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本(97)年國文學測1/4分數(27分)的引導寫作,引導文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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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把芹壁說得像地中海一樣美麗,又沒去過地中海,也無從比較。
    從北竿白沙港往北走,蒼翠的山路,來到海邊往右一拐,整個美麗的景象躍入眼前,迫不及待的親近它,撫摸它。
    或許,人們來到芹壁,浪漫的想要捕捉蔚藍海洋、金沙鋪地的意象。是的,芹壁有的是。馬祖強勁的東北季風經常取消本島發出的航班和船班,遊客出現的季節,正是藍天白雲的日子。
芹壁民居的屋脊

芹壁聚落


    如果期待的是──碧海、白沙、青山、綠樹和陽光,你盡可去海南島,大東海、亞龍灣甚至有冬季浴場的實力。這裡更吸引我的是平緩的海水──海洋的子民看慣了洶湧的浪潮,聽多了澎湃的波濤,漫步在芹壁沙灘,決計感受不到千軍萬馬的奔騰,更無鋪天蓋地的震懾。望著前面橫躺著的島嶼,活似既衰老又笨拙的老龜,你不用擔心海面上突然平掀起狂瀾,更不用擔心它被撕裂,被吞噬,這裡的磯波是友善的,這裡的海水是和平的。
    你踩著柔軟的沙子前進,無意間海水無力的被推擠上來,撫平了所有你刻意留下的痕跡,然後不甘不願的被拉了回去。偶爾彎下腰身,眼前海水,潔淨得就像剛從水籠頭流出來一般,沒有任何雜質,看不到破敗的海菜,也看不到混濁的泡沫,它就是剔透,在它的浸漬下,細砂黃澄澄的,像一整塊光滑的石壁,偶爾陽光穿透下來,光影化成一張豬油網,包裹著柔細的黃砂,搖曳出千姿百態,美麗極了。
    曾經在中國南方走過,奔馳在川滇貴桂之間,睡不慣顛簸,只能張眼獵取那田邊山間的景致,總好奇那隨機躍入眼前的侗寨、苗寨和藏式碉樓,看它們散置在綠野青山之間,色調、結構和大自然融成一體,不禁佩服這些中國少數民族,他們真是天生的建築師。回到台灣,穿梭在省道、國道、台鐵、高鐵之間,看到的多半是雜亂無章,真不明白,富庶的福爾摩沙,怎就沒了空間設計的審美判斷?來到芹壁,我終於明白了。
芹壁的商號

芹壁民居的短門

芹壁的樓房

芹壁民居的排水口

芹壁天后宮

    過去,人們就地取材建構居處,生長在山林水村,美感經驗得自於熟悉的大自然,也自自然然也和週邊環境取得完美的和諧,沒有一絲絲的矯柔做作。我們硬將萊因河畔的紅瓦白牆生搬亂套在嘉南平原,看到的,就只能是農村暴發戶的格調,失去了天人之間的協調。
    在芹壁聚落,看到的是,依山的建築,層層而上,戶戶相連,可以想象到居民緊密的互動。看到的是,特殊的屋頂脊背,它們同中有異,有的一脊兩坡,有的五脊四坡,但又異中有同,沒有山面,也沒有騎樓設計,又考慮了排水的現實,又表現了個別的創意。協調的是,花崗石的色澤,和沙灘連成一片,多樣的砌法,使整個聚落不呆板不單調。走在巷道裡,不時也可以發現短門、女兒牆、排水口等漢式建築元素摻和其間,多少看得出他們努力和外界的交涉。
    或許,巷尾幾間豪宅,看得出這個聚落向外延伸的企圖,香火不斷的天后宮,也看得出這個社區凝聚內部的精神力量。海,依舊迴遊著魚群,但漁船、漁港消失了,是因為戰火嗎?可這兒早已嗅不到煙硝,也沈寂了轟隆。
千姿百態的龜島




    現在馬祖地方政府──還堅持連江縣政府之名,代管委外經營了芹壁,頂著閩東抽象的概念,刻意把它打扮成雅典或普羅旺斯,幾間人文咖啡民宿,似乎又找回了芹壁的春天,可我總覺少了什麼。
    三訪北竿,也三訪了芹壁。下次應選在黃昏時刻,等待我的,或許是縷縷炊煙,或許是陣陣飯香。不期待下棋的老者和拇戰的青壯“聞有此人,咸來問訊”,也不期望酣戲的兒童“笑問客從何處來”,家家燈火,戶戶嘈雜,才算得上聚落。芹壁要芹壁人妝點,它不是閩東,更不是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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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年,在文台寶塔和茅山塔引導下,一艘歐洲商船出現在金門南方海域。那時,海翁汕還沒沈沒,有人在沙洲上定置網作業。吸引外國人目光的,除了舢板和戎克船外,還有矗立在高地上的金門城。
出處:香港科技大學館藏原繪於1655年的金門城
    這座城是為防禦倭寇而建立的。大明政權成立時,東南沿海就出現倭寇。剛開始朝廷無力對付,等西南局勢底定之後,朱元璋才緩過手來,命江夏侯周德興經略福建。這位皇帝的兒時玩伴,將海防規劃為五衛、十二所。在浯州嶼上的金門守禦千戶所設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受泉州府永寧衛管轄。築城工作應在千戶所設置後不久,據說取“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命名“金門”。城周長630丈、寬1丈、高1丈7,築4座城門,各建城樓,西、南、北有月城,城外環以濠溝。
    周德興在福建三年,修築了連金門城在內共十五座城,一生功業也畫下了句點,朱元璋召回這位年近古稀的開國元勳,並沒給他太多的養老時間,就尋了他兒子的罪名,一起讓他們離開人生舞台。
    這座城的性質是防禦工事。兵源周德興從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調過來的。本來千戶所的編制是1200人。明中葉倭患加劇,嘉靖、崇禎年間,官澳巡檢司城和後浦堡,都曾被攻陷,金門城在永樂時曾加高8尺,工事更加堅固,始終沒被功擊過。但駐軍明顯增多,根據洪綬《滄海紀遺》記載,實際是旗軍1535名,軍器1742件,營房864間,還有幾所墩台。
金門城西門遺跡

金門城東門

金門城南門

    也許建城之前,金門城區已有聚落。有了城,給人們穩定的力量,島內人文活動也有了重心。有了駐軍,商業消費吸引了許多移入的人口,本來只有官署,營房、軍械局和金門所倉的金門城,十字街開始形成。
    這艘外國商船看到的,正是大清與明鄭對立時期的金門城。城樓依舊高聳,在戰爭威脅下,並沒到影響對外貿易。港口在南門外,貨物進城,主要街市在南北門之間。東門城外的附廓也形成了,市囂鼎沸。
    當這些外國人到金門城的郊區,會發現城郊的人文特色是豐富多樣的。當地諺語所謂“要丁東門外,要富西門外,要興南門外,要官北門外。”住久了,自然會感受到不同城郊文化。
金門城北門外明遺古街



    外國人從海上看不到的,是在北門外形成北門街和七星街。隨著城區人口增加,街市開始向附郭延伸,帶動更鼎盛的商機。北門作為古崗、珠山、 歐厝、東沙、東社、山前、賢厝、庵前等聚落的出入口,郊區的人們在這裡交易農漁貨物,購買日用生活用品。北門外街市大約在明中葉形成,沿著官道向外發展。
    古街長約135米,南端有獄帝爺宮,北端為王公宮。南為街頂,北為街下,街道四方出口,為了防盗,都設有隘門。街道寬3米,中央1米亂石鋪面,以免行人雨霖泥淖難行之苦,兩側夯實,留40厘米寬的轍車道,這些都是商家體貼顧客的精心設計。外國的商旅應也經常在這裡進行交易,呈現出戰時的繁榮景象。
    在這些外國人離開不久,大清政府發出畫界遷民的禁海令,但絲毫影響不了明鄭對英、荷的貿易。等到金門二度易手,金門城的厄運才開始降臨,居民被徙往內地,城池漸成廢墟。
傳統二落古厝
    康熙二十年(1681年),首任金門鎮總兵陳龍看上了後浦才子許獬的讀書處,以舊城頹圯為理由,把總兵署遷到叢青軒,後浦變成金門政經中心,千戶所城從此走出歷史。
    褪盡風華的金門城有擋風的作用,附近的民眾闢為菜圃,取寶月泉、華巖泉之水予以澆灌,供應後浦的日常的蔬食,北門外的古官路成了賣菜路。
    國民政府轉進台灣,金門成為最前線,戰地政務優先反共準備,金門城牆完整的石材,不分青紅皀白成了國軍的軍事工事,地上建築拆卸得幾無孑遺。
日治時期的洋樓

    最近為了發展觀光,又魯莽粗糙的重建了金門城,給文化資產帶來嚴重的二次傷害,在日益高張的三通聲裡,實在難以和惠安的崇安城、東山的銅山城相競逐。
    這時,我或許特別鍾愛金門城北門外明遺古街。雖獄帝爺宮現已圯壞,隘門也只剩石條遺跡,官道上也改換成平整的花崗石鋪面,車轍道也以水泥打實。現存的24間街屋,門匾都不見了,木製的窗板也都以水泥封死。另外還有5間一落四櫸頭及1間二落建築的金門傳統民居夾雜其間。甚而還有一座日治時期看似診所的洋樓,矗立在街尾。走在路上,很少遇見居民,感受到的不是六百年前古街的重返,而是歷歷的走過了六個世紀的變遷。
    不明白人們為何喜歡追求無謂的重返,卻懶得細數歲月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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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成廣澳是遷居到這裡開墾的阿美族部落名稱,甚至說那是該部落頭目的姓名,後來就當作族名和地名。到底遷來的是哪支部落呢?有人說是不堪卑南社騷擾的恆春阿美族,也有人說是花蓮豐濱靜浦丁仔漏與大港口的海岸阿美族,還有人說是屏東的西拉雅平埔族人。至於遷入時間,有的說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50年),也有說是咸豐初年。口耳相傳容易失真,但也交集出某些真實,也就是成廣澳住民都是外來的。
    成廣澳位在花東海岸中央,是天然的深水港灣,很早就有來自宜蘭的戎克船停泊,自然成為漢移民的重要據點。清同治 (1862-1875)初,這裡開始出現漢人,不過同治末也只有五、六戶人家,主要是運用港口經營民生物資的小型交易。雖然如此,現奉祀在當地天后宮的媽祖金身,據說就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到此出任通事的劉進來從鹿港請來的。
    這時漢移民以河洛人為主,除媽祖信仰外,語言也透露了跡象,有人把“成廣澳”書寫成“蟳廣澳”,認為取名來自海灣形狀像蟳的螯足,也只有河洛語有此詞彙,書寫成“蟳仔管”或“蟳仔栱”,都和“蟳廣”音近。
後山第一家的廣恆發商號就只剩三分之一的牌樓拱門了。

    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為杜絕日本人的覬覦,沈葆禎奏准開山撫番政策,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命吳光亮率領中路飛虎軍的兵工,開發通往後山的八通關道路,同時也開了一條璞石閣(玉里)到成廣澳的道路,也就是安通越嶺古道,鼓勵漢人前來開墾,成廣澳的人口也逐漸增多。根據兩次渡臺辦理開山撫番事宜的福建巡撫吳贊誠,在光緒三年七月初一日的〈報明臺北風災片〉:“臺灣北路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陡起颱風,繼以大雨。自淡水、噶瑪蘭所轄以至後山蘇澳、新城,歷大港口、成廣澳等紮營處所營壘、兵房、碉堡、軍裝局概行坍塌。”(見《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可見當時還有駐軍,應為鎮海後軍前營右哨的官兵。這時的駐軍和移民大多是粵人,不論屯田和墾荒,和原來成廣澳聚落的經濟生活不能相容。
    成廣澳的新移民也不僅漢人。光緒三年(1877年)在這裡設立義塾,主要就是教番童識字、讀四書。光緒七年(1881年)十月,秀姑巒溪山洪暴發,道光年間從西岸遷來的西拉雅人的田園多淪為河床,部分族人就流落到成廣澳。而光緒十四年(1888年)6月,大庄(富里)客家人劉添旺不滿水尾(今瑞穗)墾撫局委員雷福海征收田畝清丈費過苛,聯合新開園(池上)墾民及西拉雅平埔族人起事,引發“大庄事件”;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觀音山西拉雅人再度不滿水尾駐軍徵糧,引發“觀音山事件”,兩次“抗清”,不少西拉雅族人也到成廣澳避難(見《台灣教會公報》),這些移民南北夾漢人聚落而居住。
    割台前夕,這裡文教商業已很發達,於是設成廣澳庄,屬台東直隸州廣鄉所轄。胡適之父代理台東知州的胡傳(號鐵花),曾檢討已往的後山政策,認為“夫臺灣後山有成廣澳、有大港口,猶前山之有鹿耳門也;有火燒嶼,猶前山之有澎湖也。如仿行鄭氏之法,據海口而不深入,立市埠以廣招徠,造〔輪船一艘〕、帆船十艘,置兵五百人足矣;杜外夷之窺司、免內番之牽制,伸縮均得以自如矣。”(《臺東州采訪冊.疆域》)簡言之,就是理番之策,開山越嶺不如開港立埠,也就是想開發成廣澳港,作為理番政經中心。
鋼筋混泥土結構裸露

    屏東內埔的客家人溫泰坤(1861-1947),就是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來到了成廣澳。當時同鄉宋安邦為劉永福手下之副統領,他跟著部隊來這裡,宋離開,他可能看來商機,留了下來。當時正是政權轉移之際,漢人43戶,174人。一直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另一次人口普查,成廣澳庄共53戶221人,其中廣東人7戶30人、普通支那人36戶146人,雖只增加2人,但仍為東海岸最大的漢人聚落。
    由於地位重要,日治初期行政區劃雖不斷變動,但成廣澳出張所一直設在這裡。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台東設廳,也在成廣澳設支廳,維持它的政經地位。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白手起家的溫泰坤,累積了不少財富。
    雖然,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發生麻荖漏(成廣澳)事件,那是都歷社和麻荖漏社的阿美族人不滿日人長期徵調民力,聯合加只來社(和平)、八翁翁社(今豐田)、芝路古該社(芝田)共同舉事,進攻成廣澳支廳。但日警南北夾擊,焚燬麻荖漏、都歷等部落,幾致毀村,幸馬蘭社頭目馬亨亨調停,事情沒有擴大。
溫家古厝就只剩這堵牆

    這個事件沒有影響到溫泰坤發展中的事業。大正五年(1916年),他大手筆的創建了“廣恆發商號”,是當時花東海岸線上最大的雜貨商舖,販賣米、鹽等日常生活用品。利用港口之便,直接從西部把物資運到後山。
    日治初期,在成廣澳附近的麻荖漏劃歸台東廳直轄的卑南區,大正九年(1920年),獨立為都歷區,歸成廣澳支廳管轄,並開始建港。次年(1921年)改成廣澳支廳為新港支廳,行政中心遷到麻荖漏,並將麻荖漏改名新港,都歷區也改名新港區。昭和六年(1931年)取消成廣澳區,將成廣澳與沙汝灣劃入新港區。次年(1932年)新港漁港建成,為東部最大的漁港,成為地方政經中心。
    政經地位被取代的成廣澳,在日人將麻荖漏更名新港之後,漢人也就把成廣澳稱作“小港”。昭和12年(1937年)也曾因地形改稱“小湊”,是“很小的港口”的意思。不過,戰後鎮長馬榮通又改回“小港”之名,以對應於新港的大港;而且有感於新港形勢地位有如鄭成功登陸驅離荷蘭人的安平港,又政經發展都源於成廣澳,取諧音雙關以紀念鄭成功,1946年改名“成功鎮”。
成廣澳的地位被新港取代,溫泰坤死後,子孫也漸漸搬走。

    成廣澳的沒落,也沒有影響到溫泰坤的事業,昭和13年(1938年)他的資產高達28萬日圓,仍為新港庄的首富。
    在日治時期財富足以和溫家抗衡的是馬家,戰後馬家明顯凌駕於溫家。據說日人將水泥公司股票均分兩家,戰後溫家立即脫售,以致馬家坐收暴利。然而,馬家一直在涉身政治,馬麟在日治時出任新港區長,其子馬榮通在戰後出任成功鎮長,相形之下,溫家一直置身政治之外,馬升溫降,豈無絲毫干係?
    溫泰坤之長子鼎貴畢業於台南師範,在教育界服務,為小學之訓導,相當校長,1951年到台北創三洋投資公司。次子德鳳先在新港設碾米廠,後創立台東中小企業銀行,孫敦雄為總經理,不過現在股權均已易手,三子德喜似乎無多成就。
    沒有政治舞台,廣恆發商號和溫家古厝也保不住了。由於都市計劃,它被從中拆除了五分之三,等於整體破壞了,後人選擇將剩餘的部分捐給台東縣觀光局。
    當年這位早期後山的大盤商,修建廣恆發商號的同時,也在左側經營它的宅院,和三妾三子居住。廣恆發商號為巴洛克三拱式牌樓街屋建築,門柱、雕飾及式樣都是後山首見。
    經過政府公共建設的摧殘,九十年代僅存洋樓拱門和巴洛克式立面。1996年台11號省道拓寬,北側立面遭受破壞,目前僅存約6.2公尺的騎樓式亭仔腳,鋼筋混泥土結構裸露。至於溫家古厝,也拆得只剩一堵殘牆,當年風華蕩然無存。
    或許殘牆還能見證成廣澳的歷史地位,也能見證溫泰坤及廣恆發商號在後山發拓史的貢獻。但一個不問政治的商紳在日治時得以發展,卻在戰後急遽衰落,究竟是什麼道理?殘蹟或許也在控訴什麼,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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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十一年(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想將省城遷到台中,就在東大墩街南的橋仔頭建八卦形城池與官署。繼任者終止了這個計畫,使台中現代化的工作不得不等日本人來進行。
    日本人經營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整治河川和棋盤式都市設計外,就是接通縱貫鐵路了。
    劉銘傳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開始興建台北到基隆的鐵道,1893年延伸到新竹。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曾鋪設了陸軍專用輕便鐵路,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總督樺山資紀下令興建台灣鐵道縱貫線,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從南北兩端開始鋪設,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在台中接軌,完成全線通車。

    縱貫台中市區的鐵路線是都市計劃的分界線,位在市中心的臺中火車站是運送人員和物資的輸血管,對台中的發展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台中火車站前身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木造瓦葺的“台中停車場”,天橋、月台、倉庫陸續完成,但苦於白蟻與風災,大正六年(1917年)改建為“台中驛”。屋面支撐採用洋式木屋架,屋身為紅磚承重,屋頂為銅板瓦,室內拱券為鋼筋混凝土造。中央屋頂飾有華麗之鐘塔,白色洗石子環帶圍繞,與紅色磚面相襯。正、背面下有大拱窗,兩側均以華麗的古典柱式強調,柱頂有勳章的飾品,立面裝飾物以台灣水果為主;側面山牆由兩根邊柱配合正面的古典裝飾,是日治時期仿西方文藝復興時代驛站風格建築。
    環繞車站的木構造門廊,木柱雕飾精美,入口雙柱並置裝飾性格狀柵欄。第一月台鐵骨架,雨棚桁架及唐草飾紋樣的鑄鐵裝飾,也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二十號倉庫

    而後火車站20-26號倉庫,高大寬敞的室內空間適合藝術創作與展示,以二十號倉庫名義對外開放。
    台中火車站可說是現存日治火車站最華麗的。從華麗建築的表面,可以看出日本開發台中的意圖。我小學國語課本裡,有刻意強調的文化城意象,這也可以看出國民政府有同樣的想法。
    在我唸高中時,紅葉少棒隊帶動了全民棒球熱,接著台中金龍隊也從美國賓州威廉波特捧回世界冠軍杯,一時讓我對這個文化城產生強烈的好感。1973年在成功嶺參加為期42天的大專青年暑訓,每逢假日都被載到台中火車站。當時軍中也沒交到什麼朋友,漫長的假日,只能尋訪忠孝、光復、篤行等著名的少棒學校,看看新一代的蘇百慶、楊清瓏、江仲豪、楊賢銘和劉宗富的身影。那時酷熱的天氣,踽踽獨行在方正的街道,寓目的是典雅的官舍,整齊的路樹和乾淨的市容,兒時文化城的印象,不時浮躍在眼前。
台中火車站的近況

中央塔還有華麗的正面山牆


    這個意象就在次年折損了一大半。大學班上男生組團探視成功嶺補訓的高維德,投宿在火車站前的旅館,居然被女中電話糾纏了一個鐘頭,以致我1988年到彰化教書,很少到台中走動。
    1995年,在校長蔡錦宗和學姐張淇蒼的穿針引線下,我在台中二中進行為期一年的國文科建構主義與合作學習研習,從而結識種子教師劉永和,他也很創意的發展出曼荼羅式的九宮格學習單,並很認真的付諸實施,隨我到許多學校宣導,一時覺得這是很有希望的都市。
    每次研習都在週四下午,結束後直接搭車回台北。有回,一時便急,沿大雅路找廁所,竟發現一路鶯鶯燕燕,穿著極其原始。該路段為台中重要聯外道路,接中清路交流道直上中山高,陣仗卻如此之大,真是匪夷所思。回到台北,車行重慶北路,對照當時廢除公娼,往日的燈紅酒綠不見了,闃寂一片,有場景被換置的感覺。固然覺得色情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但艷幟高張於通衢廣市之中,到底想表達怎樣的社會觀感呢?
大廳水洗柱頭上有美麗的雕塑
前廊的格狀柵欄

前廊的木柱雕飾

大廳進口的柱狀裝飾

月台上的雨棚桁架

站前右側的倉庫,現劃為停車場

    這種色情汜濫情形,有增無減,2001年女兒考上台中師院,幫她搬電腦、枕被、衣物,午餐竟會誤闖中華路上的色情咖啡廳,鬧得煙花四竄,譏誚聲連。文教之區,光天化日之下,何來花花草草?
    也許文化城還沒完全蛻變成色情城,市長又換莊又連莊了,警察局長也高調首府去了,民調和評比依舊是滿意和具競爭力。可是文化資產保護了多少?市長座車遭竊,國際貴賓被搶,民意代表被綁架,在在顯示難以擔起文化之名。
    也許外地人觀點苛了點,火車站前差點成為地標的金莎廣場人去樓空,第一廣場對面流鶯亂竄,總透露了一些象徵性的文化蕭索吧,台中市民或許想到別的方面去了。
第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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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中葉,新竹市出現了兩座名園,潛園在西門內,號內公館,北郭園在北門外,號外公館。
    潛園主人林占梅(1821-1868),幼名清江,字雪村,號鶴山(又作鶴珊),又號巢松道人。祖父林紹賢隨父自福建同安移居府城,轉徙竹塹,經營海外貿易,辦全台鹽務,創恆茂商號,成為鉅富。占梅六歲父喪,九歲祖父喪,家業由五叔扶持,祖母把他託付給頭份的黃驤雲,黃為道光九年(1829)進士,非常賞識他,許配以女。黃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帶14歲的他到北京,增廣許多見聞。
    回台完婚後,他開始挑起家業。當時竹塹北門鄭家,財力與林家相當,鄭用鍚(1788-1858)早在道光三年(1823年)就中進士,給林家這位後輩小生很大的壓力。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的他,把金錢看得很淡,卻把名聲看得很重。“謀利心恆淡,圖名志未休。”(〈初晴舟中口號〉)但他一時無法取得科名,也只好利用捐納來換取功名。
三年前的潛園

最近的潛園,能比較它的變化嗎?

    林占梅的捐納很驚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英人進犯雞籠,二十一歲的他,倡捐防費,得旨嘉獎,以貢生加道銜;二十三歲捐錢防堵八里坌口,論功以知府即選;二十四歲,嘉、彰漳泉械鬥,又出資募勇、撫卹,賞戴花翎;咸豐三年(1853年),他三十三歲,鳳山林恭民變,奉旨會同臺灣道辦理全臺團練,又捐米3000石,奏准簡用浙江道;三十四歲,以小刀會首黃位踞雞籠功,加鹽運使銜;同治元年(1662年),戴潮春起事,駐守竹塹的淡水同知秋曰覲南下被戕,四十一歲的林占梅以家資十數萬為餉糧,號召紳商捐輸,推候補通判張世英權理廳事,穩定人心,又親率自募鄉勇,會同台灣兵備道丁曰健收復大甲、彰化,加布政使銜。
    雖然林占梅自己說:“報國何須論在位,輕財未必盡沽名。”(〈感懷〉)但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二十九歲時就開始經營“潛園”,既不為了娛親,且不為歸隱,更不為報國,那麼,如不為逸樂,那也只有沽名了,沽的是文名。連橫說他“工詩書,精音樂”,組潛園吟社,“士之出入竹塹者無不禮焉,文酒之盛冠北臺”,看來這也是他想在科舉之外構築的心靈寄託。
    潛園依城牆而建,佔地廣闊。園內有釣魚橋、涵鏡軒、陶愛草廬、香石山房、碧棲堂、小螺墩、爽吟閣、蘭汀橋、吟月舫、浣霞池、宿景圓亭、留香閘、雙虹橋、清滸橋、逍遙館、林下橋、梅花書屋、著花齋、三十六宜、掬月弄香等景點,它緊捱著三落大厝的宅第,據說是從北京來的匠師的傑作。園成,大他33歲的鄭用鍚嘲謔了他一番,“取號壽名鶴頂珊,潛園又費篆雕鑽。使君終是猿驚客,既愛山林更愛官。”(〈戲贈鶴珊〉)兩年後也蓋起“北郭園”,也有互別苗頭的意味。
林占梅的題字依舊渾厚遒勁

門聯上的小篆都模糊得難以辨認了

壁堵上的雕塑也剝離不堪了

    從清領時期的政治風格來看,鄉紳依附著商業和土地,不免憑籍政治力量成長、壯大,而政治勢力也必須依賴鄉紳支持、鞏固,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官方不論平時、戰時,不斷的要鄉紳攤派和捐輸,也深明竭澤而漁,是殺雞取卵的作法,所以經常讓鄉紳以總辦或買辦的方式,取得更大的利益。這樣說來,林占梅關心國事,其實也是經營家業的一種方式。只是他也沒也錯估情勢,一直在穩定那腐化的社會。
    1860年,戴潮春未起事前,他有這樣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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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從小就投入戰爭的人,被放置在金馬前線,原以為一直會在炮火中過日子。
    823砲戰後,美國怕再被台灣牽扯進去,以金門、馬祖不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防禦義務為藉口,希望撤軍。但由於老蔣不願意,於是只能消極希望大陸來的官兵脫離前線。
    負責安置工作的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那是軍事戒嚴時期執行支前安後任務的單位,它組織這些待退士官兵,成立開發大隊,開墾東部荒地。
牌樓

    當時整個花東縱谷都開墾殆盡,他們只能被安置在木瓜溪下游的河川新生地。雖然,他們不用面對“凶番”,更不再面對“共匪”,但卻要面對“一川碎石大如斗”(岑參詩)。滿眼不是寸草不生的砂磧,也不是礫石鹼土的戈壁灘,石頭下面還有沈積出來的沃壤。一個一個石頭的搬,也總算闢成為可耕農地。1963年,撥交退輔會花蓮大同合作農場管理,成立了光華分場,也就是光華農場。
    農場在吉安鄉光華村,那裡除了光華一村到五村外,還有老五村。開墾固然辛苦,畢竟產權無法自主。花蓮縣政府看上了石材,設置光華工業區,三村因而遷走。1968年中華紙漿公司成立,老五村原耕地改建製漿廠,他們改到工廠上班。
    1989年起,政府陸續將墾地放領給他們,但他們都已老邁,不能耕種了。
    有人認為這是屯兵制之遺緒,其實是退輔。也就是退輔,生活再辛苦,都有軍方的照顧。退輔會以自給自足的形式規劃他們的社區,保健醫療室、文康活動中心、福利社、復健運動場、書報閱覽室等,一應俱全,也以此宣傳退輔成功的案例,以致地方政府和整個社會都認為他們擁有完整的照顧,對他們的事務一概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導致他們雖自力更生,但生活方式長期與外在環境區隔,缺乏社會互動,失去工商業時代冒險進取的格局。
農場

    再加上軍方仍不斷施行保密防諜教育工作,黃復興黨部、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的介入,內部之同質性愈強化,對外部的隔離也愈大。
    他們無法和同為新移民的漢人溝通,微薄的收入還夠茶室、娼館的消費。有能力成家時,已屆中年,對象常是原住民或智能不足的女人,逃婚和老夫少妻的現象普遍。
    他們生活貧困,無力照顧下一代的教育,大多國中畢業就開始工作,在知識密集的產業方面,無法與人競爭。
    當然這裡也出過人才,都是早作生涯規畫,暫時居住,另謀發展,才在各行各業取得傑出的表現,像華王食品周岳山一樣成功的,實在不多。
    1994年花蓮縣政府產業東移計劃,光華工業區又開始徵收他們的土地,受產業轉型和產業外移的大環境影響,土地一再閒置。而中華紙漿公司的工業污染問題,也一再威脅著附近居民。
    目前光華農場和原本在農場土地上發展光華工業區依舊期待曙光,雖然他們一直老總統的子弟兵自居,把領袖、國家、主義、國民黨視為一體。但身體老化,開始依賴來自慈濟師姐們的照顧。雖然我一直相信,艱難的環境是給第二代很好的磨練,但終究不能和眷村相比。幸好他們的族群認同早就超越祖籍、血緣和地緣,也無私的給眷村長大的外省第二代問政的機會。
    人漸凋零,地用變更,土地卻一直踩在腳下。人走過都喜歡足跡,所以,有人就希望農場入口的牌樓留了下來。其實牌樓並不好找,因為道路重新設計的關係,往往會在田間道路轉得暈頭暈腦的。而且牌樓三間四柱三樓坊的設計,並不具有稀罕性,脊上飾以相背的雙龍,不知用意何在。或許坊門上的對聯或坊前紀念碑碑文有文學和書法的價值吧,只惜才淺,有空再細細體會。
    當時腦中浮現的是,賈寶玉對稻香村評論的那段話,有點可惜。驅車離去時,浮現的卻是杜甫的詩句,“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兵車行》)有些傷感。學文學的人,不是濫情,就是想太多,別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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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鄭時代,來台漢人有閩有客。但納入大清版圖之後,由於施琅個人偏見,禁粵民渡台。雖然如此,從福建上船,由府城過下淡水溪進入屏東開墾的客家移民,仍不絕於途,又因官府力量微小,為防番害和河洛族群,他們募資招雇隘丁,組編鄉勇,建造木柵、隘寮,以求自保。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一群受雇在內埔的檳榔林庄幫人種田的客家傭工,在領袖杜君英率領下,響應在羅漢門反清的漳州人朱一貴,聯合攻下府城。短暫的合作,沒多久就衍成閩客火拚,杜君英雖退走虎尾溪,但住下淡水的客家人,聽到清軍攻下安平,就在李直三、侯關德領導下,合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共一萬三千餘人,會於萬丹社,舉大清良民之旗,奉清帝長生牌位,進而組成六堆。(見黃俊平〈朱一貴事件〉) 在幫朝廷定亂之時,也趁機奪取西勢、新北勢、竹圍仔、八壽陂、四十份等河洛庄,但也失去發祥地──濫濫庄。
火燒庄抗日紀念碑

火燒庄抗日烈士祠
    平朱一貴後,施琅之子施世驃依功奏准解除客家人來台的限制,以便閩客“分而治之”。大清皇帝也給他們義民的身份,也就認可了六堆的自衛性鄉團組織。從此以後,雍正十年(1732年)鳳山埤頭的吳福生起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大目降的黃教起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里港莊大田在番仔寮呼應林爽文起事,嘉慶十一年(1806年)吳淮泗配合蔡牽焚鳳山埤頭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嘉義店仔口庄張丙起事,同冶元年(1862年)彰化四張犁戴潮春起事,朝廷都曾向六堆招手,六堆也多出堆響應。
    六堆中的前堆,又分上前堆的長治和下前堆的麟洛,其中上前堆的開發,與隨軍來台未被遺返的鎮平人邱永鎬(1668-1742)有極大的關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他在府城盧、林、李三姓合夥的三郊行當夥計。兩年後,帶著資金到阿猴社,建議商號開墾番地。[註]於是向阿猴社人購買大量的土地,返鄉招募鎮平、程鄉附近邱、胡、廖、黃、李、羅等數十人,以香櫞樹下為中心,建租館開墾。次年,租館倒塌,又移到番子寮溪北,建立長興庄,又稱火燒庄。朱一貴和吳福生起事,他和長子仁山、次子義山都參與平亂的工作,他從三地門引隘寮溪水灌溉工程,也在四子智山之手裡完成。乾隆十四年(1743年) 族人邱雲龍入墾六龜的新威庄,乾隆四十年代邱光楊移墾新寮庄,可見邱家勢力還向右堆延伸。
    六堆組織嚴密而民主,各堆推選總理,再由總理推出大總理。邱家以長興庄為根據,大多充前堆經理或副經理。到了甲午戰爭期間,邱鳳揚(1829-1898)以前堆經理的身份,聯合右堆,討伐掃蕩六龜匪徒劉河,賞軍功六品,賜千總銜。清廷割台,受同為客家人的劉永福號召,李向榮出堆赴鳳山勤王,因阻於下淡水溪大漲,下令退兵,遭人質疑,遂辭六堆大總理,由邱鳳揚繼任。
河南堂忠實第門廳
    日本陸軍中將乃木希典率第二師團乘軍艦從枋寮登陸,邱鳳揚率領六堆義軍,先在佳冬進行激烈的戰鬥,敗退到火燒庄,又遭到日軍凶猛的攻擊。19歲的三子邱元添陣亡,長子邱元奎、孫子邱杞盛、女婿陳同端都身負重傷,宗侄戰死也在50以上,付出慘重的代價。
    邱鳳揚敗退逃到大武山下,不久,日本採取懷柔政策,為顧全地方安寧,他放棄抵禦,換個角度說,他受到禮遇,也不算投降吧?
    由於火燒庄在戰火蹂躙下,殘破不堪,明治二十九年(1986年)邱鳳揚的長子邱元奎與次子邱元壽(1868-1922)來到阿猴東區的田寮庄開墾,並各建一座東西向相鄰的伙房。大正四年(1915年)又將舊厝局部拆除改建為南北向依舊相鄰“二堂二橫”的伙房。
河南堂忠實第大廳


    邱元壽,字蘭香,武秀才,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阿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邱元壽及其子邱求順(1891-1945)世代經營製糖工場,累積了不少財富,也取得士紳的身份,邱求順更成為華麟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為成功的實業家。
    田寮邱宅在二戰末期受戰火波及,在自家挖防空洞、壕溝,供族人避難。戰後,1945年配合道路拓寬,拆除屋後西北角的日式水泥院門。1961年,陸續拆除噴水池專用水塔與牛棚瓦舍,依居家生活需求,部份改建成目前格局。1991年屏東市中正國中徵收這兩間古厝作為校地,立即拆邱元奎宅為運動場,次年還想拆邱元壽宅,引起文化界注意,經各方奔走,終於1995年由縣府接收,並在文建會支持下,2000年成立了屏東縣鄉土藝術館,2003年以河南堂忠實第登錄為屏東縣歷史建築。
河南堂忠實第的書卷捲雲窗

河南堂忠實第獅座

    不可否認,河南堂忠實第有極高的建築藝術價值。但見證邱家的歷史,又是另一回事了。同樣是客家的孫中山先生曾批判中國人只有宗族,沒有國族。事實上,六堆保護的是土地而不是宗族,宗族只是連繫內部力量的媒介。在現實環境中,土地遭受其它族群的威脅,他們只有尋求強而有力的官府來依靠,不是在台灣的官府,而是它所代表的大清政府。幾次的民變,他們都義無反顧的接受徵調,儘管死的是他們的子弟,儘管有時還遭到貪腐官吏的誣陷,但除了投靠官府,也別無他途。有人說他們被分化被挑撥,也有人說他們不顧民族大義,那都是昧著族群問題在說話,和孫中山出自同一思維模式,根本沒考慮他們土地遭受到什麼威脅。
    就這樣,六堆形成在清領台灣的特殊環境,一直為大清守護台灣的土地,當朝廷放棄他們的時候,也還為大清在台灣打了最後一戰。但,他們決不是大清的鷹犬,他們和清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土地問題上,他們緊密相連。
屏東縣鄉土藝術館展出水車

    邱鳳揚結束了抗日,也差不多結束了六堆鄉團。接下來的日本政權,根本不容許這樣的自衛性組織,與其說日本高壓統治使然,還不如說,沒有了像清廷那樣疲軟又腐化的政治環境,作為孕育鄉團的溫床。時代也變了,農業時代即將結束,代之而起的是,農業製造業和物資工業。資金取代了土地,人們不再運用宗族力量去維繫土地利益,也就是工商業時代結束了六堆。這時,我們看到邱家後人的腳步,也開始踏出長興、踏出田寮,踏向世界。
    河南堂忠實第顯然改變了他原有的生活功能,在閩客合流的傳統建築元素裡,看得出摻雜了日本現代化的洗石子工法,也可以看作邱家迎接新時代的一個象徵。老天有眼,這樣的表徵差點毀在一些沒有教育文化理念的學校行政人員手裡。
[註]另有記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臺南府城富戶盧愧如,結夥林歧鳳和李咸林等家族,湊資集成3股,設立“盧林李”墾號,向阿猴社人購買下淡水溪東側草地,並招聘客家佃戶開闢海豐庄、火燒庄等七大庄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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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鄭時代,來台漢人有閩有客。但納入大清版圖之後,由於施琅個人偏見,禁粵民渡台。雖然如此,從福建上船,由府城過下淡水溪進入屏東開墾的客家移民,仍不絕於途,又因官府力量微小,為防番害和河洛族群,他們募資招雇隘丁,組編鄉勇,建造木柵、隘寮,以求自保。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一群受雇在內埔的檳榔林庄幫人種田的客家傭工,在領袖杜君英率領下,響應在羅漢門反清的漳州人朱一貴,聯合攻下府城。短暫的合作,沒多久就衍成閩客火拚,杜君英雖退走虎尾溪,但住下淡水的客家人,聽到清軍攻下安平,就在李直三、侯關德領導下,合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共一萬三千餘人,會於萬丹社,舉大清良民之旗,奉清帝長生牌位,進而組成六堆。(見黃俊平〈朱一貴事件〉) 在幫朝廷定亂之時,也趁機奪取西勢、新北勢、竹圍仔、八壽陂、四十份等河洛庄,但也失去發祥地──濫濫庄。
火燒庄抗日紀念碑

火燒庄抗日烈士祠
    平朱一貴後,施琅之子施世驃依功奏准解除客家人來台的限制,以便閩客“分而治之”。大清皇帝也給他們義民的身份,也就認可了六堆的自衛性鄉團組織。從此以後,雍正十年(1732年)鳳山埤頭的吳福生起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大目降的黃教起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里港莊大田在番仔寮呼應林爽文起事,嘉慶十一年(1806年)吳淮泗配合蔡牽焚鳳山埤頭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嘉義店仔口庄張丙起事,同冶元年(1862年)彰化四張犁戴潮春起事,朝廷都曾向六堆招手,六堆也多出堆響應。
    六堆中的前堆,又分上前堆的長治和下前堆的麟洛,其中上前堆的開發,與隨軍來台未被遺返的鎮平人邱永鎬(1668-1742)有極大的關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他在府城盧、林、李三姓合夥的三郊行當夥計。兩年後,帶著資金到阿猴社,建議商號開墾番地。[註]於是向阿猴社人購買大量的土地,返鄉招募鎮平、程鄉附近邱、胡、廖、黃、李、羅等數十人,以香櫞樹下為中心,建租館開墾。次年,租館倒塌,又移到番子寮溪北,建立長興庄,又稱火燒庄。朱一貴和吳福生起事,他和長子仁山、次子義山都參與平亂的工作,他從三地門引隘寮溪水灌溉工程,也在四子智山之手裡完成。乾隆十四年(1743年) 族人邱雲龍入墾六龜的新威庄,乾隆四十年代邱光楊移墾新寮庄,可見邱家勢力還向右堆延伸。
    六堆組織嚴密而民主,各堆推選總理,再由總理推出大總理。邱家以長興庄為根據,大多充前堆經理或副經理。到了甲午戰爭期間,邱鳳揚(1829-1898)以前堆經理的身份,聯合右堆,討伐掃蕩六龜匪徒劉河,賞軍功六品,賜千總銜。清廷割台,受同為客家人的劉永福號召,李向榮出堆赴鳳山勤王,因阻於下淡水溪大漲,下令退兵,遭人質疑,遂辭六堆大總理,由邱鳳揚繼任。
河南堂忠實第門廳
    日本陸軍中將乃木希典率第二師團乘軍艦從枋寮登陸,邱鳳揚率領六堆義軍,先在佳冬進行激烈的戰鬥,敗退到火燒庄,又遭到日軍凶猛的攻擊。19歲的三子邱元添陣亡,長子邱元奎、孫子邱杞盛、女婿陳同端都身負重傷,宗侄戰死也在50以上,付出慘重的代價。
    邱鳳揚敗退逃到大武山下,不久,日本採取懷柔政策,為顧全地方安寧,他放棄抵禦,換個角度說,他受到禮遇,也不算投降吧?
    由於火燒庄在戰火蹂躙下,殘破不堪,明治二十九年(1986年)邱鳳揚的長子邱元奎與次子邱元壽(1868-1922)來到阿猴東區的田寮庄開墾,並各建一座東西向相鄰的伙房。大正四年(1915年)又將舊厝局部拆除改建為南北向依舊相鄰“二堂二橫”的伙房。
河南堂忠實第大廳


    邱元壽,字蘭香,武秀才,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阿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邱元壽及其子邱求順(1891-1945)世代經營製糖工場,累積了不少財富,也取得士紳的身份,邱求順更成為華麟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為成功的實業家。
    田寮邱宅在二戰末期受戰火波及,在自家挖防空洞、壕溝,供族人避難。戰後,1945年配合道路拓寬,拆除屋後西北角的日式水泥院門。1961年,陸續拆除噴水池專用水塔與牛棚瓦舍,依居家生活需求,部份改建成目前格局。1991年屏東市中正國中徵收這兩間古厝作為校地,立即拆邱元奎宅為運動場,次年還想拆邱元壽宅,引起文化界注意,經各方奔走,終於1995年由縣府接收,並在文建會支持下,2000年成立了屏東縣鄉土藝術館,2003年以河南堂忠實第登錄為屏東縣歷史建築。
河南堂忠實第的書卷捲雲窗

河南堂忠實第獅座

    不可否認,河南堂忠實第有極高的建築藝術價值。但見證邱家的歷史,又是另一回事了。同樣是客家的孫中山先生曾批判中國人只有宗族,沒有國族。事實上,六堆保護的是土地而不是宗族,宗族只是連繫內部力量的媒介。在現實環境中,土地遭受其它族群的威脅,他們只有尋求強而有力的官府來依靠,不是在台灣的官府,而是它所代表的大清政府。幾次的民變,他們都義無反顧的接受徵調,儘管死的是他們的子弟,儘管有時還遭到貪腐官吏的誣陷,但除了投靠官府,也別無他途。有人說他們被分化被挑撥,也有人說他們不顧民族大義,那都是昧著族群問題在說話,和孫中山出自同一思維模式,根本沒考慮他們土地遭受到什麼威脅。
    就這樣,六堆形成在清領台灣的特殊環境,一直為大清守護台灣的土地,當朝廷放棄他們的時候,也還為大清在台灣打了最後一戰。但,他們決不是大清的鷹犬,他們和清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土地問題上,他們緊密相連。
屏東縣鄉土藝術館展出水車

    邱鳳揚結束了抗日,也差不多結束了六堆鄉團。接下來的日本政權,根本不容許這樣的自衛性組織,與其說日本高壓統治使然,還不如說,沒有了像清廷那樣疲軟又腐化的政治環境,作為孕育鄉團的溫床。時代也變了,農業時代即將結束,代之而起的是,農業製造業和物資工業。資金取代了土地,人們不再運用宗族力量去維繫土地利益,也就是工商業時代結束了六堆。這時,我們看到邱家後人的腳步,也開始踏出長興、踏出田寮,踏向世界。
    河南堂忠實第顯然改變了他原有的生活功能,在閩客合流的傳統建築元素裡,看得出摻雜了日本現代化的洗石子工法,也可以看作邱家迎接新時代的一個象徵。老天有眼,這樣的表徵差點毀在一些沒有教育文化理念的學校行政人員手裡。
[註]另有記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臺南府城富戶盧愧如,結夥林歧鳳和李咸林等家族,湊資集成3股,設立“盧林李”墾號,向阿猴社人購買下淡水溪東側草地,並招聘客家佃戶開闢海豐庄、火燒庄等七大庄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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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的台江內海沿岸,原為西拉雅人新港社、目加溜灣社、麻豆社、蕭壟社繁殖之所。新港社接觸外來文明相當早,1624年荷蘭人在新港社港口設商館,建基督教堂,並在港西設文書館。後來漢人墾民強勢入侵,西拉雅人有的退入山區,有的就地漢化,當時聚落主要在橋頭五庄和大道公十三庄(宅仔內、道爺庄、太爺庄、五間厝、看西庄、木柵庄、王甲庄、三舍庄、椰樹腳、番仔巷、橋頭、大洲、大道公庄)。
    18世紀以後,台江內海日漸淤積,但港道仍在,木柵港、沙船港、堤塘港依舊是商賈聚集之地,在木柵也形成二爿店仔。
墓穴

    有個傳說:嘉慶君遊台灣,一句“從中寮走到木柵好麻豆”,導致中寮,王甲,寮仔內,五間厝,太爺庄,道爺庄,木柵庄等聚落的敗庄。原來台語“走”有二義:“奔跑”是嘉慶君的原義,“敗逃”是搞錯的聖旨或天意。傳說雖屬無稽之談,但居民遷到新市仔,木柵媽祖移駕永安宮,卻也是事實。據推測,敗庄主因應該是水患,後來這片土地回歸國有,也就是道爺農場和看西農場。
    1995年道爺農場和看西農場成了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的基地,在整地時,發現了大量史前遺址,還有少數漢人移墾的遺跡。發掘工作,南科考古隊還在整理中,部分在考古陳列館對外開放參觀。
墓基


    不知道爺古墓開放沒,或者我在不經意之間,變成意外的入侵。報導上說,它面積長15米,寬12米,規模比王得祿墓稍小,實際上小多了。墓東有一個疑似后土的殘跡。有供桌,墓手兩邊對稱,向外延伸。在造型上有弧形,有直角,合於漢人天圓地方的觀念。有人認為瓦質水管很特殊,其實漢式墳墓式本來就注重排水。另外,被誤為池塘的,應該是半月形前埕,原應有填土,也是漢人墓式常見。
    從內部空間來看,這個墓可能本是夫妻兩人合葬的鴛鴦塚,但只有一具男性骨骸,可見預留了生穴,這些習俗在漢人來說,也未必罕見。我家饒平開基三世祖到八世祖和十一世祖都是公媽合葬,來台祖築生基,也就是生前就擇地做墓。
陶瓦水管

    依牙床判斷,墓主有了年紀了。墓碑只剩花崗岩殘片,考古隊根據棺內發現順治、康熙時的錢,推測是清初的墓穴,不過這些錢一直在流通,這樣的判斷也不見得合情合理。
    個人覺得特別之處在於:整個墓都用紅磚堆砌,和以往石材結構不同,而且棺槨既用三合土製成,為何外部卻沒看到。
    還有墓的形式算完整、講究,但紅磚堆砌的高度顯然低矮了不少,值得研究。
墓埕

    考古不是我的本行,我只有文學性的想象。堤塘港出現在地圖差不多是清中葉的事,敗庄的傳說既扯上嘉慶君,想來真實事件也大概發生在嘉道之間。那麼,就可能一場洪水造成遷村,還在整建中的墓就被後人遺忘了。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知情的農民在沖積土上犁田,不小心擾亂了墓穴,也帶花崗墓碑回去當建材,上層的紅磚,大概也被任意取作各種用途,直到考古隊來,就成了現在的樣子。
    從這次大選看得出來,台灣的民族性一向具有海洋的性格,在農業社會時,合股開墾,已帶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不像中國傳統社會那麼安土重遷。從國民政府來台,也帶動了美國移民潮,黨政要員和本土菁英在台盡情掠奪,以供子女在海外坐享其成,自己也拿張綠卡當保命丹。大陸開放後,廣大的市場所引誘的是整個世界,怎能只怪本就冒險進取的台灣人呢?凍頂烏龍茶外銷的勁敵,仍然是海外投資的台灣人。在窮鄉僻壤的鄉間和外島,看到的,張張都是越南、泰國的臉孔,污泥破衣掩不住她們的清麗,艱苦勞碌遮不去她們的嬌柔。早已供過於求的空房子正等待來自海外的新主人,久已規劃好的工業區也一再張開雙手歡迎國際投資客。就這樣,台灣的主體性怎能一廂情願再堅持於先後住民上頭呢?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島嶼,一塊可以生養人的土地。他的主體性遠超過土地,沒有人是台灣真正的主人,也沒有人不是台灣的主人。
    今年清明節交通再度癱瘓,此景還能幾時?海洋性格的人們,你我或許會像曾在台灣這塊土地默默開拓的道爺古墓的墓主一樣,在時代的浪潮衝激之下,長長久久的被遺忘了,也或許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給新的住民組成考古隊玩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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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三年(1725年),我十三世祖王克師攜侄王仕福從長山到台灣。
    在這前後,他也有族人來台,所知就有王廷仁和王克照。
    王廷仁是王朝帶之長子,朝帶為王良斯之子,良斯之長兄王良相為克師公之曾祖父。在輩份上,王廷仁是克師公之族叔。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年24,隻身來台,從鹿港登陸。他來台灣有兩種可能──偷渡或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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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三年(1725年),我十三世祖王克師攜侄王仕福從長山到台灣。
    在這前後,他也有族人來台,所知就有王廷仁和王克照。
    王廷仁是王朝帶之長子,朝帶為王良斯之子,良斯之長兄王良相為克師公之曾祖父。在輩份上,王廷仁是克師公之族叔。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年24,隻身來台,從鹿港登陸。他來台灣有兩種可能──偷渡或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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