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魚訪古錄

    不易尋獲，去了三次才找到，在光復鄉延平路79號後面。79號是延平路最後一間，旁有一小徑，從路上就可以望見小徑盡頭的納骨碑了。
2007.11.22

 
    平時同事間，有公事都是電子信聯絡，急事就用電話。學科能力測驗和各種入學考試的監考，對職員來說是外快，對老師來說卻是噩夢，儘管一再反映，希望比照其它學校，由研究生擔任，不過校方固執依舊，每次考季一到，只好含恨上場。不過，在發完卷短暫的預備時間裡，卻是教員和職員間少有的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看過她的人，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美豔，頎長，白皙。她們單位技術要求高，學生也常在技術上給她們壓力。幸好她平時不苟言笑，也省去被人見縫插針的機會，這是我對她的初步印象。
    “家在哪？”也算搭訕吧？這是第二次跟她“同場”監考，第一次，感覺她相當憤世嫉俗。那時最照顧她的他剛離開，回台北，在某中央單位擔任十二職等的高官(事務官最高十四職等)，也有人說他回到妻兒的懷抱。
    他是陳校長主政時期，刻意從中央借調過來的專業人才。一個長年搞教育行政的政務官，乍到行政系統鬆散的學校，很多地方都看不慣，有類似經驗的我，很了解校長推動革新的急切心理，更了解推動革新拔擢人才的重要性。
    陳校長很創意的在校務會議之外，搞一個權力更大的參議會。但不久，教師法通過，依法各校要成立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申訴評議委員會，原本這兩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教師組織，就和參議會某些權力相涵蓋，於是硬把它們塞進參議會，成為分組性質的委員會，這樣看似疊合，卻又矛盾的現象，就這樣存在了。不幸的是，本人經票選擔任第一任的申訴會召集人。當時，只有我的職級是簡任，又受制於分組委員會人數，可說是“人微言輕”。從創制、創法，到受理、審查、評議不適任教師的申訴案，簡直是用蒼蠅拍打老虎。而他，就是我們七人小組的成員，有過革命般的情感，感覺他也是老於法令的人。卸下申訴會後，他就調派主管她的單位了。

    “我家在中美路。”中美路？不就是花蓮台肥招待所那條路嗎？
    “我就是台肥員工眷屬。”她完成學業，就單槍匹馬的來到西部尋找出路，姣好的外表，雖然冷若冰霜，但也很快的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另一半據說是本校研究生，但由於家暴，只維持一年多，就勞燕分飛了。遇上了他，外頭的風言風語就多了，八卦消息，無中生有，也難盡述。但在他任內，她調主管，妹妹進來當助理，也是事實。可以想見，當時人事方面的紛紛擾擾。當然，在他離開之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少了風風雨雨，多了落落寞寞。這年頭，人跟人之間的關心，有時就像暴雨驟至，有時就如河涸海乾。這些年，她也悄悄的完成學業，取得更高的學位。譚老師的兒子結婚，設宴台北，以舊鄰名義邀她，他陪她來，席未開，他就走了。由於她和別人都不熟，就來我們這桌，席間得悉她假日也常來台北授課。看來她相當珍惜這樣的幸福，幸福本來就奢侈也方便，端看自己怎樣揮灑。
    花蓮美崙地區在日治時期被規畫為公教區，官舍和宿舍都集中在這裡，台肥招待所從外觀看，原本也應是高級官舍。
    “裡頭很大，我們小時候都在那裡玩。下次去，先跟我說，管理人員是我的親戚。”親戚？上回去時，猛犬就把她親戚吠了出來，我表明參觀的請求，她親戚似熱心又無奈的表情，還好心教我去找董事長核准。
    我想，下次想參觀花蓮台肥招待所，也不用那麼麻煩，聽說已經營成民宿，有錢還能住上一晚。只是，這些古蹟也好，歷史建築也好，它畢竟都走過了人們關心它的年代，而且走過落落寞寞的歲月。然後，它們被後人發掘了價值，接著就換上了另一種繁華，不然就持續的落寞下去。其實，繁華在人，落寞也在人。前回來感覺落寞，下回來也許繁華。而人呢？幾時繁華，幾時落寞？只能自己感受吧！至於眼前這個招待所，這位從小在這裡長大的同事，她感受到它的繁華，還是落寞呢？那就不是我該知道的。
 

 
    一群從小就投入戰爭的人，被放置在金馬前線，原以為一直會在炮火中過日子。
    823砲戰後，美國怕再被台灣牽扯進去，以金門、馬祖不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防禦義務為藉口，希望撤軍。但由於老蔣不願意，於是只能消極希望大陸來的官兵脫離前線。
    負責安置工作的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那是軍事戒嚴時期執行支前安後任務的單位，它組織這些待退士官兵，成立開發大隊，開墾東部荒地。
牌樓

    當時整個花東縱谷都開墾殆盡，他們只能被安置在木瓜溪下游的河川新生地。雖然，他們不用面對“凶番”，更不再面對“共匪”，但卻要面對“一川碎石大如斗”(岑參詩)。滿眼不是寸草不生的砂磧，也不是礫石鹼土的戈壁灘，石頭下面還有沈積出來的沃壤。一個一個石頭的搬，也總算闢成為可耕農地。1963年，撥交退輔會花蓮大同合作農場管理，成立了光華分場，也就是光華農場。
    農場在吉安鄉光華村，那裡除了光華一村到五村外，還有老五村。開墾固然辛苦，畢竟產權無法自主。花蓮縣政府看上了石材，設置光華工業區，三村因而遷走。1968年中華紙漿公司成立，老五村原耕地改建製漿廠，他們改到工廠上班。
    1989年起，政府陸續將墾地放領給他們，但他們都已老邁，不能耕種了。
    有人認為這是屯兵制之遺緒，其實是退輔。也就是退輔，生活再辛苦，都有軍方的照顧。退輔會以自給自足的形式規劃他們的社區，保健醫療室、文康活動中心、福利社、復健運動場、書報閱覽室等，一應俱全，也以此宣傳退輔成功的案例，以致地方政府和整個社會都認為他們擁有完整的照顧，對他們的事務一概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導致他們雖自力更生，但生活方式長期與外在環境區隔，缺乏社會互動，失去工商業時代冒險進取的格局。
農場

    再加上軍方仍不斷施行保密防諜教育工作，黃復興黨部、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的介入，內部之同質性愈強化，對外部的隔離也愈大。
    他們無法和同為新移民的漢人溝通，微薄的收入還夠茶室、娼館的消費。有能力成家時，已屆中年，對象常是原住民或智能不足的女人，逃婚和老夫少妻的現象普遍。
    他們生活貧困，無力照顧下一代的教育，大多國中畢業就開始工作，在知識密集的產業方面，無法與人競爭。
    當然這裡也出過人才，都是早作生涯規畫，暫時居住，另謀發展，才在各行各業取得傑出的表現，像華王食品周岳山一樣成功的，實在不多。
    1994年花蓮縣政府產業東移計劃，光華工業區又開始徵收他們的土地，受產業轉型和產業外移的大環境影響，土地一再閒置。而中華紙漿公司的工業污染問題，也一再威脅著附近居民。
    目前光華農場和原本在農場土地上發展光華工業區依舊期待曙光，雖然他們一直老總統的子弟兵自居，把領袖、國家、主義、國民黨視為一體。但身體老化，開始依賴來自慈濟師姐們的照顧。雖然我一直相信，艱難的環境是給第二代很好的磨練，但終究不能和眷村相比。幸好他們的族群認同早就超越祖籍、血緣和地緣，也無私的給眷村長大的外省第二代問政的機會。
    人漸凋零，地用變更，土地卻一直踩在腳下。人走過都喜歡足跡，所以，有人就希望農場入口的牌樓留了下來。其實牌樓並不好找，因為道路重新設計的關係，往往會在田間道路轉得暈頭暈腦的。而且牌樓三間四柱三樓坊的設計，並不具有稀罕性，脊上飾以相背的雙龍，不知用意何在。或許坊門上的對聯或坊前紀念碑碑文有文學和書法的價值吧，只惜才淺，有空再細細體會。
    當時腦中浮現的是，賈寶玉對稻香村評論的那段話，有點可惜。驅車離去時，浮現的卻是杜甫的詩句，“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兵車行》)有些傷感。學文學的人，不是濫情，就是想太多，別理我。

 
    去年(2008年)9月22日，我循9號省道北上，經過富源火車站不遠，叉入鄉間小道，準備尋找東邊山腳的193縣道，也就是海岸山脈西側產業道路，由於田間道窄，蜿蜒曲折，分叉極多，只好求助民家。“問村長！”數問之後，來到一家雜貨店，店前擺了兩張長條椅。“我想找村長。 ”話剛說完，村長就騎著摩托車回來了，跟我歲數差不多，滿臉風霜。“我想找一間土地公。”“直走右轉，看到橋……”，也許我以狐疑回應，他朝騎小綿羊迤邐而來中年婦女發了命令，“組長，你帶他去。”這回，狐疑轉移到組長臉上。“就是我們上次提報的……”話未完，似乎她也明白了，村長取走她手上的公文。“待會兒妳也到活動中心。”告別了忙碌的基層領導人，我跟著小綿羊，終於看到了瑞穗鄉慶安宮土地公廟。
    廟身不大，十三塊石板雕鑿砌築而成，屋面屋脊有簡單的雕刻，或許有人認為這些雕刻也有精緻處，具有些許藝術價值吧。廟埕倒不小，前頭還搭上遮陽棚，顯然為祭拜而設，香火應該不差。
    土地公廟所在地，行政區屬瑞穗鄉富興村，但這裡離富興村主要的聚落，也就是行政中心所在的富興社區，除了還有1公里之遠，又有河面還不小的富興溪相隔。如果以今日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狀況來看，這座土地公廟到底守護著哪個聚落，實在費人猜疑。
廟前有遮陽棚，又有供桌，還享受人間香火。
    當地人所說的“東邊山腳”，是富源溪支流富興溪以東到海岸山脈西側的山腳地帶，雖有193縣道縱貫其間，往北，到儡遠(Leiyuan)才有阿美族的小聚落，但已進入光復鄉的行政範圍內，再往北，到加禮灣(Jialiwan)，那應該是光緒四年(1878年)加禮宛事件後，被台灣鎮總兵吳光亮 “勒遷以分其勢”，安置到花東縱谷的噶瑪蘭族加禮宛社人，他們原居住地在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的加禮宛社，道光中葉(1830年-1840年)受到漢移民的壓迫，才從冬山河接蘭陽溪的出海口加禮宛港出發，遷往花蓮平原。往南在山凹裡有個阿美族小聚落──大肚滑(Taraaran)，早期是阿美族Pailasen的居住地，梧橈部落遷徒過程中也曾居於此地，再往南，一直到鶴岡才是舊稱烏漏(O'law)的阿美族梧橈部落。
    其實，在今富興村以及西邊的富源村、富民村一帶，早期居民是阿美族人。相傳阿美族祖先在洪水漂流說發祥地的貓公山(Cilangasan，又譯吉蘭阿善)落腳後，溯秀姑巒溪往西遷移，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前往招撫歸附的“崇爻九社”中的“芝密社”，是秀姑鑾阿美族相當古老的部落。後來他們又溯至秀姑巒溪北側支流馬蘭鉤溪(即富源溪，又稱發朗拗溪，又稱挖鈴拗溪)河階地建立部落，因過去飽受地震之苦，就以阿美族語“固定不動”的意思，稱這片新土地為Pailasen，並長住此地。
    清末Pailasen地區有週武洞社、人仔山社、巫老僧社等阿美族聚落，連同鶴岡的烏漏四物社，居民共235戶1,371人。
廟身的彩漆，算是對古蹟的破壞吧？
    週武洞社，在富源溪畔，富源溪即馬蘭鉤溪，原名派士蘭溪，所以，那個地方也稱為派士蘭。他們頭目武洞，性情豪邁，社民尊為週武洞，漢人誤以為社名。社民以Raranges氏族居多，祖先來自台東平原，輾轉遷居，據說是Pailasen最早的阿美族部落。受布農族馬侯宛部落東遷萬榮的威脅，他們也東遷到現居地。由於當地多石，社民取石砌牆，阿美族人稱砌牆為阿多蘭(Atolan)，現在取為部落名稱。
    人仔山社，在週武洞社北，最初也以派士蘭溪為社名，據說原也是阿多蘭部落，後因有水璉Pacidal氏族遷來，才脫離另立一社。目前部落尚有Papiyan、 Ciwidian、Kakitolo等氏族，Papiyan氏族有口傳歷史說祖先從大庄Vasay遷來，所以這個部落的成立也可能與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Vasay部落北遷有關。另外，Ciwidian氏族發祥地在水漣，也就是“崇爻九社”的水輦社，不過當地已無Ciwidian的蹤跡。至於部落名稱，阿美族語稱皮膚病為Langas，該地流行皮膚病，遂有Lagasan之名，意為有皮膚病之地。現在部落改稱為拉卡山(Cilangasan)，也譯作拉加善、拉加薩。
    巫老僧社，又稱無老僧(Molotsan)，在人仔山社北，阿美語皮膚長顆粒的意思，也應該是流行病而得名，現稱模路散、摸魯棧。社民以Kiwit、Fasay(Vasay) 氏族居多，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認為Fasay氏族來自綠島，Fasay為Sanasai的別名。現在富里鄉東里村(舊名大庄)也有Vasay部落，據當地口傳歷史，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東遷的西拉雅人聯合了卑南族，逼迫Vasay部落阿美族北遷，建立烏漏社、沙荖社。模路散部落阿美族人，也許就是當年從大庄Vasay部落輾轉遷來的。
裡頭依稀有燈，電源從何而來？
    Pailasen地區除以上三大社外，還有Kangkonga、Ciwidian、Kalamugar等小部落，甚至還包括Lacihakan、Taraaran等部落。
    Kangkonga，在廣東莊南，是阿美族語“吃蕃藷的人”，以蕃藷為主食，也成為地名。居民最早從模路散社遷來，戰後阿多蘭社人也遷入，現居民以後者居多，以受制母社頭目為苦，1981年獨立成社。
    Ciwidian，阿美族語稱水蛭為Ciwi，位於山腳下，多山泉，也多水蛭。有人認為該社為古老部落，甚至是Pailasen地區最早建社的地方，因為拉加善社還有不少Ciwidian氏族的人，可能都同樣在水輦社遭瘟滅社時逃到此處，不過，現在只剩2、3戶阿美族人了。地名也改為“水管頭” ，因為明治三十年(1897年)建的興泉圳主圳從這裡穿過。
台基部分有水泥修補的痕跡
    Kalamugar，是近代才從模路散社向南開墾的聚落，位在溪畔河川沖積地，土質以礫石層為主，夏天行走燙腳，阿美族語稱Lamu，也用來當地名。
    Lalcihakan，原屬拉加善社耕地，以該地多Chhak(杜虹花，又名台灣紫珠，為花東縱谷常見原生灌木)得名。日治初期有壽豐鄉內溪口社2戶遷入，昭和十六年(1941年)又有模路散社10戶、八里灣社2戶遷入，部落中以Pailasen氏族居多數。現名拉吉禾幹、拉基禾幹、拉加桿。
    Taraaran，就是大肚滑，阿美族語“瓠瓜”之意。
廟脊厚重的形制，頗有特色。

    除了阿美族部落外，還有布農族馬遠部落，舊名馬侯宛(Mahawan)，原意“有木箱之地”，屬布農族丹社群Takivadan部落，祖先在200年前從中央山脈祖居地東遷，最初定居萬榮鄉明利村上部落巴那奧山區，受泰雅族德奇塔雅群壓迫，昭和九年(1934年)南遷馬蘭溝溪右岸。
    同治十三年(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楨推動開山撫番政策，吳光亮修築的中路越嶺道路，拉到璞石閣。光緒元年(1895年)在台南府下置卑南廳，光緒三年(1877年)吳光亮為了開闢水尾至大港口的道路，派部將吳立貴率兵500在水尾進行屯墾。光緒十三年(1887年)台灣建省，升卑南廳為台東直隸州，設水尾撫墾分局，轄新、奉兩鄉，當時奉鄉2庄5社，就將週武洞社、人仔山社、巫老僧社等社全劃入拔子庄。次年發生“大庄事件”，水尾駐軍死的死，逃的逃，加上“關門山古道(又稱集集水尾道)開通，駐軍移防到拔子庄。拔子庄之名，有人說就是阿美語Pailasen；也有人說是客家話的“鈸子”(pat-e)，一種樂器；也有人說福佬話“番石榴”的“菝仔”(pat-á)。在這裡福佬人並不多，客家話“番石榴” 叫“朳子”(bat-zii)或“朳兒”(bat-e)，與福佬話音近，若說此地有野生紅心番石榴而取名，那也應取自客家話才是，不過，個人相信應該是從阿美地名訛音而來的。
    奉鄉在咸同年間，就有漢人來以物易物，並請墾土地，可能也沒成功，大量漢人移入，應在駐軍以後，採取兵民合墾的方式，大部分是客家人，不過當時全鄉也僅47戶238人。
厚厚的蘚苔，看得出遠離人煙。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將台東直隸州改為台東支廳，隸台南縣，同年8月台東支廳改隸台南民政支部，又改稱台東出張所，明治三十年(1897) 年5月台東出張所改為台東廳，分置卑南、水尾、奇萊等辦務署。 次年(1898年)5月在太巴塱、水尾、璞石閣、公埔等置警察官吏派出所，6月廢辦務署，併水尾、奇萊為花蓮港出張所，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增設卑南、成廣澳、璞石閣等出張所，水尾隸屬璞石閣出張所，次年水尾區與拔仔區改隸璞石閣支廳，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璞石閣支廳併入花蓮港廳。大正六年(1917年)，以《日本書紀》“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的 “瑞穗”(みずほ)與“水尾”(みずお)諧音，將水尾與拔子兩區合併，改名為瑞穗區。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拔子為白川，取馬蘭鉤溪終年清澈，或說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瑞穗區同屬瑞穗庄，在鳳林郡轄下。
    拔仔庄福佬人雖少，但移入時間未必晚。嘉慶十七年(1812年)，漢人李享、莊找等以價值5000元之布匹，從原住民手中取得荳蘭溪至覓里荖溪間的墾荒權。道光五年(1825年)，淡水富豪吳全、蔡伯玉從噶瑪蘭，率領200餘人(另說2800人)在哆囉滿開墾，後南下一直到覓里荖溪下游荒地拓殖，為防木瓜族出草，築石防禦，稱吳全城。吳全病歿，眾佃相率離開，部分南移到拔仔庄。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賀田金三郎在吳全城內設賀田組農場，從事蔗作，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賀田組經營不善，由荒井泰治組織“台東拓殖製糖株式會社”接手。大正二年(1913年)，“台東拓殖製糖株式會社”又在今壽豐鄉創建了“壽製糖所”，又稱“鯉魚尾糖廠”，次年為為“鹽水港製糖株氏會社”接收，大正十年(1921年)，在今光復鄉創建了“大和工部”，也就是今光復糖廠的前身。
聽說此廟1951年因地震遷移，金亭旁邊台基殘跡，會是舊址嗎？

    當時透過“苦力頭”招募“會社工”，以宜蘭人居多，也有來自台灣西部、南部，甚至中國廣東地區的客家族群，他們都為了逃避飢荒、戰亂，而來到大和村謀生，不是在甘蔗園裡種植，就是在糖廠裡搾甘蔗、煮甘蔗。同時為了解決日本內地人口過剩問題，根據《台灣總督府調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調查拔子庄土地取得較易的“移民適地”有水田157.2甲，旱田333.5甲，原野1,041.7甲，總計1,532.4甲。大正十四年(1915 年)會社在這移民適地裡建立“大和移民村”，這些會社工只能在附近搭建工寮，逐漸形成聚落。
    戰後，1946年瑞穗庄改瑞穗鄉，屬花蓮縣。同時大概將白川劃成三村，巫老僧為富源村，週武洞為富民村，人仔山為富興村。
    現在富興社區，過去是拔仔庄外的溪埔地，這裡原屬拉加善社耕地，日治初期有壽豐溪口社阿美人兩戶遷入，後來就成了會社移民的聚落。福佬人稱為“溪底仔”(khe-té-á)，不過“溪底仔”的實際範圍，現居民也說不上來，甚至認為在“村南側的溪畔，現在已經消失”。這個地方還流傳一個“人公城”的名稱，說早期會社工都是“羅漢跤仔”(lô-hàn-kha-á)，才有此稱，但從福佬話比對，兩者並無干係。倒是福佬人說 “人力”、“工資”為“人工”(lâng-kang)，比較接近，表明此處提供了人力市場。客家話也有“人公仔”“ngin-gung-e”，意近廣東話“ 公仔”，“偶人”的意思，或許指這裡有像偶人的異教神像。從現在人口比例來看，阿美族約1/3強，福佬、客家各佔1/3弱，還很難確知實際語義。
土地公體型較大，有象徵意義嗎？
    富興是三個族群混居的社區，它的外緣大肚滑、拉加桿是阿美族聚落。此外還有伯婆庄，伯婆(bak po)是客語詞彙，有兩義，一是“土地婆” ，另外“對父親的伯母的稱謂”。但阿美族稱此地為Dauwagan，曾為阿美族人墾地，日治時期也有來自富里的西拉雅族人遷入，有人就說伯婆是客家人對遷入的西拉雅族人的稱謂。不過，後來這裡也成為會社工暫居地，現多為客家人。
    瑞穗鄉慶安宮土地公廟原本守護哪個聚落，並不明確，但和會社工聚落有必然的關係，只是以前水患、震災頻仍，原始聚落恐已不在，但漢人開拓東部的艱辛，多少在這座老舊的地方廟宇留下痕跡。只是當年辛勤開拓的人們逐漸老去，年輕人也遠颺他鄉，哪天或許就只剩這座飄零的老建物了。
    年輕人有權利選擇他們的生活，過去的就留給老人去回憶了。後來，我沒回富興村，再跟村長道謝，或許那是多餘的，趁天色還早，我驅車到吳全城去了。
土地婆看起來秀氣又年輕，他們應該很恩愛吧？

    小時候常跟父親泡溫泉，由於家住台北，大多也以北投為主，也偶爾去烏來，中南部就是關子嶺。當時在家洗熱水澡，還要先煮水，相當麻煩，泡溫泉的確省事，但有所花費，有點奢侈。
    91級學生畢旅去了知本，瑋雯和心怡興高采烈的說了個新名詞SPA，引起我的好奇，也開啟了我對溫泉的興趣。
    我從台北往東北走，去了金山、礁溪、蘇澳，有次還在鳩之澤享受自認為最滑膩的水。行旅無法趕回台北，會選在阿里史冷泉旁的旅館過夜。
安通溫泉據說是明治三十七年由日本人出口久米七發現的。

    往南走，常經過新埔溫泉，但始終無緣進去，清泉溫泉在訪張學良故居時，只是經過，尖石溫泉倒去了幾次，曾到美人湯蓋章，沒泡，2007年 10月7日毀於柯羅莎颱風(KROSA)，但次年又原址重建開張，真是商業利益帶來靭性。
    中部地區，泰安、谷關、廬山、東埔等溫泉，後二者在大學和初任公職時去過，不過再去時，已無當年記憶。南部地區，曾在六龜的不老溫泉和四重溪溫泉投宿過，關於後者，投宿的“清泉溫泉名所”，為日治時期的“山口旅館”，昭和五年(1930年)天皇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還曾偕新婚妻子親臨泡湯呢。
    台東知本比較常去，當時新裝設的東台溫泉旅館，多功能的設施的確令人流連忘返。其它延平鄉的紅葉溫泉和太麻里鄉的金峰溫泉，不是遇上整修不開放，就是價格太高不敢恭維，還有綠島的朝日溫泉，和89級學生作畢業典禮前的旅游時，還能在那裡邊看日出邊泡湯，後來都要收費了，想來已無多浪漫氣氛了。
海岸山脈的阿美族人遷社到這裡，以Ancoh稱呼此溪，Ancoh是阿美族語尿騷味。

    花蓮瑞穗溫泉和安通溫泉，每回都在環島趕路中錯過。直到2004年花蓮縣政府以“安通溫泉旅舍”登錄為歷史建築，我開始好奇的想過去參訪，2005年10月7日拜連假之賜，一路車抵壽豐志學，車停火車站睡了一晚，次日抵安通。
    由於溫泉區都是現代建築，一直以為還在山區，就一路上山，沒想到這條就是連結花東縱谷和花東海岸的玉長公路，編號台30線，從花蓮玉里安通到台東長濱白桑安，當時還在修築，根本就還沒開通。
    回程找到了“安通溫泉旅舍”，當時維修已畢，尚未開放使用，天色也晚，未能泡澡休息，就趕路去了。
漢人譯Ancoh為紅莝、甕索，日本人定名為安通。

    根據資料，安通溫泉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由一位上山採樟腦的日本人發現，還有名字，叫“出口久米七”，身份是腦丁。
    在以前，樟腦為鄭芝龍和日本人貿易項目之一，製腦技術隨鄭成功傳入台灣。雍正三年(1725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請台澎水師98艘戰船就台灣設軍工廠修建。軍工廠設軍工料館，專辦船料，軍工匠首負責採伐船料，每年繳納一定的船料，卻無穩定工資，於是就以伐樟熬腦的“山工銀”貼補，軍工匠首獨佔樟腦之利。受到國際市場對台灣樟腦的需求，台灣開港後，同治二年(1863年)艋舺料館改為腦館，竹塹、後龍、大甲等處均設小館。為遏止外商介入私製私賣之勢，劉銘傳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設全台腦磺總局，直屬於巡撫，又分別在北路之大嵙崁及中路之彰化設腦務總局。
    日治之初，昭和二十八年(1895年)10月公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有關樟腦製造及管理仍襲清朝規定。次年(1896年)公佈《樟腦營業取締及樟腦課稅規則》，改由殖產部拓殖課撫墾署管轄。昭和三十一年(1898年)廢撫墾署，改由辦務署掌管。次年(1899年)6月總督府實施樟腦專賣，在臺北、新竹、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等地設樟腦局。又次年(1900年)7月臺北樟腦局升為樟腦總局，其他各局改為分局，並在各地設立督察所。又次年(1901年)台灣專賣局成立，併入樟腦業務。
昭和五年在這裡建造了警察招待所。

    台灣總督府回收專賣權，以賠償金減少對腦戶的影響，並以公開招標方式，緩和外商的反對，進行利用外商在國際市場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更重要的是，運用核准的權力，大量引進日本資金和企業，使台灣製腦株式會社負責製造，三井株式會社負責銷售，掌控了樟腦的專賣。
    原來日本的製腦技術來自朝鮮，大多在九州的薩摩藩製造，以長崎為主要出口港，而當年來台人士又多出於九州，當然也吸引了不少來自九州的腦丁。
    台灣樟腦的製作與生產大多掌握客家人手裡，清末有很多客家人移入璞石閣，以採樟焗腦為業。在山區，腦丁待遇優渥權力又大。日本人來安通充當腦丁，上山採樟，然後發現溫泉，這是可以理解的。
戰後，玉里鎮公所接收了安通警察招待所，1973年轉讓民營。

    後來阿美族人也發現這裡泉質異常。據說大正六年(1917年)有一支阿美族人，原住在海岸山脈，日本人為了管理方便，強迫他們往山外遷移，一支移居海岸山脈東部海岸，另一支往花東縱谷移動，後面這一支沿紅莝溪西行到山腰，發現溪畔有溫泉露頭，天然湧泉不斷流出，霧氣瀰漫，於是決定在那裡定居，因為南岸較陡，於是就選在北岸平坦的地方落腳，也就是部落今址。
    原來這裡溫泉屬硫酸鹽氯化物泉，PH值8.8，略帶硫磺味。阿美族先人剛遷來這個地方，聞到上游溪裡溫泉的硫磺味，覺得很像小孩子的尿騷味，就稱此溪為Ancoh，在他們詞彙裡，Ancoh有“臭味”、“尿騷味”的意思。Ancoh音近“安糟”，從光緒元年(1875年)吳光亮開通八通關道路就湧進璞石閣的漢墾民，初次聽聞這個名稱，就以其音轉，書寫為“甕索”、“紅莝”，這條溪也被稱作“紅莝溪”。
   “安通”之名，是日本人改的，也是取音近Ancoh的漢字定名，時間是昭和二年(1926年)，後來隸屬於花蓮港廳玉里郡玉里街落合庄大字。日本人在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將哈拉灣社、武勞灣社改名落合，戰後改為樂合。
四重溪溫泉的清泉溫泉名所，為日治時期的山口旅館。

昭和五年天皇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曾偕新婚妻子親臨泡湯。

   安通後來也被用來作部落名稱，安通是阿美族部落，和哈拉灣住民不一樣，後者是遷徒過來的西拉雅平埔族。
   安通部落最早遷入的族人叫Sinkan，一度以他的名字作部落名稱──“新岡部落”，最初建社的地方是安通溪口北岸的Tailaan，現在的部落是大正六年(1917年)遷社形成的，居民237人。一般所稱“安通地區”，還包括安通溪南岸的富里鄉吳江村19到22鄰，這個範圍內大致還分佈了4 個聚落區。
    從日本腦丁發現溫泉，阿美族安通部落建社，一直到昭和五年(1930年)才在這裡建造了警察招待所。
    日本人相信溫泉有療傷效果。台灣地處亞熱帶，潮濕炎熱，日治之初，軍方討伐抗日份子，醫藥缺乏，傳染病蔓延。在征討過程中發現溫泉，等亂事平息後，就會將駐在所設置溫泉附近，一方面便於管理，另方面藉由溫泉進行休憩及療養。隨後警察理蕃也一樣，在溫泉附近設立警察官吏分駐所或派出所，進而設置警察招待所。
    我們從日本官方設置的溫泉，大抵可以看出最早是軍用，後來多警用的情形。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在臺北州七星郡北投庄開設的臺北衛戍病院北投分院，在臺北州宜蘭郡礁溪庄湯圍開設的溫泉保養所，臺北州蘇澳郡蘇澳庄開設的礦泉保養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高雄州恆春郡四重溪開設的陸軍療養所，高雄州打狗庄哨船頭開設的陸軍療養所；昭和三十三年 (1900年)在臺南州新營郡白河庄關子嶺開設的轉地療養所；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在臺東支廳知本社開設陸軍溫泉轉地療養所，都屬於軍用溫泉。
苗栗泰安溫泉，又稱虎山溫泉，在日治時代稱上の島溫泉。

    後來許多警察駐在所都設在溫泉地，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