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堡的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Bazilika svatého Petra a Pavla。
高堡的羅馬石橋Romanesque stone bridge遺址。
布拉格城堡聖十字禮拜堂Kaple sv. Kříže。
布拉格城堡裡的聖維特大教堂Katedrala sv. Vita。
布拉格城堡聖喬治教堂Bazilika sv. Jiří。
布拉格城堡區裡的黃金小巷Zlatá ulička。
連接小城和老城的查理大橋Charles Bridge。
布拉格建城最大推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
通往老城區的火藥門Prašná brána。
老城區的聖母提恩教堂Chrám Matky Boží před Týnem。
老城廣場邊的聖尼古拉斯教堂Chrám sv. Mikuláše。
老城區的亨利塔Jindřišská věž。
老城區的現代建築禧年猶太教堂Jeruzalémská synagoga。
新城區的瓦茨拉夫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
新城區的國家歌劇院Státní opera。
伏爾塔瓦河右岸著名的跳舞的房子Dancing House。
查理大橋邊的史麥塔那博物館Bedrich Smetana Museum。
伏爾塔瓦河右岸的民族劇院National Theatre。
鄭板橋《寄弟墨書》認為農夫是“天地間第一等人”，把“士”貶為“四民之末”。
可他自己當了“四民之末”，這也許父母之命，也就罷了。他認為讀書人立身行道為志，而不應該是“想中舉人，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但他舉人、進士、作官一個都不少，金錢、大房，我不知道了，至於田產，我們可以就這張家書好好算一下。
根據他前面說的“農夫上者‘種’地百畝”，也就是能“使用”百畝的土地的農夫就已是上等了。而他家目前“業地”就有“三百畝”。什麼是“業地”？就是擁有土地使用權，“三百畝”已經超過了“上者”的兩倍。
但他不知足，還藉口“總是典產”。什麼是“典產”，就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地主抵押給他的，所有權在地主，使用權歸鄭家。為什麼說“不可久恃”，因為地主押金還給他，他們就必須還地，也就失去了繼續使用權。看似如此，其實不然。地主會典田，表示有金錢的需求，哪有本金償還，最後只能賣斷土地，抵還債務。即使用了那個地步，根據大清律例，鄭家有優先承購權。所謂“不可久恃”，其實只是保守說法。
而他的計劃是，“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說是“各得”，其實鄭板橋又不種田，還不是作為不動產，保地保值。這樣，鄭家就總共二百畝的所有權，五百畝的使用權，相對於“上者種地百畝”，高出很多很多了。
對鄭板橋這個人的人格，就不展開來討論。我想說的是，中國人“有土斯有財”(《大學》)的觀念，自古以來，不論自己專長是什麼，從事什麼行業，只要有錢，就從事土地投資。消極來說，土地是自己保命的最後資產，積極來說，土地只要轉手就賺大錢，不斷地買與賣，很快就致富，是發財最快的捷徑。
當土地變成財富的象徵，這樣就帶來兩個很壞的影響。
首先，視土地為資本。動產之所以為動產，就是最直接的資本，以金錢為資本，可以獲取很高的利潤。但華人卻不這樣想，財團也不這樣想，於是才有全球最奇葩的土地炒作。華人的經濟奇蹟，很大一部分來自土地資本，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保不住古蹟。只要被視為古蹟，地主立刻拆房，什麼處罰都不怕，尤其在台灣，罰再多錢，也多不過土地的增值，即使以都更威脅，他也盼得到四年一次的選舉。不但地主會拆房，農會、糖廠這種機關團體也會拆，而且三兩個人做主就拆了，根本不管其他股東或產權所有人。蘆州秀才厝、彰化杜錫圭故居、新竹溫家太原堂……拆得乾乾淨淨，不勝枚舉。
其次，不重視地上建築。只要土地在手，地上建築隨便蓋蓋就好。土地所代表的財富，最好的體現方式就是建房，房子是炫富唯一的途徑，照理說，應該蓋得富麗堂皇才對，那可不，有點閑錢就可以蓋，蓋的時候就想到以後的拆，總認為等我有錢，就要蓋更大的房子，果真賺了大錢了，馬上拆了蓋，一輩子就這樣拆拆蓋蓋，毫不手軟。不但人自己如此，對神也如此。一間廟，不論神格高低，只有香火夠旺，馬上幫祂起新房，蓋大屋。四草大眾廟明明是陰廟，可豪華壯麗哪座玉皇廟比得上？新營太子宮、南鯤鯓代天府是古蹟，拆不得，但信徒仍能在舊宮後面蓋上新宮，或讓新宮包住舊宮，舊宮失去香火，失去功能，也沒了靈魂，還有啥看頭。
歐洲可不一樣。土地不是資本，沒需要不輕易蓋房，一旦蓋房，先考慮和周邊環境的協調。走在鄉村，一望無際的麥田、綠地，別說農舍，連工具間也沒有，視野開闊，令人心曠神怡。
不但如此，土地既不炒作，不代表財富，將來或賣或出租，都力求堅固，最好能用上幾百年。建材講究，作工細緻，而且考慮整體的美觀。
世界文化遺產“布拉格歷史中心”就體現了歐洲人的建築觀念。
在布拉格，領隊聘請的中國導遊強調，這個城市只要記得查理四世Charles IV就行，意謂所有建設都跟他有關。其實這也不真確，早在九世紀以前，高堡Vyšehrad就已矗立在伏爾塔瓦河右岸了，而且那裡還有更早的羅馬石橋Romanesque stone bridge遺址。到了九世紀，波希米亞公爵又在河的左岸建立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那時居民集中在布拉格老城Staré Město，1257年又在城堡以南建立小城Malá Strana，先後都獲得自治權。
1346年，盧森堡家族Luxembourg的波希米亞國王卡雷爾四世Karel IV即位，後來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查理四世，在他統治時期，布拉格成為神聖羅馬帝國兼波希米亞王國的首都，開始有了大規模的擴建。
像城堡區的舊皇宮Stary Kralovsky Palace、聖維特大教堂Katedrala sv. Vita，老城區的聖母提恩教堂Chrám Matky Boží před Týnem、查理大學Univerzita Karlova，還有連接老城、小城的查理大橋Charles Bridge，更在東南建立了新城Nové Město，還有狹長的瓦茨拉夫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這才有導遊那個說法。
建城工作也沒隨查理四世逝世而停止。158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聖羅馬皇帝兼波希米亞國王魯道夫二世Rudolf II也將首都遷到布拉格，陸陸續續都有建設。
後來曾短暫被法國、普魯士、德國、蘇聯佔領，大部分時間都遠離戰火，所以建築保存特別完好。
我的驚奇，來自一個下午，旅行社安排船遊，從Čech Bridge旁右岸碼頭，駛到高堡再掉頭回來。航間，除高堡和查理大橋外，還可以瀏覽克萊門特學院Klementinum(16世紀)、民族劇院National Theatre(1881年)、史麥塔那博物館Bedrich Smetana Museum(1884年)、水塔Šítkov water tower(18世紀)等，還有那棟著名的跳舞的房子Dancing House(1990年)。 除了這些著名的歷史建築外，原本我以為其它建築也必然是國家機構，但經過檢索之後，才發現都不是，都是上個世紀才建的醫院、酒店、教堂、甚至賣場，它們和間雜其間的古老建築，無論色彩和形制，就是那麼協調，毫不違和，散發出古典浪漫的氣息。
整個“布拉格歷史中心”也是如此，像城堡區的聖喬治教堂Bazilika sv. Jiří(9世紀)、聖十字禮拜堂Kaple sv. Kříže(1758年)、黄金小巷Zlatá ulička(16世紀)，老城區的老城市政廳Staroměstská radnice(1338年)、亨利塔Jindřišská věž(1472年)、火藥門Prašná brána(1475年)、天文鐘orloj(15世紀)、聖尼古拉斯教堂Chrám sv. Mikuláše(1732年)、禧年猶太教堂Jeruzalémská synagoga，新城區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國家歌劇院Státní opera，不但新舊林立，更重要的是，還依舊發揮原有功能，展現出深厚的文化積淀，令人佩服再佩服。
華人地區可不這樣，能勉強保留下來的，大多是公家機關。即便如此，像北京紫禁城、中南海、北海和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就不太協調，更別說大柵欄、王府井，不就放任民間惡搞呢？
台灣也是，府城沒府城的樣，首都沒首都的氣象，古蹟歷史建築各登錄了上百座，卻任隨老百姓拆拆建建，政府無能為力，城市沒了整體感，更別說文化氣息，可不令人惋嘆。只要無力防堵土地炒作，問題無法根本解決。不是嗎？說是說，但容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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