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是石構闕門，想給人塑造北魏的歷史意象。
佛光大道上十三對騎象四棱神柱，走希臘神殿風。
帝后禮佛浮雕牆不如中間搖錢樹吸引人。
古裝版的現代靈岩寺，沒有絲毫佛教氣息。
第一窟名為石鼓洞，和第二窟是一組塔廟雙窟。
第二窟又名寒泉洞，跟第一窟一樣都有方塔在中央位置。
有人說第三窟是古靈岩寺所在，個人認為是唐貞觀年間修的大石窟寺。
第三窟是雲岡規模最大的石窟。
第五六兩窟外頭就是清順治八年宣大總督佟養量修建的石佛古寺，當天沒開放。
第七窟主窟壁上的佛本生故事浮雕。
第八窟拱門上的那羅延天。
第七、八兩窟外頭一樣有木構建築。
第九窟壁上屋形神龕。
第十窟的彌勒菩薩。
第十四窟風化嚴重，東牆較完整。
第十五窟是千佛洞，又稱萬佛洞，都是小佛像。
第16-20窟即所謂曇曜五窟，此第 16窟的三世佛。
第十七窟的交腳彌勒。
第十八窟是立佛，身披千佛袈裟。
第十九窟大佛結跏趺坐，正在進修維護。
第二十窟露天大佛，是雲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雲岡石窟是北魏文成帝接受曇曜的建議而修建。曇曜在太武帝時就已來到北魏都城平城，當時稱萬年，受到太子拓跋晃的尊禮，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滅佛期間還特別予以保護。後來太子受到宦官宗愛的陷害，驚懼而死，其子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下令復法，和平初年(約460年)，曇曜為沙門統，《魏書佛老志》：“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根據記載，曇曜五窟開鑿和完成時間，並不具體，大概只能猜測在和平年間(460年-465年)。
從“曇曜白帝”看，無法確知整個工程用了誰的錢。不過，從道宣在唐高宗龍朔四年(664年)寫的《大唐内典錄》看：“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龕，高十餘丈。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其數眾矣。谷東石碑見在，記其功績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貲賦，并成石龕，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如此碑可信，經費應該來自國家，或假國家名義募捐來的。
由於是皇家工程，所以皇帝親自“臨幸”好幾次，不過，准建的文成帝沒來過，倒是他的兒子獻文帝和孫子孝文帝來過好幾次。合理的解釋，應該文成帝任內還沒落成。皇帝最早臨幸紀錄是《魏書顯祖紀》：“皇興元年(467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那年獻文帝13歲，或許是由嫡母文成文明馮太后“帶”來的；孝文帝第一次臨幸是延興五年(475年)，那年9歲。
值得注意的是，獻文帝臨幸的是“石窟寺”。這個石窟寺建造時間，根據繆荃蓀傳抄的《永樂大典》裡頭有一篇金熙宗皇统七年(1148年)夷門曹衍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簡稱《金碑》)：“又按《雲中圖》云：‘文成和平八年獻文天安元年革興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據。”《雲中圖》是佚書，曹衍也不覺得可靠，紀年也有錯誤，文成帝薨於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獻文帝即位，第二年就改元天安了，哪來的和平八年？合理的解釋，是寫錯了，應該是和平六年，碑文“革興造”的意思是：文成薨逝，獻文繼位，繼續使用和平的年號，一直到第二年改元，石窟寺就建在這期間。
石窟寺的建造，代表曇曜五窟的開鑿告一段落，但附近更多的石窟工程卻進行如火如茶，一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熱潮才開消退，不過一直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還有一些小石窟在開鑿，然後沈寂了百餘年，到隋唐時期才又開始雕鑿最後一座石窟。
石窟開鑿後約60年，酈道元《水經澡水注》對此處的描述是：“其水又東轉，逕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這時武周山岩壁，因為鑿有佛像，所以有了“靈岩”之名，不過，酈道元雖有“山堂水殿，煙寺相望”的描繪，但並沒說那叫靈岩寺。
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就在平城設置了恆州，於是民間就有“恆安”的稱法，像《雲岡第35窟窟口東壁銘記》就寫：“維大代延昌四年(515年)五月十五日，恒安□□□尉都统華造。”因此，雲岡石窟當時也有“恆安石窟”之稱。
道宣在他的《續高僧傳．魏北臺石窟寺恆安沙門釋曇曜傳》就提到“恆安石窟”：“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住北臺昭玄統，綏縎僧眾，妙得其心。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子成文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凌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
《傳》中不但提到“恆安石窟”，也提到“通樂寺”，還連稱“恆安石窟通樂寺”，說是“魏帝之所造”。另外提到的“靈岩寺”，說是曇曜建立的佛寺。有人就認為通樂寺應在曇曜五窟，而靈岩寺在今第5窟。《傳》裡還“三次提到“北臺”，即“北臺昭玄統”、“北臺石窟”及標題的“北臺石窟寺”。北臺或許是遷都洛陽後在故都平城留下了一些臨時的機構，也就是行臺，北魏管理僧尼的機構是昭玄寺，當時昭玄寺的行臺設在“皇家”的通樂寺較為合理。
除了這些，還有比丘尼的石祗洹舍，前引《水經澡水注》：“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道宣編輯的《唐弘明集》卷二收《魏書·釋老志》他自己附注說：“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頭僧寺，名曰靈岩，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這雖來自“今時見者傳云”，有人推估應在今20窟附近，而那時的通樂寺已不見了。
遼、金都以太同府為西京，沉寂數百年的都市又熱鬧起來，附近的雲岡石窟，長久以來似乎只存在一間大石窟寺。關於此寺，《金碑》：“唐貞觀十五年守臣重建，遼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慶十年賜大字额，咸熙(當作“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軍巡守，昌(前有“壽”字)五年委轉運使提點，清寧六年又委劉轉運監修，李唐已前雖無遺迹，以近推遠從可知也。”李唐以前既無遺跡，那麼貞觀十五年的“重建”應是“新修”或“擴建”，有人研究就是現在的第3窟。
至於李唐以前的石窟寺，《金碑》：“西京大石窟寺者，後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樂”之訛)，二靈岩，三鯨崇，四鎮國，五護國，六天宮，七崇教(下文作“崇福”)，八童子，九華嚴，十兜率。”所謂“十名”，字面上應說石窟寺前後有這十個名稱，但更名如此頻繁，不合常理，應該解釋說，石窟寺先後建築這些大大小小的寺廟，很多應該是共時性的，合一窟一寺或合數窟為一寺，具體情況為何，已難推定，但貞觀時就只剩這間新建的大石窟寺了。
也有一種可能，崇信佛教的大遼皇室在石窟前接了木構窟檐，前後有此十寺，總名仍為大石窟寺。中日戰爭期間在第4窟、第5窟、第8窟、第9窟、第11窟、第12窟、第13窟、第16窟、第20窟發掘不少遼代的柱礎、瓦當、敷地磚，甚至短垣，或許可作為證據。不過，遼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陷大同，“寺遭焚劫，靈岩棟宇，掃地無遺”。一直到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住持禀慧法師募款重修“靈岩大閣”，六年(1146)落成。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析津志》作者熊自得來到大石窟寺，宿方丈，抄錄了《金碑》，明代雲岡再度荒廢，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吳伯與撰《石佛寺碑》，不知是否為該寺。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陷大同，留過天星張天琳守雲岡，當地居民為清軍內應，殺張天琳及張黑臉，感念佛力，重修該寺，清世祖順治三年(1648年)完工，八年(1651年)宣大總督佟養量率屬捐貲大事修葺，這也是現在第5、6窟的“石佛古寺”。
雲岡石窟於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中央及各級單位重視下，整體搬遷了一鎮六村，作了不少保護文物，綠化環境工作，令人佩服。為了讓遊客感染北魏的文化氣息，入口以重檐結構石闕門設計，同時為加強文化旅遊服務，特別成立雲岡陳列館、演藝中心、雲岡皮影木偶館等，充分發揮教育、傳播的功能。
比較難理解的是周總理紀念館，如果，只為了他在1973年9月15日陪法國總統龐畢度參觀雲岡說了一句“保存”的話，才保全了石窟。那不說，就保不下來，才真是全中國的悲哀。
更不可理解的是，“佛光大道”上十三對各重52噸的“騎象四棱神柱”，還有兩堵20米高“帝后禮佛浮雕牆”，前者壯麗，後者精美，但創作動機根本不知為何？
最最荒謬的是古裝的現代“靈岩寺”和“接引佛寺”，派了一位有政協常委身份的共產黨員釋道然主持。沒有信徒，沒有香火，沒有靈氣，沒有法喜。硬體方面，仿製不像仿製，創意又沒創意。軟件就是石雕佛像，感受不到宗教熱忱，只有觀光商業氣息，引不起我絲豪興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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