爐體加上了支柱，能止住它的傾頹嗎？也不能怪由地方票選出來的主政者的漠不關心，只能說，這多少反映了地方民眾的苟安心理，在台灣這塊土地，文化一直被被政治、經濟踐踏著。
爐頂形制古樸

    古蹟的意義，不在建築物本身，它還包含了許多人文活動。
    其實，台北縣聖蹟亭共有四處，不是附屬於文昌祠，就附屬於書院、社學，可見當時人對聖蹟亭的思維，總是聯繫著儒學教育的。也就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樹林聖蹟亭建立不久，王作霖等18人在光緒元年(1875年)組織社學性質的文炳社，每年都約在聖蹟亭舉行祭拜聖賢祭典。
爐座雕塑簡單


    王作霖是清末樹林地區的教育工作者，同治十年(1871年)，他才22歲，他就在樹林設仰山齋書房，教育人才，前述樹林鄉賢黃純青就是他的高足。日本人接收台灣，王作霖和黃純青都參與武裝抗日的行動，等大局底定，為推動地方教育，1898年，兩人聯合鄉人陳和盛，共同申請在仰山齋書房原址，設立台北日語傳習所樹林分教場。同年8月，改為樹林公學校，是今日樹林國小的前身。樹林地區的國小，如柑園、山佳、武林、大同、文林、育林等，都從該校分枝出去。對樹林教育事業的影響，非常深遠。
    我個人看樹林聖蹟亭，多少帶著對前賢的懷念，而政客和文化官員呢？樹林的子民呢？
    後記：樹林小學創立之時，王作霖掌教務，而他兩個兒子名受、名純，也都在該校教書，前者還主官訓導工作，我姊夫的父親吳長益也曾在該校服務，而且還教過黃純青的兒子，前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據說受益最大的是書法。羗寮分校成立時，承乏校務工作，調沙崙國小校長退休，都為樹林教育作出貢獻，教育工作要默默，有時也要楷模。
原本和聖蹟亭毗鄰的濟安宮早就搬到樹林街上，香火鼎盛愈昔

 
    原本以為尋訪公司田溪程氏古厝會折騰很久，但沿新民路一直走，就在路邊找到了。它就在大庄埔福德宮旁，也就是在新民路一段159巷的對面。
程氏古厝
    我是2005年9月去的，那時可能剛登錄為歷史建築，因此四周都用鋼絲圍起來。心裡還在嘀咕怎麼進去，就瞄到鋼絲有明顯被破壞的地方，從那個地方可以很輕易地進去參觀。
山牆瓦衫

    公司田溪因流經公司田得名，公司田是東印度公司的田，東印度公司在鄭成功攻下台灣以後，就退出台灣的經營了。從而我們可以想見這個地區農業開發有多麼早了。
土埆牆

    據文建會資料，古厝大約建於光緒初年，後來才被程氏購得，取名程氏古厝，是以現在產權為依據。
門額

    古厝原本就是田圧設計，但現在看來，整個建築比路面低矮了一截，排水應是個問題，不知是因為附近新建大樓時填土形成的，還是當初為了房子的隱蔽作用特意選擇的。
紅磚外牆

    這個建築是典型三合院田庄厝，形式簡樸，安山石牆基是就地取材，上頭再用稻殻、稻稈和泥土做成的土埆仔堆砌，在土埆牆外貼上紅瓦磚，既美觀又有保護作用。比較特別的是，在山牆面上貼瓦片的設計，很難令人想到美觀或防禦等功能，資料上說是防海風雨水之侵蝕，或許是那樣吧？
護龍

    其實這個房子最值得留意的，還是它的防禦功能，在正廳可以明顯看到銃孔的設計。
內銃孔

    公司田溪為淡水最大溪流，大庄埔近入海口，資料顯示：1884年中法戰爭時，這附近曾作為營區。常識判斷，當時還不至於徵調民居為軍舍。那到底這樣的防禦措施，對象是誰呢？有人說海盜，以當時淡水的軍事地位，應該不可能吧？平埔族或閩客械鬥，更不可能。
外銃孔

    公司田溪開發甚早，但淡水市街逐漸形成之後，大庄埔和附近田庄一樣，一直保持農村的身份，沒有太多居民，也因此，程氏古厝也就保持著它樸素的原始風貌。最近周邊廣大的土地，已被指定為淡海新市鎮，準備給它新的生命。現在，寬闊的道路一條接一條地鋪設起來，過不了多久，一棟棟的新式大樓即將矗立在這裡，古厝應該不會再寂寞了。那些銃孔或許曾經想抵禦入侵的法國人，恐怕以後很難抵禦日益增加的觀光客。
大廳

這是兩年前的舊作，當時沒有照片，現在補上，重新刊登。
    淡水竹圍，以前叫小八里坌。

    2004年夏，前往槓子寮砲台路上，聽路人提起四腳亭砲台，當時就有參訪的打算。
    事先查明位置，決定從基隆走深澳坑路上去，來到天外天墓園的地標，還想問人，就瞥到四腳亭砲台的路標，事實上，這個砲台並不難找，也不難到。
    從網路搜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確有許多登山客、旅行家，都曾來過，不過，一般都認為是清日甲午戰爭，甚至是清法戰爭的歷史遺跡。其實，基隆地區的砲台大多建於清治時期，沒錯，都“參與”了清法戰爭和台日乙未戰爭，也沒錯，惟獨四腳亭砲台建於日治時期，沒有“參與”台灣史上那兩大戰役。
四腳亭砲台的上層是砲座
    清日甲午戰爭進行到談判階段，伊藤博文就開始想把台灣當作戰利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3月25日澎湖遠征軍比志島支隊攻下馬公，台灣已變成一座孤島了。
    同年5月8日清日代表在芝罘互換馬關條約的批准書，台灣依法歸屬日本所有，日本政府即在5月10日將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子爵晉昇大將，任命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為接收台灣的全權代表。24日率民政局長官水野遵、陸軍局長官陸軍大島久直少將、海軍局長官角田秀松海軍大佐及文武官員85人、憲兵337人，由廣島宇品搭乘橫濱丸，5月27日和從旅順調來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在琉球中城灣會合，次日由20餘艘組成的?合艦隊抵基隆港外。
    在6月1日清方交割台灣欽差全權委員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及隨員盧永銘、陶大鈞、馬建忠等人，搭乘德國輪船公義號來到在三貂角下錨的橫濱丸之前，台灣士紳在5月23日發布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25日台灣民主國正式成立了。
砲座前的弧形子牆



    原先預定直接進入基隆港的聯合艦隊，由於遭到新成立的共和國的克魯伯岸防砲射擊而受阻，決定將艦隊分割。5月29日，松島巡洋艦護航載運第一旅團的姬路、佐倉、豐橋三艘運輸艦利用晨霧?離本隊，下午2時，川村景明少將指揮別動隊2000人，在松島艦火力掩護下，從三貂角的澳底(今鹽寮)搶灘登陸。
    短暫交火之後，記名提督分統官副將曾喜熙統領的駐澳底舊清淮軍連勝軍兩營，徐邦德統領的駐三貂嶺淮軍一營，這些新民主國的防衛部隊，全被擊潰。唐景崧急調駐獅球嶺統領吳國華率廣勇守三貂嶺，又令營官胡連勝援基隆，且調頂石角營官陳國柱、金包里營官陳桂波、獅球嶺營官知縣包幹臣等各率勇數百人助戰。吳在小楚坑擊斃日軍地圖繪製人員，繼續前進到嶺頂，不意聽到尾隨的包幹臣搶奪首級意圖爭功，居然棄守三貂嶺，5月31日讓日軍長驅而入。
    唐景崧仍擬三路包夾日軍，一路吳國華負責，由大路從相思嶺、龍潭浦、瑞芳過九芬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為正兵；一路小基隆分統遊擊楊連珍專責，由暖暖街小路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為奇兵，一路由金包里分統李文忠負責，由海邊社寮砲臺，循八斗口、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歸路。軍隊還未結集，日軍就分兩路撲來，在艦砲助攻下，九芬不守。
通往觀測所的階道

    6月1日，日軍另路進逼瑞芳。李文忠奉命守庚子寮，楊連珍守吳朱埕，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而廣東守備劉燕率砲勇30人在瑞芳西面土山上架五門格林砲助功。吳國華和日軍爭奪九芬橋，連夜大雨，竟拔營，次日清晨，駐守基隆銘軍統將張兆連率護衛營冒雨來，吹角列隊守橋，為日軍包抄，張兆連受傷，陳得勝率80人、曾喜照率30餘人冒死涉溪入救，軍亂，瑞芳失守。
    6月3日張兆連敗歸基隆，北川宮親王親率近衛師團，樺山率前衛騎兵半中隊及步兵二中隊，本隊步兵五中隊、騎兵半中隊、砲兵二中隊，右翼步兵四中隊，左翼步兵四中隊，同側支隊步兵二中隊，分兵一隊攻八斗，一隊攻田寮港，進取基隆海口。 上午10時兩軍相互射擊，下午2時川村旅團發動突擊，基隆棄守。
    乙未戰後，日本積極與俄國在滿州與朝鮮半島爭奪霸權。1904年日俄戰爭起，日本艦隊接連在仁川、旅順口、黃海和蔚山等海戰中，殲滅了俄國第一太平洋艦隊和前來支援的參崴海軍特混艦隊。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編組第二太平洋艦隊，遠從波羅的海繞行半個地球，前來遠東作戰。
四腳亭砲台的彈藥庫


    為了防制這個大型艦隊偷襲，甚至挾持當時已劃入日本版圖的台灣和澎湖，於是在基隆成立要塞指揮所，開始著手加強基隆、馬公、高雄等三個重要港口的防務。
    四腳亭砲台應該就建在基隆要塞指揮所成立以後，1907年要塞升格為司令部，轄基隆、馬公、高雄三要塞區。基隆要塞的工程，從《臺灣警備總部接收總報告書》看得出，大多建於1904-1924年間，符合那樣加強戰備的時代背景。
    至於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建砲台呢？應該是要塞方面，檢討當年乙未戰爭，民主國的迅速崩潰的原因，淮軍、廣軍和土軍的內部矛盾固然是主因，六天內能攻下駐軍達9000之數的基隆，完全得利於從三貂嶺、九份、瑞芳、頂雙溪、暖暖等地，完全沒有佈置足以威脅日本的軍事設施，才能從側翼插進基隆要塞的心臟。
通往炮座區的馬道

    深澳坑在清領時期為基隆堡轄下一庄，是通往瑞芳的道路，也是通往宜蘭郡礁溪庄指定道路之中途站。乙末戰役時，日軍攻下瑞芳龍潭堵，由於基隆防禦砲台都向著大海，從它們背後的深澳坑繞過，砲台全無用武之地。連庄內的槓子寮砲台的砲，也都無法掉頭過來，使得日軍得以長驅直入。甚至6月2日發動總攻擊前夕，深澳坑山裡的圓燧嶺，還被用進攻基隆市區的指揮司令部。
    有滿清和民主國義勇軍的前車作為日本佈防之鑑，選在深澳坑建砲台，那是再合理不過的了。有許多人質疑這座砲台為何看不到海洋，甚至以為清政府胡亂設置，難怪保不住北台，殊不知它是日治時期基隆要塞轄下內陸防禦的砲臺。
四腳亭砲台的官舍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基隆、馬公、高雄分別設置要塞，同時加強了基隆要塞的兵力，卻將它的防空、制海火砲移到高雄、澎湖。1941年太平洋戰爭起，擴大要塞區，也設立了許多新式的砲台，但四腳亭砲台的重要性，依舊無法取代。
    戰後砲臺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接管，1992年，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歸海巡，由於現代戰爭型態不同以往，砲臺也就卸下它歷史的重責大任。
四腳亭砲台的兵營


    眼前的四腳亭砲台，形制保存得相當完整，面積雖不及劉銘傳修建的九個砲台那麼廣闊，但分上下兩層的石結構，相當具有質感；同時，掩蔽部為拱券結構，拱券頂上設有排氣陶管，相當精緻。此外，彈廠、裝藥調製所、炸藥填實所共同使用空間是磚木構造，看起來，也不單調。重要的是，照明、通訊、彈庫、兵舍、觀測所、儲水池及衛生設施都很齊備，甚至聯外交通設施都很完善。相較於清式砲台，顯得進步多了。牆壁上攀爬著蔓藤，石階旁披覆著青草，既有?性，又富生命力量，似乎還想堅持它原有的任務。可惜，它始終沒有禦敵的機會，甚至連給後人感覺戰爭殘酷的氣氛也不曾有過。
    砲台所在地，一般都認為是深澳坑。深澳坑在清領時期設庄，大正九年(1920年)設基隆街，深澳坑改大字，今孝深里是深澳坑的中心地帶，深澳國民小學及深澳派出所都在這裡。發現煤層後，曾經到處是礦坑，也曾經有輕便鐵路。將砲台取名為深澳坑砲台，比較符合地緣關係，日本人就稱它為深澳坑堡壘。
    不過，依縣市界區劃來看，砲台的位置屬台北縣瑞芳鎮，也因此，登錄它為縣市定古蹟的是台北縣，而不是基隆市。這樣，以砲台著名的基隆少了一座砲台，而台北縣卻“賺”到一座砲台。我猜想，改名為四腳亭砲台，多少帶有“宣示主權”的意味吧？不然，瑞芳深澳里就在毗鄰，取個較為折衷的名稱──深澳砲台，不好嗎？

 

    看了新店市屈尺道碣，真是五味雜陳，不知何從說起。
    參訪道碣的人，大都是人稱夏老師的夏聖禮先生帶去的，如果不是，也應該他訓練的義工吧。作為新店新移民的他，在地方電視台節目部經理任內，記錄了地方人文活動，看來比老居民更愛新店，於2002年成立台北縣文化學會，還當了幾任的理事長。“屈尺道碣”就是他在2005年無意中發現的，完全學術考察後，跟著就是文化資產提報與守護、經營的工作。通過文字、導覽、記錄片的媒質，以講座、研習和影展等形式，不斷向社會傳達訊息，希望保存地方文化，發展觀光，促進繁榮。
    我尋訪屈尺道碣走了一次冤枉路，從龜山走山路，到廣興走錯路，一直往獅頭山開區開去，等到了灣潭，天色已昏暗，從頂埔走到下埔，略略翻找，心中有個底，就作罷了。一個禮拜後，帶著福星，真接登門拜訪，報了身份，如了心願。
新店溪曲流左岸建築為彎潭頂埔的海會寺，右岸為直潭發電廠一角。

    多年訪古經驗，使我多了從容，從容的在竹林草徑間發現了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用心。一張張的指示牌和說明牌，引導訪客們礦坑、渡頭和廟宇隱秘的進路，訴說著彎區百年歷史的滄桑，但似乎也體貼的略過了一些不便之處。
    當台北盆地裡的漢人灌溉水圳在新店溪找到取水口時，就註定要和原本棲息在山區的泰雅族人尋找生存方式。屈尺，取名應來自福老人說的窟石，原為清人稱馬來番或屈尺番的泰雅人的獵地，為隔絕漢人和生番，將新店溪劃歸熟番雷朗社人經營。漢墾民的腳步來得很快，新店溪的溪埔地，從青潭、灣潭、直潭、粗坑，逐步往上游延伸，嘉慶時，安溪人張猛、劉叔夜、陳沙、高鑾、周豬等人就來屈尺開墾了。
    咸豐十年(1860年)天津條約簽定後，淡水、雞籠相繼對外開口通商，樟腦成為重要輸出品，劉銘傳在大嵙崁設樟腦總局，在屈尺設立分局。光緒十年(1884年)清法戰後，劉銘傳督辦台灣事務，次年屈尺傳番害，漢民死14人，命劉朝祐率艋舺紳士李秉鈞、木柵張李成與大坪林望族劉廷玉往屈尺探勘番情，招撫了烏來八社總頭目馬來巴克。台灣建省，就大嵙崁成立撫墾局，在屈尺設雙溪分局，任前撫墾局哨官的當地人王詣為屈尺團練局局長。光緒十六年(1890年)劉廷玉在屈尺設番學堂，招新歸順的屈尺、大豹各社頭目子弟20人入學。
屈尺今貌
    屈尺趨於活躍，得自一條政經動脈被拉了出來。從新店渡船到灣潭，沿山邊走到渡口，再搭船到小粗坑，然後翻越山嶺到伸丈坂，再下到屈尺。
    日本人來了，為處理番務，明治三十年(1897年)在大嵙崁撫墾署下設屈尺出張所。次年(1898年)三月，將原有的沿山壁的小路拓築成寬可容汽車通行的平坦道路，命名為“屈尺道”，並且在山壁上留下所謂的“屈尺道碣”。
    從下款“第十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一中隊與人民從事建築特誌”來看，工程是由日本軍方主導，多少有軍事用途。附近獅仔頭山區是抗日義軍詹番等人的基地，同年日軍曾攻打退守獅仔山頭的義軍，使義軍退往番地，在大豹、加九岸等社原住民保護下，繼續從事抗日活動。
左邊一行是題署

    然而，作為屈尺道起點的灣潭，以位在曲流河道得名，自1820年代泉州李、林、王三姓開闢定居以來，由於形勢鞏固，甚少番害，拓寬目的應不限於軍事，主要還是作為屈尺的聯絡道，看準了新店溪的水利和兩岸山區的經濟利益，企圖以屈尺為基地前進開發，這從次年(1899年)，核准土倉龍次郎長達300年的造林許可書可以看出。
    由於接管臺灣要仰賴軍方優勢兵力，當時實施三段警備，由軍憲警共同維謢治安，軍方插手非戰備用的築路工程就可以理解了，何況軍方還有不少可以用來消耗體力的義軍俘虜。
    只是第十師團在當年10月1日才編成，怎麼能在同年3月21日完成這樣工程，首任師團長就是在乙未之役率混成第4旅團登陸布袋嘴的伏見宮貞愛親王，沒也理由將部隊留在台灣築路啊！
這一行是題刻年月

    看來，應該找時間請教夏聖禮才是，畢竟他留有完整的碑文影象，而我只能從殘留模糊的圖片胡思亂想。
    屈尺道碣屬摩崖石刻，自“重現”以來，短短時間內，就歷經了火烤、灰抺和鑿毀等劫難，現在只能看能劫殘。剩下的，曾經參加過夏先生遊學台灣之雙潭水岸聚落之旅的學員陳維玉寫得很清楚，就不多說了。
    這，也給我們必須讓文化資產和居民共生的啟示。一般遊客從網路搜尋得到資料，難於按圖索驥，訪古愛好者最好能先拜訪功成身未退的夏先生，以獲取更多的資訊。屋主從敵對到信賴，也真難為他的不懈了，你我可沒那樣的工夫，除非你能亮出更好的招子。
    屈尺道修築不久，日人為了建龜山發電廠，另外沿青潭山邊開鑿到屈尺的道路，也就是新烏路的前身。大正元年(1912)民營的大新自動車株式會社經營新店至龜山客運路線，從此屈尺道退為彎潭社區居民生活道路。
    彎潭的人口流失很嚴重，隔壁的直潭也是，不過直潭還出了個王永慶，彎潭呢？我們的好友路寒袖曾寫了一篇〈守護彎潭的燈〉，被選進國中教材，但似乎也沒因此帶來觀光客，那裡依舊住著老人，只多了一點點外籍新娘。路寒袖已從高雄市文化局長退了下來，守護彎潭的燈不知還在否？可以肯定的是，守護摩崖的燈還在明明滅滅著，燈火要不熄滅，不就要時時添油續芯嗎？

    小時候對中和的印象是稻田還有小山，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對中和愈來愈陌生，陌生到現在經常在中和迷路。
    桂英阿姨住中和，客家人嫁客家人，那時中和應有些客家庄。記得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阿姨新居落成，一小排兩樓洋房座落在田間，鄉下人不會使用抽水馬桶，當時我如廁，一股厭惡、噁心的感覺，至今仍縈在腦裡。
    有了車以後，始終沒能再去桂英阿姨家，尋找童年記憶。年興弟搬到中和員山路，已有十幾年了，或許他知道，改日再找吧！
配水池的入口

    2005年11月3日，我來到位於中和莒光路的自強公園，也很快的找到了參訪對象──中和瑞穗配水池。該處在同年9月13日登錄為縣定古蹟。
    從資料看來，這個文化資產能受到重視，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前理事長黃政瑞花了不少心血，個人非常佩服，這個社會不能缺少有熱力的人。然而，對這個配水池的興建，存在兩種說法。來自《台灣自來水誌》的說法，是板橋居民原依賴水井取水，以地下水為飲用水，惟地下水混濁異常，難以飲用，自大正十三年(1924年)著手籌建自來水系統，但由於板橋找不到適當水源，延至昭和元年(1926年)，才在海山郡中和庄潭墘地勢低凹之處，以湧泉為水源，興建自來水系統。由於水源水量豐富，水質亦佳，乃堀鑿集水井一口，擷取伏流水，經消毒加壓送至瑞穗山上 700M³的配水池，然後藉重力供應自來水。
    瑞穗配水池和水表室是在昭和三年(1928年)興建的，建在中和板橋交界的饅頭山上，將泉水消毒加壓後，經配水池輸送到板橋，提供6萬人飲用次年(1929年)12月31日完工。
配水池上面是個平台，一般都以為戰後的公園設施。
    另一種說法，也來自黃政瑞的口訪，據耆老何雲坊表示，當時位在土城的山本炭礦為了要洗煤炭，在今永和市水源路52號找到水泉口，俗稱“ 水源地”，將水輸送到舊板橋後火車站洗煤場洗煤炭。由於礦廠員工和居民也需要用水，管線愈設愈多，才在今員山公園設立水塔儲水，利用重力導流原理，以馬達輸送到饅頭山水表室，向民眾供水，今中和國光街就是當時輸送自來水的主要線道，俗稱“水管路”。
    前一個說法，表明這個自來水系統純出於民生利益，後一種說法，有心人或許會聯繫到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意識型態。個人覺得，像這種公共工程，其興建目標本來也應不止一端，即使為洗煤而建，也未嘗不能同時考慮民生問題。
    會在潭墘發現水源，是可以從地質找到根據的。原來中和地區屬於老沖積層，潭墘溝厎為新店溪舊河道，因沙洲逐年堆積，河道北移，老河床就成了低凹地，自然成為水源。潭墘之名，就是潭岸之意，道光二年(1822年)，漳州人呂藩傳從南勢角入墾開庄，因該地地勢低窪，積水成潭，於是就取這樣的名字。
配水池的牆體，看得出斑駁的歷史。

    也有這樣的說法，說潭墘在舊地層與新地層交界處，自然噴湧而出的一泓冷泉，當地人稱“冷水泉”，雅稱“潭墘甘泉”，舊時已為當地名勝，因地近板橋，所以日本人就在這裡設水廠，供應板橋地區的飲用水。不論原來是潭或泉，成為水源之後，已非原貌，難以考求了。1980年元旦廢水廠，改為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工程處。
    配水池所在的自強公園，命名之由，和附近的自強國小、自強國中有一定的關係。公園以配水池下的小山為主體，小山現在習稱饅頭山，主要是1951年以後，附近建了很多眷村，才以形狀像中國北方麵食之饅頭稱呼。在這以前，當地人以山形低矮圓環，都稱為“圓墩仔”。
    板橋為凱達格蘭族擺接社生息之地，雍正年間就有漢人入墾，乾隆十三年(1748年)林成祖築永豐圳，引新店溪水灌溉，逐漸形成擺接庄，後來的擺接堡，轄枋寮街、加臘仔庄、港仔嘴庄等17個街庄，包括今板橋、雙和、土城還有部分台北市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逐漸形成街市，林本源家族也從大嵙崁遷入，正式超越枋寮街，成為商業中心。板橋之名，也源於林家為運送貨物而建木板橋，初名枋橋頭。
配水池所在的圓墩仔，因為附近眷村居民的關係，都改稱饅頭山。

    此外，今板橋西區舊轄海山堡，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4年)和三十一年(1769年)，分由劉承纘和張必榮偕族人引擺接溪之水灌溉。
    日治初期，曾先後隸新莊辦務署、三角湧辦務署及台北辦務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置枋橋支廳，隸台北廳，大正九年(1920年)為板橋庄隸台北州海山郡，昭和四年(1929年)升格為板橋街，益形繁榮，所以才會有建自來水系統的構想。
    縣定古蹟中和瑞穗配水池，也包含水表室和山本氏記念碑。記念碑為頌揚山本義信擔任板橋街長任內政績而建，成於昭和八年(1933年)。由於自來水系統為其政績之一，所以立碑於此。現和式石碑碑體大致完整，略有鬆動，碑文遭逐字破壞，但仍可辨認。
配水池的進水孔，都破壞成這樣了。
從側面看，還有為居民胡亂砌的桌椅。

這應該是進出水管的配件。
    山本義信(1981-?)，千葉縣人。出身清寒，據說曾拾荒維生。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隻身來台，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開始投入礦業，大正六年(1917年)成立山本炭鑛公司，大正九年(1920年)獨資承接了原屬山本礦業合資會社的所有礦區，大正十二年(1923年)擔任臺灣鑛業會理事。昭和三年(1928年)山東濟南發生五三慘案，激起的中國各地抵制日貨運動，次年(1929年)又遇上了全球經濟大恐慌，台灣煤業受到影響，出口價量驟減。昭和六年(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掌握中國東北的撫順煤礦，大量輸往本土，甚至廉價傾銷臺灣，內銷市場受到重擊。臺灣煤礦業者不得不用減產、停業或廢業等手段來面對空前的危機。
    就在這個時候，山本義信運用他日本資本家的身份，參與各種公共事務，以期山本炭鑛能夠繼續生存。昭和二年(1927年)，他擔任板橋庄庄長，昭和四年(1929年)，他擔任升格後首任臺北州板橋街街長，前後六年，對市區改良，教育獎勵和飲水衛生等工作，都有建樹，深獲民眾肯定，所以接任的街長神谷龜吉和協議會員林平洲等人，就在配水池旁建此碑記念。後來他也成為台北州議員。
    昭和十年(1935年)，他開始投入砂金礦事業，向花蓮發展，成立山本炭鑛新城出張所。至於山本炭鑛，不論產量、品質都優於當時，即使戰時管制生產，也能維持他的事業於不墜。不過，他和山本炭鑛也逃不過戰後被接收與遣返的命運。
首任的板橋街長山本義信，一代炭礦大王，陽明山後山公園和台大杜鵑花城都連得上他的名字。
    山本義信還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建別莊於草山，取名“羽衣園”，今陽明山後山公園的前身就是他別莊的庭園，“羽衣園”也就是現在的台北市市長招待所。他的二太太也在草山經營溫泉旅館，名為“雙葉莊”，整體建築樣式為“書院造”，依溪畔而建，庭園、瀑布，造景雅緻，帶動後山溫泉旅館的發展，也和後山發展有密切關係。戰後，雙葉莊淪為嚴家淦總統官邸，現為寶山建設招待所。
    大正十四年(1925年)，他陸續從日本引進平戶杜鵑諸品種，在草山上種植。1958年仰德大道拓寬，士林園藝分所陽明山山仔后工作站洽遷道旁龍柏於台灣大學，並附贈大量杜鵑和部份茶花，安置於椰林大道兩旁，意外使臺大校園成為杜鵑花城。
    板橋，1947年成為台北縣治所在，1972年升格為縣轄市，而台北縣也即將升格為院轄市了。板橋的發展，鐵路也發揮了它的功能。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原本行經海山口的鐵路改經枋橋，建有簡易站亭，大正九年(1920年)隨行政區改名板橋驛，大正十一年(1922年)擴為木造站房。我父親生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還不到20歲就被大伯父帶進鐵道部，在崁仔腳驛當驛夫，後因有公學校的學歷，所以進入台北的鐵道部現業員教習所。後來就驛務、助驛，一直升上去，由於他的經歷資料不知誰拿去，不知他是日本時代就升為驛長，或者戰後才升為站長？但的服務的驛站，主要就在板橋和樹林，而且為期甚久。
記念碑嚴重破壞，幸好還留著，給後人論其功過。
    他一定見過山本義信的，山本炭鑛就在後車站洗炭，他也飲用過中和瑞穗配水池送下來的水。小時候，車過板橋，還看到煤炭堆得像山一樣高，一堆堆的，那時火車也用煤炭為燃料。山本炭鑛戰後由工礦公司接收，1949年併入三德煤礦，更名為海三，1955年李四川家族承購海三後改稱瑞山煤礦，隔年再改名為海山煤礦。
    我1969年進士林中學就讀，有洪姓同學，說是海山煤礦老板之子，家住板橋。想他父親也許認識我父親，搞清名諱，回家一問，只是認識，但同學卻以我父親在日治時期充當吏員，蔑以漢奸，自此我再也沒跟他交談過。資料顯示，經營復興煤礦的洪鴻源應是他的父執輩，原業主洪建財或許也是他父祖輩，說不定還和洪建全有淵源呢。應該是日治時期的鄉紳、企業主。戰後，也仍保有鄉紳的身份，大資本家。我父親只是鐵道部的小員工，充其量是勞動階級，可沒踩在人民頭上作威福，又何必糟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