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都有東門、西門、南門和北門,有的真有城門在焉,但有的卻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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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門大部分是城門,這些城門大部分政府所在之地,省政府所在之地叫省城,府級政府所在之地叫府城,縣政府所在之城叫縣城。不過,也不是所有政府所在地都有城門或城牆,像在台中的“台灣省城”只建了幾個門就停工了,在台南的“台灣府城”,一直到康熙末年朱一貴起事,都還沒開始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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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訪古
    市集,為人民交易之所。最原始的形式是日中而市,後來又分為大市、朝市和夕市,等到攤商轉為鋪商,墟市成了街市,交易的時數和天數也延長了許多。
 
    麗江白沙古鎮早已形成街市,現在進一步成為觀光市集,不過,原始的貿易方式也還保留著。
    這位大媽精心製作了幾件美麗的納西族傳統背心,揹到市集來販售,相信市場並不大,觀光客要的是創新華麗服飾,所以她只能賣當地人,而且是有了年紀的人。租或買個店鋪來賣,顯然不夠本,所以只能以走賣的形式來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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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參訪笨港水仙宮在六年前,那時趕著參訪新港其它古蹟,匆匆照張相就走了。我將照片掛在無名相簿好一陣子,去年九月,格友黑色鳶尾花留言告知誤植,當即有再訪之意。今年路過北港,順道參訪古笨港遺址,忽憶此事,就拐進南港村,果然當初誤將天后宮看作水仙宮,令人汗顏。
十七世紀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賈和海盜使台灣海峽顯得熱鬧,笨港悄悄的成為各國船舶商賈交易的港口。明天啟元年(1621年),顏思齊率鄭芝龍等漳泉部眾,駕13艘大船駛進笨港,建立十寨,逐漸形成聚落。清康熙時,“笨港街商賈輳”,盛極一時。
港市以海洋而興起,基於航海安全及生命財產的保障,乾隆四年(1739年)笨港商人合力捐資興建了一座“笨港水仙宮”,作為海洋子民的心靈寄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笨港貢生林開周募集巨金,予以擴建,他所捐獻的蟠龍石柱一對,目前還保留在廟裡。
6年前被燈籠上的文字誤導,以為是笨港關帝廟。
三川殿裡供奉媽祖
正殿供奉水仙尊王

乾隆十五年(1750)笨港溪氾濫,將笨港街一分為二,以笨南港和笨北港為中心,分別發展成為笨港南街與笨港北街,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漳泉械鬥,漳州人聚居的笨港南街受到荼毒,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事件,板頭厝、南港街等七庄再遭荼毒,不久又因笨港溪曲流氾濫,迫使居住在笨港南街的漳州人,從嘉慶初年開始,紛紛搬往東南方的麻園寮,叫做“新南港”,逐漸發展成為現在的“新港”,而原來的笨南港就叫“舊南港”,後來隨著河道淤積,港口機能喪失,逐漸沒落成為一個小村落。
居民遷往新南港,並沒立即造成舊南港的衰落。嘉慶八年(1803年)笨港溪再度氾濫,水仙宮慘遭洪水沖毀,嘉慶十九年(1814年)地方人士還集資原址重建,也有一說,水仙宮原址不在這裡,是地方人士利用部分尋獲的建材重建在現址,可以確定的是,這次重建之後,就沒再遷址了,當時規模是兩個大殿和左右廂房。目前正殿懸有鹿港同知笨港縣丞龐周“日月爭光”的匾額,署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是當時新廟竣工後的文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笨南、笨北郊商金晉順、金正順、金合順發起信徒增建後殿,附祀原本供奉在也被洪水沖毀的協天宮裡的“關聖帝君”,這次後殿增建捐獻者的行號、船號、姓名以及各種開支項目,還詳細記載在前殿牆上的石碑裡。隨後由於舊南港富商逐漸搬到新南港,居民流失,水仙宮也沒有大規模的改建。
山牆、廊簷、屋脊,線條流暢,渾然一體。
治水亭是1947年增建的

一直到1947年,信眾才倡議大修前後兩殿,加建忠義亭、治水亭,1950年竣工。
水仙宮會在1985年由內政部核定為第二級古蹟,主要廟裡保存相當多的文物,藝術價值極高。它保留了原始建材,除了石雕氣派,木雕精美,木造結構巧妙,從山牆到屋脊的造形,廊殿的配置,都有整體的感覺,難得的是門神和壁畫,還有浮塑彩繪,是1947年重修時,府城彩繪大師陳玉峰和剪粘名匠江清露的手筆,珍貴可知。
為了做好保護古蹟的工作,2005年嘉義縣政府委託了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進行維護評估,由德籍教授魏理主導整個修復工作。
笨港貢生林開周捐的蟠龍石柱是創廟時的文物
龍柱上的題記
從此廟所供奉的水仙來看,主神是水仙尊王──大禹,從祀是伍子胥、屈原、魯班、項羽,而兩側的羿善射尊者、奡盪舟尊者是大禹的隨從,這和府城的水仙宮有所不同。
全台水仙宮也不少,澎湖、新竹都有,還有台北的萬華也曾有過,但數量上和香火終不及同為水神的媽祖。照理說,媽祖在清政權有意崇奉之下,涵蓋了職能較少的水仙崇拜,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說台灣的水仙崇拜早於媽祖崇拜,從本廟的創建年代來看,是又不然。不過,目前看來,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間廟的三川殿裡原先供奉著媽祖,直到旁邊的笨港天后宮興建完成才遷出,總有個說法吧?
有人說,笨港大水沖毀了當地原有三間廟宇,重建水仙宮時,將諸羅天后宮的媽祖擺前,原水仙宮的水仙尊王置中,協天宮的關聖帝君鎮後,這個說法如果出自學術界,定然會被北港朝天宮和新港奉天宮的文史工作者的口水淹死。那不但承認了北港派學者最痛的“笨港毀滅說”,也會讓新港“大媽傳說”失去光彩。從事實判斷,也不會這樣,否則當初重建的應該是天后宮,而不是水仙宮。當然,這也不表示當時媽祖金身還留在北港還是流向新港,這裡實在無意捲入存續正偽之爭。
水仙尊王──大禹
羿善射尊者
奡盪舟尊者
原來,笨港水仙宮有彰化“南瑤宮祖家”的說法。相傳雍正年間,有笨港南街居民楊謙受雇到彰化南門外瓦窯工作,無意中將笨港天后宮的香火袋留置在工作場所,結果現出五彩毫光等異象,彰化人感受到媽祖的靈驗,塑造金身,漸次發展成今日的南瑤宮。基於這段神話,清領時期南瑤宮就有四年一度向笨港天后宮進香活動,最早是北港朝天宮,交惡後,改往新港奉天宮。
有感於楊謙的“功勞”,進香團都會順路到楊謙家裡致意,但由於沒有神降格對人致意之禮,楊家於是請南瑤宮再分靈一座媽祖在家供奉,以符合“神對神”之禮,日久楊家媽祖衣袍陳舊,於是又發展出為媽祖換龍袍的活動。日治後期,楊家後人被徵往南洋充當軍夫,失去聯繫,進香團就將神像移進水仙宮,從1962年起,換袍儀式就改到這裡,直到神像遷往笨港天后宮。
新建的笨港天后宮,張燈結彩,看起來香火比水仙宮旺多了,讓我初次參訪看走了眼。而水仙宮就冷清多了,只有跟我一樣拿著相機猛獵鏡頭的一兩個人,廟裡的執事先生,或許是義工,熱情著從大筒子裡鏇出淡褐色的紅茶。新港奉天宮是三級古蹟,對岸的北港朝天宮是二級古蹟,在媽祖的庇廕下,人文活動極為頻繁,甚至明年新港媽還有會北港媽的“破冰之旅”,是“外交休兵”嗎?我伸手接過了紙杯,緩步走回車子,慢慢的品著粗粗的茶。
木造結構精巧,是水仙宮的特色之一
浮塑彩繪是另一特色,出於陳玉峰之手,下圖為三顧茅廬
貂蟬嘆月

貴妃醉酒
東坡試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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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63.23.202.1/taiwan/miaoli/崎頂一二號隧道.jpg
    縱貫線往西移以後,這兩個日治時期的隧道就荒廢了,不過西移不到三十米,參觀時還經常聽到火車呼嘯而過的聲音,產生錯覺,以為火車又要過山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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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國的歷史好寫,不外君主聖明,軍師神算,武將英勇。亡國的歷史也好寫,不外萬歲昏聵,群臣無能,統帥怯弱。神化的歷史最難寫,國民政府轉進台灣,主要是打敗仗。若要追究打敗仗的原因,那麼,領導和將帥之間就存在著辯證關係。邏輯上,“領導有方”和“將帥有能”不可以同時存在;但如果一定要讓“領導有方”為真,那麼“將帥有能”就必須非真。
    跟老蔣來台灣的政軍首長,像閻鍚山、白崇禧、孫立人、湯恩伯、胡宗南等,這些曾被譽為獨當一面、足智多謀、驍勇善戰的風雲人物,要不是在國共內戰中突然失靈,變得胸無寡略,懦弱無能。那麼,在“萬般能耐,全在朕躬”的造神運動中,他們一生的事業功勳,就必須刻意的被人們淡忘。所以,這些人在台灣人心目中,大概只剩個人名而已,甚至連個人名都不是。
原本是西式噴水池現在成了廢池亭台

    陳濟棠在廣州,時而依附老蔣,時而依附汪精衛,時而聲援李宗仁,在老蔣的眼中,或許是叛服不常,難制之人,但他始終打著孫中山信徒的旗號,也未必當得起投機小人的稱號。不過,終究手擁重兵,獨霸一方,叛誰擁誰,在那個槍桿子說話的年代,即使恨之入骨,也不得不格外低眉相待,他也因此博取南天王的稱號。
    中日戰爭還沒開始,他錯估了情勢,以致弄丟了槍桿子。沒有槍桿子撐腰,就只能充當政治上的樣版人物,在老蔣被共軍打得走頭無路時,才想到利用他來號召舊部。雖然那也不過困獸之鬥,但也因為這個剩餘價值,得以追隨老蔣來台。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雖然這樣,座落在北投奇岩路上的陳濟棠墓園,看起來還是相當宏偉壯麗的。有亭,有池,有華表,有牌坊,甚至還有守衛室、圖書館。此外,旌表墓志,更不用說了。
原本是高聳的墓坊現在全倒了

    我當學生時曾經去過,感覺得出墓園的磅礴氣勢,心中不禁興起一股崇敬之情。最近,故地重遊,卻驚駭莫名。竟然就像摔在荒煙蔓草中,壞的壞,倒的倒,一片狼藉,怎會變得這樣?原來是他的親人已經悄悄的把把遺骸取走,遷葬到廣東湛江湖光岩去了。
    本來落葉歸根,人情之常,無足怪也。當年于右任寫的,也只是權厝誌,表明當時人都不認為這是他終葬之所。依據漢族人的宗教思維,靈骨既然移走,墓園也就失去意義,留下的,只是土堆石塊而已,這樣荒圯,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于右任手書的權厝誌還完好,可惜上頭被人塗鴨

    我發現,有人在權厝誌上用白漆以簡體字寫上“打倒郝伯村,台灣獨立萬歲”,實在無知之至。別說台獨、郝伯村、陳濟棠原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我個人甚至覺得這陳濟棠墓園有指定為古蹟的價值,古蹟保存的價值取決於什麼?這座墓反映了某個時代某些人的寡情苟安的心態,靈骨縱不在,卻在歷史道路上,留下深深的無法抹除痕跡。
    難過的是,墳墓,難道只有到“陵寢”級的才重要嗎?網路上看到有人在報紙反映陳濟棠墓園荒廢情形,當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的歷史知識,或許只知于老的書法有名,居然用“已拓碑存檔” 來回應。或許她認為這總比“拍照存檔”、“影印存檔”好很多吧?
後記:日本第7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卸任不久,死於日本故鄉福岡,遺囑“願余死後能成為護國之魂,亦或鎮護吾台民”,於是,後人就把他葬在台北三板橋墓地(今林森公園),現已遷往三芝鄉福音山基督教墓地。看來這個日本鬼子,生前“鎮壓”台民還不夠,死後還想繼續“鎮壓”?這樣愛“鎮壓”台灣的人,即使墓園不在,台民會“銜恨心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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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四窯:蛇窯、八卦窯、包子窯、古登窯。
    窯是過去燒製磚瓦、陶器的建築物,性質上,可以說是爐。蛇窯,形制像蛇,長長的向後延伸的窯。

    竹南蛇窯享名國內外,是因為現存形制完整、依舊生產的傳統蛇窯,也相對的保存傳統工藝技術,成為活生生的文化資產,應予重視與發揚。
    老師傅林添福建於1972年的竹南蛇窯,位在竹南鎮公館里7鄰大埔頂7號,其實就在一號省道99公里處。由於鄰近13號省道,從北往南走往往不小心開到頭屋、苗栗去。而且只有假日才開放參觀,並收清潔費。我沒能預先掌握上述資訊,至今也只在大門口欣賞該窯的吉祥物──燒陶貓頭鷹。

    沒能進去參觀,最多只是惋惜,我卻感到心痛。心痛的不是竹南蛇窯,而是“竹南”和“窯”。我爸爸在這裡因“窯變”,變得一無所有。
    1961年,我爸自竹圍火車站退休,就搬到咖蚋,專心致力於他和我幾個舅舅投資的和興玻璃公司。這個公司是以我雙胞胎弟弟命名的,以爸爸的習慣,應成立於1958年以前,那時只是投資。據我姊夫說,後來資金有困難,爸爸才提前退休,把退休金全挹注在公司裡,也使他擁有五分之二的股權。大舅、三舅、四舅、屘舅以及二舅的兩個遺孀共同擁有其它股,實際上,爸爸是最大股。不過,大家習慣聽大舅的,名份和權力就不計較了。
    玻璃公司和工廠是相連的,從我小學一年級下學期搬到咖蚋以後,我的生活幾乎都跟工廠息息相關了。工廠是以窯爐為中心,晚上休工封爐,熱氣從裡頭輻射出來,大人們擠在爐邊聊天,小學生們湊在一起寫功課,暖和極了。工廠裡機器很多,小孩子們喜歡捉迷藏,可躲的地方很多,又緊張又有趣。石炭堆、碳渣堆和原料堆是大人不許我們去遊戲的地方,而小孩子們不是玩得全身漆黑或者皮開肉綻,也很難甘休。工寮又髒又臭,到處蝨子跳蚤,我們可喜歡進去探險,幸好不曾發生失竊事件,不然,可麻煩哩。春節期間拆爐,地面平添個大洞,更讓小朋友爬上爬下,自得其樂。元宵節後開工,公司買了一大箱一大箱的鞭炮和煙火,和隔壁工廠競相燃放,此起彼落,十分熱鬧。
    工人的吃住都從薪水扣,師傅每天都有五元的剩餘,學徒每天只剩一元。剛開始週圍沒有雜貨店,家裡就變成員工福利社,只有師傅們來消費,常逗我們玩。後來,附近開了兩家電影院,商圈逐漸形成,師傅常帶我們去逛街看電影,成了我們最喜歡黏的對象。小學徒們一般都是寞然無力的眼神,想玩又怕師傅罵,很可憐。
    大舅風風光光的過世,花圈排得老長,很多大人物都來祭吊,但公司群龍無首,加上大表姊強分遺產,內部問題開始浮現。最大的壓迫,來自當時的市政府。本來咖蚋是台北市的工業區,隨著都市發展,突然改為住宅區。市府禁止工廠排放黑煙,理應支持,卻只給寥剩於無的補助,根本就把這些工廠置入絕境,我當時年紀雖小,也懂得這個道理。咖蚋地區的工廠,因應之道不外兩種:改善與遷廠。我們工廠先做改善,把傳統的燒炭改為天然氣,結果設備和燃料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機器賣不掉,訂單不敢接,生產線一條條停掉,終於決定遷廠。
    公司決定留在台北,另在竹南承購廠房,準備搬移機器,繼續生產。以前喜歡跟公司裡的林さん到處送貨,從也沒送過那麼遠的地方。據說竹南近天然氣產地,成本便宜很多。爸爸把他一輩子的積蓄,全投進了新廠的設立。他興高采烈的到竹南接收,並擔任廠長的職務。結果,沒兩天悵悵然的就回來了,據說,那是舊窯,天然氣的管線連接還遠著呢。
    不久,看到爸爸和三舅、屘舅大吵,吃不下,睡不著,胃病又發,悶了很長一段時間,顧及我大考當前,啥也沒讓我知道。後來知道,兩位舅舅把持的公司把爸爸的資金全砸進竹南廠,然後關閉轉讓,改組時又沒給爸爸考慮的時間,分到的錢,只夠清償個人的債務。
    改組後的公司只管經銷,撐不了多久就解散了,早已停產的大片廠地也出售了,沒分爸爸一毛錢。那時他失魂落魄的樣子,讓我以為即將失去了他。幸好,五個兒女支撐了他責任的生存意志。

    後來,他向姊夫借了兩萬元,從竹南批進了香紙,小小一間店給我撐過了大學的學費,在我念碩一時辭世,時1977年。
    我對竹南的感情是很複雜的,好幾次坐車經過,都把眼閉上。我永遠忘不了爸爸來去竹南的表情。
    公司解散後,有幾個表哥還運用剩餘的資金繼續做玻璃生意,後來也都收了,只有寶君表哥──歌手張善為的爸爸──還很成功的經營著。二舅很早就過世了,大二舅媽生的寶廷表哥也很早就自殺身亡,反倒是小二舅媽生的孩子還能給我玻璃記憶。有回在電視上看到善為追念他的祖母,淚流滿面,又一次勾起我窯邊往事,眼眶也不禁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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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到中國旅遊,參觀過不少天然石洞,舉凡湖北宜昌的白馬洞,浙江桐廬的瑤琳仙境,廣西桂林的蘆笛岩,貴州鎮寧的犀牛洞、安順的龍宮,雲南瀘西的阿廬古洞、宜良的九鄉溶洞。這些地下溶洞,佔地廣大,襯以深潭伏流、怪石嶙峋,常給人神話般的遐想。
    前一陣子我觀賞衛視中文台的《台灣探險隊》節目,也驚訝的發現近些年來,台灣登山客陸續找到不少大型的自然洞穴,可是囿於交通等客觀因素,似乎也只能讓少數山友專享。幾個著名風景區內的天然洞穴都很小,別說神話了,最多只有一些傳說,很難有什麼遐想。
1934年蕃字洞舊照並沒有這道拱門

    學文學的人喜歡神話,喜歡浪漫。可烏鬼洞、蕃字洞,一點都不浪漫。雖不浪漫,但卻有特色,就是都和“外國人”發生關係。前不久讀到文建會《文化‧資產‧八里坌》部落格〈洋人洞?寒石洞‧1660年〉 , 文中所提到的洋人洞,似乎也屬同一類型。
    烏鬼洞也好,洋人洞也好,都只是傳說而已。位在基隆和平島上的蕃字洞,裡頭可真有“蕃字”,也就是這些“蕃字”,使這個自然洞穴有具體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黃俊平〈雞籠社寮島石洞:荷蘭人遺跡之踏查〉詳細敘述法國M.C.Imbault-Huart、日本伊能嘉矩和他自己,先後到洞裡採集文字的過程。洞裡的蕃字其實是荷蘭人在洞裡刻下自己的姓名,可怪的是名字後面所署的年份。或許可以推測1662年荷蘭人被鄭成功趕走之後,一直到1667年,雞籠還有荷蘭軍人出沒[註],伊能氏甚至還認為那就是在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會社派遣的赴援艦隊指楎官JACOB的部隊。
    在航海的時代,台灣處在“無主”的狀態。貪婪的外國商人,挾持著優勢的船艦武力,來到這裡尋找商業據點。和平島的確具有商業據點的優良條件,舊名叫社寮,多少反映著清領時期這裡主要住民還是凱達格蘭人。隔絕島嶼和本島的八尺門水道,讓這些商業動物和他們的物資,與居住在本島的凱達格蘭人,能夠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先來的日本人對社寮的興趣,還包括想建立對中國貿易的基地,但限於中國的海禁政策,和避免與中國正規軍正面對決,在台灣的據點始終都只有街市的規模。可西班牙人對社寮的興趣,就全在島上豐富的物資,加上當時歐洲各國在東方海上勢力的競逐,所以,1626年特別選在八尺門水道邊建築聖撒爾巴多(St. Salvador)城。1642年荷蘭人也基於相同理由,從巴達維亞派出艦隊將西班牙人逐出台灣。蕃字洞的題名,是在荷軍進駐甚或退出聖撒爾巴多城之後才有的,也可以這樣說,它反映了海權國家在社寮競逐的過程與結果。
    四百多年過去了,蕃字洞裡的蕃字,受到海風和海水長期侵蝕,早已漫漶。幸好《數位典藏聯合目錄》保存著石阪氏所藏的〈基隆社寮島蕃字洞文字(翻拍)〉,可供研究參考。
    我已年過半百,漸漸都以隔行如隔山為理由,和一些文化資產保持相當的距離。可對於能夠長知識的事物,也總掩不住自己的好奇,蕃字洞就是那麼引人好奇。
    原以為只有漢人喜歡在風景名勝塗鴨,讓自己的姓名和歷史文物永垂不朽。請教了我校外籍老師平為民,他們的確喜歡在海邊較鬆軟的沙岩上刻字。但這些歐洲人,為什麼選在這個天然洞穴題名?山壁石牆不也是題名的好處所?像蕃字洞那麼集中,實在罕見,令人不禁懷疑他們,莫非在這裡執行什麼特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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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口公學校遺址在新豐中崙和湖口波羅汶交界處,不太好找,找了兩次才找到。第一次在湖口國小附近猛找,根本差很遠。
    要到大湖口公學校,應該從新豐北走1號省道,到湖口鄉界有一座高架橋,不能上去,要改走橋左邊的舊省道,看到波羅汶三元宮的大型指標,就左轉進去直走,第一個叉路不能左轉,左轉路比較寛,但那是通往三元宮的路,直走路愈走愈小,隨路曲曲折折就可以看到遺址了。
大湖口公學校遺址的校門和建校石碑
    其實,所謂遺址,也只有校門和─塊《大湖口公學校之跡》石碑了。《大湖口公學校之跡》是1935年廢校時,由吳永標老師以日文撰寫,記載了創設學校,更名中崙公學校,還有在大湖口、新庄仔、貓兒錠(鳳崗)設立分校,還有這些分校後來分合的經過,內容非常珍貴,可以作為考查地方教育發展的研究材料。
    台灣日治時期遺存的學校不少,不少學校別說校門,連教室、禮堂、神社、奉真殿都還保留當年的原樣,可是大湖口公學校只剩下校門和石碑而已,其它連個建築基址都蕩然消失了。
大湖口公學校之跡
    好在古蹟、歷史建築的價值高低,不全在保存完好與否,主要還在意義的大小。這個遺址存在的意義,正說明了整個大湖口發展的歷史。
大湖口公學校之跡碑陰
    日本人治台,為了推動地方政務,在地方行政公所附近,同時設置學校及警察局。我們今天看到的大湖口公學校,是當時大湖口(今湖口)、紅毛港(今新豐)兩個地區唯一的學校,位置實在偏僻,但當年這裡卻是湖口、新豐最發達的地區。
    跡象顯示,湖口、新豐地區是從紅毛港、中崙、波羅汶一路發展過來的。其中波羅汶,是湖口最早開發的地方,三元宮創建年代比老湖口三元宮還老,村口一排拱門式連棟紅磚街屋,斑駁的身影,見證了當年街市的繁榮。
波羅汶連棟老街屋
    建於1906年的大湖口公學校的歷史意義,說明了當時波羅汶還保持著相當繁榮的景象,也說明日本人很早就在這裡推動地方政務。只是好景不常,當日本人改建新竹段鐵路,並在老湖口設站,一切繁榮景象都給老湖口拉了過去。等到鐵道西移,新湖口又把老湖口的繁榮拉扯過去。
    多少年過去了,當人們想起老湖口時,1號省道為老湖口帶來觀光客,一度人去樓空的湖口老街,人口開始回流了。
波羅汶三元宮
    而波羅汶呢?當繁景不再時,也沒多少人移到老湖口,更別說新湖口了。鉛華卸去後,就開始了樸素的生活。一直相信土地能供應他們生活的溫飽,把收成奉獻給保佑他們的神明。三元宮每年迎神賽會,廟舊了,就改建,神像黑了,就配金身。生活的富足感,似乎一直都沒遠離他們。
    我相信在1935年廢校的大湖口公學校,曾為地方造就不少人才,但這個時候,我不想細數這教育搖籃的偉大成就。現在學校沒了,而這個地方的人們卻仍保有原來的生活智慧,這不知該感謝誰?
    學妹兼同事林素珍也是波羅汶人,很少聽她說起這個地方,也許這樣,才給人遺世獨立的感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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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蹟亭有文字信仰的宗教意義,也有惜紙如金的文化意義。台灣現存的聖蹟亭,大多見於客庄,為什麼樹林聖蹟亭不在客庄?
    根據資料,聖蹟亭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簡煉等地方人士以募款集資的方式所建的,那時潭底地區即使曾有客家人,大概也撒退殆盡了吧?
    又有資料顯示,樹林地區的信仰中心的濟安宮,原址也在今日潭底公園前面,日治時期“應交通變遷計,參拜者便利”,由地方大老王士龍及黃純清等發起,於大正十二年(1923年),遷到因火車站設立而逐漸形成的樹林市街的現址。
因修建樹林市戶政事務所被遷移的聖蹟亭
遷到潭底公園的聖蹟亭,怎麼看都傾斜
    有人根據前清賞戴藍翎特授台東都閫府劉嘉輝獻的“聖蹟浩然”,推測聖蹟亭與濟安宮原本就在一處,但聖蹟亭終究不是濟安宮的金亭,所以沒跟濟安宫一起東遷。
    留在原址的聖蹟亭也沒逃過遷移的命運。地方政府為了興建戶政事務所,將它後移到潭底公園裡頭。
    我在2007年9月7日參訪聖蹟亭,當時就寫了這樣的話:“聖蹟亭原址不在這裡,只是台北縣只有這一座聖蹟亭,所以移到潭底公園現址當古董。亭子製作古拙,並不精細。個人認為古蹟的價值在它的地理位置,這樣遷址實屬不該。而遷移後爐體歪斜,更是草率。市公所網頁上說該亭在市公所附近,也是誤記,應在戶政事務所後面。”
    現在再次閱讀,感慨更深了。歪斜的爐體加上了支柱,能止住它的傾頹嗎?也不能怪由地方票選出來的主政者的漠不關心,只能說,這多少反映了地方民眾的苟安心理,在台灣這塊土地,文化一直被被政治、經濟踐踏著。
爐頂形制古樸

    古蹟的意義,不在建築物本身,它還包含了許多人文活動。
    其實,台北縣聖蹟亭共有四處,不是附屬於文昌祠,就附屬於書院、社學,可見當時人對聖蹟亭的思維,總是聯繫著儒學教育的。也就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樹林聖蹟亭建立不久,王作霖等18人在光緒元年(1875年)組織社學性質的文炳社,每年都約在聖蹟亭舉行祭拜聖賢祭典。
爐座雕塑簡單


    王作霖是清末樹林地區的教育工作者,同治十年(1871年),他才22歲,他就在樹林設仰山齋書房,教育人才,前述樹林鄉賢黃純青就是他的高足。日本人接收台灣,王作霖和黃純青都參與武裝抗日的行動,等大局底定,為推動地方教育,1898年,兩人聯合鄉人陳和盛,共同申請在仰山齋書房原址,設立台北日語傳習所樹林分教場。同年8月,改為樹林公學校,是今日樹林國小的前身。樹林地區的國小,如柑園、山佳、武林、大同、文林、育林等,都從該校分枝出去。對樹林教育事業的影響,非常深遠。
    我個人看樹林聖蹟亭,多少帶著對前賢的懷念,而政客和文化官員呢?樹林的子民呢?
    後記:樹林小學創立之時,王作霖掌教務,而他兩個兒子名受、名純,也都在該校教書,前者還主官訓導工作,我姊夫的父親吳長益也曾在該校服務,而且還教過黃純青的兒子,前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據說受益最大的是書法。羗寮分校成立時,承乏校務工作,調沙崙國小校長退休,都為樹林教育作出貢獻,教育工作要默默,有時也要楷模。
原本和聖蹟亭毗鄰的濟安宮早就搬到樹林街上,香火鼎盛愈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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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以為尋訪公司田溪程氏古厝會折騰很久,但沿新民路一直走,就在路邊找到了。它就在大庄埔福德宮旁,也就是在新民路一段159巷的對面。
程氏古厝
    我是2005年9月去的,那時可能剛登錄為歷史建築,因此四周都用鋼絲圍起來。心裡還在嘀咕怎麼進去,就瞄到鋼絲有明顯被破壞的地方,從那個地方可以很輕易地進去參觀。
山牆瓦衫

    公司田溪因流經公司田得名,公司田是東印度公司的田,東印度公司在鄭成功攻下台灣以後,就退出台灣的經營了。從而我們可以想見這個地區農業開發有多麼早了。
土埆牆

    據文建會資料,古厝大約建於光緒初年,後來才被程氏購得,取名程氏古厝,是以現在產權為依據。
門額

    古厝原本就是田圧設計,但現在看來,整個建築比路面低矮了一截,排水應是個問題,不知是因為附近新建大樓時填土形成的,還是當初為了房子的隱蔽作用特意選擇的。
紅磚外牆

    這個建築是典型三合院田庄厝,形式簡樸,安山石牆基是就地取材,上頭再用稻殻、稻稈和泥土做成的土埆仔堆砌,在土埆牆外貼上紅瓦磚,既美觀又有保護作用。比較特別的是,在山牆面上貼瓦片的設計,很難令人想到美觀或防禦等功能,資料上說是防海風雨水之侵蝕,或許是那樣吧?
護龍

    其實這個房子最值得留意的,還是它的防禦功能,在正廳可以明顯看到銃孔的設計。
內銃孔

    公司田溪為淡水最大溪流,大庄埔近入海口,資料顯示:1884年中法戰爭時,這附近曾作為營區。常識判斷,當時還不至於徵調民居為軍舍。那到底這樣的防禦措施,對象是誰呢?有人說海盜,以當時淡水的軍事地位,應該不可能吧?平埔族或閩客械鬥,更不可能。
外銃孔

    公司田溪開發甚早,但淡水市街逐漸形成之後,大庄埔和附近田庄一樣,一直保持農村的身份,沒有太多居民,也因此,程氏古厝也就保持著它樸素的原始風貌。最近周邊廣大的土地,已被指定為淡海新市鎮,準備給它新的生命。現在,寬闊的道路一條接一條地鋪設起來,過不了多久,一棟棟的新式大樓即將矗立在這裡,古厝應該不會再寂寞了。那些銃孔或許曾經想抵禦入侵的法國人,恐怕以後很難抵禦日益增加的觀光客。
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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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垵餌砲在澎湖西嶼鄉外垵村的西埔山上,八角砲台,二管砲身,用水泥混凝土做成,形制很大,看起來好像是公園裡的現代藝術品,其實是用來引誘敵機的。
    以前在很多軍事要塞也看到很多報廢的戰車、大砲放置在路邊誘敵。但在二戰末期,日軍物資消耗得差不多了,只能用水泥建物來代替。而且像這種餌砲,主要引誘的不是來自航空母艦的輕戰機,而是遠渡重洋的轟炸機,想來也有消耗敵軍火力的作用。
    或許敵機臨空,主要目標在人口稠密處,想要打擊日軍的士氣,或者目標在軍事基地,想要摧毀日軍的戰備,乍看到這麼一座巨砲,改變了攻擊目標,對主目標的傷害,自然降低。

    這是個稀罕物,好像別的地方沒這東西。到底日軍想讓敵人避開什麼目標?是西嶼西台還是西嶼東台?是外垵燈塔還是馬公市區?還是傳說中的“虎井山本五十六指揮堡”?自從日本人戰敗離開後,也沒多少人知道或者真正想知道。有些事,就像觀光客聽領隊導遊講述典故一樣,聽聽就好。
    離島訪古不比本島,沒太多的時間靈活性。我有計劃的分澎湖本島和離島兩個行程,結果本島之次日遇見三十年罕見之大雨,餌砲成了“漏網之魚”。
    基於澎湖離島訪古與微笑319蓋章活動,我答應了慧美的請求,在自費的條件下,帶他的班級的畢業旅行。意外發現他們有西嶼燈塔行程,刻意和領隊共騎,一路他都說在燈塔前,到了燈塔,說了三次帶我去,問程他自己又單騎在前頭帶路,最後只好到西嶼西台後,拜託巫順智載我回頭找。

    記得以前大陸旅遊,也常為某些行程外的景點向地陪請教。像武漢的龜山電視塔和漢江口、貴州的甲秀樓、安順的孔廟、烏魯木齊的紅花公園、呼和浩特的將軍府、南昌的百花州公園,都推說沒時間或不順路;像武夷山的紫陽書院,就推說拆光了;像大王峰,就推說無路可攀,要吊繩子;像烏魯木齊的閱微草堂,乾脆推說不知道。幸好自己的堅持,利用早起、午休時間,單槍匹馬的摸了上去。只有閱微草堂和王珊一起去,紫陽書院和耿湘沅老師包三輪車去,大理的李將軍廟是和石梅琳打的去的。
    後來,我放聰明了,就直接寫進行程,但也好不到哪裡去。像黃山的天都峰和蓮花峰,竟說路滑危險;像福州的老君岩,竟說修路,禁止通行;像山西鉛山的鵝湖書院,竟說盗匪橫行;像長白山天池邊的通天河(乘槎河),明明就看過同事詩人游喚在河畔的照片,居然誆說只有地質學家可以去。甚至1996年雲貴行,遇上了麗江大地震,明明少了兩天的行程,寧可在昆明胡逛,也不願換大理附近的雞足山,理由是山路不好走,後來看到我80歲老母在金頂的照片,內心真是萬感交集。更絕的是景真八角塔和曼聽飛龍白塔,居然可以帶到昆明的雲南民族文化村裡看兩座仿製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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