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開元十二年(724年)南宮說在當時告成縣地中所在建周公測景台。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郭守敬選在陽城地中之所建觀星台。
觀星台上兩間小室曾經擺放著天文儀器。
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在測景台和觀星台之間建周公祠。
在神話傳說時代，人們就有“天地之中”的概念。認為建木之下，就是天地之中，該處觀察不到日影，是通神明的地方。《呂氏春秋有始覽》：“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地形訓》：“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不過，傳說的建木，在傳說的都廣，卻不知在哪？
當年牧野一戰，周以小邦，意外滅殷，不可能只坐鎮鎬京，就能管理殷遺民，於是開始營建新邑。武王並沒來得及實現，整個工作由周公接手完成。《逸周書作雒》：“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尚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土中”，就是“地中”，“或者天地之中”，在構想中，這個成周應位於“地中”，所以當時發明土圭之法，利用測量日影，找到“地中”，這樣才能建國分封。《周禮地官大司徒》說：“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周公選伊洛之間，命召公勘定天地之中的位置，營建雒邑，成王返宗周，周公留守成周。這個周公測景求地中而經邑的說法，東漢天文學家張衡相當支持。張衡《東京賦》：“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
不過在他之前，已有人經過實測，認為“地中”另有其地。《隋書天文志上》：“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為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這個人就是落下閎，不過資料沒說他轉渾天的“地中”在哪？只能肯定不在長安、洛陽。資料雖出自晉朝的虞喜，但《隋書天文志》以嚴謹出名，相當可信。
將陽城為地中的說法，至晚東漢時鄭眾就已提出來了。鄭玄注《周禮》引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不但將測量之法說得更詳細，而且提出陽城為地中。
雖然後來天文學家的地中說，有主張洛陽，也有主張陽城，莫衷一是。但鄭眾和鄭玄都是經學家，結合了“禹貢九州”和“禹都陽城”的說法，較佔優勢。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詔一行編修《太衍曆》，為了制定曆法，必須進行天文大地測量，十二年(724年)命太史監南宮說負責全國性測量，從林邑到蔚州沿子午線設置9觀測站，其中也包括陽城。並在當時改名為告成縣的“地中”所在，建立“周公測景台”。表高八尺，夏至正午日影落在相連的圭上只有一尺五那麼短，所以又叫八尺表或沒影台。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為了推動農業生產，命郭守敬編製《授時曆》，展開更大規模的測量，在全國27處設觀測站，同時在登封設觀星台，作為中心觀測站。觀星台的圭面至台上橫樑高度為40尺，為傳統8尺之5倍，其實也就是大型的土圭法，而郭守敬用這樣高表測影，主要為了提高讀數的精度。除此之外，他對測量的精確性還有很多創新的作法，令人佩服。雖然我對當時國際天文學發展一無所知，但“地中說”為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假說，測景台、觀星台都是這個理論發展出來的，足以印證人類天文學的進程。
測景台也好，觀星台也好，古代天文學家都認為源自周公土圭之法。於是，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特意在兩台之間建周公祠，又名周公大殿，後來又增建大門、照壁，成為紀念周公的殿堂。現在人類不再相信地中之說了，周公廟香火也不盛，但對周公依舊追懷在心中，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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