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山在清領時期就已成街市,稱蕃薯寮街。日治初期曾設蕃薯寮廳,直屬總督府,後改為旗山郡,改隸高雄州。
    台灣河川以狹而短為特色,只要暴雨驟至時,水位迅速上升,河面立刻變得寬廣,氾濫成災,危害人畜安全。楠梓仙溪進入旗山地區又稱旗山溪,河床低落時分流右岸旗山及左岸旗尾,但在河水暴漲時,主流直接衝進旗山郡的市街核心地區。
    根據文建會旗山奇網站的資料,昭和四年(1929年),臺灣總督府土木局(土木課)開始建築旗山堤防,從今日民族三街尾開始修築500米,後來又向南延伸1050米,一直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才完工,總工程經費170,340日圓。

    中國自古流傳“大禹治水”的神話,神話繼承了人類洪水神話的內涵,並賦予的“公義/私利”二元對立的結構意義。
    過去,中國以農立國,翻開整個水利史,不論事功,還是著作,都是粲然大備。只是興利多於除弊。旱澇都是天災,溝渠既通,灌溉之水不來,最多只能怪朝廷失德;而洪水奄至,潰堤決口,可是要問河防之罪。
    遠的不說,為了治河,明初設了河道總督之職,原本欽差性質,到後來改為常任。到了清朝,甚至還設了四個河道總督,分別為南河、河南、北河、東河,專管運河、黃河的疏浚和堤防。一個是命脈,一個是百害,都牽繫著國家的興亡。

    不能說,中國政府不重視河防,應該說,中國人的觀念老出問題。《老殘遊記》裡有個史鈞甫觀察,根據漢賈讓的《治河三策》,創議“破埝行洪,放寬河身”的方法來治理山東濟陽段的黄河,這原也無可厚非,但當時“兩民埝相距不過三四里,即兩大堤相距尚不足二十里”,距離他的理想“五十里”還不到一半。如果一意貫徹,那“夾堤裡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這位史大人居然以“小不忍則亂大謀”回應,只求“一勞永逸”。幸好,當時的撫台大人還“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所以“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為甚麼不遷”,應該是有位“大人”這樣建議:“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里寬,六百裡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還廢的掉嗎?”既然決定廢埝破埝,又恐怕人民守埝,居然事前不但不和民眾溝通,而且刻意隱瞞百姓。只是“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以致大水一來,不知情的民眾,全都泡湯了,淹死無數生靈。這回就叫做“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上個世紀的人們逐漸知道,共和國的成立,不代表民主的到來。“抗日”期間,老蔣小說看多了,突發奇想,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下命“國軍”在花園口把黃河決口,以遲滯日軍。造成歷史上黃河第26次改道,災及豫、皖、蘇三省44縣,1200萬人受災,390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死亡。日軍迂迴了一下,還是殺到武漢來。我在大學念書時,還聽當時名嘴教官得意洋洋的講這段史實,還說幸虧“蔣公英明”改變了日軍“得隴忘蜀”的戰略。我當時就想,把河南戰場變成兩湖戰場,難道死傷就會少嗎?查一下史料,後來河南人嘴裡常說的“水旱黃湯”四大害,不也是花園口決口以後造成的?如果這是“英明”的決策,當時現場又何必留下國軍刻意誣賴日軍炸堤呢?也難怪“抗戰”一結束,人民解放軍能速迅收編地方武裝部隊,成為最後能戰勝兵力絕對優勢的國軍的主要力量。我個人最在意的是,這麼重大的決定,怎麼事先沒讓人民知道?當然某些“軍事專家”會以“軍機不可洩”為說辭,我也只能認為那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吧?
    “新中國”成立,代表人民知道的更少。天災總是在事後很久很久,才會洩露那麼一些些的蛛絲馬跡,像“1954年的百日洪水,武漢丢了漢陽一城,損失近百億元”。這樣簡短的訊息,沒有人口損失的數據,也沒有錯誤失敗的記錄,也許人民無法也無須從錯誤和失敗中學得什麼教訓吧?人民只要永遠記得,1998年8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抗洪搶險的緊要關頭,冒著高温親臨視察災情就夠了。但只要看到“公安縣荆江分洪區33萬人民舉家遷徙,他們趕著牛羊,抱著雞鴨,捨棄一生積攢的財物,離開自己的家園,義無反顧地走向他鄉”,“武漢以上100多個民垸主動扒口,將洪水引向自己的家園,有100億立方米洪水没有從武漢經過”的報導,也不難想像,為了搶救大武漢,犧牲了多少分洪區民眾的身家財產,甚至也犧牲了沒有任何數據的生命。值得不值得是一回事,義無反顧不義無反顧又是一回事,人民永遠什麼都不知道。
    清領時期的台灣堤防工程,我是不清楚的。或許把它當作公益事業,不是官督民辦,就是民間公益吧?日治時期,像旗山堤防、林內堤防,都是總督府撥款興建的。

    治水人才,日本幫台灣人訓練了一些,戰後,分別從河南大學、武漢大學和河北工業學院等校水利科系畢業,跟著陳儀來台灣的,也有一批專家。
    或許台灣河川不比長江之滾滾、黃河之滔滔,或許承繼著來自遠古或者來自現代主義的某種精神,終究公義方面比中國多了那麼一點點,在嘉義梅山公園裡的〈草嶺兵工殉難紀念碑〉,多少反映了一些可歌可泣的為公義犧牲的英雄事蹟。
    至於旗山堤防,1953年公所代辦了鐵絲蛇籠橫放堤腳工程,1977年將堤防向南延伸94.5米到旗山橋旁;於是總長1644.5米的旗山地標,繼續守護著旗山子民,說來,可不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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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島,以前叫火燒島,在今台東海岸晴天目力可及之處,所以,漢人“開發”台東有多久,綠島漢移民就有多久。
    乾隆間綠島已有漢人出沒,嘉慶八年(1803年),屏東小琉球人陸續前來開墾,從公館為中心,往南往西漸次開墾,有王氏族人也在這時入墾柚子湖

    本年九月10日在蘭嶼蓋了《鄉鎮護照》章後,想“順道”前往綠島,沒想到各家遊輪搞聯營,12:40不顧碼頭還有20多名散客,就開走最後一班船了。有了這次教訓,當月28日深夜,我又來到富岡,在收費不低又極簡陋的旅館守候首班船。
    純“蓋章”的行程,想原船回富岡,只能利用遊客下船的時間,衝進離碼頭最近的安檢所蓋個章,就必須衝回船艙。於是,一上船就選了靠門的位置,為衝刺做準備。遊輪開航時依例播放安全宣導短片,中止了洋基金鶯之戰的轉播。使我不得不回座位,靜候球賽的繼續。
    綠島航程不長,但船公司的人很有經驗的發放嘔吐袋,坐我旁邊一對老夫婦說是在地人不用。以前小四表哥在東南亞投資不順時,曾到綠島開觀光潛艇,後來包下國民旅舍經營一段時日。88級畢業生曾美玲據說也分發到這裡任教,歌手王夢麟好像也曾到這裡投資。記得帶89甲畢業典禮前的班旅,還有去年帶96甲畢業旅行,都有學生受傷,送衛生所治療,醫生和護士都來自本島。甚至幾次夜宿的民宿主人,也沒有所謂在地人。乍聽有這樣的人,加上這樣的年紀,怎不吸引我注意呢?
    “住公館,幾若代,有厝佇遐,無人住。”看來不只是“在地人”,還是“先住民”。那原住民呢?在島上發現很多史前文化遺址,而且很多阿美族人認為祖先來自火燒島,人類學家也認為島上原住民生活與蘭嶼、恆春半島有連繫。
    “無看過。”73歲老人,或許在他小時候,原住民就離開綠島,或者全部“漢化”了。我原先以為日本人或國民黨把他們遷走的。好奇日本人和國民黨在這裡做了什麼?
    老人不疾不徐的說:“日本人起派出所,起燈塔,起工廠,起學校。”說到學校,皺巴巴的臉上,突然浮出孺慕的表情。
    “阮先生叫某某さん。”一向對日本老師有兇巴巴的刻板印象,可老一輩人特別懷念他們。或許他們一輩子也就只有這個老師吧?或者還有別的原因?老人受教育不多,工作呢?
    “以早烘柴魚,這陣無頭路,佮後生住台東。”柴魚加工場曾是島上唯一的產業,日本人南喜一郎1930年建的,也傳進技術,戰後換了許多老闆,老人的工作有一陣、沒一陣的,沒事做只好跟人去捕魚。看來老人沒受到公家多少照顧。
    “政府來,見若會曉起枷牢。”監獄是時代的產物,但無形中也禁錮了綠島的社經發展。不過終究還是禁錮不了綠島人的心,等交通條件改善後,發展中的台東市和成功新港吸走了不少綠島移民,也挖走了不少燻製柴魚的工人,工廠也悄悄的停工改建了。這對綠島人來說,幸運嗎?
    突然想起“柚子湖”,老人將眼光移向遠方。“徙了了囉,台北人規个攏買去,講欲辦觀光。”我也是台北人,台北人象徵什麼?那段時間,很多財團相中綠島,隨後就是一批“淘金客”。柚仔湖人不是搬到南寮,就是回本島了。
    儘管難得和在地人聊天,但船進港時,我也必須到梯口準備,只好“狠”下心來“不辭而別”。待我衝回空蕩蕩的船艙後,記憶深處的柚子湖聚落全都浮現出來,滿腦子都是斑駁的珊瑚石牆,也不知什麼時候昏昏睡去,一直等到清艙工人叫醒我,船已泊在富岡補給碼頭,害得自己多繞了一些路才回到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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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同事間,有公事都是電子信聯絡,急事就用電話。學科能力測驗和各種入學考試的監考,對職員來說是外快,對老師來說卻是噩夢,儘管一再反映,希望比照其它學校,由研究生擔任,不過校方固執依舊,每次考季一到,只好含恨上場。不過,在發完卷短暫的預備時間裡,卻是教員和職員間少有的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看過她的人,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美豔,頎長,白皙。她們單位技術要求高,學生也常在技術上給她們壓力。幸好她平時不苟言笑,也省去被人見縫插針的機會,這是我對她的初步印象。
    “家在哪?”也算搭訕吧?這是第二次跟她“同場”監考,第一次,感覺她相當憤世嫉俗。那時最照顧她的他剛離開,回台北,在某中央單位擔任十二職等的高官(事務官最高十四職等),也有人說他回到妻兒的懷抱。
    他是陳校長主政時期,刻意從中央借調過來的專業人才。一個長年搞教育行政的政務官,乍到行政系統鬆散的學校,很多地方都看不慣,有類似經驗的我,很了解校長推動革新的急切心理,更了解推動革新拔擢人才的重要性。
    陳校長很創意的在校務會議之外,搞一個權力更大的參議會。但不久,教師法通過,依法各校要成立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申訴評議委員會,原本這兩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教師組織,就和參議會某些權力相涵蓋,於是硬把它們塞進參議會,成為分組性質的委員會,這樣看似疊合,卻又矛盾的現象,就這樣存在了。不幸的是,本人經票選擔任第一任的申訴會召集人。當時,只有我的職級是簡任,又受制於分組委員會人數,可說是“人微言輕”。從創制、創法,到受理、審查、評議不適任教師的申訴案,簡直是用蒼蠅拍打老虎。而他,就是我們七人小組的成員,有過革命般的情感,感覺他也是老於法令的人。卸下申訴會後,他就調派主管她的單位了。

    “我家在中美路。”中美路?不就是花蓮台肥招待所那條路嗎?
    “我就是台肥員工眷屬。”她完成學業,就單槍匹馬的來到西部尋找出路,姣好的外表,雖然冷若冰霜,但也很快的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另一半據說是本校研究生,但由於家暴,只維持一年多,就勞燕分飛了。遇上了他,外頭的風言風語就多了,八卦消息,無中生有,也難盡述。但在他任內,她調主管,妹妹進來當助理,也是事實。可以想見,當時人事方面的紛紛擾擾。當然,在他離開之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少了風風雨雨,多了落落寞寞。這年頭,人跟人之間的關心,有時就像暴雨驟至,有時就如河涸海乾。這些年,她也悄悄的完成學業,取得更高的學位。譚老師的兒子結婚,設宴台北,以舊鄰名義邀她,他陪她來,席未開,他就走了。由於她和別人都不熟,就來我們這桌,席間得悉她假日也常來台北授課。看來她相當珍惜這樣的幸福,幸福本來就奢侈也方便,端看自己怎樣揮灑。
    花蓮美崙地區在日治時期被規畫為公教區,官舍和宿舍都集中在這裡,台肥招待所從外觀看,原本也應是高級官舍。
    “裡頭很大,我們小時候都在那裡玩。下次去,先跟我說,管理人員是我的親戚。”親戚?上回去時,猛犬就把她親戚吠了出來,我表明參觀的請求,她親戚似熱心又無奈的表情,還好心教我去找董事長核准。
    我想,下次想參觀花蓮台肥招待所,也不用那麼麻煩,聽說已經營成民宿,有錢還能住上一晚。只是,這些古蹟也好,歷史建築也好,它畢竟都走過了人們關心它的年代,而且走過落落寞寞的歲月。然後,它們被後人發掘了價值,接著就換上了另一種繁華,不然就持續的落寞下去。其實,繁華在人,落寞也在人。前回來感覺落寞,下回來也許繁華。而人呢?幾時繁華,幾時落寞?只能自己感受吧!至於眼前這個招待所,這位從小在這裡長大的同事,她感受到它的繁華,還是落寞呢?那就不是我該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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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東武舉人宅遺蹟,在宜蘭縣員山鄉東村蜊埤口五十溪旁,乍看地址就傻眼,耐心在地圖上搜尋,還真能找到一條五十溪,也真找到一條蜊埤路。
    蜊埤路是沿五十溪開的,一個早上,從路口到福園,來來往往不下十多趟,有草路就下去找,從路邊到溪邊,有時也有百米之遙,這時最恨自己愛穿涼鞋,一點準備都沒有,除了踏草而行以外,也不能怎樣。路上遇到的,不是外地工,就是到福園祭拜的外地人。跟著一輛車子上坡,結果到一座墳前,站滿滿的人個個都吃驚的看過來,以為是哪個遲到的親戚。最後只好硬著頭皮,來到路口的喪家,問了全身披麻卻看似斯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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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對台政策不同於清政府。清政府著重點在墾,日本人著重點在理。這個差異點明顯見於原住民政策。
    在開山撫蕃之前,蕃漢分界一直牽繫在墾務方面,之後,才開始用撫。墾也好,撫也好,不免武力相向。
    從山地經濟來看,漢人只想到竹筍、茶葉和樟腦,而日本人想到的卻是林木資源。
巴壟鐵線橋紀念柱(1914)

    撫蕃和理蕃的本質是相同的,無非想使原著民漢化、清國化、日本化、現代化,只是手段輕重不同。而且,當國家體制來到了山地,山地部落的生活就開始改變了。首先來到的是軍事和道路。
    居住在大嵙崁溪上游的泰雅人,素來被視為凶蕃。劉銘傳為了執行撫蕃政策,在大嵙崁設撫墾局,從光緒十二年(1886年)起,在林維源、林朝棟幫助下,數度大軍鎮壓大嵙崁蕃。日治時期,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1912年發動了更強硬的討伐作戰,降服了巴壟一帶的大嵙崁蕃。
舊巴陵橋柱旁是巴陵橋一號隧道

    本來山地部落之間,就有一些採集狩獵,交換物資,連絡婚姻的社路。清政府為了開山撫蕃,拉出一些的隘勇線。日本人為了討伐作戰,一直推進了隘線。
    軍事行動一結束,跟過來的是統治,日本人開始修築由角板山經巴壟至宜蘭三星的警備道路,也就是“角板山三星道路”,五年完工。1963年,國民政府以這條道路為基礎,修築北部橫貫公路。
    日本人在修“角板山三星道路”的同時,也修了從巴壟到林望眼(烏來福山)的“拉拉山角板山道路”,也就是山友習稱的福巴越嶺道。這兩條警備道路在巴壟交會,巴壟也就是今日的巴陵,三光溪與玉峰溪在此匯流成大嵙崁溪。日軍在此設砲台、駐軍分遣所及自來水等設施,其地位重要,可想而知。
    原本,“角板山三星道路”沿途有拉號鐵線橋、巴壟鐵線橋、塔曼溪鐵線橋等三大鐵線橋,修建北橫公路時,分別改名為復興橋、巴陵橋及大漢橋。其中,長度為三橋之首的巴壟鐵線橋,在修建北橫時拆除,另建鋼拱公路橋,但大正三年(1914年)十月總督府土木局所豎立的“巴壟鐵線橋紀念柱”依舊矗立在原處,伴著橋下激潄的流水,訴說著歷史滄桑。
巴陵大橋通車後,巴陵橋人車少了

巴陵橋那頭是二號隧道

    2005年巴陵大橋竣工,游覽車直接駛到下巴陵,原本只容單線通車的舊巴陵橋,但似乎留作鐵馬族、機車族調整體力的場所。下巴陵成了北橫休憩整備的中途站,蜂擁而吵雜的游客,使得新一代的泰雅人顧不得什麼外力的入侵,只以最和善親切的態度提供各種服務。我在巴壟鐵線橋紀念柱旁傾聽到的,只有山鴉不經意的鳴叫,那呼嘯在山林的狩獵勇士已然逐漸遠去。
    35年前,還在忠貞國小當教務主任的年厚堂哥,甫從拉拉山旅游歸來,還驚魂未定述說山區毒蛇盤踞,草叢、樹枝、水溝、道路、屋頂滿是的,根本無暇理會神木有幾圍。前年新春,我也來到位在巴陵上頭的拉拉山,或者毒蛇冬眠去了,或者被人們驅離了,走在游憩的道上,欣賞神木,一棵接著一棵的,卻連個蛇皮乾也沒看到。這時心中不免疑惑,或許凶猛的毐蛇和美麗的神木存在著某種辯證關係。是這樣嗎?
    附記:我沒刻意去尋訪鐵線橋礎與巴壟隧道,不因險途,只為不忍。
原始的拉拉山林

拉拉山三號和四號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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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立在1924年的新竹女中,為日治時期新竹州最高女子學府。戰後,一直等到桃園中壢凌駕過來,才逐漸褪去獨霸一方的氣勢。
    小禮堂是沂風竹女的共同記憶,是日治建物唯一完整遺留。在過去,竹女師生曾在這裡參加學校重要典禮儀式,參加校內外才藝表演競賽。新竹地區公私機關,也常借去舉行各種考試、辦理各式活動。它是竹女師生作息的一部分,也牽繫著新竹市民生活。
小禮堂是竹女師生共同記憶

    我第一次接觸小禮堂是在1995年吧?那時身為台灣省教育廳人文及社會科教學輔導團的成員,甫踏進校長室,鍾香華校長就興高采烈表示,拜大學試辦推甄之賜,該校終於有學生應屆直上台大醫科,這真是匪夷所思──這麼著名的學府以前居然沒有……。
    北部七縣市的教學觀摩就在小禮堂舉行,演示老師是國文老師曲春美和公民與三民主義教師何秋英。我還記得何老師吃力的翻動海報的樣子,事後曾跟她接觸,並邀了心得稿,可惜後來沒出刊。曲老師的學生──黃筱婷,後來因緣際會下,在我略微指導後,奪取全國語文競賽客語組冠軍,也因緣際會,前些年又在竹女見過一次面。兩位老師依舊是竹女學生所敬重,聽說,都有了宗教寄託。
小禮堂現仍陪伴著竹女師生

    我有許多學生都是竹女畢業的,以前的同事阿丹也是。她父親和妹妹季瑄也先後在竹女任教。過去竹女有個奇怪的傳統,別的學校的畢業生回母校服務,最多發現曾被哪個老師教過,回竹女任教的老師卻會發現被哪個老師的父母教過;在別的學校最多父女或母女同被一個老師教過,在竹女經常是父女或母女同為一堆老師的同事。或許這樣,老師們跟竹女的關係更親密,不過,這種情形現在少了。
    秀娟取得碩士學位之後一直在竹女代課,筱婷說她平生最大的願望是回母校服務。阿丹不願意當高中老師,如果她當時也去竹女,或許也不會漂泊在美國這麼多年,幸好她也有了宗教寄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愛她的陳梅英老師今年退休,她回來更難了。
    當年,我在小禮堂聽過陳麗桂和王更生的專題演講之後,開始認真和陳瓊森一起推動建構主義合作學習,也積極到各校尋找種子教師,於是我又來到新竹女中。在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下,季瑄憐憫性的招待我到城隍廟小吃一番,那天下午她沒課,用她新買的小轎車載我在新竹市區作不到半日的古蹟巡禮。比較讓我驚訝的不是學生物的她對古蹟的熟稔,而是當時和現在的新竹市的文化資產登錄沒增加幾筆,很難想像這曾是控扼北台灣的竹塹城。
2004年竹女80週年校慶

    每年竹女的日本校友都會回來參加校慶,不只一次表示,那是最後一次,因為這些日本老太太年事已高,凋零得差不多了。據說,終於在80年校慶時劃下句點。
    竹女附近曾有新竹市民驕傲的新竹風城,日本財團撤離後,週邊的商店也熄了燈。如果想到電影院看場《色.戒》,還要點勇氣。日本老太太不再來了,最讓她們興奮的小禮堂呢?新竹市政府不管這一檔事,竹女也一直沒讓它退役下來。
新竹風城早已熄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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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化,古名大目降、大穆降,平埔族語山林之地。康熙時有大目降庄,嘉慶時成街。今名係大正九年(1920年)日本人在大目降成立台南州新化郡得之。新化街為新化郡役所在地,新化街役場建於1934年,為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屋頂窗水平出簷的圓弧形門廊設計,具有時代意義。
    戰後改街役場為鎮公所,1998年鎮公所遷移,原建築物擬拆建地下停車場,地方人士多方奔走,終得保留。2000年發動千人合力將這棟歷史建物平移300公尺,等地下停車場落成,又發動千人移回原地。
    現今,新化街役場由民間承租,經營成咖啡餐廳,也算是古蹟活化成功的案例。
剛遷修完成的新化街役場和現在有點不一樣

    新化是異議文人楊逵的故鄉,也是好友李勤岸的故鄉。我的學生映瑜在高工任教,她父母本就是那裡的老師;依礽沒去高雄縣三民國中報到,最後也來到這裡;84級的雅玲,91級的安琪也落腳在這裡,後者年年教甄年年上,現在離男友近了,應該不再異動了。
    2005年我到新化時,街役場剛遷回原址,整修完成。今天,我路過新化,又看到街役場,卻是驚鴻一瞥,匆匆而過。主要是來給三嬸上香,不是專程參訪。
    早上,一下高鐵站,マサオ哥哥就來接。從新化上國道8號,下19號省道,直奔信行寺,那是三嬸停殯的地方。
    マサオ哥哥一路就說明三嬸這一年的情況,96歲,算壽終正寢。牌位載明陽壽盡於12月9日,陽曆本月16日,可是18日我才從年興口中得知消息,據說所有堂兄弟都同日知悉。報喪如此之晚,我一直不解,但也不便問。不發訃,不辦告別式,也只說這裡人少,一切從簡。
    三嬸是福老媽,客語稱嬸為叔姆,她終身不說客語,我們也只用福老話叫她“阿嬸”(zim 2),何況饒平話也稱“阿嬸(zim 5 )”,只有聲調上的差異。阿炵哥說她瞧不起人,我媽說她勢利眼。以前三叔在中壢火車站前經營旅舍,我爸帶我們回老家,都先去看三叔,我媽說三嬸怕小孩子弄髒房間,每次臉色都很難看,我想我媽太敏感了。
    三叔年紀雖比我爸小,但看起來比較穩重,比較威嚴,有次忘了跟他打招呼,還被臭罵一頓。小孩子的眼裡,總認為三嬸比較親切,每次看到她,都“阿嬸、阿嬸”的叫個不停,但除了噓寒問暖之外,也沒聊過什麼。
    マサオ哥哥是三叔獨子,三嬸一直沒生,抱養遠房女金花後,才生マサオ。小時候,總覺得我們這一房,就屬爸爸和マサオ最風光,一個開玻璃廠,一個開農藥廠。尤其マサオ年紀輕輕當老闆,千葉農藥,在龍潭靠關西那邊,名氣不小,令人崇拜羡慕不已。
    他的公司後來發生財務問題,500多萬賤賣三叔的旅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另買了好大的一間辦公室兼住家,同時還請屘叔當總經理,大有鴻圖開展的架勢。可不久就傳出關閉,房子也賣掉了,據說被人家倒了錢。幸好年興跟他要回爸的債款。
    這些年來,偶爾在掃墓時看到他,說在越南投資,後來又去南非。也曾進口法國礦泉水,但零售商不願代售沒電視廣告的貨,讓他賠了不少錢。前年老媽出殯時,又看到他,說已搬到新化,仍做農藥,不再製造,只經銷,債務也都清了。
    今天再看到他,依舊在說他的大陸、北韓計劃。他的名片上頭有兩家公司,卻沒掛什麼頭銜。他大我20幾歲,能問的也不太多,對於三嬸,所知更少,今天才知道三嬸的兄弟全沒了,她哥哥的五個孩子,也只剩一個,住林口,80多,沒報喪。
    マサオ婚姻可精彩多了。他外表俊俏,身材高挺,風流倜儻,難免外遇。1966年,前妻懲忿改嫁退伍老兵,沒帶走任何孩子和金錢。外妻扶正,生個孩子就跑了,據說拿走不少金錢,影響到公司財務。他兩個前妻我都沒見過,大的聽說後來也和老兵分了,部分孩子陸續搬過去跟她住,最近罹癌,治療中。現在的嫂嫂,我比較常見,原本公司會計,其兄是マサオ的合夥人,依約沒生孩子,性情溫婉,從沒看過她生氣,マサオ到國外投資,也沒跟過去,一直在台灣照顧公婆,親戚們讚不絕口,マサオ也常引以為傲。常想,莫非人要多次婚姻才能找到真愛?
    三嬸走了,“萬”字輩全走了,內心感慨甚深。更難過的是,當年屘叔出殯時,只有年光一子,公祭家祭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現在三嬸出殯,只剩家祭,而且沒及早通知,堂兄弟們各個有事,都不能去。簡是簡矣,叫人怎能不想以後要多生幾個孩子,而且要個個有出息才行,不是嗎?

    喪、祭是人生最後的儀式。過去的人,雖然生活條件簡單,但走到生命盡頭,也有個基本哀榮。現今,時代變遷,一切從簡,什麼都變得若有若無了,真走到了禮崩樂壞的地步了。
    新化街役所可以古蹟活化,傳統的人情世故,就算是虛榮,也能活化嗎?
    後記:最近向堂哥求證,阿嬸姓張,泰山苦苓腳人,三叔在該地指導製茶講習時認識的,進而結婚。由於是福佬人,又燙髮,家裡很不諒解。不過苦苓腳今屬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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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里圳水道橋其實不難找,但不找就到不了。
    地方政府有意把泰安火車舊站闢為鐵道文化園區,附近的愛勇古道和后里圳自然也規劃成鄰近景點,當作觀光資源。愛勇古道其實就是隘勇古道,看到路枕木堆疊,大失古意,只消腦滿腸肥的都市人假日應景的散散步,足夠了。而后里圳呢?舊站後頭一大段的圳道和兩個隧道口,供一些盛名的旅遊作家拍拍照,也足夠了。
怕掉入水圳的湍流就得走草路

    其實從近舊站圳道週邊新造的鐵欄杆和水泥欄杆,看得出開發的意圖。可是圳邊的地是整過了,但雜草又長起來,任誰也怕蛇噬蟲咬。我冒著落水的危險,挽著鐵欄杆,踩在欄內不到15厘米的水泥邊,緩步前行兩三百餘米,才找到水道橋的。
    說起后里圳,就不可不提后里開發,因為它與水利設施息息相關。
    后里是中部平埔巴宰(Pazeh)族岸裡社人原住地,原名麻薯社,后里之名就得之於早期漢移民在蕃社後頭形成了的鄉里。清領初期,他們協助朝廷平定吞霄社番,正式走進台灣的歷史舞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土目阿穆率領眾歸化,朝廷委為土官,後來社番南遷岸裡新社,原社改稱麻薯舊社,簡稱舊社。
草路水路一樣長300米,草路水路都不是路

    第三代土官敦仔阿打歪,協助朝廷平定朱一貴及各地社番亂事有功,蒙雍正召見,賜予大片埔地;乾隆賜漢姓潘,任內積極推動漢化,想改變族人打獵游耕生活,為定居農耕型態,不惜和漢人“割地換水”。族人感念他的“恩德”,也將麻薯舊社西北的土地付給他永為私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立號潘大由仁,將當時名為內埔的私業,向官府報墾陞科,取得墾照,即招漢佃入墾,並請漢人為管事,負責收租事宜。他死後,潘大由仁墾戶與眾佃議定業佃四六均攤原則,先後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慶元年(1796年)和道光十二年(1832年)募請薛文珩、姜勝智和姜秀鑾出任水戶開鑿陂圳。水圳成,吸引漢移民大量湧入內埔。
    沈葆禎提出開山撫蕃政策後,板橋林維源態度轉向積極,協助欽差大臣劉銘傳幫辦臺灣防務,並出任墾務大臣。光緒十六年(1890年),相對於內埔圳道,他又修築另一條水圳以灌溉月眉、六分等庄的田地,不過,出水三年就被洪水沖毀,這也就是傳說中的“欽差圳”。1986年前外埔鄉長吳桂森曾將泰安舊站附近的“神秘洞”,炒出“欽差圳”的話題。現在想來,當時從卓蘭的大安溪進水,繞著山腰築圳至水頭,再進入二米寬水道,蜿蜒兩公里,灌溉附近農田,也未嘗不是大工程,屬於官方修築的水圳。
    此外,墾戶興豐疇也在同時集資修築北圳二條,從七塊厝(泰安),引大安溪水灌溉墩仔腳、外埔及大甲地區,也是清領時期后里地區的重要的水利設施。
渡槽上的湍流,水流潑潑


    日本人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開始修築后里圳,也是引進大安溪水,但舊圳頭已不堪修復,於是把后里圳合併王厝圳進水,過去許多圳路水道,失去了原有功能,也廢棄不用。畢竟單純的灌溉用水圳和現代化多功能水圳不同,大正二年(1913年),日本人在后里成立蔗苗養成所,后里圳的水源更加重要。遇山鑿洞,遇水架橋,是它的最大特色。
    現在,后里圳不但持續發揮它的舊有功能,而且提供台電后里電廠與台中水利會低落差示範電廠的強大能量,將來還要支援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后里基地的工業用水,重要性又大於從前。
    雖然走到水道橋的路上,安全堪虞,但相對的也保護了這個文化資產。這座水道橋其實應該叫渡槽,關刀山地震時,曾經受損,但很快就修復了。它不但有輸水功能,恐怕還有過濾雜物的功能。由於橋面突然變狹,流水自然湍急。滾滾流水,淘去的不是英雄,而是歷史。
    曾經主宰著整個台中盆地的巴宰人,突然侷在豐原之大社,突然不懼千里的進行民族大遷徒,莫非他們準備退出歷史舞台了?內外埔漢移民幸運的躲過爭奪水源的械鬥,也躲過中科搶水的危機,只是歷史的腳步實在太快了,比渡槽上的流水還快,工業文明的腳步已向他們伸手,躲得過嗎?
台灣遊客破壞力強,旅遊作家還是別來得好,以免帶來柏油路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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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子早已成街,以前稱猴樹港街、樸仔腳街。1920年市街改正,改為朴子街。
    由於1900年至1915年間,朴子為造成1122人死亡的鼠疫所困擾,所以,卒業於台灣總督府直屬醫校,在家鄉開設德壽醫院的黃媽典,以28歲之齡,被薦舉為首任朴子街長,主要是他投身防疫工作多年,想借重他的防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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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鶯料理”位於天壇和原台南測候所兩座古蹟中間。在日治時期,附近還有台南州廳、州協議會、合同廳舍、警察署、公會堂等官署。會在這裡經營料亭,和附近的頂級旅館近江屋一樣,都看準這些官署帶來的商機。
    資料顯示,鶯料理所有人是天野彥一郎,建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由於生意興隆,曾予增建,至昭和三年(1928年),完成平房式中棟、裡棟以及二樓式表棟的L型建築空間形式。中棟、裡棟做工講究,以薰瓦蓋頂,重簷設計。二樓式表棟設有廊道。總面積約200坪,兩座庭院佔地1/3,假山、水池造景,植有老松與蘋婆樹,經典的呈現日式庭院建築風格。
    戰後,莫名其妙的成為台南一中的教師宿舍,該校無力整修,大部分空間長期閒置,以及放任庭院植栽,藤蔓雜生的結果,造成建築殘破不堪。
原鶯料理劫餘

    一直到2003年,鶯料理開始引起台南市民的注意,2005年在學歷史的前副市長許陽明努力下,指定為古蹟。並計劃以地易地,變更市府舊宿舍為學校用地。
    但,台南市古蹟審查委員會在次年又以程序瑕疵,撒銷了古蹟登錄,引起文史工作者譁然。去(2007)年這裡登革疫情升高,里民情急,全力抗爭,引起社會關注,多方會勘結果,要求台南一中整理環境。最後在各方協調之下,由天壇認養該地,並拆除危樓。
    鶯料理的文化意義和建築藝術是分不開的。若非它精美雅致,也不會吸引日本高官縱情於此,也就不會產生關連的文化形式,這也是保存文化資產的意義所在。
    在男人的世界,食色是分不開的,姑不論藝伎文化和戰後台灣那卡西走唱文化的關連。當時台灣士紳在這個聲色環境裡,與日本達官顯要在此進行檯面下的公務協調,這種官商應酬文化形式,還一直延續到現代,才是它深層意義所在。
    像馬英九富邦宴,還是趙建銘三井宴。仔細讀中國古代小說“金瓶梅”、“老殘遊記”等,若說它承自明清以來的酒食文化,還不如說建立在台灣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中。
    去年9月17日,我匆匆來到原鶯料理,擔心違規停車被舉發,並沒過多停留,但居民還是過來關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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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課上到量詞,最喜歡考學生“泉”的量詞,有人說“泓”,有人說“口”,答案是“眼”。“泉”是“地下流出來的水”,流出泉水的窟窿叫“泉眼”,把“眼”用作“泉”的量詞,是因為“眼”有“洞穴、窟窿”的義項,如“針眼”、“肚臍眼”等。“井”是從地面往下鑿成的取水洞穴,為防止坍塌,洞壁多砌磚石,為防止失足落井,上面砌上井欄,它的開口叫“井口”,量詞是“口”。
    一般我們計算水井都用“口”作量詞,說成一口井、兩口井,計算油井、鹽井也都一樣,閩南語也可以用“坎”。會用“眼”作“井”的量詞,一般就是這口井開了兩個以上的取水口,如果用“口”會造成混淆,於是才用“眼”作量詞,閩南語也可以用“孔”或“目”。

    澎湖四眼井有很多別名,“四穴井”是不成立的。走在馬公街上,可以感覺到這裡的地形,四眼井位在山谷低處,地下水源豐富,有乾旱不竭之說,水質也好。從馬公街市發展看,下街最早成形,然後才是頂街,在中央街北的四眼井屬於頂街,可見它和頂街發展息息相關,據說以前還能接上入海的水道。或許由於它是街井,汲水人多,才會發展成四眼。
    四眼井雖屬稀罕物,中國大陸也有,而且年代也很久遠,但不影響它的價值,文化資產的價值在於和人們的生活的緊密度有闗。遍尋澎湖方志看不到這口井的著錄,但不能否認它和頂街同時存在,雖然不知何時衍變成四眼,但它和居民生活緊密相連。每次去馬公,我都沒錯過四眼井。

    最近好友blue打電話給我,說他在中央街另起爐灶。認識blue,是天下雜誌“微笑台灣319鄉”活動的機緣,該活動辦了三次,說是走遍319鄉,其實烏坵鄉軍事管制,一般都在金門尚義機場蓋章,沒有真正踏上烏坵郷,這個319的遺憾,我在網路表達了,blue居然促成其事。兩天一夜的“百人登島”活動,相處時間雖短,卻感受到他的熱力。
    微笑319活動是相當後現代的,只有規則和獎狀,規則是蓋完整本護照即給獎狀。沒規定一人限蓋一本,就有一人蓋五十幾本,或者五十幾人接力蓋完一本,但都給獎狀。這樣,跑完319鄉的意義完全內化為自己的意志了,獎狀只是形式。
    老家在彰化二水的blue,把319鄉活動變得很有創意,他本來就愛搜集紀念章,自行繪製一張全開的台灣地圖,把319鄉鎮的微笑章連同各地紀念章,全蓋了上去,而且自備印泥、刷子,小心翼翼的蓋,朱藍斑斕,琳琅滿目,成為近來很多笑友仿傚的對象。活動中,他收集有關活動的海報、貼紙,而且串連笑友,交流信息;活動一結束,到處回收印泥、印章。到目前,收藏已有博物館的雛形,而掌握的訊息,也足以成立資料庫。
    為了活動,他在新店開設微笑有機餐坊,自請成為微笑商店,以招待各地笑友。不過,現在店收了,選在澎湖發展旅遊民宿,很符合他自由浪漫的性格,“店”應該就在四眼井附近吧。
    四眼井原為頂街生命之源,昭和九年(1934年)馬公有了自來水之後,四眼井成為婦女濯衣交際的場所,洗衣機普遍之後,這裡又接續成為觀光重心,發展了週邊的旅遊事業。希望blue也能沾上四眼井的光,好好在澎湖發展他的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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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97)年學測國文非選擇題第2題“應用寫作”,佔18分。題幹是:“閱讀下文,試以楚國、齊國或第三國記者的身分,擇一立場報導此事件,不必擬新聞標題。文長限250-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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