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入潮王氏屬瑯琊─閩王是閩潮王氏的共同始祖嗎？
    金門金城鎮裡有一座閩王祠，其實是金門王氏的大宗祠。王氏在宅後、山后、營山、呂厝、東沙、尚義、田浦都有聚落，宣統元年（1909年），王廷恭等人倡建，親赴星洲募款，由建築師王挺之設計成二落大厝格局的祠廟。只供家族祭祀之用，平時並不開放。

    去年擔任國語文競賽客語國中組評審委員時，聽屏東教育大學的江俊龍說，“唐山過台灣”，應該是“長山過台灣”。福老話“唐”、“長”同音，可是客家話“長山”就不能唸“唐山”，可見，不論閩客，原本應該是“長山”。福老人因為音同，訛作“唐山”也就罷了，有趣的是，客語明明說“長山”，卻寫成“唐山”。這樣的音訛造成的形訛，恐怕一時也改不過來，姑且不予深究。只是當大家都忘了“唐山”原本是“長山”時，表示“長山過台灣”已是很久遠的故事了。
    我十三世祖克師公帶侄子仕福從長山過台灣，已是雍正三年(1726年)的事了。在這之前，他的族叔王廷仁，王朝帶之長子，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年方24，就已隻身來台。直到雍正九年(1732年)在彰化縣貓霧梀社腳田仔庄，開基立業。
    另有族兄王克照，王廷謙之長子，曾在平朱一貴及大甲番亂時，隨軍至台。朱一貴事件發生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平大甲番亂在雍正十年(1733年)，可能第一次來了又回去，第二次來就退役定居了。十幾年間原鄉饒平新豐墩上叔侄三代四人相率來台，雖說不上移民潮，但也看得出他們尋求新生活的急切心理。

    有的記載說，王廷仁從鹿港登陸。他來台灣有兩種可能──偷渡或傭工。據說，施琅常吃鄭軍客家將領邱煇、劉國軒的虧，特禁潮惠人移台。不過，日子久了，法禁自然鬆弛，難免有人偷渡。施琅死後不久，就有客家人進入彰化平原[註]。或許他偷渡來台，一直在彰化地區充當傭工。即使被接來充當短期傭工，他也沒依期返回長山，原鄉地狹人多，已無立錐之地；在台灣傭雇生活清苦，但孤家寡人，不致拖累親人。後來大甲番亂，漢人墾戶紛紛走避，這些非法移民就來到原漢交界地帶，或許就在台中南屯貓霧梀族番社腳下，在先後兩位將領鄭國、藍廷珍開墾的張鎮庄、藍興庄附近，尋找零星的土地開墾或佃耕，維持基本的生計。
    王克照第一次隨南澳總兵藍廷珍來台平朱一貴，從鹿耳門登陸，應沒連繫到這位族叔；第二次隨台灣總兵王郡來台平大甲西社番亂，從鹿港登陸。由於時間、路途都近，或許連繫上了王廷仁，任滿也就沒回大陸，留在台灣開墾。由於沒有具體資料，不知他在哪開基。當時亂後番社毀壞盡空，貓霧梀、岸裡等社又割地換水，在中台灣墾地生存，應該不難吧？
    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廷解除潮惠居民入台的限制，向原籍地申請取得護照後，克師公帶著他的侄子在淡水登陸，原來想在新莊立足。
    但自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北台大地震，台北盆地塌陷成大湖，為康熙台北湖以後，河運特別發達，當時的新莊已是重要港口。其實，淡水登陸是族譜的講法，那時淡水廳治還在彰化，我想新莊才是他真正的登陸點。

    克師公來台灣才21歲，有人說他到新莊想跟商賈學作生意。不過，當時新莊還沒成街，港口也還不到“千帆林立”的景象，甚至媽祖也供在小廟裡頭。倒是幾個著名的墾號，已經插手新莊地區的開發。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賴科、王謨、鄭珍、朱焜侯所組成陳和議墾號，請墾海山庄、內北投、坑仔口等地。康熙末，胡焯猷、林秀俊也已來北台開墾。雍正二年(1724年)鄧旋其收購王謨、朱焜侯兩人的股份，成為海山莊業主。雍正五年(1727年)楊道弘請墾整個新莊平原的土地。那時農村人力市場需求量大，年輕人來台灣投入傭工或租佃工作，是很正常的。
    在線上瀏覽到《潮州長彬陳氏族譜》，說“饒平縣長彬鄉在清雍正三年歲次丙午大旱”，他們也因此移民屏東潮州開墾。或許克師公叔侄也多少帶著“逃難”的性質來台，應該不會逃避清苦的工作才是。
    過了三年，克師公來到南崁開基，那時他才24歲。南崁最早是凱達格蘭族(Ketangalan)南遷棲地，有南崁、坑仔、龜崙、霄裡等四社。在1624-1625年間荷蘭人繪製的地圖上標示有Lamcam，並藉港口與平埔族交易。明鄭曾在五福宮廟口營盤坑屯田，招徠漢人開墾。康熙末年，從廣東嘉應州的客家人，在五福宮附近，向社番借地搭草為寮，載裝貨物渡海和社番交易，南崁港後來也偷渡人口，甚至有海盜出入。
    康熙五十年(1711年)，臺廈道陳璸北上搜捕海盜鄭盡心之後，於次年設淡水分防千總，並增設大甲溪至淡水八里坌七塘，其中就有南崁塘，“自竹塹至此可百里，西出港口，時有般隻往來。北距八里坌可五十里，山澗叢雜，陸路扼要之地，目兵十名。” 設塘置兵後，人民生命財產有保障，自然吸引拓墾的人們。陳和議墾號將坑子口當作開墾台北平原的一部分，和坑仔社番合墾坑子、外社、山腳、坑口、海湖等村的荒埔，利用山泉、山溪灌溉山坡的田地。克師公有沒有參與坑仔的開墾，不得而知，但坑仔開發的成功，在他內心深處燃起開墾南崁的熊熊烈火，也在他腦子裡畫出開墾南崁的藍圖。
    由於漢人到北路台灣開墾日多，為因應實際需要，在朱一貴亂後，雍正元年(1723年)設彰化縣，置知縣，設淡水廳，置捕盜同知。同時官方開南崁港等九個貿易港，也帶來更多移民人口，克師公看在眼裡，心中不免急切的想積攢足夠的資金，一圓墾荒的夢想。
    當時，熟番繳納比漢人更重的課餉，還要供差，也就是參與公家差役，因而無法專心從事農耕及獵鹿，只好賣草地荒埔來支付沉重的課餉。雍正二年(1724年)，覆准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這樣，漢移民更易取得荒地開墾，克師公受到這樣的環境刺激，鼓舞起戰鬥意志，毅然在來台的三年後，雍正六年(1728年)到南崁開基。

    克師公到南崁開墾，算是繞了新莊一個大圈，耽誤了三年。像跟他同年來台的漳州人郭光天已返回長山，呈閩浙總督准命海防同知伊士良率兵106人，在克師公來南崁那年再次渡海，開墾大桃園，漸次擴及整個北台灣。其實也不怪克師公耽誤，沒有足夠的資金，也沒能力佃耕開墾，現實就是這樣，在艱困的環境下，依舊努力的掙扎在硬泥堅石縫隙間，希望終有破土而出的一天。
    台灣各平埔族多以本族語言為社名，只有南崁社直接用漢人稱呼，主要是漢人接觸得早。“崁”(Kham’)是福老話，指陡直崖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4月26日郁永河經過南崁時，經歷這樣的景象：

    今年清明，第二次來到楊氏媽墓前。
    小時候，老爸為了讓我們體認慎終追遠的道理，不惜砸大錢，包車到南崁，親臨克師公故居，也順路來到墓前。當時覺得墓園不大，心裡有些疑惑。
    “有長山公，無長山媽。”我相信很多早期漢移民，隻身來台，只好入贅母系社會的平埔族，以取得開墾的土地。

    帶著童年的印象，走在桃2縣道，嘗試每一條可能的道路，“德鄰居”、“美仁居”，不同於他處的堂號，使我必須下車詢問，“陳厝坑”、“羊稠坑”，閩式的地名，讓我體認祖先拓墾南崁的艱辛。閃躲著田家的吠犬，踐踏著雨後的泥濘，沒有門牌的故居，決計找不了，灑滿繽紛紙花的祖墳，就靜靜的躺在縣道旁邊，上面還有一條紙炮走過的痕跡。
    最近有些學者極力主張客家人就是畬族，如果畬族認同有實利的話，未嘗不是好事。在台灣，向平埔族認同，也能相對的身份嗎？所謂民族主義，永遠是強勢文化在主導。什麼國族、種族，經常是對弱勢族群的拉攏與分化，要不，就搞什麼多元文化論述，淡化或消弭族群問題。對我而言，總不能數典忘祖，掩蓋真相吧？
    在族譜裡，我赫然發現楊氏媽“生於乾隆五年(1740年)2月14日巳時”，和生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15日子時的克師公，居然相差了36歲。長子仕泮長生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月18日亥時，是她17歲生的，推算結婚年齡應為16歲，那時，克師公已52歲。

    楊氏媽是克師公惟一的配偶，16歲的少女嫁給52年的老人說明了什麼？對克師公來說，反映了拓荒生活的孤寂和艱辛，21歲來台，過31年的單身生活，才如了傳宗接代的願，相對於和他一起來的王仕福“逝後無嗣”，無任何生卒年月的資料，可算幸運多了。
    古代女性16歲算及笄，適齡結婚，青春年少嫁個老人，在今日社會，大可在師生戀、智能不足上作文章，可是在乾隆二十一年，會是這樣嗎？這時，你或許會想到原本在北部海岸和東北海角定居的凱達格蘭族，約在三百年前，也就是十七世紀初，向西南傳佈，一直來到林口台地、南崁溪流域，集結成南崁社、坑仔社、龜崙社、霄裡社等聚落。
    克師公來到南崁，那可是到處平埔族的世界，他或許和康熙雍正間某饒平長彬鄉人一樣，入贅十八番社總頭目家，取得開發屏東佳佐庄以東至山麓邊，北至赤山，南至老藤林的大片土地呢？或者像大埔人張達京一樣，娶了岸裡九社總土官阿莫(穆)的女兒，也取得開發整個大台中的有利條件呢？甚或這些客家前輩啟發了他來台開墾的念頭呢。
    根據萬曆三十年(1602年)，隨明將沈有容追剿倭寇來到大員(臺南)的連江秀才陳第所寫的《東蕃記》：“族又共屋，一區稍大，曰公廨。……少壯未娶者，曹居之。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珠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門，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累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如親迎，婿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故也。”這位以《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揚名於後世的音韻學家，當時已有62歲，《東蕃記》保存的史料，一向有記實之稱。看來當時入贅是習俗，而且也流行現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常見的“試婚制度”。讓我們時空轉換，你能想像52歲的克師公和一群年輕力壯的平埔少年共同居住在“公廨”裡頭，派人送一對瑪瑙珠給16歲的楊氏媽，楊氏媽含情默默的收下禮物，這時，克師公必須學會咬著吹奏的薄鐵片，挑逗年方少艾的平埔少女。
    也許這樣的想象太浪漫了。畢竟台南、桃園相差300公里，西拉雅也不是凱達格蘭，時間上也相差了154年。時代會變，環境也會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巡台御史黃叔璥來到南崁，在他筆下的《臺海使槎錄》記載的，正是三年後克師公來南崁看到的景象。我們假想：急於獲得土地耕種的克師公，他會走進南崁社，必然看準“番多不事耕作，米粟甚少，日三飧俱薯芋；餘則捕魚蝦鹿麂。採紫菜、通草、水藤交易為日用，且輸餉。”也就是仍以採集為主要經濟方式的平埔族社會，並無“土地”的概念，卻逃不了向官方“輸餉”。相信他想用幫助社人解決“輸餉”的方式，換取土地耕種。於是，他來到番社，看到“番人作室，結草構成，為梯以入，鋪木板於地；亦用木板為屋，如覆舟，極狹隘。”他心裡想的，就等收成之後，用泥土摻和稻稈、榖殻，做成土确屋，一定比他們就地取材來得耐久、堅固。或許克師公也接受社人的招待，“用黍米嚼碎為酒……澹水各社不藝圃，無薺韭生菜之屬。雞最繁，客至殺以代蔬。俗尚冬瓜，官長至，抱瓜以獻，佐以粉餈；雞則以犒從者。鳥獸之肉傅諸火，帶血而食。麋鹿，刺其喉，吮生血至盡，乃剝割；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即食之。”在飲食習慣上，番漢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未必不能協調。像只要添置鍋碗，肉類未必不能熟食；尤其雞隻很多，社人又不吃，可以隨時宰殺，大快朵頤；至於蔬果，在土地取得後，定能視需要栽培；雖然這樣，有些食物必須經過長期適應才會接受，像麋鹿腹內綠苔狀的消化液，即《東蕃記》所說的“百草膏”，曾在三立電視台《在中國的故事》看過緬甸深林的台商食用，相處日久，克師公也未必排斥。經過評估，克師公心裡已有生存乃至於發展的藍圖，開始和社人進行“交易”。

    當時漢移民都未攜女眷，克師公叔侄單身在台，青春正盛，血氣方剛。在取得土地耕種後，難免有成家的綺念。雖然，“龜崙、霄裡、坑仔諸番，體盡矲掗，趨走促數。又多斑癬，狀如生番。”但想到傳宗接代，也不能計較太多。何況“番婦頭無妝飾，烏布五尺蒙頭曰老鍋。項上掛瑪瑙珠、螺錢、草珠，曰真仔贊。耳鑽八、九孔，帶漢人耳環”，這些聊勝於無的裝飾，多少加強了她們美麗的本質。但進一步接觸，才發現番俗“夫婦相聚，白首不易”，終身只有一次婚姻的機會。而且“婦與人私，則將姦夫父母房屋拆毀，倍罰珠粒分社番，以示家教不嚴”，這樣，娶了寡婦，也算通姦，誰敢犯禁？雖然“未嫁娶者不禁”，不過，未嫁娶的實在少之又少。那時雖“間有贅於婦家者”，不過有違他的意願，他只好遵照番俗“自幼倩媒以珠粒為定，及長而娶”，那時他至少36歲，在乾隆五年以後。這樣推想，雖然合理，但未必合情，有誰會自幼訂親於比她父母年長甚多的人呢？(前引文均出於《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十》)
    老夫少妻的悲哀，也降臨在楊氏媽身上。三子仕甲公生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9月16日子時，還沒滿8個月，64歲高齡的克師公就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5月7日酉時走完人生。那時長子仕泮公才9歲，次子仕種公早夭，不在人世。難為27歲新寡的楊氏媽，如何扶養二子成人呢？
    仕泮公表字正魯，想來上過私塾，些許認得一些字。仕甲公誥贈儒林郎，應係事業有成，通過捐納的方法，博取些功名。興許楊氏媽母代父職，教養有方之故吧？
    番俗：“妻喪復娶，夫喪不復嫁，號為鬼殘，終莫之醮。”(陳第《東蕃記》)倘楊氏媽為番婦，自應受此習俗約束，專心教子。倘為漢婦，自來“禮不下庶人”，或許“舅奪母志”，另謀發展。然而墓碑上“顯祖妣勤善王媽楊老孺人墓”說明她並未再醮。

    有一種楊氏媽棄二子而去的說法。說長子恚之，三子憫其老而無依，奉養如故。以是之故，大房子孫未振，三房枝繁葉盛。事涉迷信，乃道聽途說者也。
    然而，寡母幼子在南崁如何維生？若為番婦，尚有族人協助。若非番婦，就困難多了。原本設想，克師公以汛兵退役，汛塘同僚之情就近照顧，但隨軍來台終屬猜想。後來在族譜裡找到〈分鬮書範例〉，那是仕泮公三子天喜公遺孀李氏主導的子孫分產的契約，在見證人署名處看到“知見夫堂弟天和、天來”等字眼，終於省悟，原來這兩人都不在克師派下，當係王克享或王克照的孫子。這樣，克師公身後，妻少子幼卻能卓然獨立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分鬮書〉中有四子啟林鬮分拈著“羊寮坑內自買番婦記娘田業參處小租參拾石”的記載，羊寮坑即今羊稠坑，從“番婦記娘”的稱謂和姓名看，楊氏媽應非出自平埔族。
    或許從我的染色體或表面球蛋白裡，可以找到平埔族的血緣。但那也許是來自我媽、我祖母或外祖母。但目前還不須在楊氏媽身上找答案。
    楊氏媽死於嘉慶十四年(1809年)十月二十日申時，享年70。
    補記：從堂兄年厚處見克照公派下家譜，知克照公有二子，長正登(族名仕登、全槽)、次正東(族名仕東、仕斗)，正登公有三子，長天和、次天松、天來為季。饒平王氏除克師公來台外，十二世之廷仁公和十三世克照公亦先後來台，廷仁子克享公曾來南崁投靠克師公，克照公之孫天和、天來又來為天喜公四子分產作見證人，可見當時克師公和廷仁公、克照公來台雖分居南北，但彼此都有來往聯繫，孤兒寡母，何愁沒人照料呢？

這是兩年前的舊作，當時沒有照片，現在補上，重新刊登。
    淡水竹圍，以前叫小八里坌。

    當我獲悉彰化縣政府登錄員林曹家開台祖塋為歷史建築之後，就開始有了參訪的期待。第一次依址前往是去年暑假，望著一片比人還高的草地，只好作別西天的雲彩。
    第二次穿上了雨鞋，持著球棒，顧不得老阿婆的警告，一路砍過去，依舊蒼茫一片，所幸沒遇上蟲蛇。附近居民表示，這兒原本員林鎮第一公墓，變更為員林東區公園後，開始遷葬作業，目前僅留下這座墓園。
    縣議員曹明正是墓主的裔孫，光憑員林東山一帶曹家子孫的選票，足以讓他連任好幾屆。族人就是不忍驚擾先人遺骸，才連同“曹家進士之父祖塋”申報為歷史建築，後者還在行政程序中。做不了實踏，只好拜訪，我以學術之名找上了議員，他也慷慨贈我家譜。

    後來幾次經過員林，都心存僥倖的在墓地徘徊。終在今年清明前一週，看到此墓浮現在一碧萬頃的草海之上。驚喜之餘，忘了換裝，隱藏在土裡的碎瓦格格作響，潛伏在草裡的芒刺也不斷的穿透鞋底展示它的餘力。
    墓銘“平河顯祖妣曹媽謚慈發何氏附葬男朝宰曹公墓”說明了這是母子合葬墓。查閱曹氏宗譜，墓主曹何慈發(1665-1755)為曹應錄之妻。文建會的資料“康熙年間曹應錄偕妻何慈發至員林東山開墾”有點瑕疵，多了一個“偕”字，在台灣根本不存在曹應錄之墓，如果說曹應錄來台後又返長山，還不如說他根本沒來台灣。這樣說來，東山曹家可說是台灣開拓史少見的“有開台媽，無開台祖”的家族，相較於一般“無長山媽”，他們卻明顯“有長山媽”的特殊性。
    此墓上款“清乾隆丙子年吉日重修”，丙子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距她去世一年上下，可能四子曹朝宰相繼棄世，才有重修合葬的做法。

“祖公產要留佇頭殼仔底。”我才剛對王傳淵院長表明身份，表達對他家族的興趣，他就這樣說。
清明節一大早，我趕回台北，依約上午十時在桂林路等候。不過，顯然王家的祖塋很多，身為一族之長的他，當天計劃在觀音山，分身不過來。
兩天後，我在王院長帶領下，來到王義德墓前。王義德是他的來台祖，四房輪主蒸嘗，近年來，族人認為他比較熱心，於是祭祀之事，就一力承擔下來。
墓園在昆陽的山坡上，整座山林和附近東新陂的業主姓鄭，所以旁邊還有一座昭和五年(1929年)的鄭朝陽夫婦合葬墓。
王家買山於此，祭掃並不方便。王院長的父親生前並未親臨其地，以致王院長接下家業，初次承擔這個任務，還必須問路，據他說，路口柑仔店的老阿婆還揶揄“恁王家真囂，攏坐轎來培墓。”當年清明祭掃的盛況，可見一斑。
“若不是阮這祖先，艋舺歷史都不知按怎寫。”王院長非常自豪的說。
儘管大台北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發生大地震，形成台北湖，但開發工作在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陳賴章請墾大佳臘之後，就開始活躍起來。淡水河左岸的新莊首先進入歷史舞台。康熙末擁入大量的墾民，雍正間長山來的船隻開始聚集，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里坌巡檢移治新莊，三十二年(1767年)改為新莊巡檢，五十五年(1790年)改為新莊縣丞。
這時右岸也不完全沈寂，雍正初年，泉州之晉江、南安、惠安三邑人士在淡水河邊搭建茅屋，和平埔族人進行交易，逐漸形成蕃薯市。當時平埔族人駕著他們稱為艋舺(Mankah)的獨木舟，從淡水河、新店溪載運農產品，停泊在渡頭附近，於是大家也習慣的拿它作為地名。乾隆三年(1738年)龍山寺的興建，說明艋舺也摩拳擦掌準備躍入歷史舞台了。
嘉慶年間，由於大嵙崁溪上游不斷開墾，河床淤積，水運受阻，新莊河港功能喪失。位於大嵙崁溪、新店溪交匯處的艋舺，水運條件優越，通往滬尾、錫口、景尾、新店、枋橋等地，非常便利。很快的取代了新莊的地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淡水都司移駐艋舺，嘉慶十三年(1808年) 新莊縣丞議移艋舺，並改艋舺縣丞，正式成為北台的行政和商業中心。
墓主王義德，官名為王宗河，字道輝，諱光洒，為龍塘王氏的第十九代，生於嘉慶元年(1796年)，卒於咸豐八年(1858年)，享年六十二。《淡水廳志》有傳：
王宗河，字道揮，艋舺人，籍晉江。與翁裕佳齊名。凡賑水災，息分類，禦海寇，悉以身先。能明大體，好義樂輸。官任之如臂指。鄉人至今稱德無閒言。後以國學生獎加知州銜。(卷十六附錄三志餘，1871)
《廳志》著重在他急公好義的事蹟，至於發跡變泰，卻是隻字未提。據王院長表示，他們祖先來自泉州惠安溪底。那是出名的木匠之鄉，而且匠師都姓王，著名大師王益順就是溪底人。王義德是否也出身匠師，已不得而知。當他來台時，先到台南，再往艋舺發展。另一個說法，就來台直接到艋舺，在船頭行做會計。
有資料說王義德“因蔡牽之役棄儒從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那時他才八九歲，棄學未免太早了。還有一個說法，說他曾救活餓倒店門口乞丐，乞丐贈他黃旗，囑咐出海時插在船頭。後來他押船運貨，別人都被搶劫，只有他的船沒事，原來那名乞丐是海?的小頭目，來艋舺摸底，大意失金，流落街頭，而為王義德所救，所以才用這種方式報恩。傳說未必可信，但也說明當時雖然蔡牽、朱濆等大海寇都被掃蕩，但船戶的風險仍舊很大。或許王義德押解貨物，屢建“奇功”，深獲船東賞識，從合夥，到開櫃立號，造就艋舺紅頂商人傳奇的一頁。
艋舺作為內陸腹地貨物集運與大陸對口貿易港市，布、染、茶、糖等都有同業公會性質的行郊組織，但真正的權力，卻在控制碼頭人力和空間的船頭行。當時艋舺與大陸貿易路線，有泉郊和北郊之別。泉郊專跑泉州的生意，北郊則跑寧波、鎮江、台州、溫州(小北)，甚至上海、天津(大北)等地的生意。在王義德的努力經營下，王益興商號儼然為北郊之長；三子王家瑛(則振)克紹箕裘，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獨力創辦了助葬性質的同仁堂；第三代的王天錫還列名台北築城十四名董事之一，實際負責南門的建築資金的籌募與督造，王家的豪富達到極盛。
作為艋舺王氏的開基祖，王義德生前就通過軍功等途徑，賞戴花翎，也通過捐納為自己掙得以太學生加從五品藍翎知州銜，並為他父親王學圃贏得追贈奉直大夫的榮耀；而他也“以子家瑛貴，贈奉直大夫；家麟貴，累贈朝議大夫。”(《淡水廳志．選舉表封蔭附追贈》1871年)
王義德長子王家霖雖早逝，繼承人王天錫用心經營家族光榮，為寡母請准節孝坊和節孝祠的設立，光緒八年(1882年)坊成，一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祠乃成。王天錫在割台期間曾短暫遠走泉州，但日本政府屢屢徵地官用，動及旌表他母親的紀念物，也只能返台多方奔走。也幸好他的努力，節孝坊現以三級古蹟完好的矗立在228公園內。
王家後人在日治時期都受到很好的教育，王院長說他叔公娶三個老婆，各生二子，六子都進台大醫學院，成為開業醫師。當然，他自己也開了一家醫院。子孫沒當醫生的，也都是大學教授，他叔叔就在中興大學。隨著艋舺的沒落，從商的人似乎很少，日本人和國民政府徵走不少他們的產業。有長輩因為醫療糾紛赴港，不久回歸祖國，在白色恐怖時期，書信不慎，為鷹犬窺伺，竟導致台灣親人入獄。不過，子孫濟世救人的工作，也沒為之中斷。
除鹿港辜家外，傳統家族很難承受得起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的考驗，艋舺王家亦然，目前同仁堂還在，業務運作依舊，也還是濟世救人的工作。
王義德墓園在南港山上，附近的土地被徵收作為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出入極為不便。今年一行八人同往，王院長夫婦、王公子夫婦及院長之弟、媳就有六人，另外就是大房那邊一人，還有我這個遠房同宗了。本來我們饒平王氏就有寧化認同和興化認同的問題，如果向後者認同，遠祖當為王審知，和龍塘之遠祖王審邽為親兄弟。
這一天，大家帶著簡單的工具，從便梯上了駁坎，找到了幾株姑婆芋，往上走不到50米，墓碑“龍塘皇清誥授奉直大夫義德王公佳城，咸豐戊午年，各房子孫立”，就在眼前。明體丹書，斑斕如新。據說原有石階可以拾級而上，但被軍方徵用後破壞，墓珠石獅，部分後移，幸好墓體形制保存得完整，只是墓埕顯不出原本的開闊。從泉州運來的花崗白石，依舊能襯托出墓主高貴的身份，雙曲墓手，仍然表現了墓主身前的遠略雄圖。不知何時墓?上悄悄的長了幾株喬木，高聳挺拔。據王院長說，曾有軍中老兵在左後坡地圈養豬隻，或許對亡靈不敬，不久就在後方的相思樹林被發現上吊。豬圈雖拆，牆根仍在，看起來不太協調。也許在軍事管制時期，王氏族人祭掃活動曾中斷了相當時日。
一行人用小鏟將墓埕淤泥小草清除之後，以姑婆芋葉當作桌布，獻上水果鮮花，焚香祭拜，表達對這位艋舺開拓者的崇高敬意。不經意的在墓左發現了鄭家開了一條新路，路旁鳳仙花開得燦爛，也還有其他老兵利用隙地開闢的菜圃。回程試走之後，發現比原路方便，也許明年可以從這裡上來。
客家人掃墓活動一向動員上萬，福佬人顯然不是這樣，而且風水講究的方向也不同。王德義墓園正對東新陂和南港山餘脈，仍看得出當年風水的精心設計。我腦子想的，與其留作軍方強勢的歷史見證，還不如遷除廠房，恢復墓園舊觀來得有意義，只是在現有的政治文化環境，有這個可能嗎？
“祖公產要留佇頭殼仔底。”我這才了解王家先人的想法，早在他們商船揚帆在海峽兩岸之時，就發現了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的道理。他們看得出保有這偌大的家業，和官方周旋的辛苦，他們寧可子孫擁有開拓者那樣精確的眼光和進取的胸襟抱負。與其守成既有，不如遍地開花。我們現在看到的，個個都以他們精絕的才智，在世界各地發光發熱，不就朝向這樣的祖訓實踐前進嗎？不變的是，依然懷抱著當年濟世救人的心。
這真是可敬的家族，國人有機會自由進出墓園憑弔這位開拓英雄嗎？

    四川512地震，震央在汶川，這個地名勾起我17年前的回憶。
    1991年八月上旬，我參加政大中文系的旅行團，曾經過該地，而且還住過一天呢。
    行程是由耿湘沅老師設計的，主要吸引我的是三峽和張家界。事先沒作功課，對安排了五天行程的九寨溝一無所知，兼又在報紙上看到兩位台灣研究生到當地採集植物墜谷身亡的消息，所以，雖繳了錢，一路上總希望可以縮短川西的行程，這樣成都和三峽就可以多幾天。學古典文學的人，比較喜歡能發思古幽情的景點。以詞曲研究著稱的耿老師考慮的，是為數過半的非中國文學專業團員的需求，就以壯麗山川的自然景觀為主。
不是人間仙境，而是童話世界的九寨溝。

    8月8日參觀青城山和都江堰之後，次日就往松潘進發。沿著岷江開闢的公路，有時是柏油路面，大部分都是碎石子，施工品質不好，不時看到大坑洞。車子經過汶川、茂縣，來到疊溪海子，終被早上的坍方擋了下來。心中雖然暗喜，但不敢表達出來，以免觸犯眾怒。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參觀拜廟”，這是一般台灣團的寫照，我們這一團有很多教授級的人物，但也擺脫不了這樣的形象。在等待道路搶通的時間裡，反而增加了許多彼此情感交流的時刻，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
    呂凱老師教我大一國文，朱守亮老師教我文選和詩經，耿老師和劉紀華老師(也就是呂師母)沒實際授課，可我在學生時代經常向她問安，何況第一次參加母系中國六大城市之旅，也曾相處了近三個禮拜，師生感情之好，自不在話下。謝雲飛老師一直在馬來西亞教書，我畢業後才回政大，不過，我考研究所時，他的《中國聲韻學通論》可讀了好幾遍，旅途上我偶爾跟他“同居”，倒忘了跟他請教學術問題。致理的劉老師是耿老師的大學同學，當時還沒結婚，偶爾可以看到兩人親密往來。高老師也是政大教授，好像學商，但有時會小迷糊，膝關節好像有毛病，走不快。
    唸大學常到老師家做客，朱師母雖為風濕所苦，但招待熱情不減。《大學國文》編者之一的葉老師從不旅游，但師母卻從不放過，兩人個性迥異，後者常有驚人之談，是團裡的甘草性人物。隨團還有中山女高老師王珊，家世很好，人也隨和，夫婿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後改任陽明大學核醫系主任，兒子為NBA專家，為體育播報員，當時我還跟她連宗認親，最近已少聯繫。另一位黃子珊是貴夫人，愛漂亮，生活講究。還有一位大家稱她校長夫人的劉老太太，相詢之下，才知他先生原是我服務學校的教務長，兒女都很出息，分別在政大、東海任教，還當上系主任、院長，經常上電視。可惜夫妻相處有問題，思緒有點零亂。在等候道路搶通時，她的思緒經常飛回過去，朱老師曾背後責怪她很不像話，但我總覺得她生活品質其實很惡劣，雖然別人都那樣羡慕。
青碧柔麗的熊貓海，筆者前面的是小趙，後面小李。

    全陪是陝西青旅的小趙，一直想賺小錢，給人不盡職的感覺，其實那時陪同大多如此，或許教授們特別挑剔。在等候時間，她曾私下問我，有沒有認識的台胞想在大陸築外巢，我好奇回問她何以這樣說，她不疾不徐的解釋說：

    最近登入我們學校“吟風．眺月．擎天崗bbs站”，那可是還不流行部落格的時代，我最喜歡“留連”的地方。也在不經意間，看到一系列當年有關華山之行的書寫，重新讀過，覺得當年寫得很抽象，想改寫，又恐失去當年的感覺，只好重登，略加詮釋，重見天日。
    2000年2月9日，我這樣寫道：
    構想了三年的華山之行，沒想到全在醫院渡過，我一向不相信命理，但這樣的情形不信也難?
說是命中注定，畢竟要找那麼多人，走那不很熱門的五丈原、樓觀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天在醫院嘆惋福薄的時候，陪護的小楊說，從另個角度想，要不是生病，我們也不會認識。其實，我根本也不想認識她，講到認識，最大的認識在於整體社會文化，總覺得中國人個別素質高於台灣人，但台灣人辦事比大陸人 有效多了。在民主自由的環境裡，個人的質素來自自我的要求和規劃，而在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度裡，就必須考慮整體的需求，這也就是大陸人素質較高的原因。但是，處在一個快速發展、高度變化的時代裡，效率就變得很差，在西安，或許我遇到了一流的醫生，但醫療的過程卻讓我心驚肉跳，不論是醫技、醫德、護理、設備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問題。
    經驗是恐佈+恐佈。
    真是：

華山、終南之行(上)
 

華山、終南之行(下)
水司車站

    每次跟團到澎湖，總免不了參觀一級古蹟西嶼西台，團員不是同事，就是學生，都是第一次澎湖。安排西嶼西台，又充滿知性，又具有文化氣息，非常合理，實在不忍心變更行程，要求轉往西嶼東台──澎湖另一個一級古蹟參觀。
    好不容易找人同往，一大早租好了機車，才吃過漢堡，雨水就潑了下來，估計一時不會停止，還是邊走邊觀察，期待半途雨勢止歇，沒想到那是澎湖三十年來最大的雨，雨衣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內衣內褲全濕透了，為了祛除迎頭而來的風寒，一路只能找7-11關東煮的熱湯。視線也經常模糊到必須停下車來。海島的植被，本少喬木，進入西嶼，更少民居，毫無遮蔽的空間，真讓人吃盡苦頭。
    往東台的路上，從柏油路變成碎石路，從水漥變成水灘，一度還誤闖連衛兵都跑去躲雨的軍營。終於白色的古堡還是來到我的眼前。
西嶼東台大門
西嶼東台戰壕

    根據資料，西嶼外垵一直扼守著澎湖海口，形勢極為重要，相信明鄭時期就有軍事建築，康熙時在西嶼內外塹設砲臺兩座。光緒九年(1883年)，清法戰爭起，當時澎湖通判李嘉棠奉閩浙總督何璟和台灣兵備道劉璈之命，同樣在西嶼內外塹修築新式砲臺兩座，但未安炮置兵。以致光緒十年(1884年)清法戰爭時，法國將領孤拔率領遠東艦隊來，未發一砲，法軍輕易攻佔澎湖，封鎖台灣海峽，切斷台灣與大陸的聯繫，使台灣本島陷入苦戰。戰後，清廷意識到台澎地位的重要，光緒十一年(1885年)有了台灣建省的決定，任劉銘傳首任巡撫，籌劃臺澎防務。劉銘傳聘請德國鮑恩士(Baons)設計、督造砲台，第二年在澎湖、淡水、高雄、基隆、安平等地陸續建成九座炮台。澎湖的四座，分別是西嶼西臺、西嶼東臺、金龜頭砲臺、大城北砲臺。劉銘傳同時奏請將澎湖副將與海壇鎮對調，由原海壇鎮總兵調為首任澎湖水師鎮總兵的吳宏洛，就順理成章的主持砲台修建工作。光緒十三年(1887年)動手拆舊砲台，另建新砲台，光緒十五年(1889年)完工。
    砲台主體結構是磚拱筒狀；主體內為土石，外部覆以水泥。坐南朝北，東西100米，南北120米，矩形近方。四周重垣，內外垣間有濠溝。
    砲臺本體內凹，外頭直接映入眼簾的是外壕溝、堡門及外土垣，像極了我當年銀川旅遊看到的鎮北堡，但規模不可同日而語，畢竟洋艦要比蒙騎難應付多了。門額上有劉銘傳手題“西嶼東臺”。整個結構設計雖出於洋人之手，外觀仍維持中式，多少反映當時人“中體西用”的心理。
西嶼東台營房



    再往裡走，內壕溝、內土垣、砲座、外校場、甬道及兵房、內校場，就一一走到眼前。砲座在子牆後面，砲座後面是彈藥庫；位在下方的兵房，以甬道互相銜接；砲台整體設施連成環狀。平台高築，氣勢雄偉。同時配置7吋、8吋、10吋英國製阿姆斯壯(Armstrong)新式大砲各1尊，銅砲2門，射程達9公里，半徑涵蓋桶盤、風櫃、金龍頭及媽宮城。東南角還設置了觀測所，與媽宮金龍頭炮台共同形成嚴密的火網，護守媽宮海灣。在設計上和營造上，都看得出當時都做得一絲不苟。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清日甲午戰爭已近尾聲。伊藤博文為確取遼東半島與台灣為戰爭成果。1月大本營便向混成支隊司令官比志島大佐下達出動命令，並於20日命令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享中將進攻澎湖，這樣，以薩摩藩為主的5500名澎湖遠征軍正式成立了。3月15日，在伊東中將帥領下，從廣島佐世保港秘密出港，3月20日到達將軍澳，當時駐澎湖清兵有步兵12營，砲兵2營，海軍1營，因甲午戰爭失利士氣低迷，澎湖廳最高長官──台南府糧捕海防通判陳步梯逃往大陸。23日清晨比志島支隊由良文港(龍門)裡正角登陸，沒遭到任何抵抗，24日攻陷拱北砲台，進逼媽宮城，25日佔領全澎湖，前後才兩天。
西嶼東台外垣

西嶼東台戰壕

西嶼東台砲座

    據說日軍攻下媽宮，東台曾發砲轟擊，後彈藥庫為日軍擊毀，守將劉中樑陣亡，守將陳連陞見大勢已去，拆除大砲重要零件，加以掩埋。
    日治時期有重砲兵大隊駐防，添置平房、壕溝、機槍堡，戰後，澎防部接管，砲位、子牆、營房都有變更。
    西嶼西台在1983年公告為第一級古蹟，而東台遲至1991才登錄為一級古蹟，當時守軍未撤，1994年委託漢光建築師事務所進行調查、研究，提修護計劃。1998年4月28日內政部撥款2,000萬元，6月10日開工。不久，發現部分殘跡與原設計規劃有出入，12月22日內政部邀請李乾朗、黃柏鈴、林會承等專家學者現場會勘，決議辦理變更設計，立即停工。變更部分包括廣場、堡門、外垣(含壕溝)、子牆、砲台彈藥庫、內廓兵房、觀測台與兵房等七項工程，次年(1999年8月16日審核通過，2000年9月9日民政局和承包的富春營造廠達成協議，當月復工。這樣，預定在2005年對外開放參觀時間，只好推延。目前還在進行聯外道路工程，相信這個澎湖人期待的“白色略帶渾圓的東台古堡”，配合著蔚藍天空，能調配出希臘地中海的色彩的東台古堡，很快的為澎湖帶來旅遊財富。
西嶼東台營房



    或許，在戰爭中，沒發揮作用的砲台，建了等於沒建。
    或許，等道路修得平坦，標示寫得詳細，天空配合得蔚藍，再來享受地中海風情，不是更好嗎？2005年夏的這趟雨中行，去了不就等於沒去？
    很多事，不在結果，而在歷程，不是嗎？

<small>檢視較大的地圖</small>
 

    2004年夏，前往槓子寮砲台路上，聽路人提起四腳亭砲台，當時就有參訪的打算。
    事先查明位置，決定從基隆走深澳坑路上去，來到天外天墓園的地標，還想問人，就瞥到四腳亭砲台的路標，事實上，這個砲台並不難找，也不難到。
    從網路搜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確有許多登山客、旅行家，都曾來過，不過，一般都認為是清日甲午戰爭，甚至是清法戰爭的歷史遺跡。其實，基隆地區的砲台大多建於清治時期，沒錯，都“參與”了清法戰爭和台日乙未戰爭，也沒錯，惟獨四腳亭砲台建於日治時期，沒有“參與”台灣史上那兩大戰役。
四腳亭砲台的上層是砲座
    清日甲午戰爭進行到談判階段，伊藤博文就開始想把台灣當作戰利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3月25日澎湖遠征軍比志島支隊攻下馬公，台灣已變成一座孤島了。
    同年5月8日清日代表在芝罘互換馬關條約的批准書，台灣依法歸屬日本所有，日本政府即在5月10日將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子爵晉昇大將，任命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為接收台灣的全權代表。24日率民政局長官水野遵、陸軍局長官陸軍大島久直少將、海軍局長官角田秀松海軍大佐及文武官員85人、憲兵337人，由廣島宇品搭乘橫濱丸，5月27日和從旅順調來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在琉球中城灣會合，次日由20餘艘組成的?合艦隊抵基隆港外。
    在6月1日清方交割台灣欽差全權委員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及隨員盧永銘、陶大鈞、馬建忠等人，搭乘德國輪船公義號來到在三貂角下錨的橫濱丸之前，台灣士紳在5月23日發布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25日台灣民主國正式成立了。
砲座前的弧形子牆



    原先預定直接進入基隆港的聯合艦隊，由於遭到新成立的共和國的克魯伯岸防砲射擊而受阻，決定將艦隊分割。5月29日，松島巡洋艦護航載運第一旅團的姬路、佐倉、豐橋三艘運輸艦利用晨霧?離本隊，下午2時，川村景明少將指揮別動隊2000人，在松島艦火力掩護下，從三貂角的澳底(今鹽寮)搶灘登陸。
    短暫交火之後，記名提督分統官副將曾喜熙統領的駐澳底舊清淮軍連勝軍兩營，徐邦德統領的駐三貂嶺淮軍一營，這些新民主國的防衛部隊，全被擊潰。唐景崧急調駐獅球嶺統領吳國華率廣勇守三貂嶺，又令營官胡連勝援基隆，且調頂石角營官陳國柱、金包里營官陳桂波、獅球嶺營官知縣包幹臣等各率勇數百人助戰。吳在小楚坑擊斃日軍地圖繪製人員，繼續前進到嶺頂，不意聽到尾隨的包幹臣搶奪首級意圖爭功，居然棄守三貂嶺，5月31日讓日軍長驅而入。
    唐景崧仍擬三路包夾日軍，一路吳國華負責，由大路從相思嶺、龍潭浦、瑞芳過九芬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為正兵；一路小基隆分統遊擊楊連珍專責，由暖暖街小路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為奇兵，一路由金包里分統李文忠負責，由海邊社寮砲臺，循八斗口、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歸路。軍隊還未結集，日軍就分兩路撲來，在艦砲助攻下，九芬不守。
通往觀測所的階道

    6月1日，日軍另路進逼瑞芳。李文忠奉命守庚子寮，楊連珍守吳朱埕，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而廣東守備劉燕率砲勇30人在瑞芳西面土山上架五門格林砲助功。吳國華和日軍爭奪九芬橋，連夜大雨，竟拔營，次日清晨，駐守基隆銘軍統將張兆連率護衛營冒雨來，吹角列隊守橋，為日軍包抄，張兆連受傷，陳得勝率80人、曾喜照率30餘人冒死涉溪入救，軍亂，瑞芳失守。
    6月3日張兆連敗歸基隆，北川宮親王親率近衛師團，樺山率前衛騎兵半中隊及步兵二中隊，本隊步兵五中隊、騎兵半中隊、砲兵二中隊，右翼步兵四中隊，左翼步兵四中隊，同側支隊步兵二中隊，分兵一隊攻八斗，一隊攻田寮港，進取基隆海口。 上午10時兩軍相互射擊，下午2時川村旅團發動突擊，基隆棄守。
    乙未戰後，日本積極與俄國在滿州與朝鮮半島爭奪霸權。1904年日俄戰爭起，日本艦隊接連在仁川、旅順口、黃海和蔚山等海戰中，殲滅了俄國第一太平洋艦隊和前來支援的參崴海軍特混艦隊。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編組第二太平洋艦隊，遠從波羅的海繞行半個地球，前來遠東作戰。
四腳亭砲台的彈藥庫


    為了防制這個大型艦隊偷襲，甚至挾持當時已劃入日本版圖的台灣和澎湖，於是在基隆成立要塞指揮所，開始著手加強基隆、馬公、高雄等三個重要港口的防務。
    四腳亭砲台應該就建在基隆要塞指揮所成立以後，1907年要塞升格為司令部，轄基隆、馬公、高雄三要塞區。基隆要塞的工程，從《臺灣警備總部接收總報告書》看得出，大多建於1904-1924年間，符合那樣加強戰備的時代背景。
    至於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建砲台呢？應該是要塞方面，檢討當年乙未戰爭，民主國的迅速崩潰的原因，淮軍、廣軍和土軍的內部矛盾固然是主因，六天內能攻下駐軍達9000之數的基隆，完全得利於從三貂嶺、九份、瑞芳、頂雙溪、暖暖等地，完全沒有佈置足以威脅日本的軍事設施，才能從側翼插進基隆要塞的心臟。
通往炮座區的馬道

    深澳坑在清領時期為基隆堡轄下一庄，是通往瑞芳的道路，也是通往宜蘭郡礁溪庄指定道路之中途站。乙末戰役時，日軍攻下瑞芳龍潭堵，由於基隆防禦砲台都向著大海，從它們背後的深澳坑繞過，砲台全無用武之地。連庄內的槓子寮砲台的砲，也都無法掉頭過來，使得日軍得以長驅直入。甚至6月2日發動總攻擊前夕，深澳坑山裡的圓燧嶺，還被用進攻基隆市區的指揮司令部。
    有滿清和民主國義勇軍的前車作為日本佈防之鑑，選在深澳坑建砲台，那是再合理不過的了。有許多人質疑這座砲台為何看不到海洋，甚至以為清政府胡亂設置，難怪保不住北台，殊不知它是日治時期基隆要塞轄下內陸防禦的砲臺。
四腳亭砲台的官舍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基隆、馬公、高雄分別設置要塞，同時加強了基隆要塞的兵力，卻將它的防空、制海火砲移到高雄、澎湖。1941年太平洋戰爭起，擴大要塞區，也設立了許多新式的砲台，但四腳亭砲台的重要性，依舊無法取代。
    戰後砲臺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接管，1992年，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歸海巡，由於現代戰爭型態不同以往，砲臺也就卸下它歷史的重責大任。
四腳亭砲台的兵營


    眼前的四腳亭砲台，形制保存得相當完整，面積雖不及劉銘傳修建的九個砲台那麼廣闊，但分上下兩層的石結構，相當具有質感；同時，掩蔽部為拱券結構，拱券頂上設有排氣陶管，相當精緻。此外，彈廠、裝藥調製所、炸藥填實所共同使用空間是磚木構造，看起來，也不單調。重要的是，照明、通訊、彈庫、兵舍、觀測所、儲水池及衛生設施都很齊備，甚至聯外交通設施都很完善。相較於清式砲台，顯得進步多了。牆壁上攀爬著蔓藤，石階旁披覆著青草，既有?性，又富生命力量，似乎還想堅持它原有的任務。可惜，它始終沒有禦敵的機會，甚至連給後人感覺戰爭殘酷的氣氛也不曾有過。
    砲台所在地，一般都認為是深澳坑。深澳坑在清領時期設庄，大正九年(1920年)設基隆街，深澳坑改大字，今孝深里是深澳坑的中心地帶，深澳國民小學及深澳派出所都在這裡。發現煤層後，曾經到處是礦坑，也曾經有輕便鐵路。將砲台取名為深澳坑砲台，比較符合地緣關係，日本人就稱它為深澳坑堡壘。
    不過，依縣市界區劃來看，砲台的位置屬台北縣瑞芳鎮，也因此，登錄它為縣市定古蹟的是台北縣，而不是基隆市。這樣，以砲台著名的基隆少了一座砲台，而台北縣卻“賺”到一座砲台。我猜想，改名為四腳亭砲台，多少帶有“宣示主權”的意味吧？不然，瑞芳深澳里就在毗鄰，取個較為折衷的名稱──深澳砲台，不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