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蘭嶼舊稱紅頭嶼，牡丹社事件後，為了撫蕃，才在1877年將它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不久，也隨著台灣歸日本統治。
 

 
    綠島，以前叫火燒島，在今台東海岸晴天目力可及之處，所以，漢人“開發”台東有多久，綠島漢移民就有多久。
    乾隆間綠島已有漢人出沒，嘉慶八年(1803年)，屏東小琉球人陸續前來開墾，從公館為中心，往南往西漸次開墾，有王氏族人也在這時入墾柚子湖。

    本年九月10日在蘭嶼蓋了《鄉鎮護照》章後，想“順道”前往綠島，沒想到各家遊輪搞聯營，12:40不顧碼頭還有20多名散客，就開走最後一班船了。有了這次教訓，當月28日深夜，我又來到富岡，在收費不低又極簡陋的旅館守候首班船。
    純“蓋章”的行程，想原船回富岡，只能利用遊客下船的時間，衝進離碼頭最近的安檢所蓋個章，就必須衝回船艙。於是，一上船就選了靠門的位置，為衝刺做準備。遊輪開航時依例播放安全宣導短片，中止了洋基金鶯之戰的轉播。使我不得不回座位，靜候球賽的繼續。
    綠島航程不長，但船公司的人很有經驗的發放嘔吐袋，坐我旁邊一對老夫婦說是在地人不用。以前小四表哥在東南亞投資不順時，曾到綠島開觀光潛艇，後來包下國民旅舍經營一段時日。88級畢業生曾美玲據說也分發到這裡任教，歌手王夢麟好像也曾到這裡投資。記得帶89甲畢業典禮前的班旅，還有去年帶96甲畢業旅行，都有學生受傷，送衛生所治療，醫生和護士都來自本島。甚至幾次夜宿的民宿主人，也沒有所謂在地人。乍聽有這樣的人，加上這樣的年紀，怎不吸引我注意呢？
    “住公館，幾若代，有厝佇遐，無人住。”看來不只是“在地人”，還是“先住民”。那原住民呢？在島上發現很多史前文化遺址，而且很多阿美族人認為祖先來自火燒島，人類學家也認為島上原住民生活與蘭嶼、恆春半島有連繫。
    “無看過。”73歲老人，或許在他小時候，原住民就離開綠島，或者全部“漢化”了。我原先以為日本人或國民黨把他們遷走的。好奇日本人和國民黨在這裡做了什麼？
    老人不疾不徐的說：“日本人起派出所，起燈塔，起工廠，起學校。”說到學校，皺巴巴的臉上，突然浮出孺慕的表情。
    “阮先生叫某某さん。”一向對日本老師有兇巴巴的刻板印象，可老一輩人特別懷念他們。或許他們一輩子也就只有這個老師吧？或者還有別的原因？老人受教育不多，工作呢？
    “以早烘柴魚，這陣無頭路，佮後生住台東。”柴魚加工場曾是島上唯一的產業，日本人南喜一郎1930年建的，也傳進技術，戰後換了許多老闆，老人的工作有一陣、沒一陣的，沒事做只好跟人去捕魚。看來老人沒受到公家多少照顧。
    “政府來，見若會曉起枷牢。”監獄是時代的產物，但無形中也禁錮了綠島的社經發展。不過終究還是禁錮不了綠島人的心，等交通條件改善後，發展中的台東市和成功新港吸走了不少綠島移民，也挖走了不少燻製柴魚的工人，工廠也悄悄的停工改建了。這對綠島人來說，幸運嗎？
    突然想起“柚子湖”，老人將眼光移向遠方。“徙了了囉，台北人規个攏買去，講欲辦觀光。”我也是台北人，台北人象徵什麼？那段時間，很多財團相中綠島，隨後就是一批“淘金客”。柚仔湖人不是搬到南寮，就是回本島了。
    儘管難得和在地人聊天，但船進港時，我也必須到梯口準備，只好“狠”下心來“不辭而別”。待我衝回空蕩蕩的船艙後，記憶深處的柚子湖聚落全都浮現出來，滿腦子都是斑駁的珊瑚石牆，也不知什麼時候昏昏睡去，一直等到清艙工人叫醒我，船已泊在富岡補給碼頭，害得自己多繞了一些路才回到遊客中心。
 

 
    有人說，成廣澳是遷居到這裡開墾的阿美族部落名稱，甚至說那是該部落頭目的姓名，後來就當作族名和地名。到底遷來的是哪支部落呢？有人說是不堪卑南社騷擾的恆春阿美族，也有人說是花蓮豐濱靜浦丁仔漏與大港口的海岸阿美族，還有人說是屏東的西拉雅平埔族人。至於遷入時間，有的說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50年)，也有說是咸豐初年。口耳相傳容易失真，但也交集出某些真實，也就是成廣澳住民都是外來的。
    成廣澳位在花東海岸中央，是天然的深水港灣，很早就有來自宜蘭的戎克船停泊，自然成為漢移民的重要據點。清同治 (1862-1875)初，這裡開始出現漢人，不過同治末也只有五、六戶人家，主要是運用港口經營民生物資的小型交易。雖然如此，現奉祀在當地天后宮的媽祖金身，據說就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到此出任通事的劉進來從鹿港請來的。
    這時漢移民以河洛人為主，除媽祖信仰外，語言也透露了跡象，有人把“成廣澳”書寫成“蟳廣澳”，認為取名來自海灣形狀像蟳的螯足，也只有河洛語有此詞彙，書寫成“蟳仔管”或“蟳仔栱”，都和“蟳廣”音近。
後山第一家的廣恆發商號就只剩三分之一的牌樓拱門了。

    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為杜絕日本人的覬覦，沈葆禎奏准開山撫番政策，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命吳光亮率領中路飛虎軍的兵工，開發通往後山的八通關道路，同時也開了一條璞石閣(玉里)到成廣澳的道路，也就是安通越嶺古道，鼓勵漢人前來開墾，成廣澳的人口也逐漸增多。根據兩次渡臺辦理開山撫番事宜的福建巡撫吳贊誠，在光緒三年七月初一日的〈報明臺北風災片〉：“臺灣北路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陡起颱風，繼以大雨。自淡水、噶瑪蘭所轄以至後山蘇澳、新城，歷大港口、成廣澳等紮營處所營壘、兵房、碉堡、軍裝局概行坍塌。”(見《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可見當時還有駐軍，應為鎮海後軍前營右哨的官兵。這時的駐軍和移民大多是粵人，不論屯田和墾荒，和原來成廣澳聚落的經濟生活不能相容。
    成廣澳的新移民也不僅漢人。光緒三年(1877年)在這裡設立義塾，主要就是教番童識字、讀四書。光緒七年(1881年)十月，秀姑巒溪山洪暴發，道光年間從西岸遷來的西拉雅人的田園多淪為河床，部分族人就流落到成廣澳。而光緒十四年(1888年)6月，大庄(富里)客家人劉添旺不滿水尾(今瑞穗)墾撫局委員雷福海征收田畝清丈費過苛，聯合新開園(池上)墾民及西拉雅平埔族人起事，引發“大庄事件”；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觀音山西拉雅人再度不滿水尾駐軍徵糧，引發“觀音山事件”，兩次“抗清”，不少西拉雅族人也到成廣澳避難(見《台灣教會公報》)，這些移民南北夾漢人聚落而居住。
    割台前夕，這裡文教商業已很發達，於是設成廣澳庄，屬台東直隸州廣鄉所轄。胡適之父代理台東知州的胡傳(號鐵花)，曾檢討已往的後山政策，認為“夫臺灣後山有成廣澳、有大港口，猶前山之有鹿耳門也；有火燒嶼，猶前山之有澎湖也。如仿行鄭氏之法，據海口而不深入，立市埠以廣招徠，造〔輪船一艘〕、帆船十艘，置兵五百人足矣；杜外夷之窺司、免內番之牽制，伸縮均得以自如矣。”(《臺東州采訪冊．疆域》)簡言之，就是理番之策，開山越嶺不如開港立埠，也就是想開發成廣澳港，作為理番政經中心。
鋼筋混泥土結構裸露

    屏東內埔的客家人溫泰坤(1861-1947)，就是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來到了成廣澳。當時同鄉宋安邦為劉永福手下之副統領，他跟著部隊來這裡，宋離開，他可能看來商機，留了下來。當時正是政權轉移之際，漢人43戶，174人。一直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另一次人口普查，成廣澳庄共53戶221人，其中廣東人7戶30人、普通支那人36戶146人，雖只增加2人，但仍為東海岸最大的漢人聚落。
    由於地位重要，日治初期行政區劃雖不斷變動，但成廣澳出張所一直設在這裡。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台東設廳，也在成廣澳設支廳，維持它的政經地位。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白手起家的溫泰坤，累積了不少財富。
    雖然，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發生麻荖漏(成廣澳)事件，那是都歷社和麻荖漏社的阿美族人不滿日人長期徵調民力，聯合加只來社(和平)、八翁翁社(今豐田)、芝路古該社(芝田)共同舉事，進攻成廣澳支廳。但日警南北夾擊，焚燬麻荖漏、都歷等部落，幾致毀村，幸馬蘭社頭目馬亨亨調停，事情沒有擴大。
溫家古厝就只剩這堵牆

    這個事件沒有影響到溫泰坤發展中的事業。大正五年(1916年)，他大手筆的創建了“廣恆發商號”，是當時花東海岸線上最大的雜貨商舖，販賣米、鹽等日常生活用品。利用港口之便，直接從西部把物資運到後山。
    日治初期，在成廣澳附近的麻荖漏劃歸台東廳直轄的卑南區，大正九年(1920年)，獨立為都歷區，歸成廣澳支廳管轄，並開始建港。次年(1921年)改成廣澳支廳為新港支廳，行政中心遷到麻荖漏，並將麻荖漏改名新港，都歷區也改名新港區。昭和六年(1931年)取消成廣澳區，將成廣澳與沙汝灣劃入新港區。次年(1932年)新港漁港建成，為東部最大的漁港，成為地方政經中心。
    政經地位被取代的成廣澳，在日人將麻荖漏更名新港之後，漢人也就把成廣澳稱作“小港”。昭和12年(1937年)也曾因地形改稱“小湊”，是“很小的港口”的意思。不過，戰後鎮長馬榮通又改回“小港”之名，以對應於新港的大港；而且有感於新港形勢地位有如鄭成功登陸驅離荷蘭人的安平港，又政經發展都源於成廣澳，取諧音雙關以紀念鄭成功，1946年改名“成功鎮”。
成廣澳的地位被新港取代，溫泰坤死後，子孫也漸漸搬走。

    成廣澳的沒落，也沒有影響到溫泰坤的事業，昭和13年(1938年)他的資產高達28萬日圓，仍為新港庄的首富。
    在日治時期財富足以和溫家抗衡的是馬家，戰後馬家明顯凌駕於溫家。據說日人將水泥公司股票均分兩家，戰後溫家立即脫售，以致馬家坐收暴利。然而，馬家一直在涉身政治，馬麟在日治時出任新港區長，其子馬榮通在戰後出任成功鎮長，相形之下，溫家一直置身政治之外，馬升溫降，豈無絲毫干係？
    溫泰坤之長子鼎貴畢業於台南師範，在教育界服務，為小學之訓導，相當校長，1951年到台北創三洋投資公司。次子德鳳先在新港設碾米廠，後創立台東中小企業銀行，孫敦雄為總經理，不過現在股權均已易手，三子德喜似乎無多成就。
    沒有政治舞台，廣恆發商號和溫家古厝也保不住了。由於都市計劃，它被從中拆除了五分之三，等於整體破壞了，後人選擇將剩餘的部分捐給台東縣觀光局。
    當年這位早期後山的大盤商，修建廣恆發商號的同時，也在左側經營它的宅院，和三妾三子居住。廣恆發商號為巴洛克三拱式牌樓街屋建築，門柱、雕飾及式樣都是後山首見。
    經過政府公共建設的摧殘，九十年代僅存洋樓拱門和巴洛克式立面。1996年台11號省道拓寬，北側立面遭受破壞，目前僅存約6.2公尺的騎樓式亭仔腳，鋼筋混泥土結構裸露。至於溫家古厝，也拆得只剩一堵殘牆，當年風華蕩然無存。
    或許殘牆還能見證成廣澳的歷史地位，也能見證溫泰坤及廣恆發商號在後山發拓史的貢獻。但一個不問政治的商紳在日治時得以發展，卻在戰後急遽衰落，究竟是什麼道理？殘蹟或許也在控訴什麼，你知道嗎？
 

    “江南瘴癘地”，不獨中國大陸為然，台灣地處亞熱帶，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軍征台役，戰死僅164人，但病死高達4,642人，另有26,094 人住院治療。這讓日本學者立即意識到“熱帶殖民地統治之成敗乃繫於衛生如何”的道理，在當時台灣公眾醫療與衛生設施缺乏的情況下，立即在台北成立台灣病院，次年台中、台南各地病院相繼成立，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台東診療所設立，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遷址，更名“ 台灣總督府立台東醫院”，負責台東地區醫療衛生工作。
    同時，醫生出身的後籐新平，在台灣始政時，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認為日本殖民帝國無傳教士做先鋒，可以醫生作為殖民統治之基礎。除了要設置醫學校培養醫療人員外，也要建立公醫制度，從事鄉庄的醫療衛生工作。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台灣公醫規則》公佈後，公醫成為地方醫療衛生的主要力量。公醫不屬於官吏，卻由總督任命，有公家津貼，在執業所在，負責地區公共衛生與醫事相關業務。諸如上下水道之清潔與改善，傳染病、流行病、地方病之檢疫與預防，種牛痘、衛生消毒、貧民醫療、屍體檢驗、鴉片、公園衛生、中毒處理，以及衛生與醫事統計等。不過，公醫衛生事務的執行，要與警察配合，衛生工作與建設需要的衛生費，也由地方保甲長在警察配合下徵收。
    想取得公醫資格，要先通過官方醫務人員檢定，取得限地醫師資格。限地醫師在資格檢定後，派往偏遠鄉下擔任住地醫生。日後再依年資和經歷給予公醫的資格。
共榮醫院的前身是東屋敷公醫診療所

    後山的偏遠山地，現代醫療設施嚴重缺乏，加上高砂人敵視日人，治療工作多求助巫醫，衛生觀念落後，醫療工作推動很吃力。但為了遏止疾病蔓延，影響經濟生產，醫療衛生政策必須落實。於是，大正十二年(1923年)在利家社等處設置公醫。
    利家社，在清領時期稱呂家、呂家望、呂家罔(Rikavan)，名稱取源於族人種植之芋葉成帽子之形(K-um-avokavon)，另說位於台東平原邊緣丘陵之頂端，望之如帽。在血緣上，屬知本社群之一支。相傳利家社與射馬干社(Kasavakan)、知本社(Katipol)與阿美族都是發祥地Ruvoahan的巨石裂生，卑南社則是panapanayan的竹子所生。阿美族北遷，卑南社徙海岸，利家社、射馬干社與知本社的祖先移Ka-hadawayan。知本先祖西哈西浩(Sihasihau)建立強大的卡砦卡蘭社(kazekaLan)，經常派次子邦奧利安到北方徵收獵稅，邦奧利安的女兒西奈漢(Sinaihan)、摩阿蓋(Moakai)，就在通往北方縱谷地區的中途站──利家社，改為永久聚落。
    1638年1月，荷蘭第五任長官德包爾(Johan Van DerBurg)，派遣來自哥本哈根的高級醫師兼商務員馬丁．衛瑟林(Maarten Wesseling)率部駐守卑南覓，尋找傳說盛產黃金的哆囉滿河(Danau River)，1641年9月，一名荷蘭士兵逃返大員，帶回衛瑟林被大巴六九社(Tammalacauw)及利家社 (Nicabon)人殺害的消息，利家社之名始為外界所悉。次年1月，第六任荷蘭長官保羅．杜拉弟紐司(Paulus Traudenius)親率領一支353人的部隊，展開報復性攻擊，大巴六九社遭焚燬，利家社倖免流離失所。1652年6月12日，荷蘭人召開“臺灣東部地方集會”(Landdag)，34社代表齊集卑南，利家社Nickabon、Nicobon(或譯尼家堡)均與會。
大火燒了共榮醫院，燒了列管的老榕樹，醫師娘也葬身火窟。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鳳山縣志的地圖裡已出現“呂家罔社”，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朱一貴餘黨王忠逃亡卑南覓，總兵藍廷珍檄千總鄭維蒿往諭土目文結搜捕，凡漢人皆逐之。並劃定番界，立石禁入番地。雍正二年(1724)臺灣鎮總兵林亮，命水師中營守備吳崑，帶領通曉番語之人，同舊歸化卑南覓社土官，偏歷山後各社，宣布德威，招徠歸化 65社，呂佳罔社在列。
    咸豐六年(1856年)，水底寮商人鄭尚，募佃入墾卑南，形成“寶桑庄”，不久就有漢人入墾利家。漢人進入台東平原，造成了卑南各社之間勢力的消長，卑南王室式微，呂家望崛起，是光緒元年(1875年)建社的阿美族馬蘭社的最大威脅。英人泰勒(G.Taylor)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親自目睹知本和呂家望的戰爭。同年劉銘傳奏疏表示：“南路之番，以呂家望為強族，嘗以地大番眾，雄視一隅，聞諸番薙髮，出而阻止，各社因而觀望。”
    光緒十四年(1888年)6月，大庄客家人劉添旺不滿水尾墾撫局委員雷福海壓榨欺凌，引起“大庄事件”，共同起事的有迪階、馬魯零、觀音山、大庄、頭人埔、萬人埔、李仔坑、石牌、里坑、公埔、新開園和里瓏等12庄。8月5日與吕家望社聮手，圍清軍於埤南廳署。8月21日，劉銘傳調台灣鎮總兵萬國本率部乘伏波輪登陸，內外夾擊，起事民眾退守呂家望，8月29日萬國本、記名提督李定明和鎮海後軍總兵張兆連分三路進攻呂家望社，而澎湖鎮總兵吳宏洛也率部2400人趕到。9月1日天津總總兵丁汝昌率北洋水師致遠兵輪管帶鄧世昌、靖遠兵輪管帶葉祖圭，自海上發砲助攻，9月21日呂家望社不敵投降。事後，根據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臺北府發的劉銘傳《埤南叛番圍攻廳治派兵解圍摺》謂：“埤南附近呂家望社，素稱強悍，役使鄰近百數十里內之各番社，號曰番王，前已就降，仍出殺劫。上年戕殺射馬干社番兩人，抗犯不交。”從這種秋後算帳的文句看，呂家望社的勢力相當強大。
    大庄事件促使清廷在當年11月將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什級為臺東直隸州知州。至於呂家望社，光緒十六年(1890年)，南村改稱“遵化社” ，北村易名“迪化社”，各立社長，分化他們的力量。其實，經過一場戰火洗禮，呂家望也無力反抗台灣的統治政權了。初鹿的北絲鬮社(Basikao) 頭目馬智禮之生父福建人朱來盛，大約就在這時入贅呂家望女子杜哇那。
    日本人一向視卑南族為良蕃，但也不此放鬆殖民統治的腳步。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設“台東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改設蕃人公學校，“呂家番人公學校”是第一批成立的學校。由於辦學成績優異，還獲得天皇獎的肯定。簡單的日文，成了原住民之間共同的第一語文。然而呂家向有會所制度，巴拉冠(parakoan)不但是推動部落公共事物的中心，同時也是實踐傳統年齡階層制度的重要場所。呂家將人生分為幾個年齡階層，每個年齡階層都有不同的職責，男子滿12歲就要離開父母，通過猴祭的考驗，才能進“少年會所”，接受年長族人的知識教育和嚴格的體能訓練，成為“米阿布丹”，然後在大狩獵祭後，晉升“邦沙浪”，進入“青年會所”，接受殘酷的叢林戰鬥訓練，直到20歲。新式教育的引進，直接衝擊傳統的會所教育。然而，一直到戰後，呂家望培養了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這又說明了什麼？
    警察是殖民政府在地方的代表，同年(1905年)呂家派出所也成立了，有關全社事務的會議改在派出所進行，而且警察有指導會議的權責，只有小事才能在會所商量。警察也負責徵收槍枝，這樣也改變了呂家狩獵的生活型態。日本也鼓勵警察攜眷住在蕃地派出所內，推展日式生活和文化精神，使警局成為執行懷柔政治的文教中心。
    日治初期，呂家社人主要分佈於南村的Karibok、Rabirabi和北村的puHanuHanun、muHanun，大正九年(1920年)將“呂家”易名為和風的“利家”，昭和三年(1928年)為了廢除利家人的生活習慣，同時為了行政管理方便，最好的方式就是“部落改建”，於是將puHanuHanun重新規劃，改造為街道整齊的住宅區，平均分配每戶0.75分地，同時禁止漢人混居於社區，只能住在社區邊緣，原漢交易須徵得警察同意。
    呂家的傳統權力結構是藉由祖家制度實現的，祖家(karumahan)是親屬祭祀的場所，親屬關由經由祖家制度來體現。呂家有kazayiran、Pararan、 Kiamian、Riyarinyai、Sayiradon、Patekel六個擁有會所的領袖祖家，只有kazayiran和Pararan是全社領袖祖家，由歸屬於會所的會員，構成政治團體，各有所屬的獵場。頭目(ayawab)為這個團體的政治和軍事的領導人，管理著會員與會所的財產，會員有納稅和服役之義務。頭目一般會在生前指定繼承人，跟隨見習職務。然而，昭和六年(1931年)，會所多已廢置，於是日本人將六個會所併為一個。次年又將頭目改為保長，廢頭目世襲制，改為日人任命，不准再向頭目納稅，收獲要到派出所登記，嚴禁部落戰爭。於是，原來作為政治中心的會所，也失去了它的作用。
    為了促進台東經濟開發，大規模將原住民土地劃入農業區，同時開鑿水圳，引進漢人勞力，引進甘蔗等經濟作物，引進水稻耕作技術，大幅提升農業生產質量。但也開始對原住民課稅，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又將卑南族納入普通行政區，同時放寬土地買賣限制，不但使他們勞役加重，也讓他們賴以為生的土地逐漸流失。
    現代化一直衝擊利家部落的傳統文化，部落的人能選擇的實在有限。公醫的設置，在積極的意義上，通過醫療，恢復健康，取得人民信任，達到歸順的目的；衛生觀念的推廣，改變了舊有的生活習慣，自覺傳統文化的落後，讓部落失去了文化的主體性。這些意圖，在知識青年身上反映得最為明顯。
縣府以無修復之可能，註銷了歷史建築的登錄。

    日治時期，在台東廳共設了6個診療所、27箇療養所，利家的公醫診療所由牙醫師東屋敷仁助主持，又叫東屋敷診療所，從昭和十二年(1937年) 台東廳公醫分怖情形及分佈地區，當時台東日籍公醫還不少，戰後，他“引揚”回國，被推為“臺灣開業醫師齒科醫師引揚者同志會醫師代表”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12月8日向國會眾議院厚生委員會陳情，希望從台灣引揚的醫師能在內地得到開業許可。
    戰後，利家又改為具有唐風的名稱──利嘉，國民政府的村里制度，進一步破壞了部落原有的政治生態，1950年實施地方自治，通過選舉，村里長取代了頭目，活動中心取代了會所。同時原本被禁止傳教的山地部落，長老會在1952年，天主教在1954年，開始進入利嘉傳播福音，加上原本和漢人接觸引進的佛、道教，對傳統文化都有很大的改變，連巴拉冠都賣給天主教堂。
    原本公醫診所，兼作住宅。戰後診所被列為日產，由鄉公所管理。1946年，台灣省衛生處派彰化籍醫生甘共榮接收利家診療所。甘共榮是日本東京醫事學校畢業，後來甘醫生偕夫人想在此定居，就向卑南鄉公所價購，設立共榮醫院。他仁心仁術，當地人無分貴賤，大都找他看過病，遇有低收入患者，醫藥費還全免。診療地區除利嘉外，太平、泰安、大南、新園、煙仔寮、田寮、東興等地。受到全民健保衝擊，改為共榮診所，年輕人多往市區大型醫院求診，病患銳減，仍堅守醫療崗位。在利嘉行醫達58年，終因年事漸高，體力衰退，2004年停止營業，返回西部，含飴弄孫，安養天年。
    利家共榮醫院是地上1層日式木結構建築，除了天花板、廚房等略有整修外，其空間格局大致保存日治時代原貌。為卑南地區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建築，也作為利嘉社區發展中，居民生命歷程的見證。遂在2003年12月31日登錄為台東縣歷史建築。
利嘉河載了多少故事逝向大海

    診所後面有棵老榕樹，為縣府列管珍貴樹木，2000年8月碧利斯撲襲台灣，老榕傾倒壓壞診所，報縣府處理，協調移植史前博物館，但居民不捨，未付實施。
    2005年10月18日，本人駕車前往參訪，以“醫院”詢問居民，都說沒有，但以“甘醫師”相詢，人盡皆知，但已人去樓空，只有週遭老榕，慣見利嘉風月，輕拂細髯，訴說歷史滄桑。
    2006年12月27日清晨，火起診所，建物全部燒燬，旁及老榕。據說甘醫生夫婦雖在台北養老，但想念住慣了的利嘉，偶爾回來看顧。起火原因可能是甘夫人用火不當，竟以身殉。縣府也以無修復之可能，撤消歷史建築登錄。
    我曾透過電視媒體，觀看利嘉社區大狩獵祭，有看到為居民“改服除喪”的儀式。這讓我朦朦朧朧的回到30年前，先父過世，一段黯然的守喪時期，不能拜神，不能到親友家作客，家裡的生意急轉直下，鄰居皆以不潔目之，直到換服除喪，才得以正常生活。然而，前年母親過世，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服喪習俗了。也許漢人的文化習俗，也在不知不覺中，受時空條件影響，變了味了。但在利嘉，或者其他卑南族部落，卻以非常鮮明的儀式，從守喪過渡到除喪。是古老漢族和利嘉人有共同的宗教思維和行為模式嗎？抑或某一族群向另一族群輸出文化呢？這容或人類學者以時間來比對分析，但近年來，部落文化開始重建，是出於文化自覺還是文化商品化，就不得而知了。
    據2004年3月戶口普查，利嘉村共17鄰，422戶，1351人。其中平地原住民241戶，人口783人，山地原住民7戶，17人，原住民仍佔6成。
    也許社區還在蛻變中，利嘉人也沒有多少資源了。
 

    人類發明文字之後，認為它有神奇的魔力，不是人人都能使用，最初的文字一般都掌握在巫師手裡。《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不但可以劾鬼，也能制精靈。
    符原為古代君主傳達命令、調動軍隊的憑信。用在神秘世界，可以召劾神鬼。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日書》乙種本記載“禹符”的使用方法，“投符地， 禹步三”，可見要配合禹步實施。
    現存最早的符是寫在漢墓出土的解注瓶上的解注文。解注，即墓門解注，巫師在墓門持行解注儀式，以解除過失或解逐陰氣。東漢早期道教吸收了這類道術，系統發展成大量的符書，如《太平經複文》、《靈寶五符》、《三皇文》都是。
右為五雷鎮水碑，清楚的表明出自普庵派法師。

    道符以道士自創的符字、符篆為主，有時配以星雷、厭勝或神像。符可以燒，可以置水中，可以佩帶，可以服食，又稱吞字。可以祛邪避鬼，溝通神祗，召喚天兵，富貴顯達，治病癒疾，長生不老。一般還配合咒語，並稱符咒，後來廣泛用於道術和醮儀，建壇、召將、上章、立獄、驅邪、破幽、水火煉度等，都用得上。
    人間符原本是以木、竹、金屬為之，神鬼符也未必黃紙丹字。不過竹符、木符並不稀見，甚至流傳到朝鮮、日本、琉球，石符則不多見。
    竹符、木符是古代巫符的殘留，石符未必不是相沿發展出來的巫符。只是以石為材，或許還跟解注、厭勝有關。
從後面照，左邊是五雷鎮水碑碑陰；右為泰山石敢當，前後符篆相似。

    巫符本身就有解注、厭勝的作用，厭勝作為巫術，和解注微有不同，它偏重於壓制、戰勝，一般要配合厭勝物。《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那時厭勝法已相當流行，威斗是金屬厭勝物。
    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三犀牛就是石刻的厭勝物。
    咒語是另一種語言魔力，原始宗教和道教都相信通過祝、咒可以禁制鬼神。佛教密宗也相信通過誦念真言可以辟邪，但咒語多以贊念佛號為主，它對中土的影響，使厭勝從壓邪攘災部分往喜慶祈福發展，大量的佛號和真言摩崖石刻，也豐富了中國宗教思維。
兩碑現陳列在海端2號堤頂，當時天候已晚，畫面不清楚。

    一般相信孫悟空的原型是長得像猿猴的無支祁，相傳大禹治水到桐柏山，遇到驚風走雷，石號木鳴的怪象，原來作怪的是淮渦水神名無支祁，他“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最後大禹將他“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這則故事收在《太平廣記》卷467，出於唐人小说《戎幕閑談》，無支祁是被鐵鍊索縛，不是用石鎮壓。
    可是到了《西遊記》就不同了，孫悟空跳不出佛祖掌心，“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他伸出頭來，佛祖從袖中 “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唵嘛呢叭咪吽’。遞與阿儺，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即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縫。”小說顯然指明佛祖是用六字大明咒貼在石上鎮住了齊天大聖，這個後世宗教思維很大的影響。
    臺灣大學圖書館接收了台北帝國大學收藏的拓碑，有兩件拓自日治時期臺中州鹿港街的咒文碑，題名咒文碑甲是“唵嘛呢叭咪吽”，題名咒文碑乙是“南無阿彌陀佛”，原碑年代不詳，這些都是佛教的咒文碑。
澎湖到處可以看到豎符，作用不是鎮水，是鎮風。圖中豎符在七美鄉。
    在台灣，有人把它們稱為“豎符”，清代文人樂鈞(1766-1816)寫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耳食錄》，記：“鄉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豎符。”(〈奎章道士〉)，看來豎符也見於清中葉的江西臨川，大概為死者歸煞作準備。
    台灣的豎符，功能微有不同，歸屬於制沖型的聚落辟邪物，與石敢當功能相似，和一般空間型的竹片五營豎符不同，它具有永久設置的特性。內容除上述佛號和咒文外，最常見是符篆和神佛押煞符，也有太極、八卦和厭勝符號等。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澎湖縣白沙鄉後寮庄民所立的魑魅魍魎碑，置於奉祀保生大帝的威靈宮門口，上刻雨字頭的“魑魅魍魎”等自創文字，基座刻有麒麟、仙鶴等吉祥圖案，作用當為鎮煞。在澎湖各地還能看到全國最多的豎符，大多用來鎮風的。
    豎符，福佬話應唸作khia-hû，應該寫作徛符，但受俗寫豎燈篙(khia-ting-ko)影響，才寫作豎符，應不同於江西臨川的豎符，是能站的符，不是使符站立之義。
七美豎符為大將軍驅邪符，符篆形制和關山五雷鎮水碑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和新武呂溪是有感情的，每回走南橫到後山，都在趕路，不是天色已晚，就是怕油料不足，要不就是尿急。當車子飆到新武橋霧鹿溪匯入後新武呂溪之處，心裡就安定不少，似乎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關山位居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橫跨卑南溪東西兩岸，光緒元年(1875年)，西岸沖積扇端終年不斷湧泉，吸引大量平埔族、阿美族和漢人入墾，逐漸形成里壠、雷公火和德高班寮等聚落。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鄉民集資2000餘元修築里壠圳，引卑南溪水灌溉德高班寮、里壠一帶220餘甲土地。大正年間(1912-1925)也著手修築雷公火圳，灌溉100餘甲農田。
七美豎符後面，和關山五雷鎮水碑一樣有泰山石敢當，只是石敢當上沒有符篆，更接近原始形制。
    新武呂溪從海端流入關山，在池上鄉萬安村附近往南流，即為卑南溪，年年溪水漲溢，日治初期，鄉民多次試圖開墾河灘地，困於橫流，無功而返。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在大正八年(1919年)5月17日完成花蓮至璞石閣(玉里)間的輕便鐵路，同年12月16日台東開拓會社也完成卑南(台東)至里壠 (關山)間的鐵路。次年(1920年)，總督府為貫徹交通系統一元化政策，收買台東開拓會社興建的鐵路，改為官營，次年(1921年)繼續修築璞石閣至里壠間的鐵路。
    有鑑於鐵路東側大片土地渺無人煙，大正十年(1921年)為鼓勵移民開發關山，防治洪水氾濫，就在新武呂溪南旋為卑南溪處，動工築堤。大正十二年(1923年)完成里壠一號堤防，昭和十二年(1937年)完成了里壠二號堤防。
    五雷鎮水碑就是在那個時代興建的，真確的立碑時間存在三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在清領時期就已存在，因過去溪水遇洪氾濫，從德高班寮一直淹到里壠市街，毀屋壞田無數，後來長山師父經過當地，發現地有邪氣，畫了兩張“犁頭符”，上頭分書五個雷字與合境平安以及一些符咒文字，吩咐立碑鎮邪，居民依言，立今海端火車站附近。
    一種說法是堤防修建前，據當地居民表示，鎮水碑原為里壠一號堤防南側聚落所立，等堤防修好才搬到堤上，後來又移到新武路驛(海端火車站) 後方。
    另一種說法是興建里壠一號堤防以後，上德高北庄居民擔心潰堤，求神庇祐，擇日祭山川，求取靈石，請道士畫五雷符，刻於石上，豎於新武路驛東方50米溪岸，以鎮煞制水。
    戰後，里壠一、二號堤防改名為海端一、二號堤防，築堤護岸工程持續進行。然而颱風多次襲擊，堤防潰決，德高、新福一帶飽嘗水患之苦， 1973年10月9日強烈颱風娜拉(Nora)掩至，山洪沖毀四號堤防，直入新福里，田園遭掩埋。災後復耕，當時新福里里長特向豐泉里水井仔代天府五府千歲祈求符篆，遠至花蓮富里鰲溪取觀音石，刻“泰山石敢當”一方。1974年5月端午節，連同原有的五雷鎮水碑，一同遷設至海端二號堤防上。
    以泰山石敢當鎮水，求得心理平安即可，原無定期祭祀活動，新福里里民也沒納入生活儀式之中。
    反而，以德高里以德高橋為界，北部上德高的北庄、西庄、日新、東明、中慶等各村落居民，卻將它納入伯公祭祀體系之內。
    原來光緒七年(1881年)移入里壠的，以大庄平埔族為主，他們是道光(1821—1850)初遷入花東縱谷的南部西拉雅人，咸豐(1851—1861)時恆春半島的客家人隨當地平埔族一起遷居後山，人數不多，寄居平埔部落，漸成不講客家話的“平埔客”，光緒初年，部分恆春阿美族人回到花東縱谷，建立了德高班寮社和雷公火社。
    客家人大量移入後山是在日治時期。大正四年(1915年)，台東支廳的客家人600人，里壠支廳254人；大正十四年(1925年)，台東支廳976人，里壠支廳1147人，同年里壠的福佬961人。可見大正十年(1921年)築堤期間，大量的客家人湧入里壠。人數快速成長的原因，和當地蔗糖、製腦、咖啡及製紙等產業的發展有關，但住在上德高的居民，大多是堤防修築期間到此拓荒的客家人。
    客家人的神明不多，但在水頭和水口拜伯公，守護庄田卻是典型的客家崇拜。個人相信原碑應是里壠漢人苦於水患所立，一直置於無人開墾的荒埔上，也就在今海端站附近，因為厭勝物，無人祭拜。修堤期間，文化水準不高的客家移民，發現了這方石碑，就逕以為“石牌伯公”(sag -pai-bag-gung)或“石碑伯公”(sag-bi-bag-gung)，加以膜拜。這和我在美濃考察採訪得到的“大樹伯公”(tai-su-bag-gung)、“石頭伯公 ”(sag-teu-bag-gung)和“田頭伯公”(tien-teu-bag-gung)出於同一文化思維。
    當地人對五雷鎮水碑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水頭雷符”，客家人對溪河溝圳的流水，本來就有“水頭”(sui-teu)、“水尾”(sui-mi)的說法，水頭雷符意即“在水頭那邊的雷符”。
    李豐楙老師〈安鎮、厭勝與辟邪求安〉一文提到，“辟邪物的材質與取象、作用有關”，他舉例說，“在巨石文化傳統中，石敢當就以硬石的厚重材質為要”，“所有立碑之石亦以堅硬而耐久為主要考慮，這是欲其天長地久如石之硬質”；而年例性的更新儀式，“配合轉換時間的歲時需求，就可考慮只需一段時日的使用性”，他舉台南縣台江內海舊區內迎送王爺必以鯉魚旗為例，“布質而塗以桐油，若舊則可修補或換新，三年一科厥為其時間的定期、週期，就不必以木雕、陶塑而影響科年每到主辦廟刈香”。至於鎮水碑之類，他認為：“在水神神話中需要在江水中插置一支厭水、厭蛟之物，水勢之猛、蛟精神象自是需要採用鐵鑄之柱，至少是石雕之像”。立鎮水碑、石敢當的是里壠和新福里的人，目的在永鎮水患，材質說明作用，自然沒有定期香科的設計。
    這樣就足以說明了先後兩碑，立碑居民不拜而當地居民膜拜的原因了。
    那祭拜日期為何選在農曆7月29日及3月23日媽祖生日呢？
    原來，宗教活動有整合地方的功能。關山天后宮是全鎮最大的祭祀中心，祭祀活動分由兩個爐主會輪值。其一是“值年爐主會”，負責上元、媽祖生、五榖爺生、帝君生、下元等五次祭典，同時為了辦好活動，須向全鎮七里里民籌募上元、媽祖生、下元等三次緣金。另一是“中元爐主會”，分東、北、南、西四輪值區，中元普渡祭典經費由輪值祭典區負責。
    由於族群等不明原因，原名德高班寮社和雷公火社的德高和電光兩里居民，並沒整合進祭祀圈內，德高里民每年媽祖聖誕前，都以媽祖戲暖壽，所以不題關山媽祖生緣金。電光媽祖戲起源更早，自行塑造金身，前往北港進香，不過仍參加關山媽的值年爐主會。
    這樣，完全離開關山媽祭祀圈的上德高各村村民，在為媽祖暖壽後，就在媽祖生和中元關鬼門兩大重要節日儀式，前往“水頭雷符”作代償性的祭典，不就是這樣嗎？
    2001年關山鎮公所及第八河川局應居民要求，將海端二號堤防上豎立石碑處，擴建為寬6米、長60米的平台，並建涼亭兩座，以配合關山親水公園延伸道路──海端堤防堤外便道的景觀規劃。
    2004年台東縣政府登錄以“關山大圳五雷鎮水碑及泰山石敢當”為歷史建築，不知為何兩件文化資產為何領屬於“關山大圳”，其草率可知。 2006年2月26日連假，原欲飛馬祖，但機場霧封，只好以頭文字D藤原拓海山路飆車的方式，夜渡南橫，凌晨在台東馬偕動手術之後，隨後即首航蘭嶼。228北返時，走9號省道，過關山，近北庄，在上橋前往右拐去，竟找不到防汛道路。問當地人，正思索如何表達之時，居民一聽石牌，就指示方向，往省道左側駛去。雖未能立刻找到，也沒花多少時間，趕在天黑前找到。
     這次行程是我平生最奇特的一次，原有的後來失去，不知該喜還是該悲，現在愈來愈遠，人生真是無常。五雷鎮水碑上，上為五雷，中為普唵，下為天師押煞符，應為持普庵小法所為，頗見師法。而泰山石敢當為六組符篆的組合，看不出師法。然而，哪一方碑才具有鎮煞之效呢？《紅樓夢》裡頭，賈寶玉向王一貼求“療妒方”，不意還真有療妒湯，寶玉問藥效，道士回他：“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人間多情，你或許可以求張回心符，有效嗎？死了，回不回心，不就沒意義了，當然就談不上效不效了。有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