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3日下午2時，日本北川宮能久親王的近衛師團攻下了基隆。
日本人相信，在航海時代，他們的商人就在基隆建立了街市，作為商業據點。
十六世紀日本圖籍出現了一些的台灣的地名。1585年-1587年池田元侯所藏的航海圖，有“高砂”、ビヘウ(澎湖)、たばこ(太跋古，蘭嶼)，還有1610年的〈角屋七郎兵衛圖〉有タカサコ、ヒヤウ、タバコシマ(即たばこ島)等，其中タカサコ，伊能嘉矩認為就是《異國渡海船路る積り》說的：“雞頭籠，此處於先年亥年之時，有朱印船前來。五百里。”是住民凱達格蘭人(ketagana)的譯音，消失中間一個音節就是“雞頭籠”，消失兩個音節就是“雞籠”。從“先年亥年” 推算，應該是元和九年（1623年）癸亥，比中國方面的記載晚多了。
基隆嶼是個著名的航標
現藏牛津大學的《順風相送》，是一本舟師轉相抄錄的針路簿，保存了許多元代至明中葉的航海資料，它記載了“松浦往呂宋”的針路，“遠用坤申放洋五十四更，若不見山，用丁未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又作沙馬岐頭，疑為鵝鑾鼻)。”松浦港在日本九州肥前海的平戶島，在航程中，“雞籠頭山”顯然是重要指標。不過，“雞籠頭”和日本《異國渡海船路る積り》的“雞頭籠”，後兩字語序顛倒，由於回程“呂宋往松浦針路” 也作“雞籠頭山”，訛誤的可能不大。有證據顯示，“頭”是方位詞，“雞籠”之名應該取山形相似之故。《順風相送》也記載“閩南往琉球”的針路，“大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取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閩東往琉球”的針路，“北風，東湧(今東引)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今彭佳嶼)，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發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幾次提到“小琉球頭”，而不是習稱的“小琉球”。這樣說來，“雞頭籠”之說應才是訛誤。應該指出，“松浦往呂宋針路”上“小琉球雞籠頭山”的說法，顯然“雞籠頭山”是在“小琉球”。
中國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取名為“小流求”的地方，十四世紀初，中國官方和琉球王國有了接觸，幾次派出使船，都以“小琉球”作為航標。萬曆七年(1579年)蕭崇業《使琉球錄》所附的〈過海圖〉出現了“雞籠嶼”之名。這表示在航程中，“雞籠嶼”的概念逐漸從“小琉球”抽離出來。
據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鄭舜功《日本一鑑》卷2《桴海圖經》附圖偵察出來的資料顯示“雞籠山”就在冒煙的“硫黃山”之旁，並註云：“小東島，一名小琉球，彼云大惠島。”。這表明日本已給台灣取了“大惠島”之名，而且“雞籠山”也不再只有航標的意義，旁邊的冒煙的“硫黃山”多少具有經濟上的意義。
基隆的外港是填築而成的
從目前考古研究顯示，北部台灣的住民在史前時代，就與其他島外住民有頻繁的接觸和交易，不過應該相當隨機性的，而且島外大多來自華南。
從鄭舜功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盗許二經小琉球，“盜島木植，島夷殺之”，還有涂澤民〈與俞李二總兵書〉說海盗曾一本認為小琉球“可濟水米”，於是前去逃避，可是“夷人不從”，“惟彼自去自來”。可見當時住民不容許外人久住，沒有物資貿易的空間，但短期停留，進行物易還可以，不然還會惹殺身之禍。
港口提供了海洋貿易的場所，在航海時代，雞籠、淡水不可避免的走進歷史舞台。從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刊的張燮《東西洋考》：“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為打狗；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佳里)，以達雞籠、淡水。”這條從澎湖來的針路，顯然在魍港以後，和呂宋北上的航線相同，都是沿著西海岸來到雞籠、淡水。“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也就是福建各地到雞籠都走這條固定的航線。“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說明漳泉漁商早就通台灣原住民的語言，進行貿易。
基隆的軍港
十五世紀中葉，中日商人競逐海上利益的同時，西方的海上強權也逐漸將手伸了過來，直接撼動著明政權的海禁政策。為了便於管理，還有籌措兵餉等目的，終於在隆慶六年(1572年)，開放本國船隻由漳州府海澄縣的月港出海貿易，萬曆三年(1575年)建立船引制度，由海防同知發給船引，徵收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稅銀二兩。”)由於徵收的是本國船，所以雞籠和淡水稅銀較低，是因為船隻載重和貿易額較小的關係，這也說明雞籠和淡水已從航海指標，進而成為商業據點。明政府不容許外國人到中國貿易，卻開放福建商人出海貿易，使得澎湖、台灣等許多港澳成了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和中國商人交易的場所。在經過9次台海雙邊貿易，萬曆十二年(1584年)漳州人三泰以物易方式，從社寮島轉運鹿皮、硫磺到福建貿易。
海洋的性格，取得商業據點就必須憑藉著優勢的武力。1952年以前一些日本海盗如Murakami(村上)及Kono(小野)等都先後以雞籠港為基地，將搶奪而來的生絲、瓷器、香料集中在雞籠，然後以合法商人的身份運回日本高價出售。陳第的《東蕃記》提到大員(安平)附近的西拉雅人，“嘉靖末，遭倭焚掠，迺避居山。”萬曆三十年(1602年)12月5日，明將沈有容獲悉“倭據其島”，於是率艦到大員，沈倭船6艘，斬首15級，奪還男女370餘人。從人船數量而言，也見當時日本在台已有相當的力量，足以建立商業據點。這次軍事行動，並沒讓日本停下腳步。陳錫仁《皇明世法錄》卷75〈彭湖圖說〉記載，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倭寇又竄臺，官軍追剿至東蕃竹萋港(竹塹)。從這幾次中國的軍事行動，不難想像倭寇在台海囂張的樣子。
在“片板不許入海”的政策下，漳泉私商在台灣的商業據點被中國政府視為“巢外洋”。但日本政府就不同了，文祿二年(1593年)豐臣秀吉命原田喜右衛門帶著親筆函招諭高山國征朝鮮，但沒有成行，慶長十四年(1609年)肥前島原日野江城主馬晴信，奉德川家康之命，派視察船到高山國(同一年薩摩藩主島津家久派樺山久高自九州山川港出發入侵琉球，俘國王尚寧及王子、官員百餘人)。據董應舉寫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的〈籌侵管見〉描述視察船到雞籠“曾掠漁船，往攻一月，不能下，則髡漁人為質，于雞籠請盟，雞籠人出即挾以歸。”這些俘虜見至家康，接受饋贈後遣返。真正的軍事行動，應該是元和二年(1616年)3月29日，幕府允許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次子村山秋安率船13艘以商業為掩護的高砂國遠征艦隊，不過艦隊在琉球海域遇到颶風，只有1艘抵達雞籠，遭到住民襲擊，船長切腹身亡。
基隆第二碼頭
遠征雖失敗，但艦隊有幾艘船飄至中國，引起地方官員或一些士大夫的注意。“前殘朝鮮，又收琉球，又志雞籠”，這時他們的憂慮，全放在雞籠，以為雞籠一失，門戶洞開。可惜，這些看法根本得不到腐敗朝廷的重視。
日本並不因為遠征失敗停止對台貿易，每年都有固定的船到雞籠，像甲必丹李旦(泉州人)和後來的平野藤次郎、末吉孫左衛門都是。西班牙人(佛郎機夷)比中國人早洞悉日本的意圖，Hemand de los Rios大佐在1597年 6月 27日寫給國王的信，並附了一幅註明雞籠(P°de Keilang)、淡水兩港的地圖，提議“若佔據此處建城堡並派兵300名防守，駐砲兵，則足以抵禦日本人的攻擊。”終在1626年5月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以兵艦兩艘載兵300自馬尼拉出發，沿臺灣東海岸北上，11日登陸Santiago(三貂角)，次日抵雞籠港(Santisima Trindad)，16日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築San Salvador城。中國方面曾派員前來瞭解，並希望協助清除海盗(鄭芝龍)、驅逐紅毛番(荷蘭人)之意。1929年城守Juan de Alcarazo還見到福建巡撫熊文燦，雖沒能到中國自由貿易，但同意發給漳泉商人前往雞籠貿易的船引。對在雞籠貿易的漢人來說，西班牙人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商業利益，在社寮島西南近港口處早己形成街市──西班牙人稱之為parián，那裡住有貿易商、小商人和技術工，1632年有120名福州工人聚居在福州街上，人稱福州厝。它的貿易船航向日本、馬尼拉、柬埔寨、福州和大員。
據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表示，當時雞籠港及其西海岸的住民為Taparris和Quimaurris，無農業，製作工藝品販賣，並往來其它村落，幫忙蓋房子，而社寮島的Basaijo，會打劫商船，有海盗之名，個性很狡猾，沒有其他部落那樣老實與善良品性，和張燮《東西洋考》說的“富而慳”相近，不過漢人也會以假銀進行詐騙。
基隆老市街
由於傳教關係，西班牙與日本幕府交惡，在雞籠居住的日本人寥寥無幾，只有在1624年被荷蘭佔領的大員的北方北線尾(四草)住了160人。1627年16名西拉雅人到日本向德川幕府獻地，荷蘭人懷恨，將獻地回來的人，以鐵鍊鎖在船上，斷其飲食，極盡凌虐之事。次年荷蘭台灣長官諾一知Pieter Nuyts沒收了船主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的朱印船，被船長濱田彌兵衛綁架，日本中止對荷貿易，1632年荷蘭雖然將諾一知押付日本，暫時解禁，但寛永十三年(1636年）頒鎖國令，從此日人失去對台灣的影響力。
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經營也不如預期，1638年從淡水毀城撤兵，1642年8月，荷蘭的台灣長官Paulus Traudenius命Hendrick Harrousse率11艘軍艦載兵1000名，對僅有180守軍的San Salvador城發動攻擊，結束了西班牙的統治。
荷蘭進入雞籠將San Salvador城改為Noordholland Fort，將San Millan(La Mira)堡改稱Victoria堡，San Anton(La Retirada)堡改稱Rustenburgh堡，San Luis圓堡(koevo, cubo)改稱Eltenburgh。不過，政經中心還在大員，雞籠原本國際轉運港的地位，逐步邊陲化，尤其在東部尋金熱時，成為通往東海岸的中繼站。當時還有日本人滯留在雞籠，京都人喜左衛門Jacinto Quesaymon就是極其少數裡頭的一位，他因船難漂至雞籠，在1643年，他已62歲，“在雞籠結婚30年，在那裡居住了35年，未曾為國王工作，在金包里貧困生活，跟一個金包里的妻子生子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孩，那個男孩已經去世。”他的妻子竟又和男外一位男人在里族結婚，要荷蘭人協尋，他為荷蘭人描敘北台村落間的貿易關係，和傳說金都的哆囉滿的情形。他因此被雇為翻譯和嚮導，後改為雞籠原住民勞動者的監督，同時他擁有的船隻獲准每年兩次到噶瑪蘭貿易。這大概是海上霸權結束前雞籠最後一位日本人了。
基隆的田寮河整治為運河
在日本九州平戶川內浦女子田川氏所生的兒子田川福松以“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名義逼迫下，1661年荷蘭人退出大員，雞籠也受到原住民的攻擊，最後只好撒離。1646年荷蘭人為了提供駐軍新鮮食物，以免除人頭稅三年的方式，鼓勵漢人開墾雞籠，那時有40名農民移入雞籠。1664年荷蘭人重返雞籠，還有30多名漢人住在社寮島，種植果樹。不過那位中日混血兒的子孫不想讓荷蘭人在台灣立足，1668年鄭克塽再度取回雞籠，荷蘭人再度毀城而去，結束了西方人在台灣商業殖民的時代。不過，鄭克塽在1681年派去守雞籠的右武衛將軍何祐，雖在Noort Hollant舊堡築城，但“守將鄭仁、沈誠，副將黃明等病歿，其弁士兵，死者過半”(江日昇《台灣外紀》)，在1683年接獲澎湖海戰失利消息，就密令兒子何士隆到施琅軍中，納款投降，主動撒離，也結束了台灣海上霸權爭奪的時代，雞籠再也沒有日本人可以聯想的事物了。
海上霸權的最後獲勝者，是來自大小興安嶺獵人建立的政權。剛開始，雞籠幾成無人之窟。安平水師每半年派兵10人輪戍紅毛城，後來變成虛應故事，“信宿即返”。到十八世紀，以“水土不宜或港道淺狹，概無設防，惟於南風盛發之時，就笨港、三林港二汛之內，輪撥把總領兵駕哨船一艘，前往雞籠淡水遊巡。”(《諸羅縣志》)
雞籠港有四條溪流流入，田寮港自東而西，蚵殼港(西定河)自西而東，石硬港(南榮河)自南而北，牛稠港自西北而東南，俗稱四港門。漢人從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移入，漳州人自八里岔移居雞籠牛稠港、虎子山，開闢“崁仔頂街”。東面瀕臨石硬港，是漁船靠駁卸貨的地方，魚行眾多，建有七間一整排的住家兼商家的店屋，是發展最早的街道。乾隆年間，漳州人又在西、北兩側開闢了“新店街”和“暗街仔街”。道光二十年(1840年)，雞籠港口附近已有居民，但只是700餘戶的漁村。次年，鴉片戰爭，英軍兩次進攻雞籠，才引起清廷重視，加強駐軍。英法聯軍之役後，依據《天津條約》，開放淡水口岸，同治二年(1863年)，又以雞籠為淡水之外口，才將雞籠提升為對外貿易港口。
基隆商港
真正讓清廷想建設雞籠的還是日本人，牡丹社事件刺激了滿清人在光緒元年(1875年)設治為廳，取“基地昌隆”之意，改名基隆。
光緒十年 (1884年)，清法戰爭，法軍攻進基隆，眼前景象是“退潮時，有三分之二的乾坡，商港本身被沖積的淺灘擁塞著，只有吃水量很淺的戎克船可以進入，港內有兩個樹木葱鬱的島嶼，一為port嶼，一為Turton嶼。”(E. Gamot撰，黎烈文譯，《法軍侵台始末》)
在日軍踏上基隆之前，港口多少有所改善。光緒十一年(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林維源總辦基隆港築港事宜，聘請外國工程師測量港灣，規劃築港，自上海購置挖泥船“優波號”，疏浚河床航道。次年，以兵工填築鐵路車站附近海岸，興築第一座貨運碼頭，光緒十七年(1891年)完成基隆至台北的鐵路，同時在八斗子建西式官營煤廠，增設砲台，置水雷局。不過，這些都隨著劉銘傳去職而擱置，基隆還是沒能走向現代化。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築港前，鱟公嶼、鱟母嶼還在。
日軍眼前的基隆港，或許內港多少浚深了，也填埋了一些新生地，還有簡單的碼頭設施，但影響航道的鱟公嶼、鱟母嶼還在，這兩座島後來築港時就將它們炸掉。
作為日本新領地，大量的人力及物資要運來台灣，具有天然港口條件而且又靠近本土的轉運點──基隆港，不可避免的納入港口現代化的進程。
〈大正九年(1929年)基隆港計畫平面圖〉
台灣總督府相當看重基隆築港工程，投入最多的時間、人力、經費，來展現日本殖民能力。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成立“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參與的技師都有築港的經驗，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評估基隆港為純商港，戰時可將為軍港。築港工程從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至昭和二十年(1945年)，分四期實施。第一期工程因預算關係成果有限，內港在浚深工程之後，能提供2艘3,000噸級的汽船進入裝卸貨。挖浚的砂土填埋了東岸小基隆等47,500坪的新生地。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第二期工程，進行最大規模的內港整治，以仙洞鼻防波堤為界區隔出內外港，內港海岸碼頭全部建設完成，筆直的海岸碼頭及先進的運輸及倉儲設備，加上市區三條河川整治為可以載送物資的運河，貿易額取代了淡水，成為全台第一。昭和四年(1929年)第三期工程，範圍從內港延伸至外港，調整內港作為純商港，同時在社寮島(和平島)及八尺門間建基隆漁港。昭和十年(1935年)第四期工程，興建了外港東西兩座防波堤及社寮島上大型的乾船塢，增加戰時基隆港的運輸能力。可惜第五期工程因二戰而中止。
基隆原本低漥，在海岸碼頭築砌之後，必須改良市街狀況，在“台北基隆市區計畫委員會”認可下，明治四十年(1907年)實施了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在填高後的市街上規劃出棋盤式街廓，興建公園、學校、市場、運河等公共設施。西岸為港務專用區，包含了深水碼頭、倉儲設備及火車站。而南岸大基隆及東岸小基隆填埋新生地，作為市街使用。築港工程及市區改正，使基隆人生活型態上有很大的改變。大正十年(1921年)及昭和十二年(1937年)分別進行了市區擴張計畫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興築及土地建築管理的範圍隨著築港的範圍往外港延伸。同時日本人也積極開發瑞芳、貢寮、平溪等地的礦產，加上基隆港本身的商機，也帶來大量的移入人口，奠定了基隆現代化都市發展的基礎。可惜1937年公佈的基隆都市計畫來不及全盤實施，就因戰爭擱置，未能看到基隆港市大幅轉型。
1920年，台北州基隆郡設立，劃市區部分設置基隆街；1924年基隆街升格為台北州的州轄市。1940年，基隆市人口達9.5萬(內地人有2.3萬)，僅次於台北市32.8萬，台南市14萬，高雄市12.7萬，為台灣第四大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基隆由於主要物資吞吐港及海軍基地的地位，首當其衝，成為美軍轟炸的首要目標，港區幾成廢墟。
基隆築港殉難者紀念碑
築港期間，日本人分別在仙洞町和昭和町修築宿舍，供技師與工作人員居住，大正十三年(1924年)到昭和三年(1928年)間，闢建西16碼頭工程時，死傷員工特別多，因此昭和五年(1930年)就選球仔山面海處修築“基隆建港紀念碑”，以資紀念殉難職工。
2005年7月31日下午，我參訪北白川宮能親王紀念碑之後，沿中山三路從港西十五、六碼頭間山路上行，來到日治時期曾為築港工程人員宿舍的高遠新村，找到磚石構造的紀念碑。也剛好早上舉行過“修護再利用工程完工啟用典禮”。牆身材料為磚及石牆，採用平砌法，參道以塊石砌疊而成，砌工相當細膩。格局包括參道、紀念廣場與紀念碑等三個部分，碑體又可分為基磐、基座、碑座、碑身及碑頂等五個部分，屬於現代建築風格。可惜的是，作為紀念碑核心的碑文及殉難職工姓名全遭有意的破壞。
也不用感慨，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的部隊就從基隆港登陸，成為大屠殺的起點，也沒看到什麼紀念碑的。漢人在基隆的生活空間裡，始終扮演著優勢的角色，但漢人在台灣建立的政權始終都很心虛，是懼怕海洋嗎？過去這樣，未來或許也這樣。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